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墨

　　在有关贾平凹《秦腔》的种种研究和评论中,引生、白雪和夏风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三个人物形象。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疯疯癫癫神神叨叨却又不时爆发出惊艳的感悟力的引生,有着传统女性的美德、用美丽纯洁的人生书写对秦腔的热爱的白雪,还有承载着乡村与都市之间富有张力的矛盾纠结的夏风,三个人始终处在清风街这个舞台的灯光的聚焦之下。

　　然而,还有一个人物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文本的台前幕后:清风街自解放以后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活跃着他威风凛凛的身影。在清风街芸芸众生的心目中,他铁腕、霸道,无私而又极富个人英雄主义魅力,令人敬畏拜服——他就是夏天义,夏家仁义礼智四老中的二哥,在清风街当了五十年村干部的老主任。

　　《秦腔》中至少有三处以“清风街的毛主席”来形容夏天义。在引生眼中,“夏天义一辈子都是共产党的一杆枪,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夏天义简直成了清风街的毛泽东,他想要啥就干啥,他干了啥也就成啥”(第24-25页);在儿子盖房子时一丝不苟地不准庆满“多占用集体一厘地”的夏天义,在背后也得到儿子“权当我爹是毛主席”(第63页)的评价;在谈到夏天义的威信时,刘新生也说,“国是大村,村是小国,二叔什么时候都是清风街的毛主席”(第107页)。不论关系的亲疏远近、感情的爱憎好恶,众人眼中的夏天义,毫无疑问是享有“清风街的毛主席”的威望的。这个浓缩了共和国历次政治运动的记忆的头衔,其分量之沉重、影响之深刻,足以说明夏天义的威望,在清风街乃至整个乡里都是无人可匹的。

　　如果考察夏天义在《秦腔》中的戏份,可以发现这个称谓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在小说所截取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多数纷争,都能发现夏天义充当仲裁者或是解决者的豪气英姿;大多数矛盾,也都会与夏天义扯上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自维护戏场秩序始,到调研土地重新分配的调研组姗姗来迟止,果园承包、供电扩容、庆玉建房、水库放水、农贸市场的建设、三踅告状、阻止鱼塘换地、七里沟淤地、丈量分地乃至最高潮的年末税费收缴暴动等等,夏天义在这些看似一地鸡毛、但对清风街而言举足轻重的事件中,都有着活跃的甚至决定事件走向与结果的表现。如果说,引生、白雪和夏风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清风街日复一日的陈年流水账式的拖沓生活构成一条平静缓慢又繁复琐碎的微观线索,那么以夏天义的活动串联而成的,就会是一条贯穿了新中国历史的、记录了发生在乡土中国的、由点滴变化汇聚而成的巨大转向的宏观线索。更何况,在实时的叙事之外,我们通过赵宏声问乡长借的那本县志,从小说截取的1958年至1976年的片断,可以对夏天义在一种相对庞大的历史背景下的活动有更深刻全面的了解:

　　“1958年,县东区抽调农村劳力五万人,由副县长张震任团长、夏天义任副团长带队赴惠峪参加引水工程……1961年停止,计划未能实现。

　　10月,召开县劳模大会,选出城关白占奎……清风街夏天义。

　　1963年清风街百分之九十劳力加固村前的州河河堤,并新修滩地800亩。县长给老劳模夏天义披红戴花。闹社火三天。

　　1970年一批老村干部相继重新上台,如城关大队刘德兴,过风楼的王才,清风街的夏天义。

　　1973年4万劳力修虎山水库。县委罗延申任总指挥,副指挥有西山湾刘炮娃,清风街夏天义,茶坊韩天楚。”(第492-494页)

　　再结合引生的一段叙述:“土改时拿着丈尺分地,公社化他又砸着界石收地,‘四清中他没有倒,‘文革里眼看着不行了不行了却到底他又没事了。国家一改革,还是他再给村民分地,办砖瓦窑,示范种苹果。”(第24-25页)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夏天义在《秦腔》由引生和白雪串起的感情主线之外,另外牵起了一条与缓流如水、鸡毛琐碎的风格迥然不同的叙事线索。这条线索对于把握农村政策的变迁、农村经济的兴衰、土地观念的转变、农村劳动力的流失这些掩映在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日常琐事的枝枝蔓蔓下的宏大主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是大村,村是小国,即使弹丸之地的清风街村不能算是全中国农村的缩影,至少夏天义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农村政策变迁和农村经济兴衰的执行者、见证人。从建国初带领五万人兴修水利的豪气万丈,到带着哑巴、引生和来运在七里沟愚公般孤军奋战的凄惶悲壮,五十载光阴,夏天义的大半生郁结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基调。甚至连夏天义的死亡,都被赋予了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自从决定淤七里沟之日起,便有了埋骨七里沟的觉悟和预感,在世界末日一般的山崩地裂中殒身,留下一座让后人难以用墓志铭概括其一生的白碑。如果说平凡庸碌的一生是絮絮叨叨的故事,那么波澜壮阔的一生、命运与时代一起大开大阖的一生,如若具备了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广度,并且富有沾染着英雄主义色彩的跌宕起伏与豪迈悲壮,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史诗?或许不加界定地使用“史诗”这一概念过于粗疏草率,然而对于夏天义这样的人物,也未必一定显得不合时宜。其实在《秦腔》的开始部分,夏天义刚登场的那一段,我们所见的只是一个戴着大椭块石头镜的黑大个,“后脖子上壅着一疙瘩褶褶肉”(第15页),两声吆喝就镇住了戏楼的骚乱场面。彪悍、粗鲁、刚烈,这样的人物很容易让人在短暂的视觉兴奋之后,就将其归为一类公式化的老干部形象。与侄儿君亭的第一次争执也因为“我干得不好,办公室的锦旗可挂了一面墙了”(第36页) 显出一副倚老卖老的腔调,让人不禁担心这条线索会陷入类似《生死疲劳》中西门金龙和洪泰岳那样的新老两代村官的权力争夺或是路线斗争的俗套。幸好夏天义的执著并不是拘囿个人的宠辱得失,而是一种对集体主义道德观的坚守,一种对农民根植于土地的决不动摇的信念,在人物性格上也是兼具粗鲁的刚性和狡黠的智慧,铁血中亦涌动柔情,故而不致落入套路。

　　如果以夏天义的行状为线索进行考察,那么七里沟便是无法忽略的着眼点。《秦腔》中的七里沟是一条荒沟,夏天义生前选的墓地就位居其间。他在任时曾经不顾大家反对组织人力开淤,结果以失败告终。到了夏君亭治村的时代,计划用这它同水库管理站交换四个鱼塘的管理权,借以扳倒强横的三踅。这一举措当然遭到了惜地如命的夏天义不依不饶地阻止。夏天义、三踅、君亭三方为我们上演了一场颇为精彩的智斗,尔虞我诈,奇谋迭出,跌宕起伏,终究姜还是老的辣,夏天义成功地搅黄了交易,留住了七里沟。在大家都以为七里沟必将易主的局面下能够成功翻盘,小说里只提到是靠告状,至于怎么一个告发,又是告到谁处,虽然没有答案,但想必夏天义是充分发扬了秋菊精神的。可是因为触犯了几方的既得利益,夏天义竟落得一个惹得大家都反感了的下场。从儿媳竹青的转述中,夏天义得知中街组长咒骂说“谁告的状那就让谁死到七里沟里去。”(第242页) 预先选好的坟地原本就在七里沟,夏天义对此不以为意,反而萌生了修七里沟的心意——孰料中街组长的诅咒竟真的一语成谶。

　　正是这个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夏天义埋骨之地的七里沟,自夏天义决意要淤地之日起,便将他推向了一条多灾多难的舛途,注定他要被误解被孤立,甚至“众叛亲离”,只有憨傻的哑巴、忠诚的来运和半疯半癫的引生陪他走完了史诗的最后历程——故事颇有一点愚公移山的影子,只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比照清风街青壮年劳动力的出走,便形成了一个强烈而凄楚的讽刺。

　　就在七里沟换鱼塘泡汤之后,丁霸槽的酒楼的开业典礼上,夏天义戴着招牌的石头镜远远地经过,赵宏声看见了却并没有过去打招呼,而几个人给他让了路,也都没有说什么。夏天义明显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往日的夏天义到哪儿,哪儿都有人殷勤,怎地现在没人招呼?”(第256页)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小说中夏天义遭受到的第一次冷落,其本质是一种倏然产生却不可消弭的隔阂。听到不远处咿咿呀呀演奏了一阵秦腔曲牌,竟然唱起了流行歌,夏天义不由地感慨:“你瞧瞧现在这演员,秦腔没唱几个段子,倒唱这些软沓沓歌了……自己地里荒着,他倒办酒楼?办酒楼供一些干部去腐败啊?!”(第257页)夏天义并不是一个嗜爱秦腔的人,他骨子里的根性,就是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道德和生活方式所抱有的朴素而强烈的眷爱。早在七里沟事件发生之前,老主任夏天义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不同于类似题材作品中代表着农村旧观念旧道德的老干部形象;夏天义的守旧,并不是对某一制度某一路线某一道德的拘泥不化,也不是计较今非昔比的宠辱得失,而是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固守和眷爱,一种对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绝对的服从和信仰。

　　当听到君亭说只要不过度,“允许着这些人贪污哩,不贪污谁当自己事干”,夏天义却怒斥“一个子儿都不能贪污!”(第36页);儿子庆玉盖房,不仅不许他多占集体一厘地,也不准他为了盖房抛下学校的学生;在市场建设和儿子建房冲突的时候,夏天义扬手就给了庆满一个巴掌,训斥道:“集体的事大海是个人的事大,你吃了秤锤了,掂不来轻重?……你以为老子反对过建市场,我就支持你把建市场的人叫来给你盖房?你听着,建市场是两委会的决定,决定了谁都得服从!”(第183页)——这个巴掌不仅淋漓尽致地表明了夏天义集体利益至上的行为原则,也为他和君亭的一系列争执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夏天义的行为标尺并不是权力声望或者现实利益的得失,也不是两代村官所秉持的共产党新旧政策的争执,而是集体利益的荣损。

　　而夏天义对于集体利益的考量标准,正是根植于他传统而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人是土命,土地是不会亏人的”(第258页),“是农民就好好地在地里种庄稼”(第519页),“农民就是靠土么,谁不是土里变出的虫”(第433页),“当农民的不侍弄土地,离饿死也不远啦”(第539页),这些都是夏天义奉行一生的信条,是他从不质疑也不容别人置疑的行为准则。他心中的理想乡,是“每一个农民都有地种,公平合理,贫富相当”(第432页);对于无人葺理任其荒芜的土地,他的痛心疾首往往会激发出令旁人难以理解的行动——例如代耕俊德的二亩地,孤身开淤七里沟。无论这些行为遭致旁人怎样的冷嘲热讽,也不顾子女如何入情入理地反对,夏天义就是这样食古不化,一意孤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以说夏天义一生的奋斗与挣扎,都是紧紧围绕着他视之为生命之源的土地。土改,公社化,改革分地,夏天义都作为党中央政策下达到基层以后的贯彻者,亲历农村土地状况的历史变迁。在县志记载的十余年间,他两次作为指挥者率领数万群众兴修水利,在清风街,他“筑河堤,改造河湾滩地,在北源修梯田,挖干渠,还留下一片果园”(第79页),夏天义和土地结下了剪不断的情缘。不仅仅是开发、改造土地为人类谋福祉,更有一种与之生死相连、荣辱与共的羁绊——这在夏天义与七里沟的关系中得到了动情地阐释。

　　七里沟,在《秦腔》中无疑是极富象征寓意的一片土地。它“沟口狭窄,到沟垴也狭窄,沿着两边沟崖是两条踏出来的毛路,而当年淤地所筑的还未完工的一堵石堤前是一截暗红色的土坎,土坎下一片湿地,长着芦苇。整个沟像一条船,一枚织布的梭,一个女人阴部的模样”(第273页)。先不说女阴这一喻体的含义,对于夏天义来说,这片神秘的、逼仄的、险恶的土地,是他昔日折戟沉沙的滑铁卢,也是今朝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捩点。君亭与夏天义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可以看作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乡土观念同传统乡土经济、文化的激烈碰撞,夏天义凭借着“清风街毛主席”的余威,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企图抗拒甚至逆转时代的浪潮。他的刚直不阿同上善等人的见利忘义、见风使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村民也甚是怀念夏天义时代的清风街。夏天义笃信人与土地之间的生命联结,相信清风街可以像当年摘掉贫困帽子一样,人与土地达成某种共同繁荣的契约,耕者收获财富,土地收获丰饶。小说的前半部分正是在一种颓微温和的基调下,熙熙攘攘而略带忧伤地为我们描绘了土地的衰微、农村经济的挣扎,夏天义仍然被村民怀念着爱戴着,土地仍然被寄托以微凉的希冀,正仿佛人在落拓时聊以慰藉的温暖回忆。而后,倏然间以七里沟为契机,这种温暖被层层剥离,裸露的现实,就像摇曳在俊德家荒地上的铁杆蒿、爬地龙和麻黄草,无需血肉模糊的煽情便足以让人惊醒。我们蓦地发现,夏天义与这个时代竟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他仿佛成了清风街上一个不得人爱的人——

　　“他现在活得不得人爱”(第382页)。自从夏天义决意开淤七里沟,四婶的这句话便能凝练地概括夏天义在清风街的境遇。夏天义并不是真的惹人厌弃,在他与清风街众生之间,与这个渐渐觉得陌生的时代之间,耸峙着一道越发显得不可逾越的隔膜。无论是处处斤斤计较的儿子媳妇,还是几十年来敬畏尊崇他的民众,都觉得他变成了一个难以理喻的一意孤行的倔老头,陪伴他的,只有来运、哑巴、引生——一条狗和两个众人眼中的不健全者。来运和哑巴的追随乃是一种天生的忠诚;而引生跟从夏天义,鞍前马后一直到他去世,甚至自称是夏天义的另一条狗,直接原因或许是夏天义倾听了引生情感的宣泄,有心无心地说出了“不回去了,那就跟我走”(第266页),然而根本原因恐怕也是七里沟庇护了他的情感,给与他自身的存在感,成为一方可以放牧梦呓的精神净土。总之,七里沟标志并见证了夏天义的英雄末路,同他一起感受到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迷惘和痛苦。夏天义已经不再是以前指挥万夫的领袖,他对土地和根植于土地的万物的热爱与信仰,令人心酸地被时代赋予一种冰冷的讽刺意味:“人家赵川镇已经是座城了!”(第383页)文成的一句话,虽是赌气之言,却真实地刺进了夏天义的心里。当时县上原本征用清风街的地,要建设一个炼焦炭的基地,却遭到视耕地如生命的夏天义带头抵制,不得不迁移到赵川镇。如今,昔日的小镇已成为繁华的城市,而清风街仍然是一个挣扎在贫困边缘的日渐凋敝的小村。

　　夏天义应该不会感受不到这样沧海桑田的落差。“清风街是多好的地方,现在能穷成这样”。(第70页)夏天义不理解不接受,但他不会不知道。数千年来人与土地达成的耕作与收获的契约,人与土地之间深厚的唇齿相依因果循环的情感,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律和价值观的冲击之下,如此轻易地分崩离析——然而即使在知识层面上能够理解,在情感层面上也还是无法接受。七里沟就算淤出百十亩农田,也留不住清风街日夜流失的劳动力,夏天义也许在下定决心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让全部努力都仿佛失去意义的未来,但他仍然在七里沟自己的墓前,用树股枝搭了一个棚子,用这样一种无言的壮烈,宣告着奔向一个注定了的结局,执迷不悟,无怨无悔。

　　一切都可以概括为这段慷慨激昂如战斗檄文的宣言:“我夏天义失败了,我失败就失败在这七里沟上。可我不服阿,我相信我是对的,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责任,以一个农村干部的眼光,七里沟绝对能淤成地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信得上我,你们就跟我干,要信不过,你们随时都可以走,听见了没?”(第289页)

　　七里沟,不仅是夏天义英雄末路的滑铁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也何尝不是一块孕育新生的神奇的土地?状如女阴的外形不止有字面粗俗色情的理解,更有原始的生殖崇拜的寓意。女阴象征着新的生命的孕育、诞生,象征着肥沃与生命力,冥冥中也给七里沟这片石渣子土地注入了神奇:从棚顶抽下的木棍插进土里竟能成活,起芽长叶,生根成树;放在木棍上的鸟巢引来一对红翅的鸟夫妻,每日在树上唱着欢乐的歌;在碎石和杂草间扒出的席大的地,竟然能种出一株三尺高的麦王。

　　死与生,衰与兴,七里沟用这样一种零散而隐晦的叙事,向我们阐释了关于土地和生命的哲理,也寄寓了夏天义几乎全部的人生体验与爱憎。

　　如果用“英雄”、“英雄主过义”、“英雄色彩”这些词来界定夏天义其人及其事迹,一不留神就会陷入程式化阅读的窠臼。贾平凹既没有用一种凌驾的视角俯览清风街的众生,也没有突兀地介入人物的道德情感的臧丕,甚至没有刻意去设置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然而,我们透过引生时而真切时而迷离的瞳孔,随着他时而疯癫时而清醒的行状穿梭在《秦腔》中形形色色的众生之间,还是能读出平凡人物身上蕴含的不平凡。

　　夏天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的后脖子上壅着油光可鉴的一疙瘩褶褶肉,他吸自制的卷烟,把吸过的烟存在脱下的鞋壳里,他像很多农村老头一样邋遢粗鄙而形色威仪;他的言说和行走遍布整部小说三分之一的篇幅,有意无意地介入大大小小的事端,有时以一己之力扭转形势,有时歪打正着,有时却事与愿违,有时也束手无策。他的五个儿子组成了清风街最庞冗的一族,却和大多数类似的家族一样,时时陷入鸡毛蒜皮的纠纷、柴米油盐的算计。我认为,《秦腔》式的由无数生活细节构成的叙事,看似冗杂散漫,却是一种浑然天成的障眼法,细节的牵牵扯扯没有完全模糊夏天义的人物形象,有时反而点点滴滴地使他的与众不同浮出水面——

　　“灯一亮,夏天义就闪到墙根,他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了他,问起他为什么电总不正常。但站在墙根了,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村干部了还怕人责问吗?”(第37页)清风街供电出了问题,君亭归咎于用电过多,又埋怨电费欠缴,而夏天义却感受到一种自责——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村干部了,但仍然无法原宥自己的无能为力,并不是害怕别人的责问,而是愧疚自己的无言以答。催促水库放水,反对建农贸市场,阻挠以七里沟换鱼塘,指责税收组干部不顾民生疾苦的粗暴执法,在其后一系列事关清风街民生的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夏天义的异于常人的表现。虽然做法或许强横狡黠,观念或许顽固不化,后果或许逆反时代大潮,但是在熙熙攘攘皆为自己的生计利益奔忙的清风街,夏天义的“多管闲事”却多了一份难能可贵的无私。

　　当然,夏天义的品格并不是超凡的高尚,他只是在凡俗而琐碎的细节中贯彻着他的信条,无论这些信条在我们这个时代看来是多么不合时宜甚至顽固可笑。显然,《秦腔》一直在努力避免把夏天义塑造成一种概念化的英雄人物,我们也的确无法从一种煽情的角度体察其身上程式化的英雄气概。夏天义在小说中的分量绝不是因为他的伟大,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英雄气概,而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在执守对土地的最朴素的情感,执守土地和农民契定的道德和规范。“咱年纪轻只知道他几十年是村干部,村干部就村干部么,可看了县志你就能想来那又多么艰难,而他却像挂起来的钟,有形有声。人呼吸重要吧,它是日日夜夜不停地一呼一吸,可你什么时候注意过呼吸?除非你身体生了病!”(第492页) 赵宏声的这段话无疑是最形象的概括。当农民与土地之间延续了千百年的微妙的平衡,被商品经济的入侵逼到濒临解体的境地,人们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攻下,情不自禁地会去缅怀夏天义当“土地爷”的岁月,缅怀那个虽不富裕,却没有年馑、人心也没有背离涣散的年代。“夏天义的一生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功绩,然而他的贡献也正是在于他的坚持。如他自己说的,“我这一辈子是共产党的人,党让我站着我就站着,党让我蹴下我就蹴下”(第112页);又如书正所说,“一辈子不是收地就是分地”(第433页);或者又如侄媳梅花所说,“巷道跑过一只鸡,二伯清楚这是谁家的鸡,下蛋了没有”(第35页),夏天义一辈子无非就是国家政策忠实的执行者,在小小的清风街处理每一户的家长里短,看着几十年光阴不着痕迹地溜走。对于农民而言,这样的生活无所谓好坏,政治运动的波及,也不如解放前土匪的掳掠让人心惊,人们要做的只是筑堤淤地,春耕秋收,以汗水为牲礼,索取恩赐于土地。

　　这种静态直到312国道修到清风街前才被打破。修路需要毁掉耕地和苹果林,夏天义竟组织了一批老汉老婆躺在掘土机前阻挠施工。这样的抵抗不过是螳臂当车,吃了处分的夏天义自忖往日劳苦功高,撂挑子向乡政府示威。虽然引生所说的“你不干了,清风街塌天啦”正有迎合讨好之意,但多少也体现了清风街的民意。孰料乡政府竟能立马安排新官上任,清风街也正式进入夏君亭的时代。

　　因此,夏天义与君亭的权力交接,不是民意所向,而是时代所趋。公示出来的第二天,夏天义穿着阔气的雪花呢短大衣,戴着大椭石头镜,叼着黑烟卷经过公示纸的时候,“许多人叫住他:老主任!”(第25页),贾平凹如同信手拈来的寥寥几笔,便描绘出如此丰饶的画面和意蕴:夏天义重复着几十年来的威仪姿态行走在仿佛仍属于他的清风街;群众们用一声声“老主任”温和地衔接在新时代与旧岁月的断层;矛盾自四面八方此起彼伏,人们迷惑——这不过时代的障眼法,只有时代自己明白,落伍者的悲凉,正紧紧地裹在当事人都未曾察觉的雪花呢短大衣里。

　　《秦腔》里清风街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序幕。75岁的老主任夏天义,第一次亮相就用引生所谓的“杀气”震慑住了哄闹不休的会场。不仅有绝高的威望和雄伟的气魄,更积淀下岁月的智慧与谋略。同君亭秦安和引生上水库要求开闸放水,毫无疑问是《秦腔》中夏天义最精彩酣畅的一场戏。之前秦安数次的徒劳而返,君亭烟酒加烧鸡的软缠硬磨,直到日头偏西都毫无进展。轮到夏天义出马,先是用咄咄的气势吓住了站长,又巧借引生的疯劲控制住局面,又因势利导地循循善诱,逼得水库站长亲手开闸放水。面对站长的威胁,他又亲描淡些地一语道破利害,站长也只好把“恼着的脸硬硬地笑了一下”(第73页),还不忘童心未泯地把擤出的鼻涕就势抹在了站长的背上。我想,撇开众人的口碑和县志里的记载,单单是这一幕,便能让所有读者赏心悦目地领略到夏天义过人的手腕和胆略,从而管窥当年“清风街的毛主席”的气魄风采。

　　然而,夏天义终究还是老了。开淤七里沟之前,夏天义看似豪气万丈,是个争强好胜不输于年轻人的倔强老头,但偶尔流露出的对过去岁月的缅怀,还是暴露了岁月在这颗强大的心脏上刻下的沉重痕迹。在刘新生家里把凉粉吃醉了的夏天义,“浑黄色的泪水顺着皱纹一道一道往两边横流”,凉粉调了再多辣子醋和芥末怕是都不能如此醉人,回忆对于一个羞于言败老人来说,恐怕只有用沉醉才能忘却韶华远逝的悲凉。

　　最有意思的是夏天义和俊奇娘的那一场遮遮掩掩而耐人寻味的对手戏。许多年前,血气方刚的夏天义明知中了地主婆俊奇娘的美人计,却仍能睡觉批斗两不误;十几年后,年岁渐高的夏天义对俊奇孤儿寡母动了恻隐之心,时时回想佳人当年的样貌,暗中照顾;如今,年逾古稀的夏天义同俊奇谈完公事,临走时俊奇娘在里屋问是谁来了,当俊奇回答说是天义叔的时候,夏天义“迟疑了一下,要说话,却又脚没打住,匆匆走出了院门”。在院门外,他却关切地询问俊奇娘的身体,并且一再叮咛。欲言又止的神态,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个硬汉被岁月磨砺出的一线柔情。

　　开淤七里沟之后,夏天义开始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事情的契机是夏天义在一个雾天遇见了狼,他回想起土改那年曾经一拳打跑一只狼的事迹,然而连他自己都意识到,“夏天义不是了当年的夏天义,他老了”。他只有一动不动地站着,“让狼吃不准你已经老了”。当引生和哑巴赶来的时候,竟然看见“他的裤裆是湿的,而且一股臊味。”事已至此,恐怕夏天义也不得不接受英雄迟暮的现实。尽管他突然怒吼了三声,试图用和引生哑巴扳手腕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力量,让引生觉得“骨头都要被握碎了”;甚至自我宽慰说,自己头发黑一半白一半,“还想再活75年哩”(第288页)。这些事后的举动,就像一头衰老的困狮的最后一搏,示威之下却意味着不甘的示弱。

　　然而,对夏天义来说最大的打击并不是身体和精神的衰老,而是眼睁睁地看着现实的疮疤在眼前一点一点揭晓,时间露出狰狞的爪牙,而自己却只能在害怕和困惑中束手无策。看到夏家的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从清风街出走,翠翠,光利,连留在清风街的夏雨都没有安心耕田,跟着丁霸槽开起了酒楼。人终究要服老,如果有后辈能继承所谓的意志和信念,衰老和死亡也不过是生命周转的一个环节。可是,商品经济造成了清风街的人心涣散,仿佛存在着一种鬼迷心窍的魔力,驱使青壮年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夏天义顽固地恪守着千百年来传下的古训: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在他看来,离开土地唯一的方式,就是像夏风那样“书读好了去吃公家的饭”(第380页),否则最好的出路还是安心地耕田。他到死都没能理解,“这些孩子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却留不住了他们!”(第381页)就是这种困惑让夏天义害怕得打冷怔,在害怕的一瞬间认定夏家的脉气也在衰败了。后辈人不爱土地了,一生就没根没底地像池塘里的浮萍。无望中夏天义寄幻想于重新丈量分地,实现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但讽刺的是直到他葬身乱石以后,县里的调研队才来敷衍了事。

　　内外交困之下的夏天义终于病倒了。病愈之后的夏天义比春天里瘦了一圈,连后脖子上的标志性的壅壅肉都不见了,吃了两碗凉粉又把自己吃醉了,正应了“欲将沉醉换悲凉”的老话。在轰动地方的清风街年终风波中,夏天义竟然扮演了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角色——架子车撞断了夏天义的锁骨,就像命运无情地碾过一片落叶,虽然无意地煽动了群众的义愤,酿成了最后的暴动,但对于曾经威风八面地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夏天义来说,这一撞仿佛也把他风烛残年的气数撞得灰飞烟灭。事后有两个细节残酷得几乎不忍卒读:一是夏天义去药铺换药的时候,“宽大的棉袄显得像给麦田里的稻草人穿的,风一吹就呼啦啦晃荡”(第481页);二是他看到“巷道的短墙头上有一棵狗尾巴草的穗儿白茸茸的,像开着的一朵花,他想去掐掐,却怎么也举不到那么高”(第482页)。这两个极富镜头感的画面,无不诉说着一种英雄末路式的凄凉,短墙头上的穗儿,像是一种卑微的希冀,然而就连这样的希冀都无法触及,也难怪接着夏天义和竹青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夏天义说:‘是不是看爹老了?竹青说:‘爹只是有伤,伤好了就和以前一样了。夏天义说:‘是老了!”(第483页)

　　这时,风中传来了秦腔的曲牌,是引生为了安妥赛虎的亡魂哼唱的。对于夏天义来说,这又何尝不是提前为自己吟唱的安魂曲?小说没有提到这一刻夏天义的心情,但是可以想象,这就像是一首英雄史诗落幕时的哀歌,泣诉着一个时代无可奈何地凋敝,昭示着人心无可逆转的背离。

　　“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第563页)后记中贾平凹的这句纠结着矛盾莫辨的情感的话语,恰好可以用夏天义生命最后时刻的独白来诠释。人之将死,牵念的仍是清风街的土地,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交替肆虐的旱涝,在夏天义心中搅动着难以掩饰的悲凉凄怆。纵使英雄一世,却也抵挡不住时代的趋行,七里沟仿佛已经成为永远都无法实现的遗愿。坟上或许会长出一丛荆棘,或许会长出一片麦子,或许只是被岁月渐渐抚平,却注定会被子子孙孙逐渐遗忘。臆想着后人在淤地成功后谈起自己在七里沟折戟沉沙的耻辱,恰恰又是夏天义绝望中的自嘲。结局仿佛早已可以预见,农民从土地的羁绊中被剥离,带着含混的希望走向城市,还会上演多少多少羊娃式的悲剧?喧嚣的城市听不见这呜咽的悲鸣,它只好返身回荡在这只剩老弱病残留守的日渐凋敝的土地上。

　　夏天义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种结束在这个时代也意味着一种消失。然而,我们的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却因此多了一位真实厚重而鲜活饱满的农村老支书形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