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孟华

　　众所周知,《红岩》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一部影响深远的共产主义教科书。1961年12月,《红岩》一面世,就一时“洛阳纸贵”,全面脱销。2002年10月,《红岩》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进行第72次印刷,总印数已达到360余万册。而另据统计,在2000年,《红岩》在各地印刷出版总发行量就已突破1000万册。另外,《红岩》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十余种外国文字,拥有众多的异域读者和海外知音。正如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周晓风教授所说:“《红岩》几乎是创造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文学教化功能与大众审美趣味,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与革命者的人格魅力成功地结合起来,其影响不仅超出了文学的革命意义,而且也早已不限于文学本身”。(1)

　　40多年来,评论家们定位《红岩》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2),论述它的“突出贡献”(3),推究它“长盛不衰”的原因(4),探索“《红岩》的“阅读生产”和“《红岩》热”的生成”(5),都有力地推动着《红岩》传播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入。但是,对《红岩》与重庆看似不言而喻的密切关系,却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其“地域文学含义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发掘”。(6)

　　的确,《红岩》是在解放战争末期的时代背景下,展现敌我双方在具有反共的巢穴与革命的山城双重身份的重庆的的殊死斗争,描写重庆地下党的革命活动的长篇小说,在它展开的从被捕的革命者在敌人秘密监狱中的斗争活动到重庆地下党领导的狱外的城市地下斗争、农村武装斗争之间的开阔的叙述视野和小说空间中,毫无疑问地折射着重庆特殊的民俗文化内容。在我们看来,《红岩》也是记载重庆1948-1949年的英雄历史,凸显重庆城市、重庆人民和革命者的英雄品格的当代红色经典,蕴涵着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因子,折射着重庆民俗文化。但是《红岩》中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到底有哪些?具体而言,小说《红岩》中的重庆民俗文化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社区文化层面。先看第一章对重庆市区的描写。天色晦暗但挤满行人。赤脚报童既呐喊国际新闻“美国原子军事实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也吆喝本埠消息“公教人员困年关,全家服毒”。既有“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畸形地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的景致,有“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结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的创新,有“新年大贱卖,不顾血本!”“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有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一个女人的颤音”,也有“仓仓皇皇的人力车伕”、“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有“插着星条旗,涂有显眼的中国字:‘美国新闻处”的轿车,也有“高翘着的屁股上,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标语:‘美国佬滚出中国去!的最后一辆汽车。(7)从这些不无矛盾、讽刺、荒唐与滑稽的社区街道掠影中不难看出战时都市的重庆的那种空前的都市化的繁华与浮华背后的经济凋敝、动荡不安,那种颓废与坚强,那种醉生梦死与举步维艰,那种国际化与本土性,那种耀武扬威的国际援助与不拘一格的民间反抗。这些都显示着重庆民俗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与复杂性。正如有重庆学者指出的,重庆是在“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东部的西部,西部的东部”,是典型的“中介地带” (8),重庆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他特殊的民俗文化特征。而《红岩》的此类社区文化描写是深得其精髓的。

　　再看第八章对重庆茶园的描写。那是“闹哄哄”的场面。目之所及是“穿西服的,穿军服的,穿长袍马褂的顾客,不断地进进出出”的各种服装的混杂,是“嗜爱品茗的名流、社会闻人和衣着华丽的男女,还有那些习惯在茶馆里了解行情、进行交易的掮客与富商,政界人物与银行家”与“喜欢在浑浊的人潮中消磨时光的人”等各色人等的杂处。耳之所闻是“高谈阔论,嘻笑怒骂的声音,加上茶碗茶碟叮叮当当的响声,应接不暇的茶房的喊声”,是“叫卖香烟、瓜子、画报、杂志的嘈杂声,有时还混进一些吆喝乞丐的骂声”。这种色彩斑斓人声鼎沸的热闹气氛既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茶馆文化的缩影,也是重庆社区文化、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开放、平等、鱼龙混杂与五光十色也富含山城的民俗文化特色。

　　2、方言文化层面。一般而言,民俗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通过人们沿习承传,共同遵照而作为传统文化沉淀下来。某些民俗符号就是借助语言描摹记录或口头相传而得以流传。因此,方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独具个性的方言是某种独特的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透露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小说《红岩》中,四川话(重庆话),或者说重庆市民特点鲜明的日常用语得到了较多的表现,显示着重庆民俗文化的重要方面。诸如“训导长,啥子叫感情冲动”,“你们两个硬是城隍庙的鼓锤——一对”,“装死,捶他狗日的”,“我们先推几位老师傅出来承头……大家说要不要得”,“夜深了,不要尽熬夜”,“中央社的消息,拿来揩屁股都嫌太脏”,“开初几天,怕不大惯适?你看,硬是比县份上的班房恼火”,“咋个不得这些怪病嘛”,“通缉个屁!”,“有钱人见了耍脱脑壳!”,“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放走了共产党,上头不敲你的沙罐”,“这条路不清净啊”,“不消泡茶了”,“二天我来找你们耍”,“他二辈子也休想再骗我”,“他龟儿子哄人”,“没得问题吧”,“哈,打得安逸”等等。如果在大致的意义上翻译成普通话,“啥子”就是什么,“硬是”就是真是,“捶他狗日的”就是打他,“承头”就是领头,“要不要得”就是可以吗,“尽”就是老是,“揩屁股”就是擦屁股,“惯适”就是习惯,“恼火”就是“不舒服”,“咋个”就是怎么,“个屁”就是什么,“脑壳”就是脑袋,“敲你的沙罐”就是杀头,“不清净”就是不安全,“不消”就是不用,“二天”就是改天,“二辈子”就是下辈子,“没得”就是没有,“安逸”就是过瘾。但是,比之普通话,这些方言或是更形象(如“硬是”、“敲你的沙罐”),或是更隐讳(如“不清净”),或是更绝决(如“二辈子”),总之具有更强的表现力,而且更合乎人物的身份个性。这些独具特色的方言的运用,无疑给小说打上了鲜明的重庆民俗文化烙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红岩》中有不少用方言写就的语言明快、句式大致整齐,有一定韵脚的幽默风趣、不乏夸张,却又往往能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针对性、鼓动性、战斗力都很强的学生啦啦词,颇值得品味分析。比如:“三月里,桃花开,政府哪有这样歪?/学生要吃饭,他说不应该!/老师罢了教,他说故意闹!/同学们,这个政府要不要?”。(第十七章,P315)以三月桃花起兴,表现政府对师生的压迫,以提问的方式表达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批评和反对。“歪”是非常形象的重庆方言,有霸道、不讲理之意,用在这里非常贴切,生动地揭示了反动政府的本质,又和“该”、“闹”、“要”押韵,吼起来琅琅上口,表现力强,鼓动性大。又如“要自由,要民主,锅里更要有米煮!/蒋总统,李总统,政府尽是大粪桶!”(第十七章,P315)用整齐的句子形象地揭露了反动派只是空喊自由、民主的光鲜口号,却不顾人民无米下锅,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的现实局面的虚伪和丑恶,而且矛头直指反动政府的最高统治者,点名批评蒋介石、李宗仁,把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比作重庆城里乡间常见的藏污纳垢,臭不可闻的“大粪桶”,形象、直白,何其痛快!再如“看看看,惨惨惨!/靠着洋人打内战!/拖拖拖,骗骗骗!/政府耍的啥手段?”(第十七章,P316)与“耗子过街,打打打!/背时政府,垮垮垮!/咚狂,咚狂,咚咚狂!/看你娃娃怎下场?/‘美国爸爸唷!/快——帮——忙!”(第十七章,P318)用单音节词三次反复的手法,插入“耍手段”、“耗子”、“背时”、“你娃娃”等方言与地方戏曲“咚狂,咚狂,咚咚狂”的锣鼓声,揭露了所谓国民政府对外儿子般依靠美国,对内骗子般欺压百姓,挑起内战的无耻嘴脸,讽刺了他们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的过街老鼠般的尴尬局面。而“坏特务,特务坏,尽是人民的大祸害”(第二十一章,P406),“特务,特务,丧家狗,/老板垮了台,/你往哪里走!……/专门供人来驱使!/叫你杀人就杀人,/叫你吃屎就吃屎!”(第二十一章,P421-422)这样的啦啦词更是用浅显的简洁的甚至有些粗俗的语言展开了对反对派的走狗特务的抨击,“祸害”、“垮台”、“吃屎”等方言俗语的运用无疑增强了啦啦词的形象性与战斗力。

　　3、仪典节令层面。龙光华烈士的追悼会上,从“清楚地写着几个鲜明的字,龙光华烈士之灵位”的灵牌,到高举着的招魂幡;从以“愤怒的笔写着两行出自人们肺腑的话: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为代表的遮没高墙的挽联,到黑布褂子撕成的男同志们佩在臂膀上的青纱,再到女同志们头上结着用衬衫撕成布条做的白花;从用墙角的野草扎制成的正中“清晰地缀着‘奠字,旁边写着‘资揖聪住的纸条”的一长列花圈，到院坝的正中摆设着的一张祭桌，再到祭桌上面陈列着的鞭炮，香，烛，祭物，以及“拈上一炷香，点燃了烛，香烟缭绕着……鞭炮震耳地响了起来”的场面都既符合重庆人的传统葬礼仪式，又表现特殊环境下的临时创意，既是对烈士的沉痛悼念、对敌人的沉重打击，又是难友们的心灵沟通与力量凝聚（第十三章，P245-248)。在渣滓洞难友1949年新年大联欢中,从清晨的“纵情高歌,唱完一支又一支”,到交换“用小块的草纸作成的,上面用红药水画上鲜红的五角星,或者镰刀锤子,写上几句互相鼓励的话”的“贺年片”、五角星、锦旗等礼品;从每间牢房的人,都在门口贴“用草纸接连起来做成的”以楼一室的妙联: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横额“极乐世界”为代表的春联,到“一连串的人影,打着空心筋斗,翻了出来”的出场表演;从“几个人聚集拢来,站成一个圆圈,又有几个人爬上去站在他们肩上,又有人再爬上去……一层、两层、三层”的叠罗汉游戏,再到“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的秧歌舞都是重庆市民欢度岁时节日之新春佳节的常见民俗内容(第十六章,P286-293)。而且既有传统的春联,又有新潮的贺年卡,既有戏曲舞台演出般的出场,又有集体狂欢式的游戏,甚至还有接受北方民俗精华的秧歌,不能不说是多姿多样,异彩纷呈,极富民俗文化气息,体现了重庆民俗文化的丰富。

　　4、服饰文化层面。从盛装的江姐头上的纱巾、脚下时髦的半高跟鞋、身上时新的细绒大衣到箱子里翻开的粉红色内衣、花绸夹袍,手上精巧的手提包,都显示着都市贵妇的风度和派头,既能让警察的气焰“完全收敛”,而“规规矩矩”、“毕恭毕敬”,成功通过检查,离开重庆,又透露着都市的时尚民俗(第四章,P56)。从一身“金珠宝玉的闪光”的双枪老太婆身上的白大绸衫子,手上重甸甸的金手镯和硕大的宝石戒指到手里的象牙柄上坠着长长的青丝流苏鹰翎扇,都展现着乡下富婆的身家和来头,既让搜查行人的乡丁“骄横的气焰立刻收敛了”,而“搭讪”、“讨好”,巧妙的伪装放松了敌人的警惕,为活捉警察局长、甫志高、魏吉伯创造了条件,又表现了重庆乡村的民间风情。(第十四章,P258)

　　小说《红岩》还在其它不少层面上书写着重庆的人文社会风貌,展现着重庆的民俗文化特色。在饮食层面上,《红岩》提及了重庆的市民的日常食品“绿豆稀饭”,经典菜肴“麻婆豆腐”,特色小吃“凉水醪糟”、“醪糟蛋”、“川北凉粉”,风味饮料“炒米糖开水”等。在工具层面上,从华蓥山农民运送江姐行李杂物背在背上的“背兜”,到瓷器口华子良为白公馆采购油盐担在肩上的“挑子”;从轮渡和木船都封渡后还在嘉陵江中大胆横渡的只有两只桨的大浪过后就“船上几个人身上全湿透了”的“小船”,到在华蓥山区由两个人抬着一闪一闪而行的铺陈漂亮的“一乘张着白布蓬”的“滑杆”,都是很有民俗文化内涵的。

　　总之,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大致归纳了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文本中重庆的民俗文化内容。可以说《红岩》中的民俗文化内容丰富着《红岩》的艺术内容,具有民俗文化特色和区域文化特色,从而可能在另一个层面延伸着《红岩》的艺术生命。当然,反过来,小说《红岩》对重庆民俗文化也存在着重要影响。《红岩》已经成为重庆的城市名片和宣传材料,著名作家叶辛就坦言读完《红岩》后,“沉浸在小说所描绘的故事中,钦佩江姐的英勇不屈、许云峰的成熟坦荡,感叹小萝卜头的不幸,想象着渣滓洞、白公馆究竟是个什么模样。重庆的歌乐山,江岸边的华蓥山,奉节县城,都让我记住了。我在心里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去那些地方看看。”(9)至于《红岩》描写的斗争场所已经成为重庆的历史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重庆的旅游景点和社会资源这些不争的事实所引发的文学经典如何与城市形象互动等话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1)(6)周晓风:《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庆文学》,《涪陵师专学报》1999年4期。

　　(2)罗荪、晓立:《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评<红岩>》,《文学评论》1962年3期。

　　(3)严家炎:《<红岩>的突出贡献》,《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4期。

　　(4)老谭:《<红岩>为何长盛不衰》,《当代文坛》1991年5期。

　　(5)田义贵:《经典文本的变迁与历时传播——以<红岩>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3期。

　　(7)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三版,第1-3页。以下引用《红岩》内容皆用此版本,仅注明其章节和页码。

　　(8)莫怀戚:《一座城市的脾性》,《重庆晚报》2006年8月9日。

　　(9)叶辛:《读红岩的日子》,《中文自修》1997年1期。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2006年度人文社科项目“重庆民俗文化与文学”(项目编号:06JWSK026)]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