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敏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求知欲望和激情的年代。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这十年间中国文坛有许多值得书写和让人怀念的华章,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鉴于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主要是以引进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本文将从中西关系的角度,挑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批评上的三个突出特征——回归人性、走向文本和批评方法的狂欢,来描述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波澜,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对“文革”中错误的文艺思想的清算,中国批评界面临价值论的危机,急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支柱和动力。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随着国门的敞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批评理论被源源不断地引进中国,从观念到方法全面冲击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模式。中国的文学批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契机,中西文学批评的接触由此拉开了新的一幕。

　　一、对人性的呼唤

　　十年“文革”和长期的极左倾向造成了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文革”结束以后,恢复和确立人的尊严成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首要需求,表现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上,就是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正如张炯所说,“维护人的尊严与个性,呼吁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学极具普遍性的主题”。(1)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走在文学批评的前面,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以主人公珍藏的一张秘不示人的照片为隐喻,探讨了对人的隐私的保护问题;何士光的《乡场上》则展示了人的尊严的觉醒,一个“顶没价值的庄稼人”冯幺爸终于挺直了腰杆,说了真话。如何认识和评价文学中所表现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的异化和人的自由生命的观点,萨特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关于人格结构的剖析和无意识理论等,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突破禁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20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的一些手稿、遗著和笔记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理论著述的引进,激发了中国学界重回马克思的热情。人们开始涉足诸如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过去视为禁区的问题。1979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3期上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他指出:“当前文艺界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首先就是人性论这个禁区”。陆梅林、程代熙、汝信等人相继撰文参与论争(2)。尽管这次论争未深入下去,但仍促使中国学人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重新思考。随着对马克思《手稿》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人性与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初创时期就十分关注“有生命的人”,并从私有制的角度研究了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包括对人的感性的全部丰富性的解放。正是在新时期这一“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人”不再是一个需要回避或缺席的话题,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人性意识开始恢复并张扬。

　　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成为这一时期国人对人生、对自我的思考和追求的又一理论资源。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末鼎盛于“二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潮于20世纪4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曾访问我国,但当时他们的著作仅供学界研究和批判。1980年4月15日萨特的逝世使其存在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激起回响,同年中国学者罗大冈在《世界文学》第4期发表《悼萨特》,介绍了萨特的生平及其成就,同期施康强的《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介绍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基本要义。1981年,萨特的《脏手》在上海演出并引起轰动。一时间,有关萨特的译著和论著不断问世,柳鸣九主持编译的《萨特研究》(1981),徐崇温等人著述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1982)等著述成为国内萨特研究的重要文献。

　　萨特著作受到国人特别是年青学子的青睐,人们纷纷以谈论萨特以显示深刻,这股“萨特热”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对人的关注。萨特在其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中从人类面临的困境、从人的主体性存在来探寻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并以之对抗世界的荒谬性,引起了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们的强烈共鸣。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命题,强调人在选择和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等,更是激动着那些要求改变命运、实现人生的自我设计的青年学子的心。在萨特存在主义思潮的感召下,人的生存境遇、个体的自由创造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思考的重要方面。

　　这一阶段受到关注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早在五四时期至30年代,朱光潜、汪敬熙、罗迪先、高觉敷等人先后翻译了弗洛伊德的文章;鲁迅、郁达夫和施蛰存等人还将弗洛伊德的理论运用于创作之中;郭沫若和潘光旦等则尝试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和历史人物。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弗洛伊德的理论仅限于知识分子和文人圈内。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大潮的涌动,有关弗洛伊德学说的论文和著作再次出现在中国文坛,到80年代中期,弗洛伊德几乎所有重要著作以及国外对弗洛伊德研究评述都陆续翻译介绍进来,特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和《精神分析引论》等著作的出版和再版,使国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了更为完整的把握。如果说弗洛伊德在五四时期至30年代被关注的原因在于它为当时的中国作家反抗封建禁锢、反抗吃人礼教提供了一件强有力的武器的话,那么,新时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入中国,则是中国学人重新认识人、重新认识人性和自我的必然要求。弗洛伊德那些惊世骇俗的观念在给国人造成震撼的同时,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人类心灵的深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人类认识自我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弗洛伊德将人的本体理解为感性本体,表现出对长期以来把人理解为理性本体的反叛,他对人的无意识的研究,揭示了长期未被觉察的被压抑的人的本能和欲望,这对于当时还羞于谈“性”的国人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并对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仅重新解释了文学创作的动机和性质,而且作为一种富有刺激的批评方法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地,作家的无意识心态,作品里所体现或暗示的各种心理因素,包括读者的欲望和快感等进入批评家研究的视野。到80年代后期,尽管人们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热情有所消褪,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精神分析批评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支劲旅,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人的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层次性为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辟了广袤的新空间。

　　人性意识的复归和深化对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破冰之旅,又为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恢复和确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中的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等都得以重新审视。文学不是为了说明某些政治概念,也不仅仅是表现人物的阶级属性,文学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这一个”,都是有着各种需求和欲望的个体。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关注人的自由乃至关注人的欲望成为文学创作的常态,而对作品中人物的处境、命运特别是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挖掘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国批评家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反思功能得到强化。

　　二、文本的发现

　　与恢复人的尊严相伴随,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是批评的焦点从外部转向内部,从作家转向文本。

　　20世纪70年代末,中断十年的翻译介绍西方文论的工作重启,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自古希腊以来的有代表性的外国经典文艺论著,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歌德谈话录》、《别林斯基选集》等。到了80年代,译介的重点转移到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百年以降的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这一时期全面引进,出版了一大批有份量的译著和论著,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托多罗夫编选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特伦斯·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及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等等。这些不断翻新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更新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在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和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这些西方形式主义批评流派的冲击下,中国文学批评开始反省文学批评中忽视文学“内部规律”的偏向。传统的批评理论认为,文学离不开作者,离不开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作者的生平际遇、作品与其社会环境的关系一直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20世纪中叶以来,作为我国主流批评模式的社会历史批评和政治批评继续注重作品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与有关史实的关系,强调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和重大社会问题,以致后来将文学批评的批判性推至不适当的程度,沦落为备受指责的庸俗社会学。而且这种批评相对忽略作品的特性,包括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客观上造成了对“文本”的遮蔽。

　　西方形式主义批评流派标举文本的自足性,主张从文本的语言和形式入手,追求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化,这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注入了新质和活力,首当其冲是中国文学批评在对文学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文学不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反映,也不完全是作家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更不等同于 “形象思维”,因为“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观念,虽然承认艺术中的思维形式不同于科学和哲学,但它终究会导致越过艺术自身去研究知与觉的形式,成为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附庸。8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将目光投向了文本,强调以文本为中心,并将文本视为一个自足的存在,在批评史上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向。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也随之改变,作为“文本”的作品占据了批评的主导地位。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探讨文学作品在“说什么”的话,那么,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更强调的是考察文学文本“怎样说”。一个文本能否成为文学文本,不在于它运用了何种材料,也不在于它与外界的关系如何,而在于它如何运用、安排、整合这些材料。作为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作品,它与其他任何用语言表达的文献的差异就在于它特殊的结构方式和表达方式,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揭示文本内部各种成份构成、组合、制约的关系和规律。这种对文学的新认识表现出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对长期占据我国批评主导地位的反映论和表现论的批评模式的反拨和超越,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独立意识的增长。

　　将现代语言学中崭新的语言意识引入文学批评,则是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文本转向”的最重要的成果。在西方当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表现出对语言的强烈兴趣。语言由以往的媒介或工具上升为文学的本体性属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对象。发掘和领略文学语言的魅力是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语言、符号、话语、语境等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常用词汇,以致后来无论采用何种批评模式都不能无视语言。这些新的文学理念正逐步融入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对人性的呼唤”与“文本的发现”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相继出现的两个重要现象。在西方思想史上,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往往是对立的两端,但在中国的80年代,“对人性的呼唤”和“文本的发现”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在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前瞻中不断延伸的层面。“对人性的呼唤”和“文本的发现”作为新时期主张文学自律论的两个分支,共同构成对文学批评从属论、工具论的反拨。

　　三、批评方法的狂欢

　　20世纪80年代所独有的第三个特征是对批评方法研究的狂热。1985年至1986年甚至被称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方法年”和“观念年”,特别是1985年,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最热闹的风景。随着各种批评方法的涌入和探索,文学批评迎来了范式革新的新阶段。不仅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成为文学批评的新方法,而且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也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方法热”与“观念热”扩展到整个人文科学领域。

　　方法论热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体现了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冲击下中国文学批评领域求新求变的心态。1985年,中国文学批评界相继在厦门、扬州、武汉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方法论研讨会3。在如此密集的会议上,与会代表几乎一致肯定了方法论更新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他们所研究、所实践着的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同年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方法论的论文集,如《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湖南文艺出版社),《美学文艺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文化艺术出版社),《文艺研究新方法探索》(孙子威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选的三本《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和《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由此在批评界形成了一股“方法论”的热潮。

　　尽管这场方法论讨论时间不长,且多有争论,但就所唤起的对批评方法的重视而言,其意义是深远的。这股方法论热潮产生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批评格局的改变和批评意识的增强。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似乎成为批评方法的试验场,语义批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乃至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方法纷纷亮相。多种方法的运用和并存,不仅带来了文学批评风格的多样化,而且促使新时期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的新格局。而这种多元格局的形成恰恰体现了文学批评独立意识的自觉和深化。与此同时,人们在运用新的批评方法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或修正原有的文学观念,从而导致文学观念的变革。如当批评家运用叙事学方法分析作品时,批评者自然将关注的重心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转移到叙事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叙事技巧上来,由此其文学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方法论热潮带来的另一重要成果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多方位观照,促进批评的活跃和繁荣。随着批评方法的重要性的提升,批评家自觉地将各种批评方法运用于批评实践,揭示文学作品的不同侧面和层次,以获得对作品的更为丰富的理解。这些新的观照角度不仅有助于分析花样翻新的当代文学,而且为重新理解传统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点。

　　方法论热的引进和实践也存在一些问题。应该说,并不是任何一种自然科学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文学批评的,更不能直接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术语来从事文学批评,系统论、信息论等批评方法在后来的批评实践中难以为继就说明了这一点。并且,没有任何一种批评方法是万能的,每种批评方法都有其不足乃至死角,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更重要的是批评方法的运用还有一个语境问题,在批评实践中,批评方法若不与具体的文化环境和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就可能削足适履或无的放矢。尽管如此, 80年代方法论热潮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打破了单一的批评模式,使文学批评的空间得到更大的拓展。

　　不可否认,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文化和批评理论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出于急于变革的仓促和焦虑,面对西方诸多批评理论和流派时,国人往往缺乏从容的审视和认真的剖析,在认同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逻辑时很少顾及自身的文化体验。人们曾这样概括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误:对西方亦步亦趋,与传统渐行渐远。这种现象是需要警惕和注意的,对这些问题的反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同样非常重要。

　　尽管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失或失误,但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毕竟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思维模式,拓展了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变革与兴盛,这是毋庸置疑的。80年代只是改革开放的头十年,要建构与西方同行对话的批评理论话语,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努力。回顾80年代,我们常常涌出一种眷念,80年代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精彩的开局,将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中西关系而言,20世纪80年代也仅仅是起步,每个阶段只能完成它那个阶段的使命,在未来的历程中,主人和奴隶的位置将会发生变化乃至颠倒,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1)张炯:《新时期文学的多元思潮》,《百科知识》1995年第1期。

　　(2)参见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程代熙:《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讨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3)1985年从3月22至27日在厦门召开了“全国文学批评方法研讨会”,1985年4月14日至22日在扬州召开了“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1985年10月14日至20日在武汉举行了“文艺学研究方法论学术讨论会”。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05JZD00028)子课题“中西之间——中国文学批评三十年”第一部分节选]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