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市场的幽灵，在文选活动中游荡。”读完2013年度的小说选本和选刊之后，笔者禁不住想起了《共产党宣言》开篇的那句名言。马克思当年是怀着极度兴奋的情绪宣布“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笔者却是怀着深深的忧虑来谈论文学活动中的“市场”这个幽灵。这个“市场”之于文学，不是一个革命的力量，而是一个邪恶的力量，正在毒害着文学的遴选和评价活动。当我们从选本和选刊中看到不少平庸的名家作品，看到许多不配称之为“文学”的东西，看到更多低端价值的类型化、低俗化的作品之时，不能不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文选活动商品化了，缺少文学味儿了；文选工作者失职了，不那么令人信任了。当然，我们绝不否认这些选刊和选本确实推荐了不少好作品。但它们做到了公正的筛选并以其结果维系了我们对于中国作家和文学的信心吗？它们的存在和作为确实促进了文学创作并引导其健康发展了吗？当我们以这样的标高来审视和要求之时，上述的批评就不是苛责而是必需了。
一、名家崇拜与体裁偏好
翻开2013年度的各种小说选本和选刊，很容易就发现许多名人的身影，其中除了文学界名人，还有媒体明星甚至政界要人。《2013中国最佳长篇小说精粹》（辽宁人民出版社）这个选本10篇选文的作者，王蒙、贾平凹、苏童、韩少功、林白、余华、徐小斌、残雪、阎连科、红柯，无一不是文坛名家或宿将。对此结果我们难免产生疑问：整个2013年就没有一位非名家的创作能入得选家的法眼？《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全年选文16篇，其中8位作者——马原、严歌苓、林白、韩少功、苏童、姜贻斌、邵丽、鲁敏——都可谓文坛达人。《中华文学选刊》和《作品与争鸣》这两家选刊的长篇小说选载也聚焦于贾平凹、韩少功、马原、苏童这几位名家。名家功力深厚，其长篇创作的水平普遍较高是可能的，故长篇选载聚焦于名家尚可理解，但中、短篇小说领域应该不是名家独擅了吧！而几个选本却告诉我们正是如此“事实”。《2013中国最佳短篇小说》（辽宁人民出版社）共22篇选文，其中14篇的作者是名家：贾平凹、阎连科、苏童、范小青、刘庆邦、毕飞宇、铁凝、王蒙、李敬泽、薛忆沩、东西、叶弥、王祥夫、郭文斌。《201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也多是毕飞宇、铁凝、裘山山、李敬泽、须一瓜、艾伟、钟求是、范小青、苏童、薛忆沩这些文坛名人的身影。名家依赖症的普遍存在，既说明选家视野的狭隘，也折射出其迎合市场风向的势利。
选载中、短篇小说的期刊，版面比较充裕，能给无名作家更多的机会，但少数名家的入选频率依然偏高：《小说月报》全年选载三次的就有范小青、李铁、晓苏三人，选载两篇的则有铁凝、张炜、胡学文、李治邦、南翔、裘山山、津予围等人；《小说选刊》也三次选载杨少衡小说，两次选载范小青、铁凝、欧阳黔森等人作品。从选刊的头条设置中我们也可看出其名家情结：《小说月报》12期中有11个头条出自名家（张翎、南翔、赵德发、徐坤、迟子建、尤凤伟、铁凝、蒋韵、张炜、胡学文、须一瓜）；《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12个头条中有6个头条给了名家（刘震云、李铁、迟子建、尤凤伟、须一瓜）；《中华文学选刊》12期共11个头条，其作者不是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马原、池莉、徐怀中这些文学名人，就是柴静、老梁这些媒体名人；《长篇小说选刊》6个头条中有4个名家作品（马原、严歌苓、林白、韩少功）。以名家打头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化策略，主要是为了招揽大众读者群体，因为他们大都只知晓和关注名家。
名家的小说写得好当然该选，但平淡之作也屡屡入选就充分暴露了选刊与选本的势利嘴脸。毕飞宇的短篇《大雨如注》被四家选刊和六个选本同选，可算最炙手可热的作品。但小说除了语言功底较深和题材的社会价值较突出之外，选题、故事、结构均显平淡。独生子女在“望子成龙”的期望下承受着各种压力（如学业和才艺）并导致精神分裂、失语，这种故事并不新鲜，无论是从选题还是开掘的深度上看，都显不出作家的独到性和创造力。和作家过往的作品比，这一篇明显平淡，也不可能力压群雄。迟子建的《晚安玫瑰》、贾平凹的《带灯》、铁凝的《火锅子》、范小青的《屌丝的花季》都是被多家选刊选本相中的作品，实际上也属平常之作。《晚安玫瑰》的问题正如某些评论所说，“情节设置僵硬了些，‘写出来的痕迹重”，或者“和都市生活依然有‘隔”。贾平凹的问题则是与乡镇社会有所“隔”：《带灯》将乡镇女干部塑造成。一个文艺青年，她那文绉绉的名字和情书，实在与其生活环境不相称；多年的乡镇干部经历理应将她细腻优雅的性情和心灵磨砺得更粗犷和素朴一些。铁凝的毛病是过度渲染老年夫妻相濡以沫的爱情，唯美得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范小青的《屌丝的花季》写女屌丝逆袭高富帅的爱情故事，属轻喜剧风格，情节、细节怎么看怎么假，连作者自己都觉得“轻逸得有些轻浮”。尤其是李佩甫的中篇《寂寞许由》，平铺直叙、拉拉扯扯，古人、今人、官场、民间、自怨自艾，整个一大杂烩。作者自己也招认：“已很久不写中、短篇了。写起来不免手生、迟疑。”就是这篇应杂志之约请和催促，勉强赶写出来的平庸之作，竟被《小说选刊》和《2013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2013中国中篇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中国年度中篇小说》（漓江出版社）、《2013中国小说排行榜》（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等选本相中。
以名家来吸引读者大众是可以的，但也应该实事求是，坚持以作品为依据。尤其是代表刊物和选本最高水平的头条作品，理应以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为据，而不应只看作者的名气。然而选本和选刊往往搞名家优先而忽略了其作品的实际，结果就屡屡出现如此怪现象：头条作品的质量远不如非头条作品。比如前面提及的《寂寞许由》《屌丝的花季》《火锅子》等作品，就因为其作者的名气和地位，堂而皇之地成了头条。其实许多名气不大的作者的作品，如《将军》《西瓜颂》《自留地》《向西向西》等，更有生活底蕴，艺术品质也更高，却常常被名家的平庸之作压制，着实让人不平。既然是“文学”的选本，就应该是“选文”而不是“选人”，名家崇拜显然有违这一文选活动的基本伦理。而且，选家除了遴选出好作品，还负有发现、扶持文学新秀之使命，追捧名家的做法显然也与此相悖。endprint
此外，体裁偏好与歧视现象在选刊上也很严重。它们或偏爱长篇小说，或偏爱中篇小说，而对短篇小说充满歧视，即便其质量更高也难占据更多篇幅和更重要位置。这种做法不是基于作品质量的实际，而是市场导向的结果，是某种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物。在长、中、短篇的小说体裁格局中，长篇无疑是目前最具市场价值的品种，但长篇市场火爆的同时质量却很不乐观，整体水平远不如中、短篇。这从《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两刊的选文即可见一斑。《中华文学选刊》始终将长篇小说置于刊物首要位置，其所载长篇中，《带灯》《老大，再见》《日夜书》质量尚可，《新恋爱时代》《纠缠》则很一般。《纠缠》甚至称得上是很差，有评论即视其为“一部不痛不痒的平庸之作”：小说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死抠”，甚至煞有介事引用许多法律条文，枯燥冗长而又无聊无趣；人物的塑造上也模板化得可怕。这样的品质，很难让人相信其作者就是当年那个写先锋小说的马原。《作品与争鸣》杂志也总是将长篇置于首要位置，除《黄雀记》和《带灯》算得上是在水平线之上，其他如《国家阴谋》（张笑天）、《段逸兴的一家》（颜歌）绝对是乏善可陈的作品。《国家阴谋》不过是搬用了一些并不可靠的陈旧的历史资料，另外再加上一点美女间谍和同性恋的噱头，整个题材、内容毫无新意，写作艺术也很平庸。《段逸兴的一家》通篇都在讲述“我”的祖母和父母、伯父、姑父等长辈的嫖娼、偷情、通奸、离婚故事，将整个长辈群体全部丑化。小说夸张失度，极度肤浅和不严肃，纯粹是80后写手脑中狂想的产物。这些选刊似乎对文坛了解太少，只注意到了名家的长篇和市场上正热炒的年轻作家的创作。
歧视短篇小说的做法在选刊上表现得更明显。以《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这两家为例，它们每一期的头条几乎都是中篇（唯一例外的是《小说月报》第8期以铁凝的短篇为头条），再优秀的短篇小说也难以撼动中篇的地位。《小说选刊》第11期，作为头条的中篇《叛徒》质量明显很差，远远不如《一根细麻绳》这个同属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叛徒》平铺直叙，描写粗疏，形同流水账，《一根细麻绳》的叙述和描写则更细腻和生动，也更具感染力。然而，这样优秀的短篇小说却无法打消选刊根深蒂固的“中篇优先”情结，因为整个市场趣味都是偏好故事性、情节性、可读性更强的中、长篇小说，而不是以艺术性见长的短篇小说：“大众对于故事的生动曲折充满了期待，（短篇小说那种）片断式的表达让人不够‘过瘾”。《中篇小说选刊》的主编林那北指出，“现在中篇小说量非常大，但是总体质量不是太乐观。……总体而言如今复制生活、平面化表达，没有什么艺术难度追求的小说偏多了。……一些小说在艺术、思想、表达上，却能量不足，不能够击中你，难以带来更多的冲撞和震撼。”笔者翻阅选本和选刊时的印象也是如此，就笔者的感觉，选刊和选本上的短篇小说整体质量要比中篇高，好的篇目也更多。
二、类型小说与消费趣昧
目前文学阅读和接受的消费属性日益增强，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本着思想启蒙和审美熏陶等严肃目的，而是带着猎奇、窥视、娱乐、消遣等轻松心态来阅读文学作品。这就导致那些娱乐性强的通俗性作品，那些投大众之所好并能给其欲望与心理满足的消费性作品更有市场。所谓的“类型文学”或“类型小说”的流行就是其例。而浏览2013年度的选刊和选本，你会发现时下市场上流行的各种类型小说，如官场、职场、悬疑、玄幻、穿越、言情、武侠等等，一样都不少。比如《当代·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其全年所选11篇作品中，《俗世男女》《皂香之男女关系》《一路向东》《公主坟》均是都市言情小说，其中又夹杂“京漂”故事、商场、官场、金钱的魔力等等热门元素；《武士会》《特务》属消费性很强的武林传奇和谍战题材；《收藏家》《远东来信》《曹操与献帝》是历史传奇；《夺命医疗》《草根混央企》则属当下热门的社会问题小说与职场小说。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可划入消费性质的类型小说范畴。又如《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这家新起的选刊，专门设置了“江湖汇”这个固定的栏目，几乎每期都选载一篇类型小说，有武侠类（《隽永刀》《师父》《东瓯小史之侠隐记》），有穿越类（《娅》），有悬疑推理类（《五道口贴吧故事》），有科幻、玄幻类（《赡养上帝》《父亲的捕鱼船》）。至于类型小说的专门选本，则有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2013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2013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等。消费性的类型小说当然有其价值和生存的权利，因此出现专门的类型小说选本或栏目也完全正常、合理，但某些号称纯文学期刊的选刊也大搞类型小说选载，而且选载的比例还偏高，作品的质量也差，这就多少有些不正常，属于偏颇之举了。
选本、选刊青睐的类型文学首推官场小说。《小说选刊》就是其中之尤者。它的“微小说”栏目中有很高比例的官场题材，如第9期的5篇中有2篇（《我没作弊》《黑色公文包》）写官场丑行，第12期的5篇中有3篇是讽刺官员贪腐的（《父子开店》《科长的记忆》《节日》），这显然是要迎合读者大众普遍的“审官”“仇官”心理。《小说选刊》中还有《逃匿者》《无双轶事》《老霍丢了》《蝴蝶效应》《坐大巴》《局长的笔记本》《好好好》《完美人生》《调研员》《官途》《本真》《寂寞许由》《海湾三千亩》《蓝名单》《周大一句话》《于道生的渔网》等众多的官场小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选载了《我的儿子我做主》《守丧》《去菰村的经历》《完全抑郁》《西施乳》《贴身人》《海湾三千亩》《李重阳的龙头山》《于道生的渔网》《智齿阻生》等官场小说。所选官场小说虽多，但具有独创性或思想深度的仍属少数。它们所描绘的不外乎权力欲望、权钱色交易、智谋心计、心理压力之类，可谓当代的官场现形记。鲁迅在评论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时称：“故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这种评价和分析同样适用于选刊、选本中的官场小说。比如《小说选刊》头条选载的《蓝名单》，写一位退居二线的市级领导为儿子的仕途保驾护航，不惜主动将自己送进监狱。这种揭露官场腐败和“官人”心机谋略的题材，迎合的也正是平民读者对官场内幕的猎奇心理，或者是满足官员、公务员这一读者群体对于“职场”生存法则的学习之需。据市场数据，目前市场上最为走俏和畅销的类型小说品种就是官场小说，而选刊如此高比例的选载，正可谓与整个阅读市场亦步亦趋，随波逐流。endprint
玄幻或灵异类小说也是选家所爱，他们特意选取了某些名家的手笔，以抬高此类小说的身价。比如被五家选刊和选本相中的《梦幻快递》（范小青）这个短篇，写快递员“我”因为送错地址而求证于某住宅小区的监控录像，录像中显示，“我”和“我”爷爷在该小区碰面并交谈了一会儿。而实际上，“我”爷爷已经死了三年了！《小说选刊》选载此类小说的热情最高，还选载了《送我去樟树镇》《奇遇见》《老叔的尼泊尔故事》等多篇。《送我去樟树镇》写“我”在雨夜的高速公路上捎带上一个怪异女人，她声称正遭人追杀，要求送她到樟树镇，但中途她乘“我”下车检查车轮之机突然消失。事后“我”得知根本就没有什么“樟树镇”。小说“聊斋式的艳遇”“诡异、无厘头与荒诞的意味”让选刊激赏不已。《奇遇》是莫言的手笔，小说写“我”回乡探亲，在村口被邻居赵三大爷拦住，托“我”将一个玛瑙烟袋嘴捎给父亲，说是抵欠债。等“我”回到家将烟袋嘴交给父亲时却被告之，赵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迷途》是叶辛的作品，写刘一凡因大巴抛锚而在高速路边等待替换车辆，这期间，他无聊地走向远处的山垭，不幸摔倒滚下山坡，醒来后发现躺在一幢别墅内；一个美丽的女子出现了，和他共度了十几个销魂的欢爱日子，还带他参观了自己所经营的天然农庄和水电站。某一天，思家心切的刘一凡不辞而别，搭载来农庄的小轿车返回县城，而县城的人们一致证实刘一凡只失踪了一个夜晚，他所见的农庄和水电站也根本不存在。难道他这十多天的亲身经历、体验都只是一场幻梦？刘一凡“怎么也想不明白”。《老叔的尼泊尔故事》中则出现喇嘛尼虹化升天（身体消失，化成一片虹光）的场面。《作品与争鸣》杂志中则有《请勿谈论庄天海》《葡萄葡萄》等灵异类作品。总览上述作品，除了《葡萄葡萄》颇富诗意和人性意涵外，其余都是煞有介事、耸人听闻，看不出有何深意。这类灵异故事、玄幻情节，恐怕连作家自己也不指望读者相信，选刊又何必去追捧这样的游戏之作呢？
悬疑、武侠、谍战类也是选刊所好。《小说选刊》第11期的两个中篇《叛徒》和《特工徐向璧》都是悬疑小说的架子，前者的悬疑是“谁是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后者则是徐向北和徐向璧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疑问。从虚构能力和表现技巧上看，这两篇都很拙劣，显现不出什么高妙的“悬疑”效果来。《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杂志选载的《斯德哥尔摩》也属于带点悬疑性质的小说：“我”在斯德哥尔摩城郊火车小站的那一段经历究竟是梦是实？为何“我”的回忆与妻子的讲述完全不同？小说对此却轻轻带过，丢下疑问不管了。《小说月报》似乎对武侠类颇有好感，接连选载了徐皓峰的《师父》和《刀背藏身》这两篇写民国武林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杂志也选载了徐皓峰的《师父》，《当代·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则选载了徐皓峰的长篇小说《武士会》，同样是清末民初的武林传奇。看来，选刊们是不谋而合地在共同追捧徐皓峰这样的类型小说作者。此外，《特务》《麻雀》《叛徒》《暗杀刘青山张子善》等间谍题材也屡屡出现于选刊和选本中，显示出通俗传奇类小说强劲的市场能量。
人们通常将上述类型小说划归通俗文学的范畴，但也有人认为类型文学并非必然就是通俗和排斥崇高与形而上的，“类型文学也可能是雅的”。但无论如何，娱乐消遣乃类型小说最主要的功能，出于增强娱乐性的考虑，类型文学必然有一些模式或套路，如丰富曲折的情节、戏剧性的冲突和场面、性格鲜明的人物、壁垒分明的阵营、玄幻的想象等。这些正是大众的一般文学趣味所在。选刊热衷于选载类型小说，正是为了争取大众读者和文学消费市场。类型文学虽然在知识、娱乐、审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普遍存在着脱离社会现实，思想性缺乏，高端精神价值不足或缺失等问题。它们热衷于虚构和想象超越现实的神秘世界，甚至秉持陈腐有害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趣味，既阻碍了读者对现实思考的深度和干预的勇气，又以其模式化、套路式的写作消解了文学探索和创新的动力。选刊、选本热衷选载类型小说显然是对低质化的文学创作和消费性的文学趣味之纵容。社会需要娱乐性、消费性的类型文学，更需要具有精神启蒙、教育、审美等高端价值的严肃文学，作为拥有影响力的文学传媒和意见领袖，选刊和选家理应坚持其严肃文学的标高，担负起引导文学创作方向和涵养读者大众的文学品味这双重使命。
三、文学泛化与艺术审美标准的沉降
我们翻阅了2013年的《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后发现，“文学”在它们那里给泛化了，新闻时评、个人传记、通讯报告、小小说之类都成了标的。《中华文学选刊》热衷于选载纪实性品种，但其中只有《看见》的文学性较强，其余篇目如《与孩子一起成长》（池莉）、《老梁观世界》（老梁）、《底色》（徐怀中）等都乏善可陈。尤其是池莉和老梁的这两篇，或拉拉杂杂地报告自家的那点俗事俗情，或就社会热点话题随意评说，看不出有何文学性可言，甚至连语言的审美性这一起码的文学资质都不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本该专心于“中篇小说”的筛选，却不知为何选载起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回忆录、人物传记之类的热销货，诸如《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货币狼烟》《邓小平时代》《转基因战争；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来自“亚丁湾”的温州人》……还美其名曰“特别推荐”！如此不务正业，大概是犯了市场红眼病吧。《小说选刊》杂志也打起了擦边球，它所设置的“微小说”栏目所登其实就是“小小说”或“微型小说”，其中虽不乏个别文学性稍强的篇什，大多数却还属于“故事”的形态，缺乏“艺术”“审美”这些基本的文学资质。作为纯文学期刊的《小说选刊》以前就曾搞过小小说选载，但为此饱受批评。为何如今又重蹈旧辙呢？《小说选刊》是这样解释的：“小小说是文学的精灵，它以短平快的方式，迅速反映时代生活，又因其发表园地多而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传播媒体的不断增多，大众的阅读往往被挤压在地铁里，临睡前，马桶上，即所谓‘碎片式阅读。人们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去获得更多的信息，得到更完美的精神享受。小小说正是适应了这种阅读需求，所以才能大行其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刊也是顺应读者需求……”从这番说辞我们已不难看出，选刊关心的是“大众”“短平快”的阅读需求，侧重的是小小说传递生活“信息”的价值，根本不关心其有否“文学”品质和审美价值。endprint
选刊对文学的泛化处理既反映出当今纯文学的落魄处境，又直观地暴露出市场化的选刊们的失魂落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就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了，而目前以大众文化和娱乐为代表的消费主义的盛行，更是让本已边缘化的文学中只有纪实文学、媒体文学、类型小说之类还有市场。但是，文学的主干或正体当然不是这些身份暖昧的品种，而本文论及的这些选刊又无一不是以纯文学期刊的身份自居，甚至还被誉为当代纯文学的“旗帜”和“风向标”。既然如此，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才应当是这些选刊安身立命之本。但为了牟取经济利益它们不惜出卖灵魂，以旁门左道和投机取巧的手段来招揽读者，博取市场：既然2013年有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和炒作，《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就不失时机地将刘震云20多年前发表的同名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再登载一次；既然莫言在2012年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选刊》就顺势将莫言几年前已出版的《奇遇》重新刊载一次；既然市场上正热炒柴静、老梁等媒体人的图书，《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就趁机将它们选载一遍……相较于文坛人士（哪怕是名家），媒体明星、政界名人更具社会关注度和市场号召力，用后者来拯救文学选刊日益萧条的市场，不失为精明之举。只是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损害的还是选刊的声誉。号称“文学”的选刊与非文学的文字消费品偷情，这本身即是对文学的背叛。
搞跨越文学边界的选载是明目张胆的背叛，更隐秘的背叛则是对文学性标准的懈怠，即对于作品的艺术标准和审美标准的放松。有选家即声明放弃“审美”“叙事技能”这样一些传统的小说标准，而“更多地留意作品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深度”，因为在他看来，“叙事的成熟性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埘。其实，就2013年各选刊、选本所选载的小说来看，叙事技巧的拙劣、审美性的不足，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随手就能拈出《寂寞许由》《纠缠》《父亲进城》《女儿进城》《叛徒》等一大批例证。某文学编辑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各个选刊虽然趣味有差异，但都比较重大众化，故事性，社会性。就小说叙事和语言上，相对没那么丰富。文学性强的小说是不会入选的。”通观2013年度各选刊和选本，感觉它们都很强调作品的题材价值而相对忽视了艺术价值，而这题材价值其实又主要只聚焦于该题材是否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以《201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为例，它收录反映教育问题的《大雨如注》，反映老年人生活及其精神困境的《火锅子》《课间休息》《合槽》《前线，前线》，反映人的名字对人的影响的《名字游戏》和《她的名字》，如此集中于少数几个社会热点性的话题，恐怕还是为了社会关注度，为了吸引读者。而当一篇作品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其文学艺术价值时，大部分人都很难拒绝它或者挑剔它。《大雨如注》这类作品就是以其社会价值而为选本选刊所倚重。
在轻视艺术和审美标准的同时，选家们恰恰又偏重了小说的故事性或可读性，以迎合大众消费趣味。如中篇小说《老叔的尼泊尔故事》，怎么看都是一个过度夸饰的言情故事，其中异国浪游、僧俗相爱、十年预约、背尸、天葬、虹化升天等等情节，极具猎奇性和可读性，然而其艺术真实性和审美的价值却难以服众。又如中篇《金字招牌》，写地主后代卧薪尝胆精心谋划，最终将集体企业攫为己有的故事，其中充斥着制毒贩毒、谋杀陷害、复仇恶报、男女欢爱、潜伏破案等等情节，俨然一部观赏性极强的娱乐大片。还有《手语者》中的杀人、越狱、隐姓埋名等惊险情节，《麻雀》中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谍战场面，《特工徐向璧》中的飞来横财、一人分饰二角、性爱游戏……文学的叙事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灵与审美性的叙事，应该围绕着怎样打动人心和触动灵魂来着力。而以情节的刺激性、戏剧性为基础的所谓故事性与可读性，并非心灵与审美意义上的叙事艺术，而是感官娱乐和精神游戏意义上的叙事花招，并不值得欣赏和提倡。
小说本质上是一种虚构，但还是应该给读者一种似真感，能够反映人类生存中的某些现实，否则人们就很难认真和严肃地对待它。但选刊、选本中的不少篇目明显缺乏虚构的严肃性和艺术真实性。如好几家选刊选中的《手语者》中，“我”那先天失聪的继父于勒卷入一起谋杀案，蒙冤入狱，但他成功地策划了一场越狱行动，指挥同伙杀死狱警并成功脱逃、隐居起来。这样惊险、传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残疾人身上如何让人信服？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和“于勒”这个外国式人名的设置更暴露出作者的游戏心态。又如《潮起潮落》和《狩猎季》这两篇小说，两位女主人公都经历了情场和商场的挫折，但面对男人给予的大笔财富补偿，她们都选择了拒绝。这样清高的行为怎么看都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妄想，缺乏逻辑性和“真实”的力量。文学的虚构还应体现出作家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审美想象力，而不是毫无创意的模仿、抄袭或是缺乏审美价值的惊耸与猎奇。而选家们相中的《梦幻快递》《奇遇》《迷途》《送我去樟树镇》中那种鬼魂现身或时空丢失故事，既陈旧又乏味。被多次选载的《特工徐向璧》，连选家自己也承认它的抄袭、拼贴性质：“喜爱看电影的人，或许会发现《真实的谎言》《水中刀》《不道德的交易》等多部国际大片的众多精彩元素汇集于《特工徐向璧》，而熟悉日本作家的读者，可能会由此想起安部公房的长篇小说《他人的脸》……”选刊既然看出其模仿性质，为何还照选不误，甚至为其辩护呢？还是市场这个魔鬼在作怪。
文学不同于历史、科学、宗教，主要属于“美，而非“真”与“善”的范畴，因此文学的基本功能或价值属性即审美，审美乃文学之魂。文学审美的最高目的是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帮助人们发现或追寻人的本质力量，以超越现实生存的缺陷或不足，而不仅仅止于生理快感和心理满足、愉悦的层面。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帮助人们超越琐碎、庸碌、功利的个体情感，而达到对纯粹、高洁、理想的美的想象和追求，应该能够激发人们对人性的发现与思索，和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追寻，应该能站在全人类的精神文明的高度给人们释疑、解惑和指引方向。而选本和选刊中的许多作品给予人们的主要是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快感和愉悦，而不是沉思性的审美静观，缺乏精神提升层面的价值。如小说《在肉上》写丈夫对妻子的性虐故事（性虐游戏、蒙面强奸），情节夸张、描写露骨，其趣味之低俗从标题本身即可见出。情节和趣味相仿的还有《特工徐向璧》。这样的小说称之为“狭邪小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又如《胡石论》《大地钢琴》《青瓷》等篇目，或写市长夫人偷情，或写农民工强暴寂寞的“金丝雀”，或写富二代女放纵情欲，立意上均看不出有何崇高或深刻之处。这些缺乏精神提升价值的作品频频亮相，一方面表明了选刊的庸俗趣味和对消费市场的迎合，另一方面表明选家们已魂不守舍，丧失了对于自己崇高职责的正确认识。
文学的选本、选刊是因文学而生的，理应为文学服务，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它们为市场而存在。这种错位不应仅仅看作是文学在文化消费时代的宿命，而应该视作是文学工作者的失职、堕落或背叛。文选工作者是文学的守护人和代理人，而不是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掮客；选家的职责是为文学水平的提升和文学发展的健康而工作。本着这样的身份认同和职业操守，文选工作者理应坚持文学的标高，倡导文学的审美、启蒙、批判等高端功能，而不能一味地突出其娱乐消费功能。“选”者，选优拔粹也，这是不言而喻的命定，是选者基本的价值感之所在。而如果一味地追逐市场和见风使舵，放弃文学自身的标准，那样的选对文学市场和文化环境危害更大。所以，将真正优秀的作品推荐给社会大众，并以此介入文化消费市场的运行，引导其向更健康的方向前进，这是文选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文选运作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09YJC751033）；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项目“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转型”（12JNYH007）]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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