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

　　1954年，以初期西北解放战争为蓝本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出版未几，即被誉为“一部具有英雄史诗的精神的作品。”其中因由，除扑面而来、活生生的战争实感外，还在于塑造了一批坚定、勇敢、崇高的解放军英雄形象，如连长周大勇，士兵王老虎、孙全厚，营指导员张培，团参谋长卫毅，旅长陈兴允等。这些人物多有真实原型。据作者杜鹏程自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我是从实际生活中的真人开列了很长的名单，尔后逐渐筛选、合并出来的。”这一说法颇为可靠。战争期间，杜鹏程一直随西北野战军二纵四旅作战，并“在战壕里、在膝盖上、在炕头上、在碾台上完成”了“一二百万字的战争日记。”小说即以这些真实素材为依据。不过，不难推想现实中的解放军不太可能“英雄遍地”，而小说的“筛选”与“概括”必然涉及比较复杂的“诗学政治学”问题。那么，从战争中形色各异的人物本事（真实事迹）到小说中崇高的英雄群像，小说到底给予了怎样的改写，又采取了怎样的叙事技术呢？对此，学界尚无关注，但它无疑是以“重新塑造‘人民”为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键性叙事问题。

　　一

　　有关《保卫延安》的人物本事，尚无研究者专门梳理，所幸兹事体大，不但杜鹏程、张宗逊、王恩茂、陈海涵等亲历者等皆留有日记、回忆录等资料，陕西省档案馆也珍藏了不少战争档案。那么，从这些材料看，作为小说依据的西北野战军各个层次的军人本事（人生欲求、战场表现等）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们可从高级干部、中下层军官、基层士兵三个不同层阶分别予以疏考。

　　其一，高级干部的战争本事。西野旅以上将领来源相对单纯，多数是原红军将领，如彭德怀、张宗逊、贺炳炎、王震等皆如此。在当时，这批将领阶级观念明确，军事经验丰富，人格节操也往往令人景仰。但从史料看，即使在当时，“贪污腐化，为美色所腐蚀，脱离革命”即已成为一些干部的问题。如当时西北局书记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在党内众所周知。那么，西北野战军内是否也有高岗“同好”呢？对此，杜鹏程表示“见过”（没具体写出姓名），但也正如他的判断——“始终是个别的”——这类“腐化”并未发展到影响部队战斗力的程度。

　　其二，中下层军官的战争本事。相对而言，这类军官的“复杂性”高出很多，且内容不同。这些军官大都提拔于抗战时期，少数来自红军，多数源自八路军时期的部队精英。红军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八路军公开的旗帜是抗战，所以它的人才来源比较复杂，既有无以为生的贫苦子弟，又有不甘于家国被辱的士绅青年，甚至有被改编的土匪。故内战爆发后这些军官的表现就不免驳杂。英勇作战者仍为多数，但“驳杂”表现时亦有之。细考史料，又可见三种。1.由于战争性质转变导致的思想冲突乃至作战不力：“过去红军斗争那么残酷，可是没有人投降，没有逃亡，其主要原因就是‘扩红到那里一号召，雇工们都来了，这些人阶级观点明确；而现在队伍扩大，和以前不同了。在抗日期间提出：‘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一致对外。而目前革命任务也不同了，有些人阶级观点糊涂了。目前的土地革命，反映在部队也很复杂，如有个参谋，他家三代都是恶霸地主，他从小就受那样的教育。”2.因高伤亡而导致的畏战、自残等行为。战争初期，西野以弱敌强（以2万余人对敌20余万），兼之彭德怀习打“硬仗”，部队作战往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资料显示，蟠龙战役西野毙伤敌军1300人，自身伤亡1549人；陇东战役毙伤敌军2150人，自身伤亡3310人；沙家店战役毙伤敌军2000人，自身伤亡1814人；第二次榆林战役毙伤敌军5000人，自身伤亡4000人。如此巨大的伤亡，如非大量补充，西野早就不存在了。杜鹏程回忆说：“战斗是残酷的，我去的那个连队先有九十多个人，半年之后就剩下十几个人了——有些牺牲了，大部分负伤了！”这种“绞肉机”式的战斗必然导致“连、排干部非常困难”，“冲锋陷阵，他们必须走在前面，牺牲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有些人畏缩不前，像×营营长简直不想干了”，“八团六连长马某，战斗时他叫排长去冲，他趴下自己打伤自己。”其三，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也有军官携枪投敌或组织部队哗变：

　　（1947年）4月中旬，马鸿逵派来骑兵第十旅副旅长马全忠率骑兵第十九、二十两团，向靖边前进，将（解放军）靖边南山赵级三团全部包围，战不多时，整个缴械。当时赵级三已将政委高波绑了3天（在被俘时，尚在捆绑中），据说当时高曾问：“为什么绑我？”赵答道：“咱的不革命了。”后来，高波被马鸿逵送往兰州、转押南京。

　　不过，投敌之事并不普遍，且解放军处理甚严。赵级三解放后被捕，并被处决。

　　其三，士兵之战争本事。士兵复杂性更甚于军官，尤其是最初参战士兵陆续阵亡、部队80%以上都由“解放战士”（俘虏兵）构成以后。这些士兵中，有英勇作战、对革命绝对信仰者，但不太认同革命或因畏战而逃亡者亦比比皆是。对此，王恩茂（二纵政治部主任）日记记载说：“（目前）逃亡甚多，部队人数大大减少，干部不安，情绪很低。”一纵政治部检讨说：“三团在西府战役回来的路上，全团逃跑掉队四百余”，“（四团）以为打了胜仗就没有问题，跑人很多。仅老战士就跑了廿多个，特务连在几天内就跑了十九名。”“逃跑”“掉队”为西野带来了溃散的危险。为此，部队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核心的整训运动。此外，数量庞大的普通士兵（也含下层军官）往往还存在着因性需求难以满足而产生的生理、心理焦虑。对此，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革命军队是回避的，但性的压力又难以通过“革命”得到释解，所以在部队中，恋爱“种子”时有萌发，因此违反军纪之事也多有发生。

　　以上所述三个层阶军人的复杂甚至“混乱”的本事情形，包含着很多困难与危险。的确，在彭德怀领导下，这支英雄部队最终不但成功“保卫延安”，还解放了大西北，立下了辉煌战功。但毫无疑问，其卓越胜利是建立在成功克服各种“混乱”与危险的基础之上的，其中艰苦卓绝之处足令后人感佩不已。

　　二

　　为了“塑造‘人民”、生产新的伦理认同，小说《保卫延安》以现实中的西野军人为原型创造了英雄群像，如小说中彭德怀直接取材于彭大将军，团参谋长卫毅原型是二纵某团参谋长李侃，孤胆英雄王老虎原型即二纵四旅同名战士。不过从交织着多重“庞杂的思想”的军人本事到恢宏地、立体地矗立着的英雄群像，杜鹏程必然对真实本事予以了必要的增删、改写与虚构。那么，到底存在哪些改写呢？细勘相关史料，可以发现三个主要方面。endprint

　　第一，有关信仰的再现与改写。无疑，革命信仰是西野主流的精神意识，小说中以周大勇连队为核心展示的我军各级官兵的勇敢与忠贞具有大概率真实基础。不过也存在为数不少的异质性信仰，但它们都遭到改写。这体现在三个层面。1.部分军官的权色追逐悉遭“删除”。杜鹏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局面扩大时，有一些人为女人和金钱所诱惑”，“部队犯错误的百分之九十为女人或腐化所致。”但《保卫延安》无一字涉及此类“错误”。2.中下层军官思想和行为的驳杂也被强力拒绝或“重写”。小说所叙军官或充满“战争的光荣感”（周大勇），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有工作，工作”（李诚），都是“令人爱慕的英雄人物”，显然与现实存在较大距离。不但赵级三式的“反水”军官在小说中不曾出现，就“阶级观念糊涂”的对内战充满怀疑的军官也只是偶见一瞥。所谓“一瞥”包含省略与剥离。小说中有一位偶被提及的被开除党籍的刘副官。刘被描述为“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佯佯吾吾混日子”（《保卫延安》，216页），其原型应是部队中不满内战、反对土改的军官。这类军官多出身地富家庭，难以接受当时西北局推动的暴力土改：“‘土改问题在各团反映很强烈，有的说过火了，有的富农地主出身的人则公开反对。十团一位参谋巩某说：‘要打死我母亲，我非报仇不可。”怎样讲述这类军官的故事，杜鹏程显然有所考量——小说转述刘副官故事时，将他抽离了当时“很激烈的，非常激烈”反对土改的现实情境，更未讲述其家庭故事（譬如温暖的母爱或令人感慨的父辈奋斗），仅讽刺他为“精神空虚”，草草打发。经过如此改写，现实中也许合理的人生逻辑就被“抹除”。3.剥离语境、“抽掉”人物原有的人生逻辑。这在士兵本事材料处理中更为常见。应该说，与军官相比，士兵出于本能的考量会更普遍。多数士兵出身穷苦，他们或愿为“翻身”血战，但以“当兵吃粮”为旨者也不在少数，如杜鹏程日记载：

　　宁山，山西垣曲人，三十三岁，二十九年被编到阎三十七师炮兵连当兵，家中有十多亩地，在文水被我解放过来。在边区连续作战吃不了苦，他问同班的敌一六七旅解放的王崇文说：“中央军杀不杀头，一月多少饷，吃的是什么。”五月间在安塞逃跑。

　　但这类士兵形象在小说中未能出现。而从日记可见，同样出身穷苦却有着坚定信仰的杜鹏程对这类士兵极为鄙视，贬为“社会渣滓”，不太有兴趣将他们写进小说。应该说，杜在此“遗忘”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一触摸“人心”。詹姆斯·斯科特说：“‘面包与黄油的问题是低等阶级政治与反抗的本质所在”，“穷人所捍卫的价值观毫无例外地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许，宁山比杜鹏程更能“代表”士兵中“工农子弟”的人生欲求。小说中也写到逃兵，但逃兵背后这类可能的人生逻辑多被毫不犹豫地“斩断”。至于富裕家庭出身的士兵的立场与逻辑，就更不在叙事“允许”范围之内。这些士兵有的并不为“诉苦”所动，反对“剥削”之说，甚至投敌对解放军反戈一击：“最近十二团有一个士兵三查中查出他准备回太原，他说：‘保我的财产，因为蒋介石保护有钱人。”但这类人物也被屏除在故事之外。

　　由以上改写可见，现实中的部队信仰状态毋宁“庞杂”，纠缠着差异、对立性的人生欲求，但在小说中，这些差异、缝隙和摩擦基本上荡然无存。小说所叙战士孙全厚、李玉明、宁二子、周大勇、李诚等军人，思想高度一致，“在他们，唯一快乐、光荣的事情，就是为人民而战斗，而牺牲。”㈤这可能是主要的真实，但他们的光辉无疑又是以掩盖、改造其他真实为条件而达到的，毋宁是把“特定的群体”的信仰“表现为普遍的、存在于每个人的”信仰中的信仰，是一种有效但不免武断的“同质主体”的建构。

　　第二，有关战斗意志的再现与改写。小说浓墨重彩地记述了我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如周大勇被围孤洞，王老虎独战群敌、舍身跳崖等场景，极为感人，多有实录成分，但改写之处亦计有三。1.对士气的修饰。在辽沈、淮海等战役取胜之前，西野频遭恶战，士气并不稳定。档案显示，二纵“（部分战士）对胜利的前途没信心”，“总觉得解放军是被胡马包围了”，“没有斗争的勇气。”小说却大为异样：其中解放军胜利时欢欣，受挫时激愤，始终意志坚强、充满必胜信念。2.将士兵的复杂战争心理“压缩”为单向度的勇敢。西野伤亡惊人，恐惧纠缠着许多官兵：“（新兵）怕打仗”，“尤其新兵到达驻地时，正值挖工事，恐慌的也就厉害。”其实“老兵”因熟悉战争残酷程度，“恐慌”更甚。因此军官自残和士兵逃亡始终困扰着部队。但小说既以激昂、乐观为叙述基调，自残、投敌、逃亡诸事就失去了事理基础，被“自然”回避。不过，作为“极个别”现象，小说也写了逃兵宁金山，但同样采取剥离技术，即将宁的身份认定为俘虏兵，而将“子弟兵”（原八路军和翻身农民）从中剥离出去。同时，宁在逃亡时被游击队营救，幡然醒悟，又重返部队并“成长”为英雄。无疑，这种事例在逃兵中并非高概率事件，但它对革命的合法性论证毋宁是安全的。3.“删除”部队的反逃亡措施。既然士兵个个忠诚、勇猛（偶有逃亡者也羞愧返队），那么西野应付逃亡的严厉措施也就不必“记录”。这与现实本事大不相合。其实，由于逃亡严重，西野亦以严密措施待之。一方面，在部队内加强人身监控和思想教育。譬如对新兵严加防范“大部分新兵爱串班、找熟人上街，在这时班长未加限制与注意或请假外出，大小便未跟老战士，便乘机逃跑。”——连大小便都要派人跟着，可见部队面对逃亡的尴尬。对于已逃之兵，部队则给地方政权发出“逃亡士兵通知书”，责令查截，并送归部队，因此多数逃兵都被缉捕归队。逃兵孙怀成交代说：“跑不掉！咱们十个人跑出去，两个叫县长捉住，其余的叫基干自卫军捉它！”逃兵被抓回后，个别领头者会被枪毙，对更多人则采取“逃兵归队座谈会”予以教育。不难看出，西野战斗“意志”是通过与恐惧、自私、趋利等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人性不断“斗争”而达成的，但在小说中这种“斗争”几乎不存在。

　　第三，对军人复杂感情世界的再现与改写。小说因为使用了将阶级故事“嫁接”于民间伦理之上的叙事技术，涉情文字较多，譬如军民之情、兄弟之情、父子之情等，但对两性之情则极吝笔墨。但从史料看，现实中解放军是屡屡遭遇情与性的。其中，“为美色所腐蚀”的高干自不必言，就是基层军官也屡为女性所吸引。杜鹏程日记载：“昨天看见了一个乡村姑娘，很美丽，女人是这么具有吸引力，这时我不知为什么脑子又出现了她的身影”，“‘高山出俊样，确实不假”，“有时想到女人，一位女孩常给我写信，她大概已十七岁，信非常热烈。有时，她的影子就在脑海中涌现。”其中有段离别文字，几可“实录”到小说中去：endprint

　　昨夜三时从固市东板村西村出发，女孩子一家送我出门，队伍已经出发，我特别握住她的手，有说不出难分难舍之情，似乎心里隐隐有痛楚。我以为行军打仗，事业占据了我全部心胸，谁知爱情之火竟然在心里仍未泯灭。我踏着月光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一种别离的悲哀，占据了心头。

　　这是杜在某次短期休整中与房东16岁女儿初生的爱情。剽悍善战的军人机会更多。教导旅旅长陈海涵回忆：“有一位干部，在元大滩战斗撤下来后，深夜住进老百姓家，刚好遇着个不正经的女人，眉来眼去勾引他，结果他经不住引诱上了勾。甚至有些干部“因女人而脱离革命。”遗憾的是，此类情、性本事在小说中沦为“尘封的故事”。当然，也并非完全不触及，譬如，“（宁金山）顺手翻翻王老虎身边的信，看见一张女人的照片”，“宁金山说：‘班长，这就是大嫂？王老虎笑了：‘还没过门，就叫大嫂？宁二子把照片从宁金山手里拿过去，看来看去，说：‘看这女人该有二十几岁了，怎么还没过门？王老虎说：‘战士养的儿女还是战士。蒋介石最怕这个，所以他用美国的大炮堵住咱们，不准结婚。”（《保卫延安》，224页）一部36万字的《保卫延安》，像这样略及于“女人”的文字不过寥寥两三处，比作者日记中的性苦闷文字要少上很多。而且这种“朴素忠贞的爱情”还同时被儒家伦理和阶级话语有效编码：它既合乎“礼数”，又指涉着国民党政权现在的罪恶和理当崩溃的未来，肉体吸引力则被小心“抹除”。

　　经过以上三方面改写，裹挟着差异性信仰、恐惧心理和驳杂人性欲望的人物本事，就被处理为同质、纯净的“英雄事迹”，英雄们因此闪耀着崇高的光辉，“（他们）心目中除了党，人民，祖国，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些英雄在硝烟未尽的年代得到诸多读者的喜爱，但当读者不再相信革命，就更多发现的是“已经重新安排的生活”和不近情理的叙事强制。

　　三

　　如果我们勘校《保卫延安》的本事与故事之间的“缝隙”最终只是得出这部小说是虚构（甚至虚假）的结论，那么这项研究就无甚价值了。其实但凡小说皆为虚构，而杜鹏程的虚构又建立在较大概率的真实之上，说它“虚假”毋宁是诛心之论。不过，“真实”是个分裂、流动的概念，不同个体、立场和视角下的真实总是存在差异甚至“斗争”，小说家对于真实的选择和再现，必然涉及某种特定的表述系统。而考释《保卫延安》人物本事的更大价值，就在于借之剖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造“新英雄人物”和“重新塑造‘人民”的文学“成规”。

　　那么，是怎样“成规”的呢？这首先体现在杜鹏程等延安文人为什么要创造这类除了革命“别的什么”都没有的“英雄人物”。是不是这些文人真的被延安整风“规训”得毫无个性、除了唱“赞歌”就别无所知了呢？在这方面，英国女学者艾勒克·博埃默的一段话或许值得参考：“故事界定了我们”，“民族主义运动依靠文学，依靠小说家、歌唱家、剧作家而打磨出具有凝聚力的有关过去和自我的象征，从而使尊严重新得到肯定。”㈣博埃默这里谈的是非洲民族在反抗殖民统治时必然求助于文学书写的实际情形。在非洲人自我书写之前，殖民者已经表述过他们：他们被讲述为愚昧的、缺乏自性的，故非洲民族主义文学的核心任务便是重塑自我形象，以“塑造‘人民”、凝聚人心，以成为政治解放、重获民族尊严的“催化剂”。而在中国革命里发生的几乎是相同的“故事”，只不过正如周蕾所言“中国人民历来最主要的殖民者是他们自己的政府”，㈣《保卫延安》一类小说对抗的是蒋介石政权及其有关下层阶级的表述。对抗目的在于求取“工农子弟”的解放与“尊严”，而对抗方法之一也在于讲述故事，尤在于创造“具有凝聚力的有关过去和自我的象征”。那么，此类“象征”到底何指呢？笔者以为，它们既可能是“黄河”“长城”之类族群隐喻，也可以是能被“同时代人和后来者”“当作自己作人的楷模”的典范个体形象。而后者，即当年批评界非常强调但当今史家颇感不满的“正面人物”“新英雄人物”。1954年，冯雪峰明确指出：“创造正面人物，即描写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乃是我们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的任务。”所谓“根本”，即指这类形象可以“凝聚”人心，可以打造新的“国民整体”，而这种“打造”工程又是“工农子弟”（弱者）求取“人”的尊严的必经之途。正是在此意义上，杜鹏程高度评价《讲话》后的文学贡献：

　　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情况有了改观，文学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可是，文学艺术繁荣是全国解放后这一阶段。……它不仅是繁荣，而且是划时代的。过去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由于生活的进展，成了新生活的开创者，也成了新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这些年的作品中，有过去所有作品无法相比的东西。

　　在今天的启蒙研究者看来，这种判断几乎荒诞不经。但对杜鹏程来说，写作就是以文学践行“弱者的反抗”，争取革命胜利并加固“工农子弟”的权利。可以说，塑造“新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弱者的武器”的基本“成规”。

　　那么，在此“成规”中，“新英雄人物”又应该怎样被“塑造”呢，它是否鼓励对英雄原型的杂多本事如实照录呢？显然不是，它们必然是一种包含较多虚构成分的“正面假象”。㈤而“正面假象”的生产，其实是第三世界反抗者文学比较普遍的文化追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实践不过是其中之一。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关于创造“正面人物”的要求，明显是在提倡制作“假象”。他说：“（人民）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保卫延安》毋宁是这种“提倡”的热诚响应者。不难想象，这样的文学难以通向伟大，但它们存在因时制宜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那么，《保卫延安》是怎样生产“正面假象”的呢？这又包含两层叙事的“约定”。其一，它是一种以“阶级”为关键词的本质主义讲述；其二，这种本质同时又被置于某种成长“启示录”式的历史主义框架内加以呈现。而无论哪一种，都“建立在系统性的和有争论的排斥（exciusions）之上”，“被认为不相关的个人或历史境况”“将被排除出去。”㈤这双重的排斥性规则，构成了西北野战军人物本事“转换”为《保卫延安》英雄故事的内在话语机制。endprint

　　这两层“约定”在前述本事改写中都有明显表现。（一）本质主义的要求使作家对驳杂人物本事予以了分类、选择和排斥。周蕾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义者保留着许多如简·爱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特征，最主要包括一种无权力性变成‘真理的新教徒式激情，与一种不能容忍持异者的理想主义式偏执。”这是很有见地的观察。杜鹏程在“筛选”人物本事时，“无权力者”出身很被注意，尽管现实中西野官兵多有出身地富、知识分子甚至土匪者，但《保卫延安》的英雄清一色地出身工人或贫雇农。同时，勤奋（李诚等）、勇敢（周大勇、王老虎等）、自我牺牲（孙全厚）、纯洁（所有英雄）等清教徒式的道德范畴构成了本事流向故事的“阀门”。与勤奋相悖的“为女人和金钱所诱惑”的史实，与勇敢相悖的恐慌、逃亡、投敌等大面积真实材料，与自我牺牲相悖的干部自残或担架队争抢战利品等现象，与纯洁相悖的情欲或性乱事实，都遭到排斥。而对异质于革命的信仰，小说更难“容忍”。出身知识分子的军官对内战的怀疑，出身富农的士兵对“剥削”的支持，投机主义者（如赵级三）对最大利益的谋取，都被归入了“不宜公开”的类别，甚至连暴露出来予以批判的资格都没有。明显，出身贫苦的杜鹏程对革命无保留的忠诚，使他在改写本事时将本质化要求贯彻到了“小资”文人丁玲、周立波等不甘心到达的程度。（二）成长“启示录”同样主导了本事的改写。按照巴赫金的理论，所谓“成长”是现实主义小说出现以后历史时间倒逼入人物的结果，“主人公在小说中的发育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个人的经历象征出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变化。”在《保卫延安》等革命小说中，“成长”主要表现为主人公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摆脱不觉醒状态而获取无产阶级本质的过程。尽管《保卫延安》由于以战争进程为线索组织故事而不太利于表现人物“成长”，但杜鹏程仍巧妙地采取回溯等方法使成长“启示录”成为其人物故事的内在逻辑。譬如，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一出场都比较成熟，但通过补叙他们各自家破人亡的悲惨身世，其“成长史”仍得以完整呈现。至于从逃兵变为英雄的宁金山，更在小说中完整走完了其“成长”路程。但小说中这些或长或短的“成长”，毋宁也是本事甄选中的鉴别机制。按照“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定，遭受压迫的人，一旦觉醒就必然会走上革命“成长”之路。而事实上，解放军士兵不愿“成长”者也甚多，譬如那些随时可能逃跑、连大小便都被班长盯梢的新兵。而那些没有逃亡的士兵，也未必是乐于“成长”的：

　　二团三营战士王长发，经过诉苦后更想家了，因为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哭着要回家。对分土地不感兴趣，他说：“我家只有一个老母亲，你分给谁？我非回去看一看，不然我就不革命。”投弹只打五米。……三团十二连班长温喜汉，诉苦时哭了两天，……打起仗来耍滑头，战后评他什么原因，他讲：“我心里想，革命一年左右要胜利了，保存我自己好回家，一来看我的家，二来好报我的仇！”

　　显然，王长发、温喜汉等身为解放军，另有异于革命的人生追求。他们没有将革命或当“英雄”看得多么重要（至少不如奉养母亲重要），甚至只是将革命利用为自己报仇雪耻的手段、工具。档案未记载温班长在家乡有何种“仇”（如被大姓占田或被地主夺妻），但另外的材料则更清晰显示了士兵内心的纠结：“许多战士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个山东子弟兵讲：‘我怕死，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有母亲，我怕打仗打死了，所以打仗不勇敢，我又为什么不开小差？因为我分得了土地、房屋，我忘不了共产党。每天这些问题在他脑子里打架、斗争、矛盾、痛苦。”“孙裕民说：‘我来当兵，政府说帮助我解决老人与婆姨的棉衣，我不信，逃跑到家里，一看政府给了我二年代耕粮换成布，老人和婆姨都穿上棉衣了。我才明白逃跑不应该！。”这是怎样朴实而难以归类的“庄户人”的内心呀。由此不难想见，人数后来达10余万众的西北野战军内部怎么也会有千百种不同的人生逻辑，它们和革命“成长”的关系异常纠结：有的完全“合拍”（和小说中周大勇等类似），有的则是疏离、矛盾甚至对立的（小说中基本无表现）。这杂乱的人生对于“正面假象”的生产毋宁是挑战性的，但《保卫延安》以马克思主义成长“启示录”对这诸种人生给予了“大刀阔斧”的处理：1.凸显并千百倍地放大真诚的革命信仰者的人生；2.彻底删除赵级三（投机主义）、宁山（唯财是求）、少数高干（权色人生）的“异质”人生；3.在叙事中“打碎”王长发、温喜汉、孙裕民等战士（人数可能颇为庞大）的人生逻辑，“遗忘”他们对家庭物质利益的执执考量，而将他们的生活“碎片”（长途行军、归队作战、吃苦耐劳等等）重组、“拼贴”到革命的“成长”之上。经过如此技术处理，那些对王长发、温喜汉之类士兵的内心诉求缺乏“贴身”了解的读者，依然会从大量亲切可信的生活细节“碎片”中建立起对“成长”的信任。由此三点处理，成长“启示录”最终打造了《保卫延安》中的英雄群像。而对英雄的信任与喜爱，将对读者起到“塑造”的叙事效果。

　　双重排斥性的改写规则，使将近一半的人物本事被拦阻在故事的“阀门”之外，或被“打碎”其自我的逻辑进而被“改装”进成长的“启示录”。不难想象，经过如此话语程序而生产出来的英雄人物（“正面假象”）必然会导致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譬如，这种英雄人物固然有真实的成分，但它必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修辞，并对西北野战军内部多样异质的人生会形成事实上的压制甚至控制。而这，正是“具有英雄史诗的精神的作品”《保卫延安》在今天的尴尬——它的被批评为“外在理念的附庸”的英雄群像，在今天几乎难以吸引年轻读者。不过，这种尴尬完全因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面假象”生产的程序“原罪”吗？其实未必。一则所有小说人物皆有“假象”（正面或负面的）成分，古代文学如关羽、诸葛亮等，现代文学如阿Q、高觉新等，其实都经不起“真实”二字的敲打，二则即使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系列内，林道静、杨子荣、阿庆嫂等“正面假象”也都有着永久光泽。那么，《保卫延安》的尴尬是否还有另外的因素呢？这就要涉及到杜鹏程文学思维的“狭隘”。由于对革命战争有过于神圣的认同，杜鹏程对游离于阶级“成长”之外的人生不认可，不接受，更不讲述。那些“和别人比名誉地位”的，“追求个人享受”的，“腐化堕落”的，“灰心丧气，失去上进心”的人生，都让他不屑甚至憎恶。可以说，“清教徒”式的革命思维使杜鹏程的历史理解力和人性包容度都大打“折扣”。他大幅删除、“打碎”各种人物本事，实际上也“清空”了人物所置身的话语多质性。而在其他延安文人（如丁玲、周立波等）的笔下，那些不同的社会关系、异质的伦理原则往往会以暖昧甚至“反动”的样貌在文本中留下大量“痕迹”，最终会使其“正面假象”因包含异质性话语的竞争与妥协而映射出更多层次与视角的生活真实，而《保卫延安》毋宁过于“干净”。在这背后，是小说家杜鹏程永远无法补救的遗憾。

　　不过，作为一名解放军军人，杜鹏程又完全无愧于他的那些“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一批批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的同志们。他的《保卫延安》在“重新塑造‘人民”、建构革命的正义性方面，的确起到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虽然随着“告别革命”思潮的主流化，随着青年一代对现实不满的日益增长，杜鹏程的这种神圣的内心已逐渐变得陌异而不可索解了。

　　[基金来源：2013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2013wYxH000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