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荣

　　从来研究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者大多关注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对谪居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影响,而较少关注谪居地特有地域文化给予他们的回报。本文拟以黄庭坚谪居巴蜀为例,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人道关怀

　　(一)置身逆境的生命磨难

　　所谓贬谪,即朝廷对那些不够五刑之量刑标准的负罪官员的惩罚。尽管唐宋贬谪制度的具体规定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被贬谪者都将在“减秩”或“降资”后被徙往“五溪不毛之地”,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被贬必将是一次生命的磨难。

　　以黄庭坚为例,绍圣元年(1094年)12月,黄庭坚被诬以“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的罪名,被贬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别驾,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安置。绍圣四年12月,因其表兄张向提举夔州路常平,为“避亲嫌”,他又被安置戎州(今四川宜宾市),总共在巴蜀度过了长达六年的谪居生活。

　　山谷此次因简牍得罪,被“弃绝明时,万死投荒”,其谪居巴蜀期间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不但没有俸禄,甚至连起码的住所也没有:“到黔中来,得破寺堧地,自经营,筑室以居。岁余拮据,乃蔽风雨。又稍茸数口饱暖之资。买地畦莱,二年始息肩。”“某黔中尚未有生计,方从向圣与乞得开元寺上元地,高下两段。”,为了“粗营数口衣食,使不至寒饥”,他甚至不得不亲自建房、种地、畦菜等以维持生计,以致“耳目昏塞,旧学废忘,直是黔中一老农耳”。其在戎州的生活也大致如此。

　　由于连遭打击,加之气候不适,其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某比苦脚气时作,头眩,胫中痛,虽不妨寝饭,亦是老态渐出。”“某衰疾老懒,百事废忘,不复堪事也。今年来病滞下十余日,比因积雨,舍中水夜上,为冷所逼,又暴下十数行,于今体气极寒,所进皆极温燥药,生冷不得妄近矣。”

　　另外,由于因简牍而得罪而心存余悸和深感自己戴罪之身将“不复齿于士大夫”,他只能选择“谢病杜门”的生活方式,内心极为孤独。而人地的生疏、语言的不通、山水的险绝和落后的文化环境等,更是加重了他的精神苦闷,几至于绝望,他常常称自己是“屏弃不毛之乡以御魑魅”,是“苟活人之前”,如“未委沟壑”之“枯木寒灰”,“已成铁人石心,亦无儿女之恋”。

　　总之,当贬谪者被置身逆境之中时,其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生命磨难。这种磨难既包括谪居地生活条件的艰苦和自然条件的恶劣及其随时面临的死亡威胁,也包括因文化环境的落后而带来精神苦闷和因被贬而来自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

　　那么,他们是如何得以度过磨难的呢?

　　(二)巴蜀士人的人道关怀

　　面对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磨难,贬谪文人们大多之所以能走出苦难,除了自我拯救、亲情温暖和时局改变等原因外,谪居地官民给予他们种种无微不至的人道关怀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一直以来,巴蜀大地虽地处偏远,文化落后,条件艰苦,但巴蜀人民一向好勇尚义,乐善好施。黄庭坚谪居巴蜀期间,尽管出于全身避祸和害怕累及他人的考虑而努力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多与外人接触,但巴蜀士人非但不以罪臣视之,反而于山谷照拂有加。

　　如时任黔州知州的曹谱(字伯达)、通判张诜(字茂宗),皆对山谷非常友善,山谷在给亲朋的信中多次心存感激地提到他们:“太守曹供备谱,济阳之侄。通判张诜,沈张景俭孙,公体之妻弟。皆贤雅,相顾如骨肉。”从现存山谷给曹伯达的信中可知,曹伯达还多次前往山谷住所看望他,并馈赠余干、荔枝等物。曹谱、张诜的此等善举,后人赞赏有加:“前辈谪居,累为州县长吏所不礼,甚者恫疑虚喝,或又从而加害焉。太史居黔中,守贰曹伯达、张茂宗既善遇之,虽一掾曹亦致蔬笋之馈,风味良不浅矣。”

　　又如时任黔州判官的逢兴文,也对山谷倍加礼遇。现存山谷全集中有二十余封山谷写与他的信,从这些信中可知,他是稍晚于山谷来黔中任判官的,且两人曾经相识。来黔中后,两人交往频繁,感情甚笃。逢兴文会经常给山谷送芰实、蜂蜜、酒、茶叶、棒椎、灯檠等食、用之物 。

　　再如时任泸州知州的王献可(字补之)。早在山谷谪居黔州期间,王献可即主动写信与山谷,并多次派儿子等前往黔州看望山谷,对山谷多有照拂。此后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几乎无话不说。山谷离黔迁戎经停泸州时又蒙王献可热情邀请和盛情款待,并为之准备“小儿辈乍到僰道或不能其水土耳” 之汤药。山谷谪居戎州期间,全靠王献之等救济度日:“损酒、醋、蜀纸、珍珠粉、乳饼,皆领。每以口服所需累长者,感愧无已。”“顷成损惠五米、六酒、四酰,舍弟经过,又烦濡沫。”

　　巴蜀儿女不但好勇尚义,乐善好施,而且好学上进,不耻下问。黄庭坚谪居巴蜀期间,就不断有“门生抱经来咨问”,而他总是加以揄扬、指点,乐于为其指明“进学畜德”,且“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卷。应该说,这是黄庭坚为巴蜀儿女在传播文化、培养人才等方面所做贡献的具体体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巴蜀士人非但不以罪臣视之,反而主动向他请益求教,并受益良多,这使黄庭坚获得了一种巨大的认同感和成就感,这是对他精神上莫大的安慰。

　　总之,黄庭坚谪居巴蜀期间,得到了巴蜀士人无微不至的人道关怀,其中既有来自同在谪居地为官的旧交好友、新知同僚的帮助,也有来自巴蜀士人、后学晚辈的照顾。既有物质上的救济,也有精神上的抚慰。这是诗人谪居巴蜀期间得以度过磨难的重要保证,对此,诗人内心无比感激:“谪官寒冷,人皆吊臂而不顾,乃蒙遣使赐书存问,勤勤悃悃,恩义千万,感激无以为喻。俸余为赐甚丰厚,颇助衣食之源。”

　　二、艺术滋养

　　(一)艺术生命的焕发

　　论者有云:“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作。”又谓:“(韩愈)凡在近贵所作诗,似逊于迁谪及散处时之郁勃豪壮。”“(柳宗元)精思于窜谪之文,然后世虑销歇,得发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盖有惩创困绝而后至于斯也”。山谷亦曾夫子自道:“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他的这个“自我感觉”,也能够从后人的评论中得到验证:“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涪翁到黔南后诗,比兴益明,用事益精。”的确,无辜遭贬虽使其理想落空、壮志成尘,但生命的沉沦,坎坷的人生经历却使他们的艺术生命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那么,使贬谪文人得以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地域文化的滋养

　　贬谪文人之所以能在艺术上更进一步,这一方面是因为贬谪文人面对生命的沉沦、理想的破灭,只能选择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并借以发愤抒情,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原动力。而另一方面则是贬谪文人面对苦难大多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从而为文学增添了水石相击般的壮美风采,获得了能“感动激发人意”的艺术感染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贬谪不但增加了他们的生活阅历,而且也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当地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地域文化为贬谪文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和意象选择。以黄庭坚谪居巴蜀为例,众所周知,黄庭坚绍圣以前的作品,题材相对狭窄,然谪居巴蜀期间,眼界阅历大为开阔,巴蜀地区特有的山水风光、文物古迹、风土民情、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生产劳动、气候物产和巴蜀士人的深情厚谊等,都被他摄入作品之中,极大的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素材,平添了贬谪文学的生活气息和认识价值。而三峡怒涛、岷江激流、夔门雄关、摩围山色、翠屏晚钟、峨眉山月、竹枝歌谣、淫祀巫祝、畲田野火、高唐神女、巴山夜雨、川江云雾、荔枝茶叶、青竹苦笋、三峡船工、蜀中贤达等无不成为诗人经常吟咏的对象,极大地提升了贬谪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地域特色。

　　其次,地域文化促成了贬谪文人创作风格的转变。众所周知,黄庭坚绍圣以前一直主张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讲求句法,注重人为安排,主张用典,但谪居巴蜀后,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都有很大的转变,认为文学作品当以书写情性为主,主张诗歌创作应该简易平淡,反对雕琢斧凿,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巴蜀民间文学的滋养。例如竹枝词原本是流行于长江上游的纯粹民歌,每当聚会、祭祀之时,巴渝儿女便“击鼓赴节”,“扬袂雎舞”,唱竹枝歌为乐。由于它形式自由,唱法灵活,情调“幽怨恻怛”,适合于抒发乡思旅愁、失意情怀和“泛咏风土”,而且多用比兴双关,抒情“含思宛转”,语言上雅俗兼济,妇孺皆宜,章法不避重复,具有一唱三叹之美,故深得经停此地的白居易、刘禹锡等迁客骚人的青睐,并自觉学习和模仿,将这朵民间文学百花园的奇葩从山隅水涯移植到华堂艺苑中来,从而大大地提升了他们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味。黄坚谪居巴蜀期间,亦非常钟爱此一“道风俗而不俚”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他经建始、施州往黔州的路上,就写了《竹枝词》二首,并将其“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在夜宿歌罗驿时,他又作《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命轻人鲊瓮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这些诗歌,一方面写前往贬所的路途艰险,另一方面则即景抒情,既抒发了遭贬给诗人带来的痛苦和希望朝廷早日赦免天下自己得以脱离苦海的期盼,同时表达了作者达观的胸襟。不仅与绍圣之前的创作在内容、风格上大异其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关于文学、艺术的一些观念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他的整个创作风格的转变。

　　另外,地域文化还往往直接激发了贬谪文人的创作灵感。如黄庭坚《跋唐道人编予草稿》所云:“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

　　总之,贬谪文学之所以更具“感动激发人意”的艺术震撼力,这一方面是贬谪文人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之玉成,更重要的是深得谪居地地域文化之神助。故宋人周必大云:“杜少陵、刘梦得诗,自夔州后顿异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峡峻峰急流之势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观此帖,盖可知矣。”杨万里在谈到黄山谷出蜀所书诗帖时甚至说:“虽放舟大江,顺流千里,而两川云烟、三峡怒涛,尚勃郁汹涌于笔下。”

　　注释:

　　(1)刘禹锡:《读张曲江集作并引》,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1页。

　　(2)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第2131页。

　　(3)(4)(5)(6)(7)(8)(9)(10)(11)(13)(15)(16)(17)(18)(19)(21)(25)(34)(35)(36)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1770页,1962页,1377页,1796页,2014页,466页,1766页,1377页,1985页,1973-1974页,1974-1983页,1991页,1994页,1996页,1740页,1985页,474页,218页,219-220页,1630页。

　　(12)转引自:(宋)黄子耕:《山谷年谱》,文渊阁四库本:第11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25页。

　　(14)魏了翁:《跋黄太史帖》《鹤山集》,文渊阁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0)(元)脱脱等:《黄庭坚传》《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22)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3)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4)(元) 虞集:《道园学古录》,《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

　　(26)(宋)蔡涤:《西清诗话》转引自:(元)王构:《修辞鉴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27)(宋)孙奕:《履斋示儿编》,丛书集成初集:第205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

　　(28)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

　　(29)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0)(33)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31)苏轼:《竹枝歌叙》《苏轼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32)王士祯:《诗友诗传录》《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7)周必大:《跋黄鲁直蜀中诗词》益公题跋,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0页。

　　(38)杨万里:《诚斋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