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看到,随着1925年、1926年之交鲁迅“战士真我”的自觉, 鲁迅的确进入了一个自觉地把自己的精神之悟与自身的生存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新境界,而鲁迅藉以践履其“战士”“真我”的核心话语实践就是他的“匕首”式杂文写作。在笔者看来,对于大致在1925年末,已经自觉获得了“战士真我”的鲁迅而言,“匕首”式杂文写作,从此就是他藉以自觉践行其“战士真我”的生命存在形式之一,是鲁迅的“战士真我”真正存在过的标志之一,是他批判、反抗,积极作用于一个“苦难——黑暗——虚无”世界的生命行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杂文写作,首先是鲁迅自我生命的意义创造,是他实施生命自救的一种话语实践,同时,又是他介入现实、期望改造现实、担当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对于鲁迅杂文,这两种根本性的价值就像一个盾牌的两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杂文写作对于鲁迅自我生命的创造性、拯救性意义是我们长期以来未能完全理解的。我们比较容易看到鲁迅杂文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种种批判、揭露,并且会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上意识到这一批判、揭露的意义,但是,却往往忽略了杂文写作对于鲁迅自我生命本身的拯救性意义。造成这一忽略的根源在于,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其实并没有在一个足以深入鲁迅自我生命的完整世界与完整历程的精神逻辑中去解读鲁迅所遭遇到的精神问题与生命困境。如果我们意识不到鲁迅遭遇的生存困境所蕴含的意义深度(尽可能清晰地阐释出这一意义深度正是现代哲学视野下的鲁迅研究应该完成的),意识不到生命存在路上的“死亡——虚无”困境,意识不到生命中同样难以摧折的超越“死亡——虚无”的创造意志以及这一意志对一个生命发出的创造自我生命价值的恒久呼唤,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系列精神问题在鲁迅生命中留下的真实轨迹,我们就很难意识到1925年12月写下的《这样的战士》、《〈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等等文字对于鲁迅自我生命历程的真正意味,我们也就感觉不到整个《野草》之前、之后,鲁迅生命在本质上的变化及其深层意义,我们也意识不到大致在1925年,鲁迅在其自我生命历程中镌刻的那道深邃印痕——一个意味着其生命“真我”重新诞生的精神印记。这样,我们也就很难注意到,正是在1925年,鲁迅的杂文创作猛增,鲁迅对待自己的杂文的心态也有了一种变化。自然地,我们也就不会明白,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这一切是如何内在地发生的。
一
1925年,鲁迅的杂文写作大幅度增加,鲁迅杂文的结集出版也开始于1925年末、1926年。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与1925年前后,鲁迅“战士真我”的自觉“出世”有着本质联系的。我们能够看到,当鲁迅日益自觉地回归其“战士”生命“真我”的时候,鲁迅也日益明确地获得了他的“匕首式杂文写作之自觉”,获得了他写作生涯中的一次自觉的“杂文转向”。这本是颇为自然的一件事,“匕首”式杂文写作与“战士”生命的存在,具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需要着意强调的是鲁迅获得其杂文文体自觉的时间——大致在1925年,以及大致自1925年开始杂文写作对于鲁迅自我生命所具有的拯救性意义——杂文写作已经是鲁迅藉以超越虚无的“战士”生命行迹。
以王得后、钱理群合编的《鲁迅杂文全编》所收鲁迅杂文为准,在1918年至1927年之间,鲁迅杂文创作的时间分布情况如下:
1918年,7篇;1919年,24篇;1920年,0篇;1921年,3篇;1922年,9篇;1923年,0篇;1924年,11篇;1925年,55篇;1926年22篇;1927年,29篇;
可以明显地看到,1925年是1918年以来鲁迅杂文写作猛增的一年。其增幅之巨大,比之此前杂文写作颇多的1919年,也近乎其2倍之多。比之前一年的1924年,则是其5倍之多。而1918年至1925年之间,鲁迅杂文有两年(1920,1923)写作数目为零,有三年里写作数目不到10篇,分别为:3篇,7篇,9篇。因此,自1918年至1924年,鲁迅的杂文写作其实是相对颇少的,总计才54篇,不及1925年一年的数量。1925年,同时也是自1918年至1927年之间鲁迅杂文创作最多的一年。1925年,鲁迅杂文的猛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还是另有其值得深思的内在原因?这至少是个需要辨析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虽然鲁迅从1918年就一直写作富于批判精神的短篇杂感,但是,直到1925年11月,鲁迅才表现出跟自己笔下已经写成的诸多杂文“亲密接触”的情形。1925年11月,鲁迅编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白话杂文集《热风》。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这部杂文集是先于小说集《彷徨》而继《呐喊》出版的。但是,它的编定时间却与《呐喊》相隔了整整三年之多,结集的虽然是1918年至1924年的杂文作品,但是,却并不是在1924年底,或者1925年初就编定的,而恰恰是在1925年11月编定的——这个时间其实就是鲁迅的“战士真我”临近最终“出炉”的时间。仍然是1925年的最后一天,他编定了《华盖集》,内收1925年创作的多数杂文。这样,鲁迅1925年多数杂文的结集《华盖集》又是比他的小说集《彷徨》先行编定、出版的。而《彷徨》在1924年2月开笔创作,早在1925年11月6日就已经完成了最后一篇,不同的是,《华盖集》里的最后一篇却在12月28日才写出,12月31日刚刚发表。
1926年10月30日,鲁迅编定了自己的论文及随笔集《坟》,其中选有1918年至1925年的白话文字共19篇,可以将其看作广义上的富于批判、反抗精神的杂感论文,相对地区别于鲁迅的小说、抒情性回忆散文及散文诗。同年同月,《华盖集续编》编定,1927年1月又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为1926年的多数杂文结集。那么,自1925年11月开始,至1926年10月,是仅仅一年的时间,鲁迅就一共着手编定了自己的三本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与一本有着不少杂文的“论文及随笔”集《坟》。其中《热风》、《华盖集》的编定、出版均早于小说集《彷徨》;而《坟》以及《华盖集续编》的编定、出版也都早于作为鲁迅精神生命的哲学熔炉的《野草》。 此中暗示着,1925年,在《野草》即将结尾之时及其结束之后,鲁迅对于自己的杂文作品“其实反而重视”,这同样不能不令人深思,不能够简单地以为这是鲁迅的下意识行为。
我们还能够看到,鲁迅的一系列关键性文字创作、译述与文字编集以及他的个人生活事件,在时间上的一种“1925年之巧合”:
1925年一年间,鲁迅的杂文写作猛增,这一情形同样持续地存在于1926年、1927年。
1925年1月,鲁迅写了散文诗《希望》。
1925年3月1日,写出小说《长明灯》;3月2日,写出散文诗《过客》。
1925年3月11日,鲁迅收到他的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来信。
1925年4月中旬,与文学青年创办《莽原》周刊。
1925年4月23日,散文诗《死火》写成。
1925年6月17日,有散文诗《墓碣文》。
1925年6月25日,鲁迅、许广平之间进入“定情”阶段。
1925年10月,有小说《孤独者》、《伤逝》。
自1924年底,始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1925年12月出版。
1925年12月3日,有译著笔记《〈出了象牙之塔〉·后记》,12月14日,有散文诗《这样的战士》。
自1925年末开始到1926年10月,鲁迅密集地将自己已有的杂文创作结集出版,先后编定、结集了杂文集《热风》、《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以及论文、随笔集《坟》。
如果我们拥有关注鲁迅生命内在精神运行的敏感,这些巧合其实一直在等待人们的深思。1925年,鲁迅的诸多写作,翻译活动,文字编集活动,直至他个人生命的重大生活事件本身,都或隐或显、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地指向他内心深处的“战士”意向。进而,我们就可以初步断定,同样发生于1925年的鲁迅杂文猛增以及1925年底1926年之际鲁迅杂文的频频结集也都是与鲁迅精神生命中的“战士”意向相关的。
1925年1月1日的散文诗《希望》,是鲁迅在《野草》中最初的直言“肉搏”虚无的文字,它本身就显现着一种强烈的“战士”精神。把视野拉开一点,1924年2月的《在酒楼上》,鲁迅两次隐喻式地,充满内在激情地书写到了傲然斗雪的腊梅花、山茶花,也同样隐喻式地书写了迎着寒风雪片而前行的“我”,其实都泄露着一股奔突欲出的“战士”生命意志。1924年9月,《秋夜》之中,那“一无所有”却执意直刺高天冷月的枣树干,也一样让我们感到了鲁迅文字中内蕴的“战士”生命意志。有人甚至说:“就在鲁迅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动笔写下集中(指《野草》——笔者)的第一首诗《秋夜》的时候,鲁迅已经在考虑他应当放弃文学创作了。” 显然,这里的“文学创作”指的仅仅是鲁迅的小说、散文等纯文艺性作品,笔者并不赞成这样的“文学创作”界定。但是,这一观点却也传达出了笔者深以为然的一种信息——1925年鲁迅杂文写作的猛增,这极有可能是一种自觉、有意的生命追求,自觉、有意的文体创造与写作形式坚守,而这样的文体创造与写作形式坚守在实质上是极有可能联系着鲁迅内心的“战士”生命意向的。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1924年9月,鲁迅的“战士”真身是在隐约摇曳之中,并没有直接出场。这一情形在1925年1月1日的《希望》中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改观。在1925年3月1日的小说《长明灯》之中,鲁迅则创造了一位拒不“痊愈”而“疯”得彻底,反抗到最终的“疯子”形象——比之1918年“痊愈”而“候补”的“狂人”分明已经坚定得多了。遗憾的是,这位彻底的反叛者、反抗者毕竟也仍然是一个“疯子”的形象,而并不是一个清醒的“战士”形象。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带着她的书信进入了鲁迅的生活。而分别作于1925年3月2日,4月23日,6月17日的《过客》、《死火》与《墓碣文》都隐喻着、暗示着鲁迅直面虚无,博弈虚无,探寻自我生命本味的决绝与精深。而所谓“本味”最终指向的恰是一种“战士”生命的重新“出世”。其中,写于许广平出现之后的《死火》,显露出“我”与“死火”实施“生命结盟”,一并跃出死亡冰谷的奋争、战取气韵。从《过客》到《墓碣文》,“战士”的身影坚苦卓绝地,但也日益明显地露出了意欲正面临世的态势。1925年10月17日写下的《孤独者》之中,那个像旷野中嗥叫的孤狼一般的“我”,最终从“死亡与虚无”的沉重中“挣扎”而出,坦然地行走于月光底下。这同样显露着一股反抗、抗争的生命意志。在五天之后写出的《伤逝》中,涓生拒绝沉湎于无爱的虚空人生,反复坦言要走出虚空人生,走向新的生路,这也在向我们展现着鲁迅内心跃跃欲出的“反叛——创造”意志。最终,在1925年12月14日,鲁迅写了《这样的战士》,他把自己的“战士”生命抉择言说得那样直白、断然与无悔。而此前的12月3日,鲁迅就已经有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评说厨川白村而言及厨川“确已现了战士身而出世”。 笔者曾经详细讨论到“鲁译”《出了象牙之塔》中的关键文本(厨川白村的这部随笔式论文集,鲁迅于1924年底开始翻译,1925年12月迅即出版)与一种不仅深探生命根基,更兼直面社会现实,自觉无畏地进行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自觉无畏地守持反抗、战斗,改造世界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我们就有了最初的理由把1925年鲁迅对杂文写作的大量投入也与他的“战士”生命觉悟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初步意识到,1925年鲁迅杂文的猛增以及自1925年末开始,鲁迅持续不断地让自己的杂文创作结集出版,这一文字写作、结集现象也是联系着这一年鲁迅精神生命中的“战士”“重生”事件的。
二
细读《热风》与《华盖集》,细读《坟》中较长的白话论文,会感到,在1925年的鲁迅议论文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鲁迅写于1925年的杂文中明显地显出一种对于富有介入、批判与反抗精神的生命方式及其话语形式的呼唤,而不再仅仅居留于“批判性话语”的行为本身之中。
《热风》作于1918年至1924年,编定出版于1925年11月。其中绝大多数篇章的确也富于批判精神,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世象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性透视。然而,在《热风》之中,鲁迅往往直接“置身”于“批判性话语”这一话语行为本身之中,或者说,写作主体直接地“置身”于批判性话语之中而并没有出而省思批判性话语本身的价值,也并没有更多地谈及生存现实中“批判——反抗”型生命方式本身的稀缺,也还没有谈论“批判——反抗”的生命方式及其话语形式对于改革现实环境、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而1925年的鲁迅杂文,包括收集在《坟》和《华盖集》中的杂文,就出现了一种对于“批判——反抗”的生命方式及其话语形式本身的呼唤与推崇,不少文字中甚至奔涌着一股渴望“批判——反抗”式生命存在方式与话语形式的不羁激情。
《坟》中写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23年的《娜拉走后怎样》以及1924年的《未有天才之前》都是在整体形式上有破有立的说理文,有深刻的思想火花,亦不乏内在的批判意识,但在整个的文体形式上,并不是鲁迅最经典的“匕首”式、“短剑”式杂文,其行文徐缓、平和,并不像鲁迅日后的杂文那样往往流贯着一种深刻老辣的批判力度。 写于1923年12月的《娜拉走后怎样》甚至还直白地说:“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 那么,写文章当然也就要讲究“平和”了。甚至写于1924年10月28日的《论雷锋塔的倒掉》,虽不乏内在的义勇之气,但行文仍然较为平和,是直接“置身”于“批判性话语”本身之中的文字。也就是说,它相对自然地富于“批判——反抗”精神(而这一精神也恰逢其时地一度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有着相当意义上的公共色彩),但却并没有展示出鲁迅自己对于这种“批判——反抗”精神的自觉意识、自觉追求。
《坟》中《论雷锋塔的倒掉》之后的几篇文章也大抵如此。但是,写于1925年2月6日的《再论雷锋塔的倒掉》就很明显地多了一种自觉、执著地呼唤“破坏”、“反抗”、“战斗”、“革新”等等,呼唤批判、反抗精神的文本: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子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
……
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盗寇奴才的区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写于《希望》(1925年1月1日)之后,而正是在《希望》之中,鲁迅1918年后的文字第一次直接“曝露”了他执意“肉搏”虚无的“战士”生命意向,其意欲搏击、反抗的情感强度,恐怕仅次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
1925年3月12日、29日,《华盖集》的《通讯》中就有: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
现在的各种小周刊,……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可以会心一笑。
这是鲁迅在他的文字中第一次把作文、办刊与“匕首的闪光”联系起来,其中的“短兵战”、“袭击”之类也展露出鲁迅对于一种批判、反抗之文的肯定。而其时正当1925年的3月下旬,此时的鲁迅,已经写下了《长明灯》与《过客》。前者中出现了一个拒不“痊愈”、“疯”到彻底、反抗到最后的“精神独异者”形象。而后者让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拒不回转而执意前行的反叛者形象。而这里的“‘思想革命的战士”,也是在1907年《摩罗诗力说》中出现“精神界之战士”十九个年头以后,再一次密集地使用“战士”一词,而且是其中用得最早的两次之一——另一次是在1925年3月11日至许广平的信中。(14) 那么,鲁迅对“批判——反抗”精神的呼吁与他更为内在的“战士”生命意向之间就的确存在着密切联系。
3月21日,《华盖集》又有了《战士和苍蝇》,鲜明地肯定“战士”式生命的意义。
而鲁迅自1925年4月到1925年12月集中于《坟》、《华盖集》之中的呼吁批判、反抗、抗拒、战斗等等的典型文字更多。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突然想到·五》,4月14日)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华盖集·北京通信》,5月8日)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坟·论睁了眼看》,7月22日)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12月20日)
仅仅停留在某种自然生发意义上的“批判性话语”之中的人生状态,与自觉呼唤一种富于批判、反抗精神的生命状态,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这种区别是自然生发与自觉而为的区别,是一与一百零一的区别。正是这一区别要求着主体生命在精神上的一种自觉抉择和坚守,要求主体生命本身的某种质变。新文化运动之际的“时代话语”基本上持有一种共同的“批判——反抗”精神,然而,却极少有人在那种“风云际会”的“时代和声”中捕捉到作为个体生命自觉抉择的“批判——反抗”式生存方式及其话语形式,并对之坚守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之际,富于批判、反抗精神的“战士”生命的流散,鲁迅后来就有过多次的嘘唏感叹。(15)在这里,就存在一个个体生命对其自我生命存在意义、存在方式及其话语形式的自觉追问与自觉创造的问题。而1925年鲁迅文字中同时出现的对于“批判——反抗”式生存方式及其话语形式的反复呼唤,正是与他生命深处正在自觉升起的超越生存虚无,创造生命意义,反抗“苦难——黑暗——虚无”世界的“战士真我”意志无法分离的。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益自觉地走向了自己的生命信仰境界的列夫·托尔斯泰(L. Tolstoy),就致力于写作直接宣传,正面阐释他自己独到的基督教信仰内核与生命真理的各式哲学随笔。这些随笔也往往辛辣地批判现实黑暗,透视生存虚无,呼吁人们驱除社会黑暗、认识生命真谛、走向生命信仰之境。抵达了生命信仰境界的托尔斯泰(L.Tolstoy)就这样不再重视,直至否定自己从前的小说创作成就。托尔斯泰(L.Tolstoy)著名的“生命激变”及其随后的写作方式“激变”提醒我们——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话语方式上的明确“变更”往往与其内在的精神变化有着联系。
1925年的鲁迅,呼吁人们以一种介入、批判与反抗的方式,去改革生存现实,改造国民精神。在这一总体性思路中,身为写作者的鲁迅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跟他自己关系最紧密的问题就是造就一片“崭新的文场”,严峻对阵于“瞒与骗”的旧式文场。
那么,这个崭新文场是什么样的呢?
对于鲁迅,这个崭新文场是:“现在的各种小周刊,……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16)的确,对于投身文学的鲁迅而言,批判、反抗的“战士”生命渴望最终仍然落实在造就一片富于即时介入意志与批判、反抗精神的文场之中。“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17)“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18 )这都是1925年的鲁迅说过的话。也正是在1925年的4月,鲁迅与一群年青人合作办起了《莽原》。年已45岁的鲁迅,真正地、实际地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新生”式文艺运动,开始了自己亲身创造“崭新文场”的生命事业。
“在手头的只有笔墨……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我现在还要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19) 如果说,这里对于杂文写作的自觉呼吁,还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话,那么,鲁迅还有他更多的、更加直白的说法,完全能够表明这一时期他对杂文写作的自觉追求。下面的摘录都出自鲁迅1925年的文字。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
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
这些人里面,做小说的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20)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并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体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21)
能够清晰地看到,鲁迅越过已经成为正经“象牙文艺”的诗歌、小说,而自觉有意地选择意在“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的评论、议论与短评。其自觉坚持杂文写作的意愿,已经到了不计利害、不计后果的决绝程度。这与1922年12月在《〈呐喊〉·自序》中表露的“为他人助威”的写作心态显然不同了。在1925年12月《这样的战士》中,鲁迅也用另一种语言说过:“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他举起了投枪!”( 22 )
一旦我们意识到大致在1925年重新“出世”的“战士真我”是鲁迅超越虚无,创造意义的根本生命路径,(23)而且意识到“匕首”式杂文写作就是这位“战士”自觉选择的介入、批判与反抗环境现实的话语实践,那么,我们就会想到,杂文写作,就决不仅仅是鲁迅藉以批判现实,担当现实责任与人间道义的一种方式,而同时是鲁迅真正脱离虚无,进入自我生命意义创造之境的一种生命方式,也就是说,杂文写作就是他超越虚无,进行自我拯救的一种生命形式。或者说,鲁迅杂文的不断诞生就意味着鲁迅“战士”“真我”的生生不息。在这样的角度上,富于批判、反抗精神的“匕首”式杂文写作,正是鲁迅超越虚无的“战士真我”所真正开拓出的生命行迹之一。只要鲁迅在超越自我生命虚无的精神路途上最终自觉抉择了他的“战士真我”,鲁迅其实就没有办法不坚守其“战士”生命所自觉依凭的基本话语形式——杂文写作。而对于一个体验过“死亡——虚无”的生命来说,恐怕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轻易阻止他超越“死亡——虚无”,创造生命意义的生存意志,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轻易地阻止鲁迅对其超越虚无的“战士真我”的真诚践履,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轻易地阻止鲁迅藉以自觉践履其“战士真我”的“匕首”式杂文写作。
若此,那些为后期鲁迅大量的杂文写作而感到遗憾、感到不解的人们,恐怕是距离鲁迅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生命路径颇为遥远的。
三
而就在1925年末1926年之际,鲁迅不仅如前所述明显地肯定、呼吁富于“批判——反抗”精神的杂文写作,同时还反复地、较为明晰地说及了这样的杂文写作对于他自我生命的创造性、拯救性意义。
1925年11月3日,鲁迅写下了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的《题记》: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这里就说到了杂文生命的有与无与鲁迅自我生命的冷与热、有情与无情之间的本质性联系。而《热风》的命名却是因为“冷暖自知的我”感到了周围世界的过于“寒冽”,那么,“我”自身的生命情热、生命存在、生命意义——“我自说我的话”——至少就与这些作于1918年至1924年之间的杂文有着不能分割的精神联系。这里,鲁迅还没有明确地说到这些杂文与他自身生命之间的“血肉”联系。或许,这也是真实的情形——毕竟,1918年至1924年之间写下的这些简短文字,并不是鲁迅在一种自觉自为的杂文写作心境中创作的。因此,对于它们的评价,鲁迅在整个《热风·题记》中都显得颇为谨慎。而尽管如此,鲁迅却仍然让它们结集出版了,仍然让这些杂文以《热风》之名而面世。由此,是否也当看到1925年11月的鲁迅,对于自己笔下最初出世的这些“短论”杂章的几丝已经觉悟了的偏爱?毕竟,它们并不缺乏一种自然生发,并且融入历史大潮之中的“批判——反抗”精神,是仍然能够为已经觉悟了的“战士”鲁迅所珍爱的。
1925年12月31日,鲁迅写了《华盖集·题记》,一开笔就忍不住对于自己1925年所写杂文之多表示了“满意”:“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 如前文所引,在这一《题记》中,鲁迅也毫不隐瞒他自己积极自觉地认同“匕首”式杂文写作的真实心境。不仅自己要多做这样的批判性短评,并且坦言自己编辑《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本意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多多前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施以肆无忌惮的批评。而后,鲁迅富于深意地直接向我们陈说了杂文写作与他自我生命存在之间的本质性、创造性联系。他几乎明白地告诉我们:这样的杂文写作已经是他自我生命真正在世上存活过的明证之一。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25)
在这里,鲁迅的话还需要分析性地考察——其中亦不乏愤激之词。所谓“无聊的东西”在鲁迅自身的情感逻辑中,是指《华盖集》中鲁迅与当时的陈西滢等人的论争性文字而言的。依鲁迅看来,在他不得不与陈、杨等“新型知识者”相对峙、相辩驳时,他自己的灵魂也因此而变得“荒凉与粗糙”了。通俗地说,是因为对手的不良表现使论争中的自己感到了“无聊”。读鲁迅这一类的杂文,经常能够看到,鲁迅面对对手之并无真正现代情感与现代理性可言时所产生的荒诞之感。他多次写到自己好似遇见了“鬼打墙”。“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够了,我其实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26 )在与他人颇耗心力的对阵中,却只能感受到“鬼打墙”这样一种无坚实基点,无原则坚守,甚至无真实面貌的对象,一个人内心的无聊之感就太难免除了——更何况这些人还都是领受过洋文化熏陶的“新型知识者”。
然而,即使是这样,1925年末的鲁迅已经决定了,自己如今并不想回避此类有形无形的“荒凉对阵”了——无论如何,这就是自我生命所面对的真实生存现实和自我生命同样真实的反抗与挣扎,所谓“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如果身处沙漠也就没有办法去栽种雪莲和玫瑰,甚至任何意义上的大树了——“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27)——既然在这样的土地上活着,也就没有办法真的去“飞空”了。(28) 那么,“灵魂的荒凉与粗糙”虽则难免,而自己所写的“杂感”却也正是自身在一个荒芜世界中所收获的最真实、最切身的生命痕迹,其中有自己真实的恨爱、愤怒、痛苦,真实的揭露与反抗,直至真实的荒凉与粗糙,有留下来的无奈伤痕,也有掷出去的致命“投枪”。对于鲁迅,这才是格外重要的,其中有着自己对于“黑色”现实的反抗,其中联系着自己“战士”“真我”的生命行迹。
而把内蕴“战士”生命实质的杂文写作等同于自我生命本身的存在行迹,这类的表达在鲁迅1925年1926年的文字中也还多。
1925年12月31日的鲁迅,明告我们:“一时的杂感”竟“几乎都在这里面”,除去遗漏难寻的,竟不再删去一篇了。1926年10月14日,鲁迅为自己的第三本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做《小引》。他仍然开篇即“满意”于自己多产的杂文写作:“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 而且坦然申明:“这里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下来。” (29)鲁迅换了一种说法来表明杂文写作与他的“战士”生命之间的“血肉”关联。而对于所谓穷究“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之类看似渺远,大有深意而远离现实的文坛表现,鲁迅曾多次予以讽刺、否定。1925年12月的《华盖集·题记》里就有: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30)
“自有悲苦愤激”,鲁迅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杂文写作与自我生命的血肉联系;同时蔑视那些远离现实人间而看似“深”、“广”、“高”、“大”等等的所谓“通人”、“通文”。
1926年10月30日,鲁迅为自己在不到一年间频频编出的第四本文集《坟》写《题记》,11月11日,又写了《坟》的《后记》。《题记》之中,鲁迅特别陈述了早在留日时期,自己对于几位富于“反叛——抗世”精神的“摩罗诗人”的重新记忆。重新记忆“摩罗诗人”,既标示出鲁迅对于自己曾经呼为“精神界之战士”的诗人们的情有独钟,也透露了鲁迅对自己的“战士”“真我”抉择的又一次肯定。鲁迅坦言自己这些文字的“骂人”特性(31)——换言之,就是一种富于批判精神的特性。而后就是直接告白这些文字对于他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价值了: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32)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些文字,无论是往昔对于“反叛——抗世”之诗人的推崇,还是今天自觉坚守的志在批判、反抗的杂文写作,都是他鲁迅自己的生命的确还活过、还存在过,而没有在精神的“死亡”与“虚无”中无所作为地白白流逝的明证。
鲁迅也一再明确地把自己的杂文写作与自己的生命存在联系起来——在《坟》的《后记》里就有: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用去了,也就是作了这样的工作。
……
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33)
在反复地把结集中的文字与自己曾经有过的生命存在相联系的同时,鲁迅还在此《后记》中特别表示,在不满20天之前所做的《题记》中,自己说了什么,早就记不清了。(34) 但是,他在下文中又明确地说:“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看来,这样的记忆是深深刻进了鲁迅的心中的。
在我看来,鲁迅这些话的背后是联系着他独特的精神生命轨迹的:既然“战士真我”是自己超越“死亡——虚无”,通达生命意义的创造路经,既然富含批判、反抗精神的杂文写作是这一“战士”所自觉择定的一种话语形式,那么,杂文写作就必定与自我生命的存在血肉相关了,杂文写作就能够意味着“战士”生命的一种根本生存行迹,意味着自我生命本身的“的确存活过”。这就是杂文写作对于鲁迅生命的自救性意义所在。对此,他还有过这样明白的“自供”:“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35) “麻痹”与“忘却”只是愤激的话,也是被1925年的鲁迅所自觉否定了的生命表现,而“挣扎”中的杂文写作才是鲁迅真的自救之路,才是在“淡淡的血痕中”中毅然记忆,毅然反抗的“猛士”的生命自救。
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奇怪自1925年以来,杂文写作在鲁迅同期创作中的绝对优势了。
始于1925年,鲁迅置身于“女师大事件”,并且写下了多篇与之相关的杂文。1926年,面对旧式军阀的枪弹,鲁迅没有放弃自己批判、反抗的杂文。1927年,面对史无前例的“清党”恐怖,鲁迅也有他内蕴批判精神的演说以及杂文创作。此后,是各路文人(革命的与不革命的)的“围剿”,上海滩上“流氓文士”与“高雅士流”的“诬陷”与“攻击”。不论是面对专制政治的文字狱,还是面对同一阵营中“奴隶总管”式的横暴与专制,鲁迅所表现出的还是:一以贯之的“战士”生命坚守,一以贯之的杂文话语形式。无论是“战士真我”的生命存在方式,还是“匕首”式杂文的话语形式,鲁迅都自觉地坚守到了他生命的最后——看来,这的确是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扼杀一个觉悟了的生命信仰者超越“死亡——虚无”、创造生存意义的生命意志。
注释:
(1)参阅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界“黑暗”的现代信仰者》第三章第二节之二。
(2) 参阅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以下简称《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据编者前言以及编者自谓《全编》基于“鲁迅杂文,在鲁迅自己心目中,就是杂感,就是短评,就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王得后、钱理群著《鲁迅杂文全编·前言》),可见编者对鲁迅杂文采取了颇为严格的取舍尺度,本文在做相关数字统计时以《全编》为底本;但是,在下文对鲁迅杂文精神内涵进行具体分析时,则并不以《全编》为底本,笔者对鲁迅杂文的取舍标准在文本短长方面比《全编》相对宽松,但同样极为着意鲁迅此类文本中最核心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精神的存在。
(3)参阅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界“黑暗”的现代信仰者》第三章第二节之二。
(4)《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文所引鲁迅原文均据此版,以下简称《全集》)第16卷,第16—20页。
(5)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4页。
(6) 乐戴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92页
(7)《全集》:第10卷,第242页。
(8) 此段的讨论,请参阅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界“黑暗”的现代信仰者》第三章第二节之二。
(9)王得后、钱理群主持的:《鲁迅杂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 )就并没有把这几篇议论文编为鲁迅的杂文。
(10)(11)(31)(32)(33)(34)《全集》第1卷,第161页,第192,194页,第3-4页,第4页,第282-287页,第282页。
(12)(16)(18)(21) (24)(25)(26)(28)(29)(30)(35)《全集》第3卷,第22,24页,第244页,第24页,第4页第3页,第5页,第72页,119页,第3页,第183页,第3页,第457-458页。
(13) 检索结果得自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制作,王得后先生惠赠的《鲁迅著作全编微机检索系统》;鲁迅用“匕首”一词指称文字中的一种“批判”、“反抗”、“战斗”精神,共计3次。另外两次出现在《南腔北调集》之《小品文的危机》(作于1933年)中,分别为:“……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14)这里的检索结果得自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制作,王得后惠赠的《鲁迅著作全编微机检索系统》。
(15)《全集》:第4卷,第455-456页,第6卷,第73页,第6卷,第432-433页。
(17)(19) (20) 《〈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5页,第406页,第411,420页。
(22)(27)《全集》:第2卷,第215页,第159页。
(23)参阅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界“黑暗”的现代信仰者》第三章第二节之二。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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