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文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际来看，沈从文其实也是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对作家和作品，他有30年代出版的《沫沫集》批评文集以及更多的集外文章；对文学风气、思潮和运动，他也有大量的评论文章发表，并引起文学史上的著名论争——如关于“京派”“海派”和所谓的“差不多”，是30年代著名的文学事件。本文所讨论的沈从文的鲁迅小说评论，只是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的内容之一，目的在于考察沈从文的鲁迅小说评论的思想特点和批评眼光，并且进而分析这个评论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这个评论所体现出来的“京派”的某种思想特征。

　　一、“乡村的风景画”“田园风味”和“诙谐趣味”“讽刺气氛”

　　《论冯文炳》一文在对冯文炳（废名）的小说进行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之后，沈从文在文章结尾做出了这样一个具有总结性的判断：

　　在这地方，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一定将比鲁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这种事实在是当然的。

　　这当然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并且，考虑到沈从文在文章中比较的自己和废名的作品的异同之后说，他自己的创作“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我们有理由认为沈从文的这个判断是大胆而率直的。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鲁迅的《彷徨》《呐喊》早有“定论”，被公认为“杰作”，连鲁迅的论敌陈源也在20年代就在文章中这样承认了的，沈从文在这里竟然这样断然说“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是“一定将比鲁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典型生活”，这是为什么？

　　从文章来看，所谓“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主要是指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和《桃园》这两部作品，因为沈从文认为废名后来的《桥》“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康健的病的纤细的美”，《莫须有先生传》“则情趣朦胧，呈露灰色，一种对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再看沈从文对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和《桃园》的称赞：

　　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到那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

　　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

　　虽然沈从文认为自己的创作“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但他显然是是认同废名作品对“平凡的人性的美”表现，并且也承认“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因为他们的作品也都是“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

　　那么，沈从文怎么评论鲁迅的小说呢？

　　《论中国创作小说》是沈从文的一篇具有史论性质的关于五四和整个2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评论。沈从文认为：“鲁迅的作品，混和的有一点颓废，一点冷嘲，一点幻想的美，同时又能应用较完全的文字，处置所有作品到一个较好的篇章里去。”具体来说，他是这样称赞鲁迅《彷徨》和《呐喊》中的作品：

　　鲁迅一来，写了《故乡》、《社戏》，给年青人展览一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在《呐喊》上的《故乡》与《彷徨》上的《示众》一类作品，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作品中憎与爱混和，所非常厌恶的世事，乃同时显出非常爱着的固执，因此作品中的感伤的气分，并不比郁达夫为少。（节引，省略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这种称赞，显然是显示了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的对鲁迅作品评论的接受前提，即接受美学或阐释学所谓的“前见”，因为这段话中的关键词如“乡村的风景画”“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恰恰是上文所引的沈从文肯定废名小说的评论中的关键词，也是沈从文所谓的他和废名的创作相同之处——“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一的说法。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沈从文对鲁迅小说的称赞，是因为他看到了鲁迅作品中那些和他自己以及废名的作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沈从文欣赏的是《故乡》《社戏》和《示众》这一类的“带着一点儿忧郁”的“风景画”式的抒情小说。

　　而对《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样更为著名的作品，沈从文却是否定的批评。《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论述鲁迅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写《狂人日记》，分析病狂者的心的状态，以微带忧愁的中年人感情，刻画为历史一名词所毒害的、一切病的想象，在作品中，注入嘲讽气息，因为所写的故事超拔一切同时创作形式，文字又较之其他作品为完美，这作品，便成为当时动人的作品了。……其中在《晨报副刊》登载的一个短篇，以一个诙谐的趣味写成的《阿0正传》，还引起了长久不绝的论争，在表现的成就上，得到空前的注意。

　　首先论及《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表明沈从文也认为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但这个带有叙事性质的史实的叙述，其实是隐含着否定的评论的，可谓十分典型的“春秋笔法”，因为在沈从文的评论文章中，这段文字中的“嘲讽气息”“诙谐的趣味”这两个关键词，通常都是否定的意味。这一点在沈从文下文评论《阿Q正传》时，可以得到确认：

　　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悉的中国人的姿势，用一种不庄重的谐趣，用一种稍稍离开艺术范围不节制的刻画，写成了这个作品。作者在这个工作上恰恰给了一些读者所能接受的东西，一种精神的粮食。按照年青人胃口所喜悦而着手烹炒，鲁迅因此意外成功了。其实鲁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与读者成立一种友谊，是“趣味”却不是“感动”。一个读过鲁迅作品的人，所得的印象，原是不会超出“趣味”以上的。但当时能够用他的作品给读者以兴味的并无多人。能“说”发笑的故事，农村的故事，像鲁迅那样人或者很多，能“写”的却只有他一个。《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趣，而缺少其他意味的。“endprint

　　沈从文对《阿Q正传》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把《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讽刺，看作是“一种不庄重的谐趣”；把《阿Q正传》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戏拟”的笔法，视为“一种稍稍离开艺术范围不节制的刻画”。并且，沈从文在这里还特意批评鲁迅的创作是迎合读者（“年青人”），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他上文说《狂人日记》“便成为当时动人的作品了”、《阿Q正传》“得到空前的注意”，不仅仅是恰合史实的叙述，而且是隐含了微讽之意的。

　　不只是对《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嘲讽气息”“诙谐的趣味”的否定，沈从文在这篇《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最后论述20年代的乡土小说时，也在这一点上给予批评，虽然同时也另有肯定，甚至对冯文炳（废名）是十分称赞。他说：

　　冯文炳、黎锦明、王鲁彦、许钦文……等等，作品可以一贯而谈处便是各个作家的“讽刺气分”。这气分，因各人笔致风格而小异，并却不完全失去其一致处。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应上溯及前面所述及“诙谐趣味”的养成，始能明白其因缘的。毫无可疑处，各个作者在讽刺方面，全是失败了的。

　　所谓“前面所述及‘诙谐趣味的养成”，是指沈从文在上文指出的《语丝》“养成了一种趣味，是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并且，在论述这些乡土小说作家时，沈从文还明确指出他们受到鲁迅的影响——“同鲁迅的讽刺作品取同一的路线”：如“黎锦明承鲁迅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写，尖刻的讥讽，夸张的刻画”；王鲁彦“讥讽的悲悯的态度，又有与鲁迅相似处”，甚至说“当时文学风气是《阿Q正传》支配到一部分人趣味的时节，故鲁彦风格也从那一路发展下去了”。这又使我们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的一段话：

　　另一作者鲁彦，取材于农村卑微人物平凡生活，有与冯文炳作品相同处。但因为感慨的气分包围作者甚深，生活的动摇影响及于作品的倾向，使鲁彦君的风格接近鲁迅而另有成就，变成无慈悲的讽刺与愤怒，面目全异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在评论20年代乡土小说家时，对黎锦明、王鲁彦、许钦文等人只是略作点评，却以这样一大段文字甚赞冯文炳（废名）的原因之所在：

　　冯文炳是以他的文字“风格”自见的。用十分单纯而合乎所谓“口语”的文字，写他所见及的农村儿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爱，一切人物皆聪颖明事，习于其所占据那个世界的人情，淡淡的描，细致的刻画，由于文字所酝酿成就的特殊空气，很有人欢喜那种文章。

　　所谓“一切人物出之以和爱，一切人物皆聪颖明事”，正是沈从文称赞冯文炳（废名）而批评王鲁彦等人的原因之所在，因为在沈从文看来，王鲁彦等人“同鲁迅的讽刺作品取同一的路线”因而“变成无慈悲的讽刺与愤怒”。沈从文也批评了冯文炳（废名）和其他乡土作家相同的“讽刺气分”之特征：“不过实在说来，作者因为作风把文字转到一个嘲弄意味中发展也有过的。”举的是《桃园》中的第一篇《张先生与张太太》和《莫须有先生传》，认为前者是“不庄重的文体”，人物刻画“缺少严肃的气分”，甚至是“嘲弄”，后者则“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并且进而认为“同样风格在鲁迅的《阿Q正传》与《孔乙己》上也有过同样情形，诙谐的难于自制”，暗示来自鲁迅的影响。

　　上文的分析表明，沈从文对鲁迅的小说的评论，迥异乎主流评论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论和尚为交口称赞的时论，对《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著名作品持否定的评论，原因在于他所谓的这些具有“嘲讽气息”“诙谐的趣味”的作品是“讽刺作品”；而对《故乡》《社戏》和《示众》这一类的“带着一点儿忧郁”的“风景画”式的抒情小说，比较肯定，原因却是因为这些作品表现出对乡村世界的“非常爱着的固执”，并且这种肯定恰恰又与鲁迅这一类作品类似于冯文炳（废名）和沈从文自己的作品有关。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沈从文对鲁迅小说的评论，也体现出“京派”的思想特征。叶公超虽然发表文章很少，却是在“京派”内部受到朱自清、朱光潜等人敬重；叶公超在鲁迅逝世时特意发表了两篇文章，高度评价了鲁迅的创作和学术的成就。叶公超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中这样评论鲁迅的小说：

　　我记得从前读《阿Q正传》的时候曾有过一点感觉。我觉得作者的描写有时过于太趋于Carleature的意味，大有戏台上三花脸那种神气，他非但把主角写成如此，而且自己高兴的时候仿佛也不惜粉墨登场，从旁加上几句妙语，讨得台下一个连声的“好”。但他的小说留存在我印象中的，除了讽刺的，还有些抒情成分极浓厚的，如《伤逝》、《社戏》等，在精神的形式上也许这些还比较完整一点。

　　这是和沈从文诗风相似的评论，同样是肯定鲁迅的“抒情”小说而否定“讽刺”小说，连举的作品的例子也几乎完全一样。在《鲁迅》中，叶公超详细而深入地论述了鲁迅小说，并且举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鲁迅的讽刺小说都不如他的抒情的成功”。关于“讽刺”作品的缺点，叶公超认为有两点：一是主人公“似乎是旧戏里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浓厚”；二是作品中“杂耍的成分太多”。至于“抒情”小说，叶公超认为有这样两个特点：一、“刻画一种绝望、空虚、沉痛的心境实在是他的能事，最好的实例便是《伤逝》”；二、“还有一种比较轻松平淡的素描，如《鸭的喜剧》《社戏》等，也可以说是鲁迅的特色。这些素描只有一种松散的故事线索，和快乐里夹杂着淡淡的怅惘，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但是，沈从文和叶公超对于鲁迅小说评论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沈从文，他的评论比作为批评家的叶公超的评论，具有比审美的评论更多一层意味，即作家的创作追求。下文将由此进一步讨论。

　　二、“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

　　下文的分析将会表明，为什么在沈从文看来，冯文炳（废名）的作品比鲁迅的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原因就在于沈从文的创作追求，他的小说创作的目的和理想。

　　1925年，在《（竹林的故事）序》中，周作人曾经提出“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这样一个很有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意味的理论命题，为废名的创作辩护——“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到了1928年，周作人在《（桃园）跋》中进而这样说道：endprint

　　废名君的小说里的人物也是颇可爱的。这里边常出现的是老人、少女与小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闻见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特别是长篇《无题》中的小儿女，似乎尤其是著者所心爱，那样慈爱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

　　这里仍然回避了直接讨论废名作品是否“逃避现实”的问题，而将先前的“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的说法换成了“本然”与“当然”之说，暗用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历史”与“史诗”之别的理论，从而巧妙地肯定了“这不是著者所闻见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的创作手法的合理性；而“神光”一词，似乎暗示了作品的“田园诗”（“牧歌”）的思想特征，因而也就赋予了废名这种“梦想的幻景的写象”作品的主题之思想价值。

　　周作人的“神光”之说，使我们想到沈从文《论冯文炳》中所谓的“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论述废名的作品时，敏感地注意到周作人这里使用的“神光”一词，并且做了这样的解说：“作者（按，指废名）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作者（按，同上）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接着比较“《上元灯》的作者施蛰存君”与废名的异同时说，施蛰存的作品“无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并进而认为自己与冯文炳（废名）“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只是强调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比废名的作品“为宽而且优”。沈从文的这个论述，似乎可以这样来概述：“神奇”——“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一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云云。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论述中显然有周作人“神光”之说的思想踪迹与启发。然而更重要的则是，我们因此也就清楚了周作人之所以如此评说废名作品的意义。因为沈从文这样明确说明了他自己和废名之所以这样书写“牧歌的原始的单纯”的相同的创作目的：

　　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

　　这段话看似简单，其实语意复杂。“我们世界”指的是作者的世界，即现实社会，尤其是“我们都市生活”这样的现代社会；“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则是作品中的世界，即所谓的“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农村”；而“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指的却是作品的意义不是让读者“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即对于“农村”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的“憧憬”，而是“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之“以外”的对于理想的世界有所“认识”。简单地说，在沈从文看来，他和冯文炳（废名）的作品描写“农村”这样“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目的就是为了与“我们都市生活”构成对照，使得读者对于未来的理想世界的创建有所“认识”。这个思想在沈从文后来的《（长河）题记》中有这样清楚的表述：

　　在《边城》的题记上，且曾提起过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与“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以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在沈从文的思想和作品中，“都市”和“农村”并不只是空间、地域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时间的、历史的概念，“都市”对应的是现代世界（“当前”），“农村”对应的则是传统社会（“过去”），因此，“将‘过去与‘当前对照”，虽然包含着对现代世界的批判，却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对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的“憧憬”，并不是说回到“过去”，而是着眼于将来，而书写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的意义就在于对“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以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一问题有所“认识”。这和上文所引的《论冯文炳》中论述沈从文自己和冯文炳（废名）相同的创作目的的一段话——“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是典型的互文关系，完全可以互训。所以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又说：

　　时代的演变，国内混战的继续，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而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为新的日子所消灭。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穆，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的也全毁去了。使文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发展，在不可知的完全中，各人创作，皆应成为未来光明的颂歌之一页，这是新兴文学所提出的一点主张。

　　在沈从文的这种“过去”（“农村”；“使人憧憬的世界”）、“当前”（“都市”；“新的日子”）、“未来”的历史意识中，“过去”不仅与“当前”构成对照关系，而且对关于“未来”的“认识”具有特殊意义，“成为未来光明的颂歌之一页”，这也就是他和废名把“农村”写成“使人憧憬的世界”的创作目的之所在。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为什么周作人说废名作品中的人物具有“神光”了，而周作人同时借用出典于亚里士多德“实然”与“本然”之说来说明废名作品“这不是著者所闻见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的特征，并非借亚里士多德理论来为废名的作品强作辩解，而是因为对废名的创作思想有深刻的洞察，只不过没有展开论述而已。上文分析的沈从文所谓的“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他的“论冯文炳”，看起来似乎是以现身说法，通过比较他与废名创作的异同，来阐释周作人的“废名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借论冯文炳（废名）的作品来论述自己的创作。周作人的论述表现出理论的睿智，而沈从文的论说则是来自他自己创作的“同情的理解”——毕竟他在创作上受到废名的深刻影响。

　　在结束这个问题的分析时，引证一位西方学者对威廉·福克纳作品的论述，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美国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说：

　　要考察福克纳如何利用有限的、乡土的材料来刻画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更有用的方法也许是把《我弥留之际》当作一首牧歌来读。首先，我们必须把说到牧歌就比得有牧童们在美妙无比的世外桃源里唱歌跳舞这样的观念排除出去。所谓牧歌——我这里借用了威廉·燕卜荪的概念——是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特别是深谙世故的读者的世界。这样的（有普遍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此，牧歌的模式便成为一个表现带普遍性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表现时既可以有新鲜的洞察力，也可以与问题保持适当的美学距离。endprint

　　布鲁克斯借用燕卜荪重新阐释的“牧歌”概念来对福克纳作品的这种论述，对我们理解废名、沈从文作品同样具有启示。批评废名、沈从文的作品“逃避现实”，书写“世外桃源”，是来自批判立场——尤其是左翼批评界——的常见论点，而即使在“京派”内部，甚至是李健吾（刘西渭）这样的“京派”作品的发言人，也不免有类似的批评。他在自称“例如我，一个《桥》的喜爱者”的同时，这样惋惜地说：“不幸他（按，废名）逃避光怪陆离的人世，如今收获的只是绮丽的片断。”而对沈从文的《边城》，则在宣称“我爱《边城》”的同时称之为“一部idyllic杰作”，恰恰是特意用“idyllic”这样一个醒目的词汇来强调其特指西方中世纪“牧歌”“田园诗”及其特质的原典意义。这种关于“牧歌”的传统理解，一直是理解废名、沈从文作品的重要“先见”，但是诚如汪曾祺所说：

　　提起《边城》和沈先生的许多其它作品，人们往往愿意和“牧歌”这个词联在一起。这有一半是误解。沈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牧歌的调子。所写的多涉及自然美和爱情，这也有点近似牧歌。但就本质来说，和中世纪的田园诗不是一回事，不是那样恬静无为。有人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更全部是误解（沈先生在《桃源与沅州》中就把来到桃源县访幽探胜的“风雅”人狠狠地嘲笑了一下）。《边城》（和沈先生的其他作品）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

　　所以，正如布鲁克斯在借用燕卜荪对“牧歌”的重新阐释来发掘福克纳作品的深刻意义时所强调的那样，“首先，我们必须把说到牧歌就比得有牧童们在美妙无比的世外桃源里唱歌跳舞这样的观念排除出去”，这也是我们深入理解废名、沈从文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其次，我们在上文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废名和沈从文的创作不同样是“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并以此来表现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未来世界的希望吗？虽然废名、沈从文的作品和福克纳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巨大差异，但在这一点上却无疑是相近或类似甚至是一致的，这反过来不仅也证明了布鲁克斯的论断“这样的（有普遍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此，牧歌的模式便成为一个表现带普遍性的方法”，而且我们由此也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废名、沈从文创作的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因此我们这里也有必要重新回顾鲁迅对废名创作的那个著名而影响深远的论断：

　　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桥》以及其后的作品确有作者“哀愁”“低徊”的情怀，原因就在于如汪曾祺所说的那样，因为作品表现的是“行将消逝的古朴的生活”，因而“这种哀愁出于对生存于古朴世界的人的关心”。沈从文的作品不也是这样吗？汪曾祺在评论沈从文作品时还说了与此类似的话：“这里寄托了作者的哀戚、悲悯和希望，作者与这片土地，这些人是血肉关联的，感情是深沉而真挚的”。如此说来，鲁迅对废名作品的这个评说似乎也适用于沈从文的作品。然而，无论是废名还是沈从文，“哀愁”也好，“低徊”也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则如汪曾祺在评论沈从文时明确指出的那样：“他（按，沈从文）并没有想把时间拉回去，回到封建宗法社会，归真返朴。他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希望能在一种新的条件下，使民族的热情、品德，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发展。”因此，鲁迅的这个颇具春秋笔法的评说，实则只是凸现了作品的一个方面的表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哀愁”“低徊”中蕴含的周作人所谓的“当然”书写的“梦想的幻景”的意义，没有理会沈从文所谓的“将‘过去与‘当前对照”的寓意，而将作品的意义归结为对已经逝去的生活的凭吊与留恋。除了废名对鲁迅偶然的批评所留下的思想阴影的原因之外，鲁迅的批评更主要的则是因为他与废名、沈从文的深刻的文化态度、文化思想的差异。对此，卞之琳有过关于废名与鲁迅的含蓄而深刻的比较分析：

　　鲁迅早期写乡土小说，笔墨凝练，好像进行铀浓缩，早有火药味；废名早期以至到更炉火纯青时期，写小说却像蒸馏诗意，清甚于水。他同鲁迅早期的一些小说一样，以南中水乡为背景（他以内地的互补，不像鲁迅以近海的浙东，历史环境也有发展先后不同的因素），却写成了田园诗。……周作人说废名写小说并不逃避现实，废名晚年自己忏悔逃避现实，客观事实恐怕却证明他的小说创作也还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所以经过“呐喊”、“彷徨”，视域扩大，认识深化，发展到三十年代的战斗者鲁迅，就说废名“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满他“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有意低徊”等等了。

　　这个分析写于1983年，恐怕是那个时代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为深刻的洞见。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与周作人的“梦想的幻景”之说有所不同，沈从文似乎更强调废名作品的写实性与真实性，如上文所引“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到那片土地上”、“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云云。这种说法显然和周作人所谓的“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之说恰恰相反。这种看法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周作人立足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文学基本理论立场，从而肯定废名作品对“梦想的幻景”书写的理想性质及其思想价值，而沈从文则是通过强调写实性，从而肯定那“已经成为过去了”的一切之所以“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历史依据及其历史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沈从文看来，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但因为是曾经确实存在的现实，所以才能够“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进而有可能在将来以某种形式得以“重建”。

　　因此，沈从文才会断然认为“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一定将比鲁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原因就在于冯文炳（废名）和他自己的创作，与鲁迅的创作，具有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鲁迅的创作，属于五四启蒙主义的创作，具有明确的文化批判的目的，正如《（呐喊）自序》所谓的为了唤醒“昏睡”的国人，这是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判，所以这种文化批判表现为小说的否定性叙事，揭示的是一个“吃人”的世界。而冯文炳（废名）、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写他所见及的农村儿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爱，一切人物皆聪颖明事，习于其所占据那个世界的人情”、表现“平凡的人性的美”，则是因为他们“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也就是沈从文所谓的“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的问题——“《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沈从文对冯文炳（废名）和他自己的创作的解释，说明的是冯文炳（废名）他自己的创作的作为文化叙事的一个特征，即肯定性的文化叙事，通过表现“民族品德”中如“《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这样的“平凡的人性的美”，来“重造”已经“消失”、已经成为“过去”的“民族品德”。也许在沈从文看来，“《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但像鲁迅作品那样只是表现“吃人”的世界，仅仅解释民族的“劣根性”，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丧失“民族品德”之“重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即使冯文炳（废名）和他自己的作品所表现的是“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但这也是一个真实而美好的世界，是“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只是“吃人”的世界。endprint

　　立足于这种小说创作的文化理念，使得沈从文坚持小说创作的肯定性叙事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而对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否定性叙事的讽刺作品，做出了否定的批评。虽然沈从文一再从艺术的角度谈到这种讽刺作品的“讽刺”“谐趣”“诙谐”，但从根本上说，他其实主要的不是着眼于艺术的批评，而是思想的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鲁迅和受鲁迅影响的2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由于“同鲁迅讽刺作品取同一的路线”，以至于回避乡村世界曾经有过的“和平静穆”“正直和热情”“平凡的人性的美”，却着力表现“绅士阶级的滑稽，年青男女的浅浮，农村的愚暗，新旧时代接替的纠纷”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绝望的世界。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进而否定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想对于文学的影响：

　　由于《新青年》陈独秀等那类杂感，读者们学会了对制度用辱骂和讽刺作反抗的行为，由于《创造》成仿吾那种批评，读者们学会了轻视趣味不同的文学的习惯，由于《语丝》派所保持的态度而写成的杂感和小品散文，养成了一种趣味，是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

　　并且这样批评这种影响在文学创作所造成的“不良的结果”：

　　我们看看年轻人的作品中，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谐趣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种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弄的权利，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深深受了影响，许多创作皆不成为创作，完全失去其正当的意义，这失败处是应当归之于先一时作俑者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这种批评，就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了，而是通过文学批评、通过在上述意义上的对鲁迅及其影响的乡土小说和冯文炳（废名）以及他自己的创作的对比评论——批判和褒扬——来宣示、提倡一种新的乡土小说创作的美学，意在改变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文化批判的否定性叙事，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文化价值的肯定性叙事。

　　三、“美和爱”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

　　文学史的事实表明，沈从文通过小说批评所宣示的这种小说创作思想，在30年代确实成为小说创作的实际，由冯文炳（废名）、沈从文所代表的乡土小说的文化肯定的叙事，成为五四以来鲁迅和2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批判的否定性叙事之后的一种新的叙事形式，而与“左翼”文学中的乡村书写的政治叙事，同时存在。

　　并且，沈从文的这种小说创作思想，也是“京派”文学理念的一种体现。上文已经分析了周作人对冯文炳（废名）小说的褒扬与沈从文小说批评的关系，兹不复述。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正如沈从文评论鲁迅及其影响之下的20年代乡土小说那样，沈从文同样对周作人及其影响之下的冯文炳（废名）进行了论述。《论冯文炳》一文开头即云：

　　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

　　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趣味。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相似处。

　　但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的事。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

　　就我们上文所论述的问题来看，沈从文这个论述，是在鲁迅及其影响之下的20年代乡土小说这个创作的谱系之外，具有另修一个新的谱系的意味。这个新的谱系，则是由周作人到冯文炳（废名）、再到沈从文自己这样一个发展的脉络。

　　沈从文所谓的“周先生的趣味”，实际上就是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以来的小品文所体现的审美风格；所谓“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实际上也就是沈从文论述冯文炳（废名）和他自己小说的相同之处时所谓的“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作品，充满温情地回忆并书写着乡村世界，这是沈从文所认同的对乡村世界的叙事。30年代的周作人，大量写作“读书抄”那样的小品文，一反五四时期他的激烈地反传统的态度，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各种文字中有价值的的思想，下至记载民间风俗的笔记，上到明清两代学术主流以外的对《诗经》的解读，乃至他一再褒扬的所谓中国古代思想的“三盏明灯”，周作人这种工作的意义，也许在沈从文看来，和他们的小说创作殊途同归，同样是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的思考与努力，同样是为了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看法的变化。1922年周作人发表专文评论《阿Q正传》，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到了1939年，周作人却在《关于阿Q》一文中，叙述作者“记忆”中的关于阿Q人物原型的种种琐事的叙述，并且不厌其烦地引三十多年前的日记为证，说明这“记忆”中的人物原型与小说中的不同：“说起来有点面善”；“颇有乐天气象”；“我对于他是不无好意的”。最后以这样一段议论结束全文：

　　他（按，阿Q）的行状，据我们知道可以说的就是这一点，《正传》中有许多乃是他的兄弟们的事，如对了主人家的仆妇跪下道，你给我做老婆罢，这事是另有主名的，转移来归入他的账下，先贤说过，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其是之谓欤。

　　没有明言的是，《关于阿Q》是对人物原型的歪曲性的描写，众恶归集于一身，成就了这样一个艺术典型。这使我们想起1936年周作人在《关于鲁迅》的悼念文章的话：

　　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从这一点说来，《阿Q正传》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罗批评家所痛骂也正是应该的。这是寄悲愤绝望于幽默，在从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说用的是显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当时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认的，正如《炭画》一般里边没有一点光与空气，到处是愚与恶，而愚与恶又复厉害到可笑的程度。endprint

　　周作人未必是完全推翻了自己20年代对《阿Q正传》的评论，但“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之说，显然是隐含微意的，表明了他的思想某种微妙的变化。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不言而喻，沈从文显然是不会认同鲁迅的这种周作人所谓的“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更不会赞同《阿Q正传》的这种将众恶归集于一身的叙事。

　　沈从文对朱光潜很敬重，他嘉许朱光潜的“文学论著”《文艺心理学》，称道朱光潜的文章“以叙事说理明白见长”“善说理”，对在朱光潜家里“按时举行”的“读诗会”的意义评价很高。朱光潜十分推崇周作人的散文，对废名的小说《桥》和诗也曾高度评价。他们的思想有非常相近之处。沈从文有一篇文章《美与爱》，可以说是他的文学和美学乃至社会思想的集中体现。沈从文在这篇文章最后说：

　　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

　　这个结论性的论述，使我们想起沈从文在《（边城）题记》和《（长河）题记》说的话，也使我们想起朱光潜《淡美》的思想主题。朱光潜在《谈美》的《开场话》中说：

　　谈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谈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教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

　　正是因为有这样相同或相近的思想，不仅沈从文和朱光潜都十分欣赏周作人、冯文炳（废名）的作品，而且朱光潜也赞同沈从文对不良文学风气的批评，并称赞沈从文的“人格”和“文艺风格”，认为沈从文书写湘西世界的作品的“深刻”在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㈣。所谓“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显然是指他和沈从文乃至“京派”通过创作来表达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于重造”的关心。所以，早在1937年，朱光潜就说：沈从文作品“所创造的世界是很真实的而同时也是很理想的”㈣。而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而言，沈从文和朱光潜的文学观十分相近的例证，还是他们相同的对鲁迅小说的看法。1948年，在《现代中国文学》一文中，朱光潜概论“近五十年里”中国文学，认为“通盘计算，小说的成绩似比较好”，并首先指出“鲁迅树立了短篇讽刺的规模”。这和沈从文将鲁迅小说的主要成绩和特征视为“讽刺作品”，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朱光潜在这里没有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在此前的1940年发表的《流行文学三弊》一文中，朱光潜先以西方“理智时代”文学为例，对“讽刺文学”做这样的论说：

　　大多数文人在这种时代对于人生社会的态度是讽刺的，心里不满意于现状，谴责过于悲悯，理智的抗拒多于情感的激动，无可奈何，出之以讽刺，聊博一笑。讽刺文学的发达表示心地的僻窄，情感的压抑或萎靡，以及整个精神生活的不健康。所以，讽刺文学最发达的时代，也往往是文学水准-最低落的时代。

　　接着这样评说中国当时的文学：

　　我们的这个时代是否偏于理智的，我们不敢武断，但是，情感的压抑与萎靡却是不可讳言的事实。我们大多数人对于人生、社会的态度——如果不只是叫嚣鬼混而确实有一个态度的话——是偏向于讽刺的。从鲁迅一直到老舍都是如此。

　　也许我们会说，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讽刺，虽然也有如钱锺书《围城》那样的出之于“理智”的讽刺，但主要的反倒是由于“情感”的激进或偏激。但朱光潜这里对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批评，他所谓的“谴责过于悲悯”，和沈从文对鲁迅及其影响之下的20年代乡土小说——“讽刺作品”——的批评，思想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比较沈从文的小说批评和叶公超对废名、沈从文小说的评论。叶公超这样评论废名的小说：

　　废名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作家，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想中的人物，对他而言，比我们一般人眼中所见的人更为真实。废名也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散文与诗都别具一格。

　　这显然是高度肯定了废名的创作。所谓“意想中的人物”，使我们想起周作人评论废名小说时所谓的“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而所谓“文化的感受”，显然是指废名小说创作的文化理念，即为中国传统文化招魂，也即沈从文在论述他和冯文炳（废名）创作时所谓的“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再看叶公超对沈从文小说的评论：

　　在《新月》发行的时期中，写小说的人，最著名的，恐怕要数沈从文了。……他是中国现代第一流的小说家。他能把他自己对作品中人物的关爱穿渡给我们。此外，他又是一个“文体家”，他在文字上曾下过很多工夫，我们看他的文字，固然一般都极其流利，但同时又有故意写得生硬涩克的时候。这些都是一般人需要下工夫而又学不到的。

　　所谓“对作品中人物的关爱”，就是沈从文对“《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的文化理想。可见叶公超对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的评论，与沈从文对冯文炳（废名）小说的批评，以及沈从文的创作自述，思想是十分相近的。这也说明沈从文的小说评论所体现的思想，也是“京派”文学观念和文化理念的一种表现。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