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这是看到70后学者的鲁迅研究文章而想起的话题。

　　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研究不是一个学术的现象，而是研究者自我突围的精神现象。走入鲁迅研究的人，各有不同的原因。有的因为信仰的问题而为之，李何林、王瑶多是这样；有的则是对自己人生问题的凝视时的一种参照，钱理群、王得后、王富仁无不如此；还有的是要借鲁迅解决当下文化问题，汪晖、王晓明、林贤治带有这种倾向。无论从何种目的出发，鲁迅的参照都带来有趣的话题，人们在与其对视的那一刻，会发现自己内心的问题。鲁迅不断被人打量的原因或许在此。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讨论鲁迅，其实也未尝不是想解决他们内心的问题。这就带来研究中的主观色彩。典型的例子是竹内好，他的关于鲁迅的言说，因了日本式的焦虑而生成人类主义的哲思。中国知识界对他误读中的惊讶而带来的冲击力，至今没有消除。

　　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大概只有鲁迅的话题一直带有挑战性，且形成了传统，连流派也出来了。最初是民间批评家对文本的介入，接着是政治人物的定调，再后来学院派的出现。而非学术界的民间读解，在社会的影响一直没有消失过。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瞭望先贤，就与其文本的多样性相对应。我们由此也理解了历代学人进入此领域的原因。鲁迅之于我们，乃人生多面体的合唱是无疑的。

　　但就思想的深度而言，百年间学院派的成果无疑是最为突出的。王富仁在80年代的博士论文，汪晖90年代出版的论著，还有王晓明关于鲁迅的传记，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后我们看见了王乾坤、郜元宝、高远东、王彬彬等人的书籍，都是在学理层面深化的著作。在被学院派学者注视的时候，鲁迅获得了经典的意味。80年代后，在研究界最为活跃的是四五十年代出身的学者。新世纪后，60年代的研究者也浮出水面。代际之间的学术衔接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时间段落里呈现的思想，与思想史的演进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自70后学人登上学术舞台，研究话语其实在悄悄变化。阅读70后学者的鲁迅研究论文，感受到经典阐释的延伸之径。一些陌生的视角和为文方式，预示着挑战性的到来。这一代研究者都是博士出身，工作于高校与科研机构。所表达的思想，无不染有学院派色调。但精神的维度与知识的维度，都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学术选择，因了书斋的生活与职业选择的统一，社会化的语境让位于学院式的表述。汪卫东个性主义问题的研究，就是沿着钱理群的思路前行的，但也有自己的转向；张洁宇对《野草》的审视有意在跨越孙玉石的高度，向纵深的领域挺进；李林荣的表述问题方式，和自己的导师王富仁的格局已经不同。姜异新、陈洁的写作与鲁迅博物馆老一代研究者的兴奋点略有差异。刘春勇的思维有沉潜的趣味，崔云伟对比的眼光是热流的扑面。有趣的是，许多人对鲁迅的面对显示了异常的冷峻，邱焕星在史料里大胆怀疑鲁迅，批评意识流动在文字问。程振兴对鲁迅年谱折射的思想的辨证颇具厚度，而古大勇对海峡两岸思想界的描述，乃沧桑感的流露。对于新一代人来说，他们的精神来源和面对问题的态度，都与先前的学人存在尺度的差异。

　　70后的学者已经成为学界不可忽视的一代。他们在许多领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有的研究已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在前辈的影子里出出进进，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印象深的是这一代人对鲁迅思想的具体性的审视，在沿着前人的思路滑动，触摸到存在的幽暗之处。比如符杰祥的研究，很少空谈，对具体问题的发现颇见功底。他从鲁迅弃医从文的过程，看到研究对象如何获得自己，又如何在新的世界整合过去的记忆。这对于差异性话语的鲁迅而言，是一种有机性的解释，一些矛盾的说法在此廓清了。过去人们描述人与事件，喜欢割裂地对待，就无意间简化了问题。这里折射着鲁迅思维给自己的研究的暗示，本然的存在被其勾勒出来。文本里的意象如何被学术化整理和阐释，是个难题，我在他的研究里看到了精神的挺进。类似的思辨性在梁展那里也有，处处看出其辩证思维：

　　国民性中软弱的一面是人们为了在比他们更加强大的权力之下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软弱本身也是生命或权力意志的表现，因为弱者的权力意志在受到更强大的权力意志阻碍之时转为寻求自我保全生命的生存意志。这样一来，在鲁迅那里，“伶俐人”或国民性格的两面性，或既凶残又卑怯的双重性格在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中被统一了起来：它们是人的生命或权力意志在张扬和受阻两个阶段表现出的两种看似相悖实则统一的性格特征。

　　在悖论里的存在可能更趋向于精神的本质。鲁迅作品的意象其实很大程度涉猎的是这类话题。记得读梁展的博士论文，思辨性的力度很强，他从德国思想的资源来解释鲁迅，亦有前人未有之音。汪晖之后，从哲学层面考量鲁迅的文章面临深化的困难，70后学人在此方面的思索，是记录在他们的文字间的。刘春勇、程振兴也都有这方面的自觉。我读他们的论述，感到向幽深的世界挺进的努力。

　　鲁迅没有体系，或者说没有学院派所说的体系。但他的特点是以矛盾的、碎片般的灵思覆盖国民的生活。那些看似不相干的存在，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把握其文本的隐秘，不能绕过这些。比如鲁迅小说多写的是底层人和失败的文人，这在一般人看来属于两类对立的存在。姜异新在论述鲁迅小说不同话题时，把二者连带起来看，有了立体化的感觉。这里有一种把多种话题沟通起来的深力。鲁迅思想幽深的地方，就是在不同思想元素的组合里，构建出精神逻辑。进入这个逻辑的深处，则与其距离可能更近。文本内的不同意象与主旨的奇妙连通，乃作家高明所在。深入其间而会心言之，有发现的快乐。看姜异新等人的文字，觉得是用心的发现，没有用时髦的理论为文，在实实在在中建立自己的话语方式。

　　造成鲁迅表达的隐曲和多致性的原因很多。因为他自己就意识到表达的困难。而他的所有的努力都在于对不可能表达的表达。曹清华的论文对此的描述极为清楚，她意识到鲁迅发出真声的深意，从几个层面看到表达的隐喻。因为语言的有限性，鲁迅在自己的穿越里超越了这样的有限。作者表达了知识者共同的表达的难题时，看到了鲁迅处理这样的难题的勇气，呼应之处多多。此类文字表达出鲁迅的知音的智慧。我在这里读出新一代学人的力量感。程桂婷讨论鲁迅小说的“病”与“死”，也多细节的生动。鲍国华阐述鲁迅与盐谷温，材料与论证都细致，有学术史的价值。邱焕星的顾颉刚话题，有思想的难点和挑战性。朱崇科的文章，视角很巧，他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态度，使看问题的眼光有了锐气。类似的特点我们在张洁宇、李林荣那里都能够看到。在特定话题里，都有对前人思考的修补。endprint

　　与前几代人比，70后学人在趣味上是多元的，不再像以往的研究那样受社会风潮的影响。50年代是苏联理论的照搬，80年代乃启蒙思想的呼应，90年代后乃现代主义的泛化。这些人对于当代思潮的选择有针对性，并未构成统一体。鲁迅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冲突的地方颇多。主流的思想与其隔膜的地方显而易见。由此也给研究者们一种暗示，面对鲁迅，要找到属于鲁迅的相对应的话语方式，而外在的思潮作为参照，毕竟还是一个有限的资源。70后学人与象牙塔之外的风潮的距离感，也多少把言说的范围缩小了。听者限于学术圈内，与民间的趣味甚远。要有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当年在思想界轰动的效应，已不太可能。

　　纯粹的精神思考，可能在学理上真正进入到审美的幽深之所。因信仰鲁迅而研究鲁迅，这个传统带来了认知的偏执，既不能把研究对象客观化，也不能历史化。鲁迅生前就希望有一个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刺痛自己的要害，这样的人竟没有出现。70后的许多青年希望在此一试，但并不都很成功。他们是怀疑过先前的学术理念的，对研究对象也少了钟爱的冲动。质疑已有的判断，质疑研究对象的正确性，乃学问的应有之义。他们的大胆的尝试，未尝不是冒险。比如袁盛勇对鲁迅遗产的负面性的思考，就发人深思：

　　面对左联的现实存在和种种弊病的出现，鲁迅本来极有可能更为积极和富有远见地倡导建构一种远为富有包容性的文化机制，但鲁迅只是感受到了左联内部问题存在的严重性，却没能从文化机制的建构方面做出富有远见的思考。可以说，鲁迅在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面前止步不前，而只是把它们的存在简单归结为周扬等的个人道德问题，并且在后期左联的实际领导者面前表现出那样一种桀骜不驯的老脾气，把自己的满腔怒火发泄在周扬等人身上，但没能面向那样一种有机化的组织发言，没能面向如何建构一种普遍化的文化机制寻思，因而正如他曾在写作《半夏小集》之后跟冯雪峰所言的，确实可以见出他的“小”来。

　　很显然，这些研究在许多方面深化了旧有的话题。对细节与精神逻辑的把握，是学术训练的结果。学术不都是辩解之音，还有误中之正，正中之误的缠绕的解释。鲁迅自己就认为其文字是有毒的。他的思想要放在特定的语境里解释才会有效。一旦置放在另一种语境，其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他的遗产在“文革”里的负面值的放大，就与此相关。这个话题过去讳莫如深，而现在终于有人站起来直面了。

　　70后学人的成果面世的时候，也正是民间鲁迅研究相对活跃的时期。较之于民间的鲁迅言说方式，他们显得理性的过度自觉。在那些民间的、非学院派的学人研究中，鲁迅的原态被塑造得有血有肉，但一面也少了逻辑的谨严。鲁迅的活生生的形象多在民间的叙述里，如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刘春杰的《私想鲁迅》，现出的是灵动的哲思，与碰撞的快意。这两个研究群落都值得我们关注。民间鲁迅研究的声音是多样的，有的对鲁迅的质疑还超出学院派的冷思。我们觉得这两个群落缺乏整合，倘使能够有对话的途径，话题可能更多些吧。

　　当研究职业化的时候，以往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现实关怀可能弱化。在许多青年研究者那里，鲁迅不再仅仅是与现实对话的对象，而是文化静观的对象。仿佛是德国人面对康德，或俄国人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的语境缠绕着一切。许多人对鲁迅的哲学背景颇有心得。齐宏伟、张克的努力，使我想起王乾坤当年话题的延伸，青年一代走近鲁迅，不再使自己成为现实意识形态的呼应者，与前一代的区别也在此显现出来。我读过70后学人的许多博士论文，至今也很有印象。刘春勇多疑意识之研究，潘磊的延安问题意识，陈洁的北京时期的鲁迅的研究，显示了材料的扎实。崔云伟对鲁迅研究美术观的凝视和研究现状的追索，都非简单地重复前人，而是对思考的积极推进。

　　这也可以找出他们与前人差异性的根据。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作者的自我简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如何进入鲁迅的世界，以何种心境面对鲁迅，都有所交代。我在其间也读出研究者的寂寞。程振兴、刘春勇的独自，是远世的沉思，以沉寂的心面对远去的灵魂，也有无尽的苍凉吧。但也有的是对前辈的公开挑战，不希望重复前人的路。贾振勇的话，似乎道出心曲：

　　2011年澳门鲁迅会上，我大放厥词，说内地文学史教材对鲁迅的叙事大多面目可憎。一台湾学者就此和我闲聊，说：在大陆，把鲁迅当做神来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发现鲁迅不过是个人；在台湾，把鲁迅当做一个人来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却发现鲁迅竟然是个神。话俗理不俗。最近一两年，我在不同场合都讲：近60多年，党徒式和信徒式的研究一直笼罩着鲁迅，我们需要的是远离鲁迅，经过一番辗转腾挪后再回归鲁迅；与其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莫若先学习鲁迅的寂寞精神，勘察鲁迅的创造性究竟何在。因为即使有一身凛然正气，深得鲁迅三昧，又如何战斗？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何况身为现实中人，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或许，只有经过无数次的回环往复，我们才能离鲁迅更近一些。哪个历史上的鲁迅，是否由此可以向我们展现更多的真容？

　　从战斗精神到寂寞精神，似乎也有对这一代人学术语境的某种注解。他们在解释经典化的作家的时候，意识到前人在知识结构方面与鲁迅的差异。如果不深入鲁迅的知识结构里，不重新触摸那些已经被遗弃的历史遗存，就可能遗漏鲁迅更多的存在。这一代开始从知识领域寻找对话的途径，虽然那途径也存在新的盲区，但这种寻找的冲动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参照。突破旧的营垒的渴念，恰是他们最有价值的地方。

　　由70后学人的研究状态看学院派的特点，可能映现出当代学界的走向。学院派研究是知识传播的重要一环，乃思想进化的土壤。但其弊在于无法对应鲁迅的野性思维和审美的忤逆性。久在书斋里的话语，有时未必能够对接鲁迅的针对现实的那套鲜活语境，可能因为津津乐道于学理阐释而遗漏了那些蒸腾着热气的生命内觉。这一点，朱正、林贤治、陈丹青等人的民间性阐释的魅力，颇值得参考。舒芜在40年代就警惕鲁迅研究学院化所带来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提示。

　　但尽管如此，无论你承认与否，老调子不会再一直地唱下去，他们开始以异样的调子发声。这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学术话语的格局。意识形态化的思考与功利主义的审视，都有自己的限度。70后学人看到了这样的限度。他们的研究正在改变鲁迅研究队伍的状态，拓展属于自我的空间。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思想不必定于一尊。不能不承认的是，敏感的、富有才华的表达出现的时候，个体之外的广阔天地可能被有所忽略。就气象而言，他们可能没有前辈学者的阔大。究其原因，钱理群、王富仁、汪晖有动荡岁月的体验，进入历史有自己的经验的燃烧。这种燃烧的益处是问题意识的鲜活，短处则是学理的主观性过浓。70后学人是有自己的客观性眼光的。他们也不乏对研究对象的敬意，但对历史迷雾背后真相的打量是需要有逻辑支撑的。这也一定程度使鲁迅由精神现象，转化成学术现象。

　　当鲁迅研究仅仅属于学术话题的时候，其真义可能被学院派的枯涩之语所漏。鲁迅对学界向来有一种嘲笑的口吻，那原因是常常把丰富的存在单值化。不过，我们在青年学子的研究中看到，这种学术的表达较之先前已经大大不同，在渐渐回避旧有的窠臼。是否可以说，他们也意识到置身于学界又不属于学界的重要？如果说他们面临述说的转化，那么也含有自我批判的因子。

　　这种转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想起来非简单话语可以述之。文学研究永远处于多样可能之中，经典之谓经典，就是可以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所不断凝视、对话的存在。思考总要向着陌生之域挺进，这个过程，乃经典化形成的过程。鲁迅研究与鲁迅文本一样，永远是流动的河。在荡起的波纹里，有我们未完的人生镜像。象牙塔里的人，不妨时时瞭望外面的世界，因为，现代文学的本质是现实精神的折射，体会不到这样的折射，我们的研究也会因盲点而弱化。

　　2014年3月15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