张贤亮在《绿化树》结尾以暴风骤雨般的政治事件摧毁了章永磷与马缨花尚未收获的爱情，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这种以人性之名进行“伤痕”控诉与历史“反思”的作品在当时颇为常见，但也引发了评论界的质疑。这个突然到来的结局被视为知识分子对女性/劳动人民的背叛：“他揭示这些背叛的目的却是要解释它们”，章永磷从“知识分子的代表”沦为“一个为生存而拼命挣扎的男人”，“忏悔”也因此成为了对自己内心罪恶的逃避、开脱与辩解，甚至从“道德意义上的理性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走向“心理意义上的根植于病态性格的一种自虐热忱的宣泄”。不难发现，以上观点均坚守某种恒定的知识分子价值标准——知识分子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但是，重要的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章永磷如何忏悔，而是80年代的张贤亮如何讲述。与其对《绿化树》采取一种辩难式的审判，不如进行一次分析式的审视。本文将在“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母题之下分析作者对“十七年”“伤痕”文学资源的挪用与偏离，并讨论作家的身份意识、知识结构与时代语境三者的关系。
一、旧故事的新主体
“知识分子改造”这一话题在“十七年”文学中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话题，展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青春之歌》成为了时代典范。小说中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林道静像爱丽丝一样“漫游”了20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遭遇了不同的阶级，经历了不同的挑战，最终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认清了中国的现实，放弃了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感情，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党员。因此，讲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序言）的《绿化树》与《青春之歌》这类作品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张贤亮试图再一次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追求/考验/命名”，再一次讲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寓言”，最终造就“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这种对“十七年”创作资源的挪用在文本的细处亦有表现，我们不妨对比《青春之歌》与《绿化树》的结尾：
……这时，在她眼前——在千万骚动的人群里面——卢嘉川、林红、刘大姐、“姑母”、赵毓青，还有她那受了伤的、刚才又像彗星一样一闪而过的江华的面庞全都一个个地闪了过来……
《绿化树》的结尾出现了诸多类似的元素，比如重要的历史时刻、人群、深情的回忆：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这时，我脑海里蓦然掠过了一个个我熟悉的形象……他们，正是在祖国遍地生长着的“绿化树”呀！那树皮虽然粗糙、枝叶却郁郁葱葱的“绿化树”，才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第37节）
在这个意义上，《绿化树》可以被视为在80年代被“激活”的“革命文学”，张贤亮在文学之外的言论也反映了他鲜明的革命立场。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张贤亮、王蒙这批“复出”作家对“革命”的认同压抑了“知识分子”认同，他们笔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进一步对比《青春之歌》与《绿化树》，我们便会在近似中发现更大的分歧，以及分歧背后的精神隐秘：
在《青春之歌》中，知识分子一直未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认可，始终作为“准主体”，在其接受命名的时刻，“党员便是他们的唯一身份，这一身份将永远地置换知识分子这一可疑而暧昧的名称”；与此同时，“个人”也会被“集体”全然吸纳、消融。可以说，林道静的成长是以舍弃知识分子/个人身份为代价的。而章永磷却全然相反：告别了“苦难的历程”后，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作家（“新时期”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以这种身份重返劳改农场、参与国务。围绕在他身边的已不再是杨沫笔下的“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休的兵士”，而是“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他们虽然面目模糊，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知识分子已然取代了从前的“工农兵”再一次占据核心地位。
在我看来，张贤亮借助十七年文学中的“旧故事”生成了属于80年代的“新主体”——这个主体携带着苦难的记忆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感恩、以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主体的生成不可能无所依凭，是何种力量将这个“新主体”从“旧故事”中催生而出？
二、“心灵的痛苦”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
在张贤亮此前的小说中，苦难被指认为一系列外在的政治历史事件的结果，而《绿化树》中的苦难不再具有如此明确的“政治性”，存在于《邢老汉与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的“伤痕控诉”变得少之又少，取而代之的是“心灵的痛苦”。
在这部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里，苦难成为了一种气氛，伴随着小说开头那座木桥的“嘎嘎”声一起降临到章永磷的世界中，也降临到读者的世界中。章永磷的忏悔代替了控诉，苦难更是成为了他日后超越苦难、走向成功的基石。苦难依靠“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被成功地纳入“新时期”的社会秩序（“拨乱反正”）之中，并且借助充满诗意的气氛消弭了读者对苦难的质疑、反思与控诉。这种将苦难神圣化的态度在小说发表之初便引发了巨大的争论，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态度背后的文本策略。在我看来，唯有美化苦难，叙事焦点才得以从政治控诉转向“心灵的痛苦”，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才能获得被建构、被表达的空间。
小说中最先出现的苦难虽然是饥饿，但章永磷迅速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消除了这个威胁，它后来更是伴随着马缨花的出现而彻底化解。由于饥饿甚至寒冷产生的生理痛苦也曾折磨过他，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物质的绝对贫乏反而让他拥有了顽强的生存能力，描写“智斗饥饿”的文字带有一丝黑色幽默。章永磷真正的苦难是“心灵的痛苦”，这种痛苦长久地折磨着他，即使是在他暂时告别了“肉体的痛苦”的时刻：
不能多想！我知道我肚子一胀，心理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深刻的痛苦。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第8节）endprint
这种痛苦的根源是什么？黄子平当年便十分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发现《灵与肉》中许灵均对李秀芝之间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谊在《绿化树》中已然不在，或者说，《灵与肉》中被“同”掩盖了的“异”在《绿化树》中浮出历史地表：“章永磷不断的反省、内疚、探求，始终是环绕着这个深刻意识到了的‘异而进行的”。在小说层面，这种“异”的主要通过“人”与“环境”、“人”一与“人”的矛盾表现出来。
小说一开始，张贤亮便通过章永磷与哲学讲师的学术对话暗示着他有朝一日将告别劳改生活、步入另一条更道路。紧接着，作者展示了章永磷对“自由了的第一天”的珍视：告别劳改犯身份、重获自由意味着可以重新开始追求理想、重新开始书写人生。但是，“肉体的痛苦”马上让他进发出求生的本能，迫使他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去逃避饥饿，忏悔由此展开：
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嫉，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
（第7节）
在小说所叙述的1961年，饥饿已在中国大地上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此，章永磷“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来保护自己本是理所应当甚至是值得同情的，为什么会被作者指认为“堕落”？其原因在于，这种“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的生活与章永磷所理想的“新的生活”相距甚远，高尚的“自我”与“堕落”的环境发生了强烈的冲突。章永磷的自我意识在此初现端倪，此后的一个“无意识瞬间”为此提供了明证：
……但很快就被另一个念头代替了：如果房子里的人一早起来发现我死了，他们除了惊奇和忙乱一阵外，还有什么呢……死，对我是一件大事，而对别人不过是小事一桩……这样的死，有什么价值呢？（第27节）
章永磷通过对死亡的思辨，凸显了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渴求。但是这种追求必须付出代价，那便是“心灵的痛苦”。60年代的外部的环境不容改变，强烈的自我意识却不屈不挠，二者间的冲突已经无法调和，因此章永磷只能通过虔诚的忏悔暂时地释放自己的不安与焦虑——这正是小说的叙事动力之所在。但是，对于一位唯物论者，这种无神的忏悔仅仅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抚慰图景”，“人”与“环境”的冲突无法根除。因此，由自我意识所导致的“异”将继续发展，冲突也将具象化为“人”与“人”的冲突，激化为一种“身份冲突”。
如南帆所说，章、马二人的“性别关系不可分割地交融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之中”：在马缨花的关怀下，章永磷逐渐恢复体力，逐渐成长为一名“筋肉劳动者”，并开始被马缨花视为“咱们的人”；但与此同时，“章永磷身上的知识分子记忆也在顽强地苏醒”，“愈来愈清楚地衡量出自己与马缨花的距离”。他开始在道德原则、个性气质甚至日常用语的层面有意识地与马缨花分离，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是遵从内心的道德律而与既是爱人也是恩人的马缨花相爱，还是顺应勃发的自我意识与她决裂？知识分子身上勃发的个人意识与固有的道德原则难以调和，由此而生的“心灵的痛苦”持续到那个动荡的雪夜，当朴素的劳动人民在他面前展现出人性和生活的美丽之后，他终于领悟到“即使一个人把马克思的书读得滚瓜烂熟，能倒背如流，但他并不爱劳动人民，总以为自己比那些粗俗的、没有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高明，那么这个人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根指头也不是”，于是“自觉”决定与马缨花结合。
黄子平曾经将以上过程概括为：
异（低）→劳动（恢复）→同→读书（超越）→异（高）→雪夜（顿悟）→同（新人）
进化链条上“异-同”、“高-低”之间的反复却暗示出一种不安和躁动，我们不禁发问：链条的终端是句号还是省略号？“新人”纵然生成了，但“异”是否能够被彻底逐出章永磷的血液？以上的种种问题伴随着那个突然降临的结局而被悬置，但是不难预料，章永磷永远无法告别自己的回忆，因此，他也永远无法告别自己的身份——这一切根源于那种无法告别的、甚至是生机勃勃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
三、时间矛盾与历史困境
张贤亮借助对“苦难”的改写隐蔽地释放了“十七年”、“文革”中被压抑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这种意志的力量将章永璘从“十七年”的旧故事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了一位拥有“知识分子/个人”身份的新主体。这一切决定了他不能像林道静那样弃置自我、全然融入集体，也无法像赵树理笔下的小常、铁锁那样在融入整体的同时又完整地保留个体：他身上强烈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个人英雄”气质使他再一次成为了具有“现代文学”特点的主体。那么，勃发的自我意识将如何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释放？“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冲突最终又将如何被超越？我们必须回到章永磷“超越自己”的起点。
章永磷向马缨花求爱失败后、在昏热迷狂之际获得了人生的真谛，从而开始“超越自己”。他首先把自己定位为“落难公子”，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卑劣思想，并希望通过忏悔获得救赎，但他马上意识到忏悔的无效性（没有宗教，又不属于人民），于是，忏悔开始转向自怜：
于是，一种对自己命运的奇怪的念头在脑子里产生出来：我这个没落的阶级家庭出生的最后一代，永远不能享受美好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身上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那么，只有死，才能是最后的解脱了。（第26节）
这个念头的“奇怪”之处在于，章永磷思考的重心依旧是“个人幸福”，痛苦与焦虑依旧根源于“人”与“环境”的冲突。这恰恰暴露了章永磷思维深处最大的恐惧：不是道德上的焦虑，而是如何在一个局促的时间与空间中安置一个更为日渐强大的自我。
“超越自己”与“自觉性”似乎是安置自我的一种方式：
这样，我大可不必为自己的命运悲叹了，不必感叹“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了。因为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竟然到处可以随时转换……如果具有自觉性，人越是在艰苦的环境，释放出来的能力也越大……“超越自己”！欢乐也从此而来，自己的人生也就完整了。（第29节）endprint
但不难发现，“超越自己”所完成的正是对“个人英雄”的召唤，“自觉性”的本质是对一种发源于自我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如何反过来解决自身滋生的问题？因此，基于“自觉性”的“超越自己”不过是一次循环论证，它与那一次次无神的忏悔一样，只能给章永磷带来短暂的平静。这个可怜的人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章永磷的困境让我想起了《人生》中的高加林，1982年的路遥将这位自我意识更加强大的青年放置于城与乡、黄亚萍与何巧珍的二元矛盾中，让他承受着分裂的痛苦。路遥最终只能借助“宗教化的土地”来实现对这位青年的救赎。类似地，在章永磷濒临崩溃之际，张贤亮借助西北大地“旷野的气息”、底层民众朴素的人性以及结尾处暴风骤雨般的政治事件勉强煞尾。
与高加林不同，章永璘面临的历史困境并不是80年代的“空间矛盾”（城乡二元结构），而是一种“时间矛盾”。“‘复出作家的大多数在50年代确立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他们与现代‘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之间，存在着‘既即又离的复杂关系。”他们与“知青”作家一样通过对“苦难”的批判为自己正名。但是，“他们的主体性是历史的主体性所赋予的，因此，当后者成为今天的拷问对象时，他们的主体性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此时此刻，唯有将80年代的身份意识嫁接到60年代的主体上，才能在60年代与80年代之间搭建起一座幻想的桥梁，从而接续破碎的历史、组建断裂的主体。
在这个意义上，章永磷身上重叠了两个时代，时间矛盾也由此产生。一方面，60年代的极左气氛并不容许80年代的知识分子意识滋生；另一方面，80年代的“新启蒙”语境也难以接纳确立于社会主义黄金期的信仰。比起小说所描绘的严酷自然环境，章永磷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苛刻，这个虚构的人物不得不在多种话语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借助无神的忏悔与西北大地旷野的风暂时解决缠绕自身的时间矛盾。
张贤亮注定以一种“妥协的结局”暂时安置章永磷，“复出”作家也唯有在多种话语的缝隙中艰难地释放自我意识。这是“新时期”文艺的历史多质性，是张贤亮们在“新时期”的文化政治中所面临的困境。因此，我不愿意将它仅仅视为革命认同压倒知识分子认同的结果，反思文学的复杂性唯有当它被放回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才能够被理解。
1984年初，这部小说作为“头条”发表在第2期《十月》上，随即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毫无疑问，它触动了一个时代、一代人的痛点。《绿化树》的结局不仅仅是章永磷新生的开端，也是张贤亮这批“复出”作家在1983年前后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自我重建的基点，那种在多重话语的缝隙间艰难生长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表征出“复出”作家在当时自我重建的一种向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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