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敏

　　五四时期，通过思想文化的革新（启蒙）来解决中国问题（救亡）的话语实践得到知识界广泛认可，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当新时期作家试图叙述刚刚过去的又一场“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赖以思考、书写的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形塑于“五四”文化革新运动。

　　一

　　对于接受者而言，五四新文化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五四阐扬的基本的现代人文理念，如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尊重个体的观念、人道主义、进化论、妇女解放的观念等，这是五四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为知识者群体所普遍认同、接受。二是五四时期输入的某种具体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等，这些思潮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分别为某一知识者群体引进、接受、宣传、遵奉，很多人甚至成为某种主义（ism）的信仰者。五四知识者在他们共有的基本理念基础上，做出了各自的精神选择，并且以此为根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周策纵指出，五四知识者“当从与传统秩序的一致敌对转入寻找正面解决方案的任务时，他们便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哲学和模型。因此，1919年以后，新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就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分裂。”确实，五四新知识分子在破旧上取得了一致，但在立新上则由最初的相通而日趋转向严重的歧异。

　　五四运动分裂之后，由于各自的精神选择不同，新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一分为三：一是转向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这一方案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于20年代之后为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接受并付诸实践。暴力革命既包括国民革命，也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的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逐渐成为知识者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的主流。二是坚守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坚持启蒙主义的话语实践，并以此方式介入社会改造。三是发展了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理念，将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和自己的内心要求结合起来，在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持守理性精神和人性立场，着意于经营“自己的园地”。三种实践方式塑造了现代知识分子三种不同的精神取向，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三种并行不悖、影响深远的精神传统。

　　活跃于新时期“文革”叙述中的作家就是在上述三种精神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丁玲、夏衍、韦君宜、陈白尘、张光年、孙犁、徐光耀等人承续的是第一种传统，他们先后参加了以革命方式改造中国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既分享了无产阶级革命缔造新中国的光荣，之后又程度不同地受到不断激进的革命（政治）运动的冲击，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深重创伤。新时期，在告别革命的思潮中，他们带着革命的创伤反思革命，写下关于过去、关于革命的随想。巴金、季羡林、萧乾、冰心是第二种精神传统在新时期“文革”舒述中的代表，他们是五四启蒙立场的坚守者。五四对于第三类作家而言，既不是后革命时代思想精神的归宿，也不是启蒙主义的信仰，而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追求。杨绛、金克木、汪曾祺、张中晓等人承续的正是这一精神传统。在新时期，与丁玲等“前革命作家”相比，后两种精神传统影响下的作家更少政治负累和思想束缚，因此，他们的“文革”叙述无论是启蒙的还是自由主义的，都表现出非政治的自由思想者的气质。尽管他们的自由思想仍不免带着镣铐跳舞，但他们的“文革”叙述与五四精神传统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二

　　巴金、季羡林、萧乾、冰心等人是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他们对五四精神有一种终生不渝的宗教般的信仰，或者说积淀为一种历久弥新的五四情结。他们坚守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坚持启蒙主义的话语实践，并以此方式介入社会改造。他们虽然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但却以写作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没有革命史可凭依的一群领受了革命施与的磨难，自视为五四精神的守护人却在个人迷信中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导致最终的精神沉落。新时期以后，最让他们痛苦的不是已成过去的人生苦难，而是曾经有过的精神屈辱。于是，他们成为五四精神坚定的捍卫者，参与新一轮的启蒙话语实践。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自不必说，其他作家也都写下了各自的回顾和反思。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记叙了自己从1965年“社教运动”到1970年“完全解放”的经历，尤其细述了牛棚生活种种荒诞、愚昧、野蛮、残暴之处，以及在身心两伤的情况下心曲的起伏、波动。在“缘起”中，作者将写作目的归结两点：一是对抗遗忘。他说：“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样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二是提供镜鉴。“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正是因为这样的目的，作者在叙述中有时穿插痛快淋漓、直截了当的议论，有时做出足可解颐但又不无苦涩的调侃，有时则加以学理上的辨析升华，以点醒事件的本质，以论出史，使史论交辉。作者的反思系统而深入，在“余思或反思”部分，他提出四个问题：一、吸取了教训没有？二、“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三、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对“文革四问”，作者有的给出了明确答案，如对第一问，作者的回答是：“吸取了一点，但是还不够。”对第三问，作者的回答是“没有”；有的则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如对第二问，作者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似乎没有完全过去”，对第四问，作者的回答是：“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这里，作者实际上是在呼唤坦诚的实事求是的政治回答。作者将切身的体验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产生出引人深思的力量。endprint

　　萧乾的晚年随想一个突出特点是“专题性”，即用生活经历中的某一侧面贯穿起一个时期的个人经历或社会生活的变迁。他的《鼔声》《终身大事》《在歌声中回忆》《北京城杂忆》《透过活物看人生》《天体》等篇，其中虽也有个人的经历，但重在通过鼓声、男婚女嫁、音乐、城市变化、宠（玩）物、人体等写出社会生活的变迁。《欧战杂忆》《“文革”，杂忆》《美国点滴》《搬家史》《改正之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我的书房史》《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等篇则是将个人生活史上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回忆和历史的反思两相结合，写出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命运浮沉。建国后的回忆，尤其是关于反右运动和“文革”的内容占据了萧乾随想的大半篇幅。在这些随想中，萧乾一方面用洒脱活泼的文笔生动写出了动荡年代的悲剧和喜剧，世情的畸变，人心的浇漓，人性的纯良和邪恶；另一方面，站在自由、文明、合理、公正等五四现代理念的高度，写下了自己分寸适度、言能由衷的思考。萧乾的议论、疑问（其实是思考）有的文中穿插，有的卒章显志，有的以“余墨（日后的补白）”的形式出现。如在《南柯噩梦》结尾，他写道：“不能设博物馆，可以理解。第一张大字报的难度就不好逾越。然而可不可以认真总结一下导致十年灾难的诸种历史因素？中国人连死都不怕，难道就怕抖落一下往日所吃之亏？所上之当？”这里的疑问本身就包含了思考后的回答。再如，1993年写就的奇文《梦游“永不再”乡》，作者在1997年的“余墨”中写道：“无非是希望为政者在灾难结束之后，务必总结一下教训，非但不要捂着盖着，还要把自己犯的错误展览出来，作为前车之鉴，以防事态的重演。”这里已有直接建言的味道，尽管作者马上加了一句“这也许都是痴人说梦”，但其启蒙意旨却是再明显不过的。

　　如果说“五四”在季羡林、萧乾心中首先是知识，而后才转化为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信念，那么，对冰心而言，“五四”首先是一种体验，而后是伴随终生的信仰。因此，冰心的新时期随想较为自觉地贯穿着她的五四情结：或在写作中延续爱的主题，或回忆五四及其以后的旧事，或以五四理念为观世的参照。也许“清议”本不是冰心所长，所以，她的随想在内容上基本是忆旧和花鸟虫鱼两类。在忆旧中，她很少写到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及“文革”，如果偶有涉及，则做出只叙不议的审慎处理，如在《追念振铎》《怀念老舍先生》《从“五四”到“四五”》《怀念郭小川》《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等篇中即如是。在冰心新时期随想中，最具现实关怀的是谈论“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育现状”“反对知识无用论”的篇章，如《我请求》《我感谢》《无士则如何》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仍遵循着审慎的行文态度。如在名篇《我请求》中，“我”请求的只是每一个公民都来读一篇揭示中小学教育危机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而构成文章主体的是引自这篇报告文学的邓小平的讲话、教育部长何东昌的讲话、一位教师的心声等三部分。在《无士则如何》中，作者主要以三位读者的来信缀合成篇，和《我请求》一样，“我”的意见只是对他人看法的附和。这种处理或许对文章的启蒙力量秋毫无损，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作者行文的韬晦之法。

　　新时期的很多中青年作家虽然受到多年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教育，但在思想解放和重回五四思潮的感召下，自觉地站到第二种精神传统上来，对历史做出严肃的反思。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陈凯歌的《少年凯歌》是随想写作方面的代表作。前者虽然“是被采访者的主述史”，以采访实录的形式出现，但作者对写作的参与程度却很深。首先在采访前设定三个要问的问题：“一、经历和事件；二、被采访者在事件中的真实感受；三、被采访者现在回过头去，对自己十年经历的认识。”之后，将“整理工作分为两个程序：第一个是先戴上耳机听录音，将录音最关键的内容记在纸上；第二个程序是以这个内容为根本，参照采访时的笔录，运用文学手段，进行写作。在写作中，作者要做的主要是对材料加以剪裁和重组。最后，按文本基调和叙述节奏给篇目编排次序。作者介入的目的是以文学的形式为民族留下真实的“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以铭记过去同时也永示未来，终结公然践踏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世纪灾难。《少年凯歌》是作者“文革”经历及此前童年生活的再现。作为一个当年红卫兵的回忆，作者虽然借用黑泽明的话说：我的青春无遗憾，但这本小书还是充满了少有的理性精神和自剖色彩，解析作为红卫兵的一代人与那个狂乱年代的复杂纠结。作者之所以能够理性地对待过去并解剖自己，一是在时间上与事件本身拉开了距离；二是选择“在异国的屋顶下面对过去”，也就是，至少在空间意义上将过去对象化；三是对历史责任的自觉承担。作者在“自序”中说：“尽管‘文化大革命因‘十年浩劫这样的名词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许多批评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革命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在历史的审判台上，一个红卫兵该负的责任更多时候应是“忏悔”，作者写道：“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作者在说出他的“我忏悔”的同时，也把“忏悔”作为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人面前。

　　三

　　同样，杨绛、金克木、汪曾祺、张中晓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五四之后逐渐确立的现代知识和观念体系。但是，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承续的是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理念，因此，他们对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等宏大思考不感兴趣，相反，透过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在人心、人性、生存、生命的深处探险却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五四提供给他们的是据以认知和思考的知识视野，而不是革命或启蒙的价值立场。endprint

　　杨绛晚年的随想写作是从《干校六记》开始的，这本小书写成于1980年，出版后流传极广。之后的《将饮茶》《杂忆与杂写》以及散见于报章的一些文字一方面延续了作者对建国后亲历的政治运动的描述，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对亲朋故旧的回忆。《干校六记》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作者对干校生活的新奇叙述。首先，它不是受难者充满愤怒与悲情的声讨和控诉；其次，它没有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冲动，因此也就不会奢望达成启蒙的结果；再次，因为作者是运动中“被运动”的普通一员，故其所亲历者多为非关历史厉害的细事，对这些特定时期生活细节的细致描画几乎构成了作品的全部。以上三个特征使作品超越了“文革”结束之初颇得风气的对“文革”及其前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了接受上的新鲜感和亲和力。充盈的细节读来饶有趣味，平淡行文中包蕴的绵长情义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锺书在为该书所做“小引”中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小点缀、小穿插之是否存在或许无碍于大背景的形成、大故事的转换，但小细节确实丰富了后世关于大历史的想象，从存留民族记忆的角度看，它是无可替代的。但是，我们看到，作者对历史细部的钟爱是以牺牲对历史的深入认识为代价的，这是作者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钱锺书在“小引”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所谓“记愧”首先是个体对自我的解剖，然后是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反思，结果必然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历史认识的获得。在“小引”中，钱锺书含蓄地指出“记愧”的重要，不仅对杨绛，更是对我们。

　　与杨绛相比，金克木、汪曾祺、张中晓等人的随想似乎更加缺乏对历史认识的建构。对他们而言，“五四”是一个进行知识再生产的先验的观念结构，而不是对历史进行批判性认知的工具。因此，在他们的随想中，或书写面对宇宙人生时的体悟与玄想，或感叹时世流转中民风与世风的无情变迁，或沉思历史、道德、人性、存在等抽象的思想命题，但他们对各自所亲历的历史（对张中晓而言是现实）却缺乏认知的热情。即以最具“异端”色彩的《无梦楼随笔》而言，我们今天通过阅读，虽然能够发现它与产生它的那段颠倒混乱历史的逆向对应关系，但它却不是为了认识那段历史而创作的。从创作者的角度看，它只是一个孤独的心灵以思想的方式对暴政的反抗；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它的思想絮语（札记）的形式使其思考的普遍性远超过了它的历史指向性，从而带有哲学思辨的意味。如果说《无梦楼随笔》与建国后的历史尚有关联，那么，金克木、汪曾祺的随想则是一种基本回避了历史认知的叙述。

　　新时期作家的“文革”叙述接续了五四之后形成的革命的、启蒙的和自由主义的三大精神传统，进一步，在他们的话语实践中表现出迥然有别的思想品格。如果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其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