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炎伟

　　创作上变化无常，已使读者对王安忆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不善社会活动，不喜抛头露面接受媒体采访或在公众场合演讲，则让王安忆的生活也多了几分神秘。如此安静而自足的生存状态，王安忆自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作支撑。有挚友称王安忆是一位“纯粹精神性的人”，而这一精神世界的生成，在根本上则源于其个人化的成长经历。王安忆有言：“我的小说是和我的人生贴近着，互相参加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这显示着王安忆的“存在”之于其“虚构”的意义。尤其是她早年的生活印记，是王安忆作为一个作家诞生“经验”的关键时期。“在那二十几岁的年龄，远没摸到人生的深浅，可却是经验最丰饶的时期。”如同她的小说，王安忆早年的日常生活，于平实琐碎之中呈现独特的戏剧性，于淡淡的忧伤中传递细腻的审美意蕴。它们是王安忆的现实人生、是王安忆的叙述对象，也是王安忆的艺术形式。

　　上海

　　在许多读者眼里，王安忆是上海的代名词。他们以“王安忆的方式”来想象上海，也往往以“上海的方式”来理解王安忆。

　　王安忆在出生后的第二年（1955年）随母亲茹志鹃迁居上海，居住在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弄堂里。自王安忆能独立出门，她就“在这条街道走来走去”，它成为王安忆观看上海的第一扇窗口。这条街的“奇怪”，在于“豪华的商店间着居民，”“在商家背后，就连着深长的人口庞杂的弄堂”。这恰是王安忆自小融入上海的方式：既触摸着上海的现代，又脚踩着上海的地气。位居市中心繁华地段，这弄堂在当时却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居住于此的人物不是家境殷实的“中等人家”，就是1949年后“那种比较收敛的资产者”。王安忆家从单位租来的贴有铜牌的家具、绿颜色的军用毯子，直至简单的行军式生活方式，在这个“上海小市民做派”的环境中，就显得“特别不像样子”。王安忆记得，她家一点点的城市气息，“全都是楼上邻居和我们家老阿姨带来的”。

　　弄堂也为王安忆准备了充足的上海故事。那些发生在深居简出、高深莫测的居民身上的弄堂故事，留给王安忆“暗淡和没落的印象”。故事的主角是有良好教养的投考文工团的女生、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师、有着惊人的美丽和雅致格调的人妻、虽家大业大却依然保持勤俭本分的绸布行业主……每个人物都包裹着一个美丽哀婉的故事。这些故事弥漫着上海中产阶级的人间烟火，演绎着上海颓废的华丽、低调的奢靡和从容的气节。王安忆从他们身上读到的是“上海的布尔乔亚”和“布尔乔亚的上海”。

　　隔壁弄堂的故事在“大跃进”期间也闯入了王安忆的生活（因间隔弄堂的铁窗、铁门被拆去炼钢）：“从那弄堂里传来许多故事，那是与我们的故事很不一样的故事！”对方的孩子称王安忆们为“小阿飞”“嗲妹妹”，王安忆们称对方为“野蛮小鬼”，这似乎显示着两条弄堂间人群的身份差异，也预示着故事的不同格调。较于这边的平静与优雅，隔壁弄堂狭窄而喧嚣，充满动作感。在王安忆眼里，那个弄堂“始终有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气氛”。

　　以“一种脸型，一种口音，一种气味”的方式，上海默默进驻到王安忆的精神世界。直到19年后的秋天（1974年），王安忆家第一次搬迁，由淮海中路来到愚园路，时年王安忆20岁；又过了十年后，王安忆从愚园路向西搬至一幢新建的工房。在愚园路和新建工房生活期间，王安忆依然借助街道、邻居、店铺、小吃、电话亭乃至厕所等来感受变化着的上海，而全无高屋建瓴的视角。用王安忆的话来说，关于上海，她“无法下手去整理、组织、归纳，得出结论”，它是“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所有的印象都是和杂芜的个人生活掺和在一起”的。

　　儿时的生活内容悄悄堆积着王安忆对于“作为家的上海”的感情。从小恋家的王安忆对上海的依恋是自然的，这种感情还因一段时间暂别上海而变得强烈。从插队到徐州文工团八年的离家生涯中，“什么都有了”的王安忆却没有“归属感”，她被“不能回上海了”的“毕生遗憾”深深困扰，总觉生活有很多不如意。她坚信，“要能回到上海，我的一切都好了”。因此，1978年对王安忆来说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返城改变了她关于上海的想象和情感。“我回上海后，很高兴的日子，不过就是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接下来，我就不高兴，我觉得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不晓得怎么好了。”王安忆意识到，对上海的追恋是一场“人生的误会”，根源在于糅合了“我在十五六岁时少女时代的一切”。

　　在对上海“一肚子的感慨”演变成一系列的生存危机后，曾经不讲道理的日思夜想渐渐平息。此时王安忆关于自己与上海的关系，自然多了一份淡定与达观：“其实，人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很难感到激动的，因为太过稔熟，又与经验缠绕在一起，都不会有好好看一眼的用心。然而，这也就是‘积累的意思了，不是说它能够激发你什么，或是提供你什么，而是与你发生着关系，越来越紧密，带着些安身立命的意思。”

　　王安忆对于上海的文化印象同样感性而具体，不具有系统或理论的性质。她宁愿把上海标志性的高楼大厦作为背景，也要去强调那两个手拿“烧泡饭时不当心烧焦了锅底”而来到高楼前工地边“要一些黄沙来擦一擦”的老太。在王安忆眼里，上海文化的标识不是现代化，而是楼底街道上蠕动着的如蚁人生。它们成就了上海作为一种“小说”的艺术”它的闲心不是艺术心，好去消受想象的世界，而是窥秘心，以听壁脚为乐……小说最对这胃口了”。它们表面上是“那几行悬铃木的罗曼蒂克”，背后却是“一砖一瓦砌起来的硬功夫”。这个世界“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地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这种“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王安忆称之为“市民精神”。它虽使得上海似乎“已没有一点余暇留给情感作游戏了”，但这种看似低俗的人生却也包含着某种力量和信念：“把眼下的每一日过好，积攒起来，不就是个人的生长度？”

　　家人

　　王安忆的家人包括母亲、父亲、姐姐和弟弟。在这些亲人中，王安忆自称“母亲对我影响很大”。

　　母亲茹志鹃“是对小孩子管得很牢的一种人”，她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要求来养育孩子。“我妈妈内心很娟秀的，但她的外表看上去很刚强。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幼年失怙的茹志鹃曾经历过富裕亲戚家的生活方式，她“心里边有一种暗暗的努力”“希望我们能够受到一种像上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的熏陶”。因此，她很早就给王安忆请来了英语家庭教师，总是很慷慨地给孩子们买玩具，而“玩具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书，连环画、童话书、图画书”。尽管父亲被划右派的遭遇使家庭决定“绝对不让孩子学艺术”，但母亲并不反对王安忆阅读。即便王安忆在十一岁时提出要看《红楼梦》，茹志鹃也“很积极地引导我……解释给我听册上的那些凄婉的诗和画”。㈣因此，王安忆很小就“已经习惯用书催眠”，以至于在小学毕业时，王安忆认定：“在我所有的知识中，超越了我所受的五年小学教育的，唯有文学了。”endprint

　　茹志鹃不仅是王安忆生活上的监护人，也是其情感上的导师。十七岁生日那年，在外插队的王安忆情绪低落，母亲为“鼓励我坚持下去”，费尽周折适时送来一本前苏联小说《勇敢》；在王安忆“被感情的事情搞得很烦恼”时，母亲也会“给我写信说，其实不结婚也挺好”。随着时间、阅历和距离的增长，种种生活情景后来都成为王安忆体认母亲平凡而伟大的鲜活细节：“她晚上先要把我弄睡着，然后她再写东西，写到几点我就不晓得了”；她“始终把小孩子看成第一位”：她“被我们这个家拖累得很严重”；她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一人“维持了一个完好的家庭”。王安忆后期关于母亲的文字，弥漫着眷恋与敬佩的情绪。

　　王安忆曾言，“母子之爱是不大能表白的”，母爱这东西，“说了不见得有什么错，只不过有些不舒服”。茹志鹃似乎就是那种“做得多说的少”“大都连‘爱字都是羞于出口”的中国式母亲。茹志鹃去世后，王安忆“突然间生起了一种欲望，开始觉得应该好好认识自己的母亲”。这或许就是她开始动手整理母亲日记的直接动力。

　　较时时见于笔端的母亲茹志鹃，父亲王啸平在王安忆的文字里出现要少许多。王安忆公开发表的照片中，父亲的出镜率也远远在母亲之下。这些似乎多少说明了父母亲在王安忆情感世界中的不同比重。王安忆在2003年父亲去世后曾为他写下一文，这篇文章在王安忆日后的文集中似乎也未见收录，且在发表后不久就接到了父亲生前一位老战友“把你父亲说低了”“你对你父亲根本不了解”的来电指正。

　　关于父亲，王安忆说的最多的一句是“我对我父亲真的是不太了解的”。这一方面似乎源于父亲介入家庭的时间较晚，另一方面则因他“自在而逍遥”的个性使然。

　　王啸平直到1962年才从南京到上海真正进入家庭，其时他已43岁，而“我已经（小学）两年级了”。王安忆对父亲的家族史“搞不清楚”。有关父亲的早期经历，王安忆只知大概：出生在马来亚的一个生意家庭，从小喜欢戏剧和写作，1940年（21岁）为读国立剧专回到大陆，时值抗日战争，上海剧专已经关门，后经地下党的老师介绍去了苏北根据地，在某个部队文工团当导演、主任等，期间与母亲茹志鹃相识。父亲于1958年被开除军籍，“1959年到1962年，他是个右派”。在文工团期间，他“挺辉煌的”，一直到“反右”，“一下子就落了下来”。㈣因此，父亲回到上海时样子是“十二分的狼狈”的：“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叫化子般的男人”，就连保姆都“开始为那张床担心，这么干净的床怎么能睡这样脏的一个人”。

　　如若性情相投，父亲要与“已经两年级”的女儿建立亲密关系，也不算晚。但父亲却是一个“自己自在，自己逍遥”的人。在外他“不知人情世故”，情绪“极易冲动”，说话“十分极端”，做事“最无方式最无策略”“一无辩证的思想”。王安忆曾自嘲，像父亲那样的人，“做一名右派是太应该不过的事情了”。在家“他好像就不屑于和小孩子多说话的”，他自认为把一生献给了“革命和艺术两桩事业”，对于家庭则“缺乏耐心和兴趣”“什么都不管的，什么工作都交给女人”。王安忆坦言：“我从父亲那里没有受到过什么明确的教育。”对于父亲的这种做派，王安忆似乎心有钦佩——“比起世上太多的终年终月为别人的观瞻营造一个自己的生活……他倒也活得比谁都自在”，但同时也看到了父亲这种人生背后的代价：他成了一个“游离在家庭以外的人”；“我们这一个家庭”为“他的纯净的哲学要建立并实践”提供着“安全的庇护”。

　　在情感的天平上，王安忆明显地倒向了母亲。当她把母亲和父亲放在一起追述时，读者甚至能隐隐地感到王安忆对父亲弱弱的抱怨：“我母亲是个非常负责的人，我觉得像我母亲碰到我父亲这样的吧，很辛苦的。他就像我母亲另一个孩子，而且永远不会长大，不会改变。”父亲“是很享福的人……不能说他没吃苦，吃苦了是吃苦了，但是吃得实在不太多”。不知这是否与王安忆整理母亲1954年的日记有关。因为日记显示，1954年“母亲和父亲之间出现感情的低潮”，在一个从小与母亲“关系很近”的女儿眼里，她会否更同情母亲所受的伤害就不得而知了。

　　插队

　　1970年，16岁的王安忆赴安徽五河插队落户，至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离开农村，历时共两年半左右。儿时的王安忆曾在学校的一次思想教育活动中毫不犹豫地说日后要“当一个农民”，但这只是出于“那一点小小的罗曼蒂克”的冲动，也因当时“我心中从不曾真实地认为我会去当农民”。因此，当这个“空泛而虚缈的当农民的梦”陡然实现时，王安忆体验到的不是美梦成真的幸福，而是一种明确的“不能做一名农民”的决心。

　　对于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王安忆认为比她年长些的老三届们“大多是满怀理想的”，他们“有一种人生目标”作支持，而像她这样的六九届则是“没有信仰的一代”。许多六九届的人对于下乡其实“没有理想”，往往带着“艨朦胧胧的，甚至带点好奇和兴奋的心态”奔赴农村。王安忆并不讳言当年自己并不崇高的下乡动机：“我对下乡本来就没抱多大的希望。我那时只觉得上海的生活太无聊了，无聊到病态，就想改变一下环境。”

　　王安忆一直明确表示“我不喜欢我插队的地方”。她认为安徽一带的农村不像边疆那样“带有原始的先民风味”，江淮流域的农民“已经受到较重的商品经济的污染，所以我在农村的两年中，很少有农民对我真心好过，有时表现得对你好，也是从私利出发的，不能说他们很坏，但也绝没有那种无私、博大的气质”。当时鉴于兄姐们的经验，“为了避免日后招工的竞争”，王安忆下乡后“没有参加任何集体户，独自在一名社员家里落户了”。后来由于生活不习惯，她“又离开了那户农民，自个儿开门立户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日子里，王安忆对自己知青生活的印象，就是“将自己封锁了起来，既与农民隔阂着，又和知青同伴们疏远着”。两年多的农村生活对王安忆来说似乎是痛苦的煎熬，她一直试图逃离：“一到农村，马上又后悔了。以后就整天想上调，找出路。”

　　然而，王安忆有关插队的经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多年后，由于种种“明了或不明了的理由”，原本插队的记忆——“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活现着，其他的一切，全是作为背景模糊着，静止着沉默着”，现如今则是“自己的身影逐渐缩小淡去，而背景却逐渐地清晰，甚至微微的有些凸现起来”。这显示着王安忆有关知青记忆的核心内容发生了转换：由对个人生存的痛苦体验，转向对农村存在的重新发现。尽管个人的农村生活现在看来依然“很黯淡很黯淡”，那个“苦闷的地方”王安忆事后也“从来没回去过”；但农村本身却开始焕发魅力，变得唯美了。王安忆曾如是表达农村之于她的经验馈赠与精神滋润：endprint

　　农村给我的动力，似乎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最起初，它是向我呈现了沉重的生计，而且，让我经历了苦闷的精神历程。因此，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后，再没回去过。但时间终究在抹淡经验的色彩，还因为毕竟身不在其中了，不必加入生存的争斗，心情平和下来，便看见了另一种面貌，那是和上海的市民绝然不同的，可以说是清醒的人生。因为它和自然贴近，懂得生存的本来面目。我一直在想“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它便试着回答我。近些年来，我比较多地去江南水乡，我看见那些水乡小镇的体貌如何地服从人的需要，就像一件可体的衣服，那么体恤与善解人意，在人口密集、水网密布、道路逼仄的地方，温暖地养育着生计和道德，这是人性的生活，这是我写作《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初衷，也是农村生活给我的启迪。

　　当初不尽人意的农村经历，却不经意为王安忆储备了关于农村的审美经验。后来王安忆写了很多农民，但她声明，“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们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曾几何时，王安忆开始对农村变得迷恋。她把农村提升为一种艺术概念——“生活的形式”，并对之加以丰富的阐释：乡村的人生“冲出了制度的格式”，富有“具体生动的性质”，充满着“过程”和“细节”；漫长安静的乡村看似一座“铜墙铁壁的堡垒”，却包裹着“非同寻常的历史”，“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村人们在很长久的时期里稳定地集合在一起，互相介入，难得离散，有始有终地承担着各自的角色，伴随和演出着故事”。总之，有关乡村的想象似乎又神奇般地回到了王安忆儿时的状态，它是那么“富有传奇色彩”和“不可思议”。然而，它当然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此时的乡村对于王安忆来说，它既是一段经历、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经时间的沉积，它已内化为王安忆观照现实人生的一种特有品格与气质。

　　徐州文工团

　　1972年，王安忆“以从小消遣时学习的手风琴，考入了徐州地区文工团”。王安忆曾言：“我一生中待得比较久的地方是徐州地区文工团，待了六年时间，这段时间比较长，而且对我影响比较深。正好是十八到二十四岁，度过了我的少女时代。”

　　文工团之于王安忆的人生财富并不是长进了多少艺术表演的能力或积累了多少舞台演出的经验，而是为心智最丰富、最敏锐时期的王安忆提供了大量可转化为“经验”的生活素材。王安忆用“结实”一词来形容她对文工团生活的印象：“文工团的生活好像是我这么多年的生活中，比较结实的一段，而且是我不反感的。”

　　王安忆所在的文工团原先是个蛮有历史的地方剧团，因所唱剧种较为贵族化，因此观众其实并不多。五六十年代一部分大学生的加入，使文工团由唱一个单一的戏种向兼有话剧、歌剧的综合性文工团过渡。王安忆正好经历了文工团从“黄金时期”到“门庭冷落”转变的整个过程：“文革”时期戏剧地位的中心化以及国家对演职团体不计成本的包养，使文工团的活动一派蓬勃；然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国家补给的淡出，以及其他艺术样式的复苏，文工团的生计日趋惨淡。这种戏剧性的命运变幻带给王安忆关于“动荡”与“危机”的生存体验，而文工团内囤积着的“很多有才能的青年”，则增长着王安忆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王安忆到1982年为止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尾声》，即调动了她“在文工团生活六年的所有的生活素材”，“通过《尾声》中这个文工团的兴衰命运，写出我们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矛盾、人的特殊的命运”。

　　从后来的创作实践来看，文工团里“那么多女孩子男孩子在一起，真的很热闹”的生活情景，给了王安忆更大的影响。这种“热闹”不仅指王安忆开始过上了“在公共的浴室里边洗澡”的集体生活，更指那种由那么多青年男女聚集一堂而洋溢着蓬勃欲望的气氛。“文工团的那种气氛其实肉欲性挺强的。首先大多是年轻人，男男女女朝夕相处，尤其是练功房，几可称耳鬓厮磨，练功衣很单薄，又出汗……所以文工团里男女事故多是很自然的，身体接触太多了”。这无疑是王安忆创作“惊世骇俗”的“三恋”的主要资源。王安忆说，“我写‘三恋时特别冷静”，这种“冷静”显示着当年王安忆对这种“情欲的空气”的体验同样“相当旺盛”。

　　文工团似乎也是王安忆走向创作的重要阶段。尽管王安忆更愿意把《雨，沙沙沙》视为自己创作的正式开始，但她同时强调文工团时期的写作作为“某种准备”的重要性：“自己适应了自己的文字变成印刷体。这其实是个很激动人心的时期，对于创作本身来讲它不是那么重要。但对一个开始写作的人，它却是一个很有益处的时期。”

　　从农村到文工团是王安忆的一次“胜利大逃亡”。因此，在初到文工团的二三年里，王安忆“十分平静地生活着，自以为得到了归宿”。然而，悠闲的生活随即使王安忆“心里便也留出了许多空处”，于是“渐渐地，又觉出了苦闷”。而这“循环的不断加深的寂寞和苦闷”，则加剧了王安忆对她“那略为成熟一点的文字”的依赖：“我愈发的苦闷，而又愈发地要看书，要写日记。”此时，写作开始成为王安忆一种“有意识”的举动。尽管第一篇名为《大理石》的散文“很糟糕”地呼应了“时代的精神”，等拖到1977年印刷出来时因“四人帮”已倒台而“把这本书捣成纸浆”销毁了，但“一发即中”的经历却为当时王安忆的写作增添了动力。“不管如何，我自以为是有了作文章的天才，忙着写起来”。此后，王安忆不再痴迷于写日记，而是“虚构”和“半虚构”地“将小说当日记写了起来”。随着小说写出了“许多心中的哀与乐”，她开始“从写作中得着了乐趣”。多年后王安忆回忆，“从日记发展成小说，并不求发表，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东西”，她“喜欢这种娱乐”。这意味着写作对王安忆“不再是一门枯燥的功课”，她真正地爱上了写作：“我用我整个真实的心情去写，写作成了我的习惯，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多年来的彷徨不定终于得到了解脱。”endprint

　　总之，王安忆对六年的文工团生活心存感念。较之于她“抵触”的农村遭际，文工团的日子虽也有哀伤，但更多的是快乐：“文工团的生活，我已经走出来了，之后再回过头去看看，我真是得到很大的好处……我觉得虽然当时过得也很寂寞，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美好的时光，有很多愉快的记忆。”

　　文学讲习所

　　王安忆于1980年4月入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文学讲习所，作为讲习所第五期学员学习写作，至当年10月结业，中间放了一个暑假，算来历时半年左右。当然，这不包括结业后讲习所为每个学员向所在单位请的三个月创作假。王安忆把讲习所视作其写作生平里一个“重要的关节口”，她坦言：“讲习所是我生活的转折点。”

　　说起到讲习所，王安忆自觉十分幸运。因第五期学员一开始只有三个女生，住不满四人居的一个宿舍，资源有点浪费，加上“上海这个城市只有竹林一个学员似乎委屈了”，于是校方又委托上海少儿出版社再推荐一名上海女学员，王安忆就这样搭上了最后的班车。全班三十多名学员中，王安忆属“最最年轻的”学员之一（另还有一个比王安忆小三岁的同学瞿小伟）。在创作方面，当时王安忆有一些影响的作品只有一个六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而且那时该小说所获的全国少年文艺创作二等奖还没有评出来，而周围同学却是蒋子龙、叶文玲、陈国凯、张抗抗、竹林、叶辛等一批她平时“羡慕和崇拜的人”。王安忆一直认为，在佼佼者云集的“黄埔五期”里，属她“资历最弱”“就整个情况是最差的一个人”。学员中一开始似乎也有类似议论，认为王安忆“是受了照顾的，因为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而且巴金也为她说了话”㈣。因此，十分重视此次深造机会的王安忆，在讲习所的学习特别认真勤奋。当时讲习所的管理似乎并不严厉，从内地来的学员经常逛皇城，小有名气的学员则经常逃课回家或去外面开座谈会，但王安忆却是“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一堂课也不缺的”。王安忆的邻桌陈世旭回忆说：“她选的那个位置很靠前（第二排），显见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王安忆的笔记却记得很仔细，使我想起略萨的小说里的一句话：恨不得把教师的喷嚏也记下来。”

　　讲习所的生活很朴素，但王安忆“觉得过得挺好”。讲习所当时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设在朝阳区委党校里面。王安忆在“课堂兼作饭厅”的教室里上课，在“只一间屋的图书馆”看书，饭后与同学“成群结队”地在党校后边散步，在院子一侧一座平房里的小会议室写东西。“环境是杂一些，可心都是静的”。王安忆在讲习所听了许多课，这些课都“上得很好”。第五期学员多个性鲜明，用班长蒋子龙的话来说，“都是些人精，一个比一个精，谁管得了谁呀”。调皮捣蛋的贾大山，厚道而睿智的乔典运，颇有兄长风度的蒋子龙，清静拘束的叶辛，都给王安忆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同学虽不免任性张扬，但都对王安忆很好。他们或鼓励王安忆“写得不错”，或给其创作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很冒险”地“竟也来向我约稿”，从他们那里王安忆“得到了许多真诚的关爱”“我觉得他们都很像我的兄长，一点不嫌弃我，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携了我。”

　　王安忆“将进讲习所看得很重大”，那是从讲习所之于其写作生涯的意义来说的。讲习所带给王安忆的东西确实很多。首先，讲习所为王安忆提供了一段专门从事写作的时间，在这里，王安忆“有了一种职业写作的预习”，它是王安忆进入职业写作“很好的起点”。当时学员平均每天上半天课，其余时间就是写作。这么多“很厉害”的学员聚在一起，“你可以想象那个气氛，非常文学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东西写好，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王安忆“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考虑问题”，学到了“很多开放的思想”，也开阔了眼界。其次，王安忆在讲习所创作了大量作品，收获了满满的自信心，同时为她惹人注目地登上文坛做了重要铺垫。王安忆“好像一下子就在那里得天时地利的感觉”，她很快成为班中“大家公认的写小说快手”之一。同班学员后来回忆说，王安忆在讲习所“写作时很少抬头，钢笔在纸上沙沙沙，一会儿翻一页纸，一晚上写五六千字是常事”。王安忆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中的大部分作品就在这一时期写作或发表。而在学习期间的6月份，王安忆一下子有三篇小说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和《广州文艺》。这不仅在班上“引起轰动”，也让文坛开始向王安忆倾斜。“一些人先前对她的疑虑，转成嫉妒，终至于不服气不行。”最后，也似乎是最重要的，是讲习所“什么事都不干，就过着文学的生活”的生活方式，浸润着王安忆的心灵，培育了她的文学气质。它带给王安忆的是一种情感、思维与习惯方面的悄悄改变，是王安忆作为作家的一次专业化转型。王安忆说，讲习所给了她一个“暗示”：“将来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写作的生活。”

　　[杭州师范大学勤慎科研项目]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双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