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说:“我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他又说:“我还爱读巴甫连柯的《幸福》,费定的《城与年》《不平凡的夏天》。与此同时,屠格涅夫的几部长篇,契诃夫的短篇与剧作,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都使我如醉如痴。”可见,屠格涅夫是王蒙最为喜爱的俄罗斯作家之一。因此,本文将王蒙《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与屠格涅夫《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进行比较研究,应该不是一个突兀的话题。
那么,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怎样的人物?王蒙又是如何塑造的倪吾诚?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异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阐释将有助于人们对王蒙作品的理解。
一
孙乃修先生在《屠格涅夫传》中曾这样阐述:“在罗亭身上,生动地体现出了俄国历史上和文学史上‘多余人的性格形象和智慧风貌。……在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这一文学类型首先由普希金在其名作《叶甫盖尼·奥尼金》中塑造的奥尼金形象得到创立,此后由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形象继承下来。屠格涅夫则成为‘多余人性格形象塑造的集大成者。”
所谓“多余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形象呢?赫尔岑说:“在俄国受到这种强大的西方潮流影响的人不会成为历史人物,却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们是种聪明的多余人。”
在初进入拉松斯卡雅的沙龙之时,罗亭对妄自尊大的毕加索夫的迎击,一下子就展露了自己的才华,赢得了在座众人的尊敬。当毕加索夫声言否定一切信念时,罗亭冷静地问道:
“妙极啦,那么照您这样说,就没有什么信念之类的东西了?”
“没有——根本不存在。”
“您就是这样确信的么?”
“对。”
“那么,您怎么能说没有信念这种东西呢?您自己首先就有一个。”
不言而喻,所谓“没有信念”,其本身正是一种信念。罗亭的机敏与辩才赢得了四座的喝彩。
罗亭是博学而思想丰富的。他在谈到自尊心问题时,比喻恰当得体。“他指出,人假使没有自尊心,那就会一无价值,自尊心就是可以把地球移动的亚基米德的杠杆,但是同时,只有能够象骑手驭马一样控制自己的自尊心,牺牲自己的小我来为大我谋福利的人,才配得上人的称号。”他的博学令他谈笑风生,娓娓动听。
西欧留学的经历,使罗亭具有敏锐的思想和锋利的语言。这足以使他成为社会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导师。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自始至终将罗亭视作自己的导师,罗亭的言论得到了他强烈的反应:“这个人不但善于使你感动,还会把你向前推动,他不让你停留不前,而使你根本翻转过来,使你燃烧起来!”当然,罗亭话语的最大震撼力应该是体现在贵族小姐娜达利亚身上。娜达利亚虽然出身在显贵之家,却似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她对新鲜而高尚的事物怀着无尽的渴望。罗亭为她朗诵歌德的《浮士德》,德国小说家霍夫曼和散文家贝蒂娜的书简,德国诗人诺伐里斯的作品。罗亭把她带进了德国诗歌、浪漫主义作品、哲学的禁苑之中,“她体验过的该是多么甜美的时刻”,“神奇的美丽的世界,在她的无限期待的眼睛之前展现开来;从罗亭手中的书的篇页里,奇妙的憧憬,新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如宗宗的流泉一般地流入她的灵魂,而在她那受伟大感情的崇高喜悦所鼓舞的心灵里,圣洁的热情的火花就静静地燃成烈焰了……”娜达利亚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的言语,极力探索着它们的意义,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怀疑,都交给他来判断。他成了她的导师,她的领袖。罗亭的话语几乎占据了她整个的心:虽然当时的娜达利亚并没有完全明白其中的哲理,但她感到了“一种异样的激动”。娜达利亚在紧要关头不顾封建宗法的阻拦,不惜牺牲贵族后裔所拥有的一切,决定与旧生活彻底决裂。这无疑是罗亭这个精神导师启蒙的结果。
不过,屠格涅夫在着力表现罗亭这种热情蓬勃、富于理想、追求真理、探索新路的智慧性格的同时,形象而准确地揭示了他优柔寡断的柔弱性格,揭示出了他只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对罗亭爱情失败上的精心描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最后一次娜达利亚冒着风险来到阿夫杜馨池畔会见罗亭时,她带来了拉松斯卡雅夫人宁可看着她死,也不同意她嫁给罗亭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一向以“爱真理的烈火”燃烧别人的罗亭,虽然努力要显出“十分坚决的样子”,但不免还是陷入了焦灼和惶恐的情绪之中:“天哪!”“这真可怕!”“这真够残酷的!”“为什么咱们是这么不幸!”“我的头在打旋了!”悲叹声不绝于口。娜达利亚抱着与家庭决裂的决心来会见罗亭,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所崇敬的人给出的是令人鄙弃的回答:“屈服,”“当然,只有屈服。”娜达利亚不由唏嘘语塞,悲泪滂沱:“往后,请您务必先掂掂您的话的分量,不要只顾嘴巴痛快。”“现在,什么都完了,我只有谢谢您给了我一个教训。”“一个懦夫!”娜达利亚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罗亭的重重敲击。这所有的一切都印证了列兹涅夫对罗亭的评价:“罗亭的话始终只是一句话,永远也不会变成行动。”(10)
在爱情上都如此软弱的罗亭,更不用提从事其它的实际活动了。他始终只是一个空谈家,凭幻想而行事。例如,他曾心血来潮去某省疏睿河道,然而他既没有准备充足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也没有必需的粮食,结果所谓的公益事业纯属成了一种自我解嘲。他去从事教育,结果在讲台上讲的一些事实,连他自己都不大清楚,最终被迫辞职。罗亭在自己回顾所走的道路时总结道:“我陶醉在空谈中,相信着空中楼阁。”“只是些空话,全都是空话!什么都没有做!”“我浪费了我的生命,并没有象我所应该做的那样,为思想服务……”最后他忧郁地苦笑说自己生来是“无根的浮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有着辉煌才智和绝好天赋的人最终一事无成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的黑暗与腐朽。是农奴制的腐朽、专制制度的黑暗堵塞了罗亭式的贵族知识分子为社会服务的通道。当然,罗亭式的贵族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惰性,也是造成其难成事业的原因。正如俄国批评家皮沙列夫(1840-1868)所指出的那样,罗亭是“把言论代替事业的人的典型,这种人靠着一种幻想过活,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苟且偷安”。(12)罗亭超凡脱俗,志向恢宏,自视甚高。他不愿同流合污,更不愿与现实妥协。他想成就一番事业,却又缺乏坚强的意志。屠格涅夫通过列兹涅夫的口直接指出了罗亭的致命弱点——“你就是没有恒心。”(13)
罗亭,作为一个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先进者,自视自己博学多才,便有了救世主一般的心理,企图来挽救和改变社会现状,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止于浪漫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空谈。在他的种种思想抱负经过努力发现不能实现之后,他也转入到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之中,然而,贵族的劣根性使他无法全心地投入到爱情中去,致以悲剧收场。因而他的一生显得“孤独”、“多余”、难以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的形象。
二
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的身上同样深深地打烙上了“多余人”的各种特征。
倪吾诚也是一个“聪明的多余人”。他自小就有“过人的聪明”,“四岁时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五岁上私塾,九岁又上了洋学堂。一进洋学堂就迷上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文章。”(14)十一岁时,他就能“无私自通地慷慨陈词,发表反对缠足的意见,声泪俱下地控诉缠足的愚昧和野蛮。”小小年纪,与佃户们谈论的是“耕者有其田”,并扬言要砸祖宗牌位,还常常因为想不清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而失眠。倪吾诚俨然是一个不满于旧伦理、旧文明向往新的文明的聪慧的时代少年。
倪吾诚是有才华的。他在县城读中学,在北京上大学,又去欧洲学习了两年。他除了英文,还学会了日文和德文。出洋回来,他一到北平便同时被三个大学争聘,并获得了讲师学衔。在请学贯中西的杜慎行教授吃饭交谈时,倪吾诚起初给杜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热情爽快,潇洒开阔,自由奔放,既有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气概,又有明察纤毫、实话实说的精细。”(15)他对学生讲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讲尼采,讲杜威,讲弗洛伊德,讲马克思,讲墨索里尼;在课堂上他常常提到的是国家、社会、进步、文明、科学等等。他能够慷慨地指出中国人的毛病在于不会用概念,也不讲逻辑,也能够清晰地分析指出,“今天的中国,正在孕育,正在苦斗,正在变化,正在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文明已经有四五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正因为这样,它藏污纳垢,有许多肮脏的东西。”(16)
倪吾诚能够清醒地看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痼疾。当史福冈希望将中国作为一个大古董收藏鉴赏时,倪吾诚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你不知道实际的状况,在每间房子、每个家庭里,藏污纳垢,什么孝悌忠信,什么礼仪廉耻……当中国人生活这样痛苦的时候,当我生活得这样痛苦的时候,你在那里不住地赞美……对不起,我不能苟同。比如说,我要告诉你,在中国,几千年来,根本就没有幸福。也没有爱情。我已经苦死了!你倒说我幸福,好像你欣赏我的痛苦似的。”(17)这是在痛苦的心灵中流淌出的带血的呻吟和抗议。
他极力地想摆脱将他缠结其中的传统文化的大网,向往和崇仰着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他讲欧洲,讲日本,讲英美,讲笛卡儿和康德,讲人不应该驼背,讲晒太阳对人有好处,讲不是妓女的女人也可以跳舞,讲不但应该刷牙而且可以并应该早晚各刷一次牙……”(18)他慨叹着:“欧洲,欧洲,我怎么能不服膺你!只看看你们的服装,你们的身体,你们的面容和化妆品,你们的鞋子和走路(更不必说跳舞了)的姿势,你们的社交和风习。哪一个从孟官屯、陶村、李家洼、张家坨的沙地、碱地、洼地来的土财主的子弟留学生见了你们的女性能不如雷击顶、目瞪口呆、目不转睛、张开大口、留下口涎!”(19)他一想到欧洲,一想到欧洲人,一想到欧洲国家的语言,一想到诸种难懂的名词,一想到永远清洁高贵得一尘不染的史福冈的西服和大衣,他就觉得快乐,升华,升仙。为了使自己的身体文明,他病态般地狂热地爱上了洗澡。因为他直到上了大学、懂了西学、留了欧洲、接触了洋人之后,才发现中国人是多么的不讲卫生。为了让家里能多有一点科学,一点西方文明,他用厚颜无耻借来的一点钱买了一个带有现代科学色彩的寒暑表。他甚至自责起自己为什么要生在中国,生在孟官屯!他羡慕史福冈“从小,奶油,奶酪,牛奶,羊奶,鱼肝油,蜂蜜,鲜红的大草莓,烤鸡烤鹅,番茄牛肉,牛尾浓汤,蟹肉色拉,红黑鱼子,布丁冰淇淋,橙汁柠檬汁,仔猪牛犊,果酱蜂胶,蛋饼蛋糕,咖啡朱古力,金枪鱼,白兰地……应有尽有,源源不竭,生命的原汁,文明的大观……”(20)他甚至认为,如果自己得到这样的哺育,便会做出一番造福人类的事业!由此可见,西方的一切都是他神而往之的!
王蒙在充分表现倪吾诚的聪明才智和对新文化的认同追求的同时,也深刻地刻画了他身上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典型地体现在倪吾诚试图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婚姻的妥协上。十七岁的倪吾诚朦朦胧胧地懂得了类似“自由恋爱”的观念,然而他为了上县城的洋学堂,却无法拒绝母亲“说”媳妇的安排。尽管他采用了刁难和推托的招数与母亲打迂回战——提出媒人的条件和婚事的具体要求,无论他如何地抵挡、如何地挣扎,他都无法逃脱母亲和长辈为他安排的婚事。他只能如命完婚,也如愿去了县城上学。旅欧回来的倪吾诚,他所爱的所希望的所幻想的所做梦的是现代女性,他需要的是爱情,需要的是文明的幸福的现代生活。当他意识到他和所“说”的媳妇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爱情没有任何的文明,他竭力地想改变自己的婚姻生活。他把静宜带到摩登的知识界的生活之中,让她听名人的讲座,出席有社会名流参加的宴会,带她逛北海、吃饭馆、看电影,他希望已经成了他妻子的静宜去学习,去改变,哪怕是诸如女人挺胸走路和喝牛奶之类的生活小事。可他这样的美好愿望却引发了他们婚姻生活无法停止的争执,遭到了静宜难以理解的呵斥:“你勾画的那个影,只有去窑子里找去!我是正经人家、知书知礼的人家的闺女!我怎么能做那种卖弄风情的狐狸精呢?……没有一点爱情孩子哪里来的?你想想你去欧洲留学用了谁的钱?你刚才的一番话简直像禽兽!”(21)这就是他的积淀着几千年的野蛮、残酷、愚蠢和污垢的家。而他,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充满着活力、热爱生活、向往文明、渴望爱情、追求幸福。可他既不敢也不能离婚,又不甘心如静宜所愿地塌下心来与她过日子。相互带来痛苦和蹂躏的婚姻生活一直持续到静宜怀了第三胎之时,倪吾诚下定决心要离婚,结果在与律师交谈之时却泪眼汪汪,根本无法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当静宜在宴请时痛斥他的离婚要求时,他完全丧失了反应能力,更不要说自卫或者摆脱困境的对策了。最后只落得像癞皮狗一样被掴倒在地上。
倪吾诚对于与他生活事业行动有关的事,常表现出千头万绪,焦头烂额,心绪如麻,垂头丧气。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婚姻的无能为力,同时也表现在对一些实际的问题上。当杜慎行要他面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现实时,他却哑口无言,脸上忽然出现了孟官屯——陶村人标准的茫然麻木的神情。他真心企盼着这个世界的变化,而他对“怎样改造国家不知道”,“他不想投靠占领军,他不想去重庆并对重庆不抱太大的希望,他更不能想象山沟沟里小小的延安。他害怕哪怕是最微小的受苦。”他用“我不是圣人,我不是志士”这样的遁词来逃避走上真正的爱国之路。他的“一腔崭新的学问见识,一股热烈的追求向往,一肚子的愤懑、不合时宜、不同政见,如今能付诸实施的,唯有此常常洗澡而已。”(22)即使在解放前夕,他投身解放区,“他的‘革命就象一个受潮多年、哑然多年的、早被认为‘臭掉了的炮弹的爆炸,知情人目瞪口呆。”其结果自然是他并未真正融入革命,不久便离开了革命大学,应聘到一个不怎么革命的私立大学去做讲师。而“在那个私立大学的实践证明了他没有在解放后的大学授课的能力。他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材料、自己的知识、自己的逻辑。他压根儿连自己的工具书与资料书也没有。他讲的课经常是前言不搭后语,抓不住论点,抓不住中心,抓不住思路和逻辑,使学生听了不知所云。……院系调整后他变成了无课可授的大学讲师。”(23)倪吾诚始终认为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以及自己的社会地位妨碍着自己潜力的发挥,同时他又始终抱着幻想,认为凭借着自己的体魄,自己的才气,自己的热情,自己喜新求新尚新的进取精神,何尝不可以做出经天维地、治国平天下、划时代创纪元的贡献?因此,在近七十岁之时,他得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未到来的结论。
这样的一生,正是典型的“多余人”痛苦而无用的一生。
三
在上述对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王蒙塑造的倪吾诚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为有趣的是,两位作家分别都作过几乎相类似的感叹。关于《罗亭》的写作,屠格涅夫于1855年8月3日致谢季阿克沙柯夫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对我的任何作品,从来也没有象对这一部这么劳心苦思过。”(24)王蒙对于他的《活动变人形》也曾发过类似的感慨:“这部小说我写得十分痛苦。从来写东西没有这样痛苦过。”(25)这恰恰说明了两位作家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几乎是同样地在直面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经受着艰难的心理承受压力。
那么,倪吾诚和罗亭究竟有哪些相似之处呢?首先,两位作家都塑造出了属于自己时代的“多余人”的典型,同时又有着十分相似的性格特征:他们都产生在历史新旧变迁的转型期,异质文化的冲撞使他们不满于现实生活,神往另一种生活,于是“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上的锋利足以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惰,又使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说‘失败的英雄”(26)他们是一些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由于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化,他们能够发现旧制度的一些弊端。他们怀着强烈改革社会的愿望,却又缺乏毅力和勇气与社会抗争。他们一方面不愿与贵族社会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他们的事业和愿望又不能被陷于愚昧之中的民众所理解,因而在社会上显得孤独、“多余”。他们生活在新旧两个世界边缘,成了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
其次,两位作家在塑造人物时,人物发展经历着十分相似的阶段。第一,一个进步青年的形象。列兹涅夫在回忆年青的罗亭时这样说到:“罗亭看来就像一团火,充满了勇敢和生命,……他还有个系统的头脑,异常的记忆力,这些对于青年都是能起作用的啊!……他读了些哲学书,他的头脑又是生就的能把所读过的马上抽出要点来,抓住事物的根底,于是从这里向各方面演绎开去,连贯成鲜明坚实的思想线索,展开广阔的精神天地。……听了罗亭的话以后,我们才第一次觉得我们仿佛到底把这个总的联系掌握住了,……在当时,我们大家从罗亭那里是受益非浅的。”(27)罗亭作为当时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思想的传播者,罗亭是成功的。他在与农奴制的卫道士毕加索夫的论战中让对方狼狈不堪,在与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庞达列夫斯基等人的对比中,更显出了其人格的高贵,对娜达丽雅、巴西斯托夫、列兹涅夫等青年一代的思想启蒙更是他身上的闪光之处。同样,截止到出国留学的倪吾诚,显然也是一个先进青年的形象,他可以和巴金笔下、曹禺笔下那些封建家庭的年轻新进、追求理想的反叛者形象相孋美。他从小就失眠思索人生的目的意义,无师自通地反对缠脚,接受国父“耕者有其田”的教导以及“恋爱自由”的观念,这让他母亲“直觉到倪吾诚身上的似乎没头没尾地有些个要‘革命的种子。”(28)当时的倪吾诚,下死了决心要将他的生活道路从此与陶村、与一个土地主的家业分离。可见,倪吾诚是一个多么革命的叛逆者。
第二,一个才华横溢的空谈家的形象。罗亭出身于小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聪慧,博学多才,在德国留过学。一出场,他就以敏捷的才思,出众的口才,和无可辩驳的逻辑,把向来能言善辩的毕加索夫批驳得哑口无言。这一下就带给大家很强烈的震撼。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具有过人的天赋和才智。他谈起真理口若悬河,在人们心中唤起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崇高思想的愿望。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事情停留在口头上的时候,他应付自如,得心应手;而需要采取行动时,他往往就束手无策,成为一个“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同样,倪吾诚也不出其左右。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倪吾诚,从小就有着过人的聪明,进了洋学堂,还有两年的旅欧背景。他有着一腔崭新的学问见识,一股热烈的追求向往。只要能讨论一些与现实生活不相关的问题他就能谈笑风生,如鱼得水,但一旦联系到实际问题时,他就心乱如麻,垂头丧气。他一味地崇尚空谈、脱离实际、不图实干、自怨自艾。与罗亭如出一辙。
第三,一个爱情婚姻的失败者的形象。罗亭的才华和热烈的言论拨动了少女娜达利亚的心弦,“在一颗坚强的心里,旧的爱情也正是这样;它已经枯萎,但依然恋着故枝;只有等到新的爱情萌芽,那时它才会凋落。”(29)姑娘勇敢地不惜牺牲一切向罗亭奔去,然而这位一向以真理燃烧别人的罗亭在面临的困境面前成了“一个懦夫”,嗫喏地说着“只有屈服”,自称自己“始终将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正和从前一样……只要碰到第一个阻碍……我就完全粉碎了。”他不折不扣地成了爱情路上的逃兵。
第四,一个岁月风云中的悲剧形象。丽尼在《罗亭》的校后记中这样写道:“第十二章结尾关于罗亭的漂泊生涯的描写,以及整个尾声,都是在修改过程中增补的。可以看出,这些增补并不仅仅着眼于艺术上的完整或人物性格刻画上的必要,而主要是为了扩大小说的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30)在小说尾声,罗亭向列兹涅夫讲述了别后漂泊的生活:“我十分疲累,到处漂泊,不仅在肉体上,在精神上也是一样。多少人、多少事令我失望——”他不屑于做地主老爷家的清客式的食客,他不切实际地从事过公用事业,他在中学教员的位置上因不守本分而受到同僚的排挤被迫辞职,最后他用科尔卓夫的诗句来写照自己:“啊,我的青春,你使我坎坷颠沛,无地容身……”,称自己是“无根的浮萍”。屠格涅夫最后在结尾处又增添了罗亭参加1848年6月起义的情节:他腰系红带,手持红旗,突兀地出现在巴黎地街垒之上,一个步兵瞄准了他放了一枪,他像一只布袋似地倒下,似乎在向人们鞠躬。这样完整地完成了罗亭这个人物的悲剧形象。再来看一下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小说的“续集”几乎被所有的人批评。王干曾问:“你为什么要把倪吾诚解放后的过程匆匆带过,如果不写不是更好吗?”对此,王蒙是这样回答的:“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个续集,就无法表现倪吾诚性格的悲剧性。”(31)在作品续集中,作者让倪吾诚投奔解放区,经历解放后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他的“革命”让知情人目瞪口呆,他在私立大学的实践证明了他没有在解放后的大学授课的能力,他对事业的追求始终是在高谈空谈,无法实干。最后倪藻用影片《徐秋影案件》中徐秋影的话来估价父亲的潜力:“我是一粒不幸的种子,蒙受着永世不得发芽的痛苦。”(32)失明了十年刚满70岁的倪吾诚,离开了人世。没有任何人为他的死去而真正痛苦!整个葬礼没有眼泪,也没有呜咽,更没有嚎啕!
倪吾诚和罗亭这两个中俄文学中的典型的“多余人”形象,虽然相隔有近百年之久,却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俄两国相似的时代背景。特定的社会生活是“多余人”生长的土壤。考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不难发现,中国这一段历史与俄国19世纪,即产生多余人形象的时代非常相似。
“多余人”是社会中的启蒙者。他们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精神。他们的思想要求他们将之付诸行动。而社会现实却不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和环境。这样,他们的思想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或是多余的思想。他们常常在遇到失败或挫折后就偃旗息鼓,不敢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所以,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是注定不能被完成的。他们也就成了社会发展车轮上的彷徨者,成了历史主动选择又不得不淘汰的“多余人”。
罗亭是俄国19世纪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19世纪初俄国正处在封建农奴制逐渐解体,资本主义逐步形成时期,社会的特点是新旧交替,动荡不安。旧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俄国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入侵战争的胜利,促使人民的觉醒,“十二月党人”起义,也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旧贵族阶级中分化出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厌恶本阶级,痛恨本阶级的丑恶,但身上却又具有本阶级的劣根性,空有抱负,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勇气,成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成为了“多余的人”。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敏感地抒发了个人对这种社会的体会,在作品中反映了当时青年的生存状态,“多余人”形象应运而生。罗亭就是这样一个“多余人”,他对于腐朽的当权者,既不愿同流合污,更不愿卖身投靠,只愿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致力于社会改革事业。但是,无论就其出身、所受的教育或社会关系,又与封建农奴制、贵族地主阶级有着血肉联系。因此,他根本无法知晓俄国腐朽与落后的根源所在,结果只能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注定成为一个一生一事无成的“多余人”。
倪吾诚是一个经过“五四”洗礼以及二三十年代动荡的社会历程后出现的4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五四时期,一大批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学,他们回来后,心中装满了西方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看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深切地感到旧中国人民生活的悲惨和阴暗。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大地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早已深深地扎下了根,而倪吾诚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强调发展人的个性,肯定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崇尚自由,改造社会。因此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难以有在中国发展的天地,倪吾诚的心灵只有处于焦灼的境地。文化是塑造个体的内在气质和人的灵魂的一种催化剂。中西历史文化的交错和差异,使得倪吾诚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苦恼的陷阱之中,倪吾诚的心灵永远处于两种文化力量的撕扯当中,也导致了倪吾诚思想意识的混乱,使其在夹缝中生长、徘徊。 “一方面是旧的文化观念在吞食着人的心灵、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是未被消化的新文化观念和旧文化观念的冲突,厮杀和拼搏,又使人 彷徨、困惑,感到醒来了无路可走,不如糊糊涂涂地沉睡更好。”(33)倪吾诚惶惑的灵魂在理想与现实、文明与愚昧、精神与物质等巨大的矛盾中更加不安。他的所想所作所为与现实无法协调,他一厢情愿地高文宏义,异想天开,一经与实际相碰撞,便一败涂地,一事无成。
当王蒙从新疆返回北京之初,相信十多年的漂泊生活、孤独苦闷是无法一下子从他的灵魂深处排解掉的。他初时喜爱的屠格涅夫——一位“深切哀伤,幽婉美妙的大诗人”,他的忧郁孤独的气质,漂泊不定的生活一定在王蒙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屠格涅夫塑造的罗亭这个“多余人”形象自然也会引发王蒙的兴趣。王蒙从切身的生活遭遇中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父辈们生活在一个黑暗残酷的时代,他们的处境就如同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一般。这种认同感和共鸣使作家在写作富于自叙传色彩的作品时不自觉地便将笔下的主人公纳入到“多余人”家族中去了。当王干直接问到:“《活动变人形》有没有自传色彩在里面?”他回答说:“当然有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作品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经验,所以都是‘自传”。(34)
我们发现在“倪吾诚”的身上许多地方都刻有“罗亭”的痕迹。和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一样,王蒙在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塑造的倪吾诚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们都曾经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的熏染,是社会中先知先觉的启蒙者。他们为人富于正义感,内心中有理想有追求,头脑聪明,有才能,热爱祖国并愿意为国家付出。他们有很多积极的想法,但是社会的黑暗和环境的重压使这些都无法实现。沙皇时期的俄国是这样。军阀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无所适从之后,他们又转入内心追求爱情的美满。但是同样不幸,经济上的窘况和弱国子民的身份使他们卑怯,更没有追求纯真美好爱情的勇气和信心。于是他们只有悲悲切切,怨天尤人。从倪吾诚与罗亭的契合上可以看出,王蒙笔下倪吾诚的性格软弱和对婚姻的无责任无胆量等特质都是从屠格涅夫那里汲取而来的。这也就使“倪吾诚”不可避免地成了和罗亭一样的“多余人”。
“多余人”,作为特定的社会阶段的特殊人物,突出反映了一些敏感的思想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焦虑、探索,表现了他们因看破红尘而无所事事的痛苦,展示了这类人既对人生无所谓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所以,“多余人”形象中所体现的生命价值和探索精神,是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意义的。而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形象,既带有了罗亭等外国文学作品中“多余人”的印象胎记,同时又具有了上世纪中叶我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时代特征,丰富而饱满,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熠熠生辉。
注释:
(1)(2)《王蒙文存14——冬之丢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第48页。
(3)孙乃修著:《屠格涅夫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4) (俄)赫尔岑 著,项星耀 译《往事与随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5)(6)(7)(8)(9)(10)(11)(13)(24)(27)(29)(30)屠格涅夫著《罗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第37页,第65页,第104～105页,第107～109页,第70页,第154～156页,第145页,第161页,第74～75页,第68页,第161页。
(12)转引自张先周著:《屠格涅夫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14)(15)(16)(17)(18)(19)(20)(21)(22)(23)(28)(32)王蒙著:《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57页,第59页,第233～234页,第62页,第237页,第236页,第88～89页,第67页,第297页,第48页,第298页。
(25) 《王蒙文集》第2卷第1页,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
(26)张伟:《“多余人”论纲》,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31) 《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集》第8卷,华艺出版社,第582页。
(33)刘再复:《挚爱到冷峻的精神审判——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文艺报》1986年7月26日,第2版。
(34 )《王蒙文集》第8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72页。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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