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纲

　　《人民文学》的争夺

　　1966年6月,横扫一切,《人民文学》停刊。

　　 1972年夏,在周总理的提议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决定复刊《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原副主编李季从干校调回北京负责筹办事宜,但“四人帮”拖延不批,一年后班子解散。

　　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主席提出“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四人帮”感到压力,即向文化部部长于会咏提出创办《人民文学》,但不准叫“复刊”。袁水拍任主编。

　　1975年夏,结束长达6年的干校生活,我告别从向阳湖到团泊洼的五七干校,告别朝夕相处的《团泊洼的秋天》的作者郭小川,回到北京,参加筹备出刊的工作,尽管张春桥声称“不要原来的人”。1976年1月,新的《人民文学》出刊。

　　从开国起始的,由茅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毛主席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到大跃进时期发表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文学》成为公认的、权威的中国文学形象化的符号。

　　“文革”结束的前夕,《人民文学》是块大肥肉,变成权力争夺的对象。

　　出版《人民文学》的过程,透露出权力上层许多微妙的信息,包括文艺这根敏感的阶级神经如何走向,非常有意思。不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中国期刊史,《人民文学》生生死死的这一段故事都应该好好地记上一笔。

　　1975年初,中国电影被封杀将近十年之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创业》面世。《创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歌颂“大庆精神”,但是在文化部审片后,江青严厉地指出:“该片尚有十个方面的问题,不宜公开放映。”编剧张天民闻讯,表示不服,准备上告,而告状的有效方式是写信给毛主席,恰好这个时候,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八亿人民就那么八个样板戏,没有电影,没有诗歌,没有小说,也没有散文。”周总理敏锐,抓住这个机会,通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联系到张天民。贺捷生将张天民直接写给毛主席的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1975年7月25日将信当面呈交毛主席。邓小平汇报说,《创业》是一部宣传“工业学大庆”的好电影,政治局同志们都看过,认为是一部中国工人阶级的正气歌,但被卡在文化部,说有十大问题,不能公开放。毛主席听着听着,随手拿过铅笔和便笺,即刻作了如下的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据说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主席的批示没有通过政治局,直接传遍了中国大陆,因为批示特别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这就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毛主席意在“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四人帮”感到巨大的压力,如芒在背,慌了手脚。一月之后,张春桥向文化部部长于会咏提出即刻“创办”《人民文学》。

　　张春桥说:“只要几个热心人,几个年轻人就办得成功。要夺权,不要原来的人。人不要多,《朝霞》人就少。”一番密商之后,由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出任主编,李希凡任副主编,上海《朝霞》负责人施燕平调京任常务副主编。又一月,张春桥在径送中央政治局的“创办”《人民文学》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拟原则同意”。报告到了已经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手里,撞了个不大不小的钉子。邓小平批示:“我赞成”,接着义正辞严地写道:“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

　　张春桥扣压邓小平的批示达月余之久以后,于10月15日批示道:“XX同志:此件在我处压了一些时候,本想面商,实在按(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协商,先办起来。”签名下面,又补充写道:“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如果不方便,将来再说。”看来,邓小平的一颗钉子,碰得他们六神无主。

　　“协商”的结果,国家出版局只有出钱的份,刊物仍然掌握在“四人帮”亲信的手里。

　　1976年元月《人民文学》正式出版,紧接着,梁效写的《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文中出现这样的文字:“对文艺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

　　我们9月份报到时,袁水拍主编、李希凡副主编、施燕平常务副主编均已到任;社址:东四八条文化部戏曲研究院大楼,正对着叶圣陶先生的宅院。

　　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时,主编茅盾恭请毛泽东主席题写封面,毛主席在9月23日的回信中说:“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郭老的“人民文学”四个封面题字,基本上沿用至“文革”。现在重办《人民文学》,必须更换封面刊名字体,大家建议袁水拍出面恳请毛主席大笔一挥,又恐小事干扰,遂作罢。

　　 数日后,我心生一计。记得1962年夏,为发表《词六首》,毛主席亲笔回复正副主编张天翼、陈白尘的信里写道:“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人民文学”四字,气韵生动,浑然天成,又是难得的简化字,不是很现成吗?我最先向周明透露了这个建议,他闻之大喜,次日,从家里找到这期《人民文学》,我们请美编潘德润放大制作,进行横竖排列等技术处理,第二天,“人民文学”四个风而有骨的毛体书法出现在编辑部每间办公室的门框上。我俩又带着这四个字跑到和平里北京印刷三厂,加急赶制新的稿纸、信纸和信封,编辑部上下皆大欢喜。后经编辑部同意,正式由袁水拍上报毛泽东主席,主席在请示报告上用粗黑的铅笔批了两个字:“可以”,毛体“人民文学”四个字,即从1976年元月号起,正式作为《人民文学》的刊名标识,竖横由之,沿用至今,屈指三十二年前。

　　编辑部向天津蒋子龙约稿。蒋子龙说,写小说嘛,并不难,有个现成的套子:主人公是革命小将,对立面是老家伙,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穿插一个敌人搞破坏活动。但是,我不能钻这个套子。要写,就得来点儿“绝活儿”,我在生活中已经掌握了太多的“绝活儿”,我要对得起《人民文学》这块牌子。

　　1976年初,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竟然跟“四人帮”唱反调,写了机电局长霍大道,“大道”者,大刀阔斧之谓也。此公兴利除害,狠抓生产,敢同极左言论对着干,表达了大众的心声。虽然,小说一面世就有文章批判它表现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的冲动”,但是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到3月份,情况大变,读者来信中竟有一半认为它有严重错误,是大毒草,罪名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替走资派翻案的‘四上桃峰”。于会泳严加指责:“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们看了这篇小说激动地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大家一窝风地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其上纲之高、口气之大令人惊恐。主编袁水拍从文化部得到口信,明确指示编辑部:“现在形势变了,蒋子龙是毒草小说的作者,对他也要跟对俞平伯一样,该批就得批!”

　　编辑部告急!但蒋子龙公开表示:“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我是工人,谁还能不让我干活吃饭!”由副主编代他写检查过关他也不干。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除强迫蒋子龙作检查外,就是赶紧发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说作品。

　　紧急组稿回西安

　　正值批邓高潮之际,唐山地震,《人民日报》发文报道,题目是《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基调还是批邓。

　　我同周明受命赶赴唐山、丰润一带进行现场采访。吉普车进入远郊区,腐尸的恶臭味直扑鼻翼,我们戴上特别加厚的医用口罩,并且不惜喷洒酒精,然而,无法抵挡那混合而成的另一种剌鼻的怪味——难耐的腐尸味!塑料布包装的尸体,从大卡车上用铁勾子一捆一捆钩下来,掉到来不及刨深的土坑里,上面复盖一层薄薄的浮土了事。空旷的田野上,满视野的塑料袋在阳光照射下放出闪闪的银光,阴气瘆人。卡车过后,就是狗的世界、狗的盛宴。到处是吃人的狗,这时的狗变得与狼无异,观者顿觉无名之恐怖。

　　唐山的地面已经塌陷,火车站的铁道扭成麻花,至于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摧毁,唐山基本上夷为平地,废墟之上血肉模糊!

　　进入市区,整个唐山瘫倒在这里,一片瓦砾,各种姿态的尸体充斥眼睑,摇摇欲坠的阳台上,倒挂着残缺不全的男男女女。

　　这里已经留下华国锋主席临场指挥的身影。

　　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血肉换取深深埋于废墟下短气的残躯。我们在帐蓬遇见《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唐山人没了亲人没了家,唐山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解放军个个是亲人。

　　刚从唐山地震灾区返回,8月刚过,来不及拆除道旁的防震棚,又被派往西安紧急组稿。

　　20年离开西安,久别父母兄妹。几番风雨,天下大倾,命悬一线,我的家从天上摔到地下。我归心似箭,轰隆的车轮声相与唱和,心跳加速。车过三门峡,入潼关,八百里秦川山河依旧,泪眼已经模糊。

　　首先拜访陈忠实。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找到他。《人民文学》专程约稿,他有些激动,但是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是让他配合当前任务、急就一篇批走资派还在走的小说时,他默然,埋头吸烟,半天挤出来一句话:“咱编不出来么!”忠实当时既不损害友情又表示十分坚决的痛苦情状,让我三十年来难以忘却。设想,他要是按我的请求写出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背景下揪斗走资派的小说来,以后能不能写出《白鹿原》并且评上茅盾文学奖,可就很难说了。

　　第二天9月9日晨,大喇叭里传来极其沉痛的声音:今日零时10分,毛泽东逝世。毛主席逝世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总司令逝世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摊子怎么收拾?残破的家国怎么重建?人们的脸上挂满泪珠,我反倒哭不出来。我心绪烦乱,什么也不想干了,只想到此次回省最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赶快回到醴泉县城探望望眼欲穿的老母。母亲的头发变白了,疏松了,一定忍住泪水不让我看见她心里多么难过。

　　正打算起身回乡的时刻,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急电,通知我务必于近期返京,参加9月18日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我百思不得其解,到现在也闹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我赶回去参加不可?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国丧期间,各单位必须管住被管的每一个人头,不得有误。

　　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大哥从县上赶来接我,那是一辆军用吉普。一小时之后,母子重逢,我想,还和过去一样,母亲不会当着人面流眼泪。我会顽皮地站在母亲身边,在母亲面前我永远长不大。母亲这会儿一定站立柴门,望眼欲穿,微风吹拂着她的银发。饱经忧患的生母啊!

　　 中途小憩,我急忙问大哥:“咱妈精神?”

　　不意大哥的脸立即沉了下来,那三个字有如千钧之重:“妈殁了!”

　　我的眼前一黑。

　　母亲殁于我胃出血住院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当时,那样巧合!母亲辛苦一生,始终不失贫农女儿的本色,晚境凄凉。她最为痛苦的莫过于咽气的时候不能和她飘泊外乡的游子见面,生离死别!她知道远在湖北干校的骨肉被斗得死去活来,她日夜惦念的是她的儿子是死是活。她呻吟床笫,辗转反侧,浑身巨痛,牙齿狠咬,疼痛难忍,呼唤我的小名。哪怕瞅我一眼,她或许安稳一刻。她就是这样走了,她多么痛苦!哭声大作,从此天上人间,两处茫茫。

　　母亲想我之日,恰我抢救之时。我瞒着母亲、母亲也瞒着我。当母亲病危电报告急不再瞒我时,我的单位人民文学社仍然瞒着我,回电报说你儿子出差去了。悲兮悲兮生别离。两个人的悲剧落在母亲一个人的头上。我的命是母亲给的,现在,母亲又为我付出牺牲。老母终不瞑目,不孝子抱憾终身。

　　鲁迅来西安·鲁迅给延安送火腿

　　庆生弟说:“二哥好幸运啊!你回西安了,要不要见见西北大学我的一位老师单演义?单先生专门考证鲁迅在西安这一段的行止,写过书,很勤奋,现在还在埋头收集资料。”庆弟叹道:“唉,单先生钻得很专,可他才是个讲师。”

　　单先生赶到北大街文化厅招待所来看我,兴致勃勃,给我讲了许多鲁迅在西安的情况。

　　被唐代诗人元结《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话所打动,1924年7月14日,天热得像火烤的一样,鲁迅身穿灰布长衫走进秦汉古都。

　　鲁迅在西北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1次,听课的还有各中小学及各县选派的人员,约七百人,效果非常之好,但很遗憾,鲁迅这一讲稿一直被人认作《中国小说史略》的缩编,其实,讲稿补充了新的观点和新的例证,提出劳动创造文艺等观点,很有价值。

　　我说:“我打自小就在易俗社看戏,每回都看见戏院大门口高悬鲁迅题写的匾额‘古调独弹,绝了,一语道破了秦腔的神韵。”我问单先生:“鲁迅不是腻味京戏吗,为什么对易俗社如此重视? ”

　　单先生说,其实鲁迅是喜欢戏剧的,也很懂戏曲,他认为像西安这样一个偏远之地,能有这样一个创建于辛亥革命、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剧社,实属难得。鲁迅不但亲题“古调独弹”四个又篆又隶的大字和同行的学者联名赠送易俗社,他本人还向易俗社捐赠了50块大洋。

　　单演义最后说,鲁迅喜爱汉唐文化,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所以,他在讲学之余参观碑林,游逛南院门,买古玩,搜集碑拓,还在博物馆亲见你们家乡醴泉的昭陵六骏,欣赏那带箭的勇武。鲁迅激赞“汉人气魄”,推崇“汉唐精神”,他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增强民族自信心,谋求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对于我们陕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珍贵了。

　　在同单演义的交谈中,意外地谈到鲁迅给毛主席送火腿的传说,便向他一并求教。他说,不是传说,确有其事。关于赠送火腿的事,我给你弟兄俩介绍一个人——王林同志,他是当事人,现调西安工作,你借回陕之便,又是《人民文学》的编辑,登门造访,我想他不会不见。

　　9月14日,庆生弟陪我走进西安市委书记王林的办公室。我和庆生提供了有关鲁迅送火腿的各种说法。

　　王林非常认真地听着,说这些情况他大致了解,众说纷纭,但是,“我是当事人,是我亲自送到毛主席手里的,这一点千真万确。”

　　王林说,1936年6月间,我在瓦窑堡的清水湾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见到毛主席。我带了几张白区的报纸给毛主席看。主席说,他想看书,这里没有书看,长征途中,为了看到报纸,甚至攻打敌人的县城。

　　主席问我:“能不能想办法买些书来?无论如何要设法买些书来!”又说:“啥书都要,革命的书要,旧书也要,《红楼梦》、《今古奇观》、《三国演义》、《老残游记》……都要、都要。”不久,我接受中央的另一个任务,去北平,路过西安,遇到了上海的交通员徐汉光。徐汉光在上海通过鲁迅的关系买的书以及鲁迅先生送给毛主席的火腿、肉松和巧克力等,一并装在一个大网篮里。

　　后来,我把上海、北平、天津、西安4个地方买的东西全部集在一起,总共装了六个麻袋,七八百斤!然后由我通过东北军的关系乘军用大卡车,从西安途经洛川运往延安(当时延安仍由东北军占领)。第二天,苏区派的人到,赶来三头骡子,驮书。晚上,我们由延安出发,到安塞,再到保安,走了两天多,直接送到毛主席的住处。

　　毛主席一见送书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叫陆定一马上开书单,决定哪些他留下,哪些书让大家看,以后大家好彼此交换。毛主席郑重其事地告诉在场的同志:“有书大家读,一点不能自私啊!”

　　访问柳青

　　第三次文代大会以来,20年过去了,没有见过柳青。回西安,一踏上关中平原的美丽乡土,远望沉思的终南山,想去拜访柳青的冲动,再也无法抑制了。柳青、《创业史》以及他的家人,“文革”中遭了大难,他现在病得不轻。

　　《创业史》第一部从1959年4月起在《延河》上连载,同年《收获》转载,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每发表一次,柳青认真修改一遍,越来越精当,因此,日益为读者所传诵。

　　柳青除了必要的“运动”之外,和文学界来往不多,他一直坚守在生活第一线。在文学界看来,柳青是作家;在长安县人看,柳青是政治家。

　　据我所知,不少有文化的农村干部把《创业史》当成了他们的农村工作手册,尤其在陕西。他们在《创业史》里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学习公道、积极、实干苦干的精神,学习怎样耐心地、细致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方法。

　　“文革”风暴突然袭来,作家一个个被送上被告席,街上发现批判《创业史》是大毒草的传单。我一时困惑了:《创业史》要被打倒了,社会主义文学还会剩下什么呢?

　　后来,从西安传来关于柳青的坏消息:他被游街示众,《创业史》第二部手稿失踪,他爱人宁死不屈,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柳青,病体几度垂危。

　　“文革”中,有人诬陷柳青“抗战时期在四川进行过特务活动”,其实柳青从未曾到过四川,但是,无休止的逼斗一直逼得他想到要死,可是他苦撑苦熬,他亲爱的马葳却在无望中回到14年共同生活的皇甫村,投井。柳青闻讯,放声大哭。

　　据作家张田回忆,柳青对孟维刚说:“马葳被整死了,没人管我了,会使我早死。我的《创业史》怕是写不完了。有马葳在,我拉到床上,马葳都不嫌脏。我有马葳在,就不感冒了。我坐在这,磕睡了,马葳赶紧给我一盖,就凉不了。马葳她不应该死么,不应该走这一条路么。唉,不走也不行!人家斗她呢,要她跟我划清界限,她知道我,良心上过不去嘛!”说着说着,泪流满面。他为马葳写了一首悼词,交给孟维刚,说:“我想马葳得很,实在没办法了,写了这首诗,给你一份,你把它保存下。”古诗有韵,中原音韵,也换韵,柳青陕北人,单押家乡陕北韵。节录如下:

　　咄咄复咄咄,长安夜机耕。

　　独坐望南山,不眠念故人。

　　权威有歧见,远近流谗言。

　　夫妻同庭院,口角朝与夕。

　　汝怨我固执,我谓汝幼稚。

　　五年汝离职,攻读在我侧。

　　寸步形影随,体贴则入微。

　　风声略草动,嘱我唯谨慎。

　　人讥我小人,汝知我任重。

　　牛棚非猪圈,宁死树党性。

　　 我很快得知, 柳青身体不好,生活条件差,看病、写作都难保证。

　　一天下午,我邀了鱼讯、周明、毛琦、杨璀几个相好看望柳青。柳青住在韦曲长安干部休养所。我们的车子向南笔直行驶,我贴紧窗口眺望广袤的田野,找寻《创业史》里的蛤蟆滩。朋友们说:“不在这里,到韦曲还要往南才是,你今天看不上了。”接着,大家分工回答我喋喋不休的提问,介绍几年动乱中柳青被抓、被关、被批、被抢、被藏、被游街的情况,描述柳青的脾气和为人,说了一路。

　　这是一间普通的宿舍,陈设极为简陋。加之季节到了秋天,屋内气氛更加冷清。我想到了他的爱人马葳,一阵心酸。正在这时,佝偻着身子、拄着拐杖的柳青被扶进房门。我硬是控制住自己的泪水,没有当着他的面掉落下来。

　　这不是柳青!他微微驼背,面色发青,清瘦的脸上,腮须浓密,步履维艰。他瘦了、老了、小了,然而,他确是柳青,一对炯炯有神、亲切和善的眼睛依然明亮和深遂。

　　他显得很吃力,喘着气,张大口使劲地用哮喘喷雾器往上喷气。他打趣地说:“我现在是寸步难行!”疲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每走一步,都要人用自行车推着。他天天要下楼、上楼去医院打针。不过,他有幸被“解放”了、“自由”了。

　　我们万分忿慨说:“你写作任务那么繁重,身体这么不好,为什么不安排好住房问题、治疗问题!”柳青漫不经心地说:“咱几个娃,没一个能来照看的,要来,都是临时工……”说着,费劲地咳嗽,连忙挤握哮喘喷雾器往嘴里喷气,然后微笑着说:“如今时兴走后门呀!”

　　“难道找一个离医院近点的住处都困难吗!?”我们气极了。

　　柳青却很平静:“我现在住干休所是名正言顺。我是老弱病残,正合‘干休!”

　　柳青话不多,分量很重。

　　我问:“收到《人民文学》没有?有什么批评意见?”他漠然地说:“没”。我说:“每期都寄,寄到你所属是单位转你,怎么一本也没有收到?”他叹息:“这就是风气!”

　　善于知人论世的柳青,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一应俱全的锻炼,又眼见眼下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我预感《创业史》的第二、三、四部里,历史将在他的笔下得到真切深刻的反映。他说话还是那么从容有力,夹带着严峻的幽默,但包容他渊博沉灵魂的躯体,确确实实变瘦变小了。

　　我和周明转达了编辑部同志对他的问候,希望他把《创业史》第二部改定的章节在《人民文学》上先行发表,他立刻打断我的话,说:“我是文艺界以外的人了,早不在这个‘界了!”我马上联想到16年前那次谈话中,他不是说“我在这个‘界内,又在这个‘界外”的话吗?那时是什么心情、什么含义?此刻又是什么心情、什么含义?去年冬季以来,邓小平受到疯狂的诬陷,今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这一冬一春的险恶境况,是柳青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期,病情随之恶化。我们询问他近年来的写作情况。柳青说,1973年时,他的健康有所恢复,把《创业史》第一部看了看、改了改。同年夏季天热时,赶着把《铜墙铁壁》改了一遍,“简直等于重写。进度很慢,一天只能搞200字。”“原来给孩子做了动员,要她们围绕我的工作,把生活安排好,好把《创业史》第二部改下去,想不到病老是来干扰……”说着说着,又喘了一会,静了静,然后接着说:“近年来身体不好,《创业史》现在看来,完成4部困难了。前一晌想动笔,好不容易和那里面人物混熟了,钻进去了,可是,身体又不行了。”

　　 又一阵咳嗽,他忍着痛苦吐出一口痰,用小杯接住,看了看,无力地说:“又得住院了,肺心病,痰里带血。”接着又是连连不断的喷雾。

　　告别时,他非要送下楼不可;经过再三劝阻,他停在楼梯中间。当我们上车时,他从楼梯的窗户伸出头来向我们微笑招手。车子开动后,他还站在哪里。我想多看他一眼,车子拐弯了。

　　那挥手之间的神情动作,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死神随时会来叩他的门。

　　“四人帮”抓了!

　　风雨如磐的日子,我无心到首都剧场看电影,尽管那是中国作家协会难得组织的一场电影——被我们《文艺报》当年称作“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的、由丘赫拉依导演的《一个人的遭遇》和《雁南飞》。

　　“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是文联杜继琨大姐偷偷告诉我的,大姐诚信,言之凿凿,对照近日报纸微妙的动向,我茅塞顿开,大有挣脱锁链之感,小孩般地跳了起来,嘣得老高。我从大姐手中接过柴可夫斯基的唱片《天鹅湖》,匆匆离去。

　　急忙赶回和平街10区3号楼1单元家里报喜,路过和平里,下车,到文化部招待所找邹志安。招待所的大门紧锁。

　　 邹志安是我的小同乡,陕西省醴泉县有幸在70年代末冒出来这样一位年轻的小说作家。1977年,邹志安的投稿《工作队长张解放》被看中,发表在当年第七期的《人民文学》上,10月份,他和叶文玲两位青年作家应邀参加了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的、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召开的文学会议——“短篇小说座谈会”,1976年10月,被《人民文学》请来北京改稿,安排到文化部招待所。

　　紧锁的大门终于被砸开,“四人帮”被抓的消息让我们的手紧握地握在一起,长久、长久地。难忘这历史的一瞬。十多年后,邹志安早逝。

　　刘茵自是惊喜,一把拽住我,调侃地说:“多亏我一把拽住你吧!不然你早过3周年了!”

　　我又返回王府井大街,凭票进入首都剧场。电影已经放映,场内一片漆黑。不管人们怎么嘘我,我还是打听到周明的座位。

　　我和周明关系密切,人称“四同”,即:陕西同乡;兰大同学;作家协会同事;干校“五一六”同案犯。我和周明的交情,从1953年算起,迄今半个世纪还要多,历经政治运动多多,从来没有红过脸。

　　我把周明拉出场外院落的一角。周明看我神情紧张,行动诡秘,大惊失色。我问:“你最近是不是骂过江青吗?”他否认,但他明明告诉过我,前些日子,北影的朱珩回到大院,当着沈从文你们的面,大肆数落江青,抖擞江青上海时的风流韵事,你忘了?周明只好承认。我说:“你太大意,怎么能当着那么多的人呀!”又说:“有人告到于会泳那里了,事情闹大了,可能对你采取行动。”周明大惊,不知所措。我告周明说:“眼前只有一条路,我帮你买票,今晚就回陕西,躲在老家秦岭山上,隐姓埋名。家里的事有我,你放心好了。”周明无奈,只好应诺。我催他赶快回家收拾衣物,他站立不动。快要走出剧院大门时,我在他身后猛地一拳,重锤一般狠狠地落在他的背上,大叫一声:

　　 “抓起来了!就在大前天,‘四人帮给抓了!乌拉!”

　　上大学时,我俩学的是俄语。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

　　忽如一夜春风。

　　粉碎“四人帮”,《人民文学》得解放。

　　粉碎“四人帮”,张光年笑逐颜开,不知老之将至,迈动他那双比干校下湖出工时还要矫健的老腿,小跑跟上年轻人的游行队伍,鞭炮在空中闹腾着,彩屑弥漫上空,缓缓飘落下来,撒到他花白的头顶上。已调往国家出版局任顾问的张光年,此时受命兼任《人民文学》的主编工作。

　　编辑部授命我与吴泰昌撰写文章,披露《人民文学》复刊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些情况,以《<人民文学>复刊中的一场斗争》为题公开刊出,告别旧我,起死回生。文学界大睁两眼看着《人民文学》这全国唯一一家的文学刊物一步一步如何动作,如何吹响更加振奋人心的号角。忽如一夜春风起,《人民文学》义愤填膺,义愤出诗人!

　　局面很快打开了,再联想到其后《文艺报》复刊,文艺界多少冤假错案啊,冤假错案的平反刻不容缓,可是在机构重建的情况下,我们向哪个部门请示、谁又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呢?中央什么时候才能制定新的文艺政策呢?自下而上已经沸腾起来,不能坐等!在无从请示的紧急情况下,张光年等负责同志明智决策,由刊物带头,从文艺界发难,打开缺口,只要不是被禁止的就可以先干起来。

　　当务之急是解放——组织上的解放和思想上的解放,包括作家的解放和作品的解禁。《人民文学》解放了,解冻的作品一时却出不来,“四人帮”倒了,钦定的“文艺黑线”还压在头上,“两个凡是”高高在上,谁敢越雷池一步!但在尽可能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摸索中,毕竟刊发出几篇可读的作品,发现几个值得注意的年轻作家,如河南的叶文玲、陕西的邹志安等。

　　这是一个机会!刘锡诚、吴泰昌和我三个人研究评论工作时,聊着聊着,想出个主意,刘锡诚动议开个短篇小说创作的座谈会,我俩极表赞同,我说:座谈会请茅盾主持,他写过《论短篇小说创作》的文章,影响很大。三人最后建议以《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研究现状、推动创作。报告张光年,终获批准。(刘锡诚后来在《文艺报》工作时,也是在无法请示的情况下,以编辑部的名义召开“新桥会议”,实际上是为《保卫延安》等作品平反;在发起和主持几届评论作者的“读书班”扶持评论、配合中篇小说评奖等方面,也干得出色。)

　　一次不许报导的重要会议

　　 “短篇小说座谈会”1977年10月在京召开,茅盾等二十多人参加,张光年主持。

　　出席者有:茅盾、沙汀、刘白羽、周立波、张光年、王子野、马烽、李凖、王朝闻、茹志鹃、韦君宜、王愿坚、邓绍基、张庆田、张天民、林雨、邹志安、叶文玲、赵燕翼、萧育轩、陈骏涛、张韧、刘剑青,以及编辑部的许以、涂光群、崔道怡、向前、周明、刘锡诚、吴泰昌、阎纲等。

　　会上讨论的问题有:如何克服简单化,深刻地反映同四人帮的斗争;如何深入生活,防止“主题先行”,真实地反映生活;如何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本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进行艺术构思,提高短篇小说的艺术质量;如何使题材多样化,扩大短篇小说的生活范围;如何展开争论,加强评论工作,再不要“打棍子”!

　　会议开得很热烈,久别重逢,三代作家欢聚一堂,不禁的叹息。会下的交谈更其动人,可惜没有记录。张光年说:“议会是16字的方针:生动活泼,交流经验,不做结论,择善而从。”

　　茹志鹃说:正面写斗“四人帮”,不好写,全面写也不好写。把“四人帮”漫画化,英雄人物一出场未卜先知,首战告捷,形成一个框子。《人民文学》上贾大山的《取经》因小见大,就很好。

　　李凖说:老作家培养了我们,我们有责任关心青年作家。《人民文学》上叶文玲的《丹梅》、邹志安的《工作队长张解放》不错,假若评论家出来分析一下,出了文,也出了人,不然,自生自灭,特别是女作家。评论不一定很长,像《千家诗》那样,点到为止。太需要恢复《文艺报》这样的评论刊物了!

　　当会上传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复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的消息时,大家兴奋不已。

　　周立波说:王愿坚的《足迹》、萧育轩的《心声》,也很好,从《人民文学》新发的这些作品看,短篇小说是向前迈进了。“四人帮”迫害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老底。大家歌颂杨开慧,我便写了《韶山的节日》,张春桥转给康生,康生又转给江青,江青六次点我的名,说“周立波这个人坏透了!”不就是因为我写了杨开慧是毛主席的前妻吗?

　　沙汀说:有人正面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并不好。鲁迅的《药》写秋瑾,题材重大,写的却是茶客,写馒头蘸血。列宁说过,统治阶级维持统治,不光依靠军队、警察、法院,还领先群众的落后。要让“四人帮”写孔乙已,是不是得写丁举人把孔乙已拿下棍棒齐加?

　　马烽说:我有几个村子做“生活的根据地”,能说出那里的子丑寅卯酉。一个作家能像解剖麻雀那样深入了解一两个村子,对创作大有好处。

　　王朝闻说:文艺要服从生活状态的多样化,服从艺术爱好的多样化,服从总的政治任务之下的具体任务的多样化,提倡作家有个人的创作的独特风格。

　　会议上引用了马克思《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的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虚的风格。”

　　会议圆满成功。张光年同意将这次会议报导出去,请新华社发消息,但未获同意。《人民文学》当时的上级领导是国务院出版局。根据刘锡诚纪录得知,出版局局长王匡考虑到发表后可能给宣传口施加压力,甚至给中央施加压力,决定不带这个头,不但不作报导,而且不发内参。结果,主编张光年作主,只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条消息。

　　虽然是一次不许报导的重要会议,《人民文学》却率先发出文艺冰河解冻的信息。《人民文学》破冰有功!

　　就在动议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的9月,编辑部收到刘心武投来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班主任》的到来在编辑部里掀起狂潮,它来的太是时候了!大家兴奋不已,然而多少有些犹疑,小说组将稿呈送张光年,请求发表。张光年又返回到编辑部在各业务组广泛征求意见。他让编辑部主任刘剑青将原稿转交给我,在稿笺上亲笔写道:“阎纲同志爱人是教师,了解情况,请他提出意见。”我跟大家一样举双手赞成。张光年甘冒风险,最后拍板,《班主任》在10月份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闭幕之后的《人民文学》11月号上刊出,一时间——洛阳纸贵动域内,无人不说“救孩子!”

　　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在主编张光年的动议并主持下,又于12月召开了有百多人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批判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声炸雷!

　　《人民文学》打破坚冰,《班主任》春风第一枝,文坛将引发多大当量的爆破啊!

　　《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发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全国各大报全文转载,盛况空前;1979年第一期发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虽遭遇讨伐,但众声谔谔,人们可以张口说话了,闸门已经打开,任谁堵也堵不住了。

　　《北京文学》邹世明女士约稿,1977年春节一过,我的文章发表,题目是:《谨防灵魂被锈损——为新作<班主任>叫好》。

　　向“文艺黑线专政论”猛烈开火

　　公开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发出进攻信号的,是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报导的、由该报邀请的文艺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等。

　　然而,上面的态度仍然不明朗。

　　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在主编张光年的动议并主持下,不但1977年10月召开了平定林江之乱后的第一个文学专业会议——“短篇小说座谈会”,而且,不失时机,于12月召开了有百多人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批判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的口号是:“向‘文艺黑线专政论猛烈开火”! 声势浩大,平地一声雷!

　　大会的第一天,即12月30日上午,周扬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我将他迎进海运仓总参招待所的大门,周扬满面含笑,步履稳健,谈笑自如。我从他十多年引用的“阴柔之美”、“阳刚之美”问到唐·皎然,他说,皎然是著名的诗僧,故曰“僧·皎然”,他写的《诗式》自成体系,是中唐时期诗歌理论的重要著作,影响大啊!我扶他从外梯上到二楼会场,“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开幕,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家们劫后大聚会,义愤填膺,相执无言,唯有泪两行。

　　这是周扬“文革”后在公众场合第一次露面,尽管中央对周扬还没有最后结案。他的出现,全场活跃,激动之情无以言状,周扬眼里闪着泪花。

　　周扬在长篇发言中,愤怒控诉“四人帮”,同时作自我批评,说:毛主席对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十七年”中有很多好作品,但“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在刘少奇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当然主要责任在我),有路线错误,例如在我主持下写作的《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社论等,所以毛主席作了两次批示严厉批评,我们整风,他们说是“假整风”;我们送上检查报告,他们压下了,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他们不准人家革命,而是要打倒。……说这些话时,他的眼泪流出来。谈到将要发表的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信时,周扬说:“四人帮”是不提“形象思维”的,形象思维最早是黑格尔提出来的,后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也说过形象思维是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的根本规律,无论是革命文艺还是反革命文艺,都不例外。当谈到毛主席信里提到的“比、兴”时,他说:想象和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老祖宗早就发现了,比如唐·皎然在《诗式》中写道:“比是意中之象,兴是象中之意。”

　　张光年发言说:“十七年”的文艺尽管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严重的干扰,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制造的大冤案,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不怕有人说这是“老家伙翻案”、“青年人投降”。谁翻案?难道不是“四人帮”吗?“四人帮”把我们的队伍打散了,但没有打垮!

　　第二天上午会上(12月31日),中宣部长张平化宣读了华国锋主席给《人民文学》的题词:

　　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

　　出席会议的一百多人,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会议被邀出席的人员有张平化、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刘复之、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刘白羽、王匡、王子野、陈翰伯、茅盾、周扬、夏衍、叶圣陶、冯乃超、魏传统、曹靖华、周立波、曹禺、冯至、臧克家、谢冰心、严文井、李季、林林、冯牧、姚雪垠、周而复、曲波、魏巍、胡可、王愿坚、阮章竞、草明、雷加、骆宾基、张志民、吴组缃、王遥、赵寻、李何林、吴伯箫、唐弢、蔡仪、毛星、朱寨、邹获帆、秦牧、徐迟、峻青、李凖、曾克、柯岗、逮裴、李纳、叶君健、韦君宜、葛洛、严辰、袁鹰、金近、柯岩、何路、毕朔望、丁宁、许觉民、刘剑青、李曙光、谢冕、江晓天、冯其庸、王春元等等,以及各协会的负责人蔡若虹、李超、吕骥、张庚、邵宇、孙慎、贾芝、袁文殊、陶钝、盛婕、陆静、罗扬、吴群、陈勃等,会议由张光年主持。

　　会上的发言激烈而全面,历数“四人帮”的罪行,激起阵阵的掌声。

　　会后的1978年1月17日,张光年来电称:大会的消息是华国锋主席审阅的,他本人谦虚,不同意发表他给《人民文学》题词的手迹;华主席给张平化打电话,说文艺界可以批“黑线专政”论,应该批,但也不要把“十七年”讲得没有一点错误缺点了。教育战线是发现了那个条子,好批;文艺上没有那个条子,不好批。(引自刘锡诚的电话纪录)

　　会后的1978年2月13日,李何林突然来信,对《人民文学》次年一月号发表的座谈会报导进行严厉的谴责,称:“本报记者”歪曲了他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发言,他根本没有说过“国防文学”起过团结作家抗日的作用,并随信附来已经分送有关人士的《两点声明》。人所共知,李何林对周扬“国防文学”的口号一向不满,报导中竟然说他公开表示“国防文学”曾起过团结作用,歪曲了他的本意,故书面提出严厉的斥责。这可惹出大祸来了。

　　看到李何林这封质问信,我脑子一下子胀了,因为我是李先生发言的记录整理者!心想,我要是歪曲了李何林的观点,那责任大了!我联想起1960年张光年批判李何林,《文艺报》批判李何林、巴人,马文兵的几篇长文是我亲自组稿的,随后我代表《文艺报》出席南开大学批判李何林的大会口出狂言对李先生大不敬,思前想后,包袱沉重。

　　在编辑部主任刘剑青的主持下,我和刘锡诚、吴泰昌对照各自的记录,刘锡诚纪录的原话是:“李何林同志说:关于‘国防文艺,四人帮把它污蔑成卖国文艺。鲁迅对这个口号虽然有过批评,但没有全盘否定。鲁迅认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国防文学作为应变口号是可以存在的。‘国防文字是有缺点的,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但是它在当时确实发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团结文艺界共同抗日的作用。”

　　查对证明,《纪要》基本上符合愿意,报导属实,编辑部准备澄清事实,我当时的心情又说不出的复杂。

　　这场官司并没有了结,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一直拖到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大会,“两个口号”的公案,依然悬着。

　　神学·人学·文学

　　张光年不但否认“文艺黑线专政”论,而且不承认“文艺黑线”的存在,我听到他私下愤怒地质问:“说‘文艺黑线专政不存在可‘文艺黑线还是有的,那么,请问:代表人物是谁?代表作家是谁?理论主张是什么?代表作品又在哪儿?”这一论点非常富有挑战性。

　　在张光年主持《人民文学》时期自觉的启蒙下,思想解冻我解冻,文学觉醒我觉醒。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登高一呼,打开一条自救的道路。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我写了《神学·人学·文学》,又写了《提出一个问题——以简代文》和《一点质疑——文艺路线问题提问》三篇放言无忌、释放苦闷的文章。

　　我在《神学·人学·文学》一文中重点析“人”!所要表达的论点是:“四人帮”的治下,造神者变文学为神学,非神学的文学均在炮轰横扫之列。神是人造的,造神完全为了造神者自己。当需要把“德政”施之于民而民不顺从时,他们便请来绝对信仰以培植愚忠,变个人言论为圣经教人绝对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群众只有照办的义务,没有思考的权利。把神变成人是文学的进步,把人变成神是文学的倒退;把人变成鬼是文学的左道,把鬼变成人是文学的复兴;自命为神的是人上人,为人造神的是人外人,以人为文的才是人中人。有的作品把自己崇拜的人写成从少年起就具有统帅的才能,各个时期所坚持的都是正确路线。更有甚者,已经粉碎四人帮,还有人把领袖人物刚刚用过的饭碗、坐过的椅子、使用过的烟灰缸列入革命文物,放在玻璃橱柜里组织群众参观学习,把自己摆在“暂时做稳奴隶”的奴隶地位。不过,中国是有作家不为造神而布道的,鲁迅就是。鲁迅说:“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文章引用邓小平1956年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里的话:“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我们已经写在我们的章程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又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文学啊,文学,谨防为歌功颂德的香火熏黑了自己的偶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

　　紧接着,我写了《提出一个问题——以简代文》和《一点质疑——文艺路线问题提问》二文。我问道:说“文艺黑线”虽然没有专政而刘少奇的“黑线”还是存在的,请问,这条黑线的理论体系是什么?代表作又是什么?“十七年”间接二连三地“左”而文艺界马不停蹄地反右,一错再错,请问,其“主导思想”到底是“左”还是右?“文革”十年的文艺到底是谁的文艺路线居于主导地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周总理的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路线到底是什么关系?文革10年和建国“十七年”的文艺共同牵在一条什么线上?总之,“始终主导”说不能自圆其说。18年后的1997年,我写了长篇论文《江青的背后》,以大量的事实证明:

　　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粉碎“四人帮”后选定清算“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否定文革的突破口,目标非常准确。

　　二、不承认“文艺黑线专政”论却承认刘少奇的“文艺黑线”存在,给这场义军的出击留下死角。

　　三、说林、江的《纪要》以极左面目反对毛泽东正确的文艺路线,这是历史的大误会。

　　四、“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诬陷,“文艺黑线”莫须有,而“黑八论”却是有的,要其发明者承担责任……打错了板子,冤!

　　五、事实证明,“文艺黑线专政”论不折不扣是“毛主席正确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触及毛泽东“左”的严重错误,中国历史上这场文字狱的浩劫根本无法说通。

　　廖沫沙长歌当哭

　　 廖沫沙质朴尚义,热情旷达,特别爱笑,老人笑起来很天真,很可爱。

　　 廖沫沙结束十多年的监禁生活,回北京不久,刘茵去朝阳医院拜望了他。当刘茵告诉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结集出版《“三家村”札记》时,他突然迸出笑声,继而大笑,异常激动:“哎呀,你不怕成为我们‘三家村的走卒吗?”

　　刘茵答:“你们‘三家村四海扬名,连小孩都知道,只此三家,别无分店,想参加而不得呢!”接着,对廖沫沙说:“你要听一首儿歌吗?我女儿跳猴皮筋时唱的,一跳一蹦地,痛快淋漓地,唱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打!打!打!我们坚决打倒他!”

　　听完儿歌,廖沫沙乐得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哈哈哈——这——这得感谢江青,她竟使我这个小人物举世闻名、童叟皆知了!哈哈哈——”又一阵爽朗的笑声。

　　她被这笑声震撼了。

　　八年监禁,三年流放,饱受折磨,没有沮丧,没有消沉,通脱大气如廖沫沙者,国中能有几人?

　　廖沫沙1930年入党,入党后3次被捕入狱,几十年中不间断地从事党的宣传领导工作,文革前,任中共北京市委原统战部长,文革开始,拿北京市委开刀,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成员,广播和报纸上的批判文章黑浪般地向他涌来,他知道大难临头,但不惊慌,突发狂怒,直奔北京市委,质问有关人士“《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一文所加的编者按语符合事实吗?”随后,即被关押,遭批斗,死去活来。

　　廖沫沙约我来家闲聊,家住前三门大街,我和刘茵趋前造访。

　　廖沫沙见面就和我交换起学习心得来。他说他熟读马列,酷爱哲学,出狱后埋头重温马列,收获大得不得了。他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很值得研究。说着,便从他身后的玻璃书橱取出《自然辩证法》一书,让我们看他画满圈圈点点的地方。他说,《自然辩证法》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着眼于科学,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总结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总结了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从自然科学的辩证发展总结出辩证法的哲学方法,使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反过来又加深对于社会哲学的研究,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它是普遍的规律,对各个门类的科学都有指导作用,从而,为人们探讨学科的各个领域提供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方法。

　　又加重语气说,《自然辩证法》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人的估价,高得很啦,认为他们是用科学推动社会的动力,但是,请问:你能在恩格斯的这些言论中找出哪怕一点点要对文化、对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意思吗?

　　他竟然这么说: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当然伟大,但未能把自然科学的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矛盾”固然普遍存在,而“实践”经验才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他悔不当年,没有发现《自然辩证法》这一极端重要性的伟大著述,不然,他会更加清醒地对待文革。

　　他此番谈话,有深意存焉,但我当时未能深刻理解。今天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不能说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没有关系。

　　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来,廖沫沙怒不可遏。

　　1967年夏秋之交,廖沫沙和吴晗同台批斗,“同村之情”加上“同台之谊”,廖沫沙倍感滑稽,窃笑又自嘲。中午,俩人反锁在一间屋里,他见吴晗垂头丧气的样子,反倒乐了起来,偷偷跟吴晗打招呼道:“老吴,咱俩成名角了!”吴晗将头抬了起来:“什么名角?”“演戏呀!我们是梅兰芳、程砚秋,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可就唱不成喽!”吴晗的眉头舒展了,书生般憨憨地问道:“那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唱的是《五斗米折腰》呀!”可不是吗?昔日的官员、专家、学者,今日的黑帮、反动权威、走资派,一同被扭着胳膊、同坐喷气式,此乃谓“折腰”,但他俩谁都明白此刻“折腰”非为“五斗米”!批斗结束,返回的路上,廖沫沙想起刚才苦中作乐的一幕,自觉有趣,暗自凑成一绝,诗曰:

　　书生自喜投罗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太有个性、太有趣了!

　　在铁冷的监狱里,廖沫沙依然流露出真性情,一身正气,宁折不弯。1967年的一天,来人向他外调一位同志的情况,在“一言可以丧命”的恐怖环境中,廖沫沙竟然较起真来,义正词严地说:“我不熟悉讇讇?这个人,如果让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你们这样逼供,什么材料也得不到。我已经罪恶滔天了,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我是等人判我死刑的,死,吓不倒我!”

　　1972年,廖沫沙被流放到江西,一位“中央来的同志”找他谈话,在那样的环境气氛里见到能够倾吐心声的人,他意外地兴奋,于是将自己的困惑和盘托出,说:“我现在有三个糊涂,第一个糊涂是入党几十年却被打成反党分子,我弄不清楚什么是党。第二个糊涂是从小学马列,学了几十年反被指斥为‘反马列主义,我弄不清楚什么是马列主义。第三个糊涂是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我弄不清楚什么是革命。”听到这儿,陪坐一旁的看守双目圆瞪,大动肝火:“简直反动透顶!你不是反革命怎么跑到这儿来啦?”廖沫沙被激怒了,毫不退让,拍桌怒斥道:“你既然给我定了性,是反革命,那好啦,什么也不用谈,枪毙我好啦!一个人不是只能死一回吗?”阶下囚竟然铁骨铮铮,狱卒们气急败坏,“上面来的人”瞠目结舌。

　　丙寅仲春,廖沫沙赠刘茵一挂条幅,一吐当年的心曲,像是“打油”,但却是真正的诗——直追鲁迅的新打油。上写: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倾国动干戈;

　　 三家竖子成何物,高唱南无阿弥陀。

　　公审“四人帮”,大快人心,次日,廖沫沙向我们备述一切。

　　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终于坐在被告席上接受人民的审判。公诉人指出,江青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诬陷胡乔木“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诬陷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孙泱、陈光、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是“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致使他们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被关押长达六七年之久,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老婆孩子都遭受株连,家破人亡。

　　廖沫沙出庭作证。他非常愤怒,说:江青诬陷我是“特务”,而且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廖沫沙说,我从十几岁在湖南当学生的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几十年中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为党和人民工作。1933年,我在上海左联的时候,江青刚到上海就认识我,不久又同住在田汉的楼房里,她多次到我住的房间闲谈。1955年初,我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江青还到我的病房来,谈起过去上海的情况,津津乐道,达一两个钟头之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制造冤案诬陷我,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流放劳改了三年,挨批斗也有几百场,肉体受尽了酷刑,我的满口牙齿都被打落了……

　　庭审中,廖沫沙控诉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著名作家老舍等人致死的罪行,说,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迫害的达10289人之多。江青,国人皆曰可杀!

　　审判员问:“江青,廖沫沙的揭发是不是事实?”江青不敢正面回答,不但不认罪,反而辱骂证人,审判长多次制止,江青不听,唾味飞溅,继续扰乱法庭。廖沫沙怒火中烧,猛击桌案,大喝一声:“住口!”声震大庭,“证人”席上的名牌被震落在地。他大声如吼:“江青,你们这伙人作恶多端,人民对你们恨之入骨,你们罪责难逃!我要求特别法庭对犯有累累罪行的江青坚决依法进行严厉的惩办,决不宽恕!”审判长一声令下,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解下灰溜溜地退出法庭。

　　……

　　介绍完血泪交织的一幕,廖沫沙又像往常一样忘情地笑了,依然笑得天真。

　　廖沫沙被监禁8年,独居幽室,面徒四壁,连舌头都变得僵硬了,成为会说话的哑巴,如今慷慨陈词,岂不快哉!

　　笑的背后,是狷介之士的轻蔑和悟道者的清醒。

　　最后一次同廖沫沙分手,他赠给儿子一幅字,同时打开一个纸烟盒。

　　题儿子:“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书赠阎力小同志廖沫沙年”

　　烟盒可能是他从监狱带出来的,上面是字迹模糊的一首诗:《读某期刊有感》,可谓谏诗,最后两句是:若道文章皆祸水兴亡何须动吴钩!

　　回到《文艺报》

　　1978年5月15日,文联各筹备组开会,会议决定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5月27日召开。不料大会召开的前夕,急电应召来京的徐迟,为病中郭沫若主席起草的书面讲话被于立群和王廷芳全盘推翻明天开会,情况紧急,筹备组领导林默涵、张光年、冯牧立即决定谢永旺、刘锡诚(后来加进我)连夜起草郭老的讲话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三人分工合作,整整一个通宵写出《衷心的祝贺》一稿,第二天,送郭老病房,郭老听完后点了头,但夫人提出要作些修改:再短些;表达郭老病中百感交集之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再加强。27日上午,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举行,郭沫若主席的书面报告《衷心的祝愿》一经演员于蓝凄惋而激奋的音调朗诵,全场一片叹怨、唏嘘之声。文艺家们庆幸劫后余生的重逢。

　　从此宣告全国文联和各协会重新恢复。

　　大会决定,《文艺报》1978年7月复刊。

　　 “新时期文艺”一词首次出现在大会的决议中。

　　中国文艺史进入“新时期”。

　　《文艺报》复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满身疮痍的《文艺报》,站起身来,抖擞精神,代表被“文艺黑线专政”论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艺家们,向着真正的“文艺黑线”进行控诉并发起攻击。一面是同仇敌慨,一面是同病相怜;一面是推倒文化专制,一面是张扬文艺复兴;一面背负传统的包袱重整归部,一面打开因袭的闸门扩充新军;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52号一座于会泳部长当年坐镇的小院里,聚集着义愤填膺的编辑和记者,冯牧和孔罗荪器重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文艺报编辑部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收发报机,《文艺报》又成为文坛的睛雨表。

　　编辑部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极高。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像个大磁场,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编写,连饭都要打回来吃以便接上刚才的话茬,那份上劲、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清算,《文艺八条》的大翻案,“天安门诗钞”的大松绑,“黑线人物”的大翻身,三中全会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大爆炸,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大清理,群情激昂,口诛笔伐,《文艺报》气壮山河。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参谋部,又是对外开放的文艺沙龙,不少中青年批评家来这儿做客神聊,聊着聊着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有了。我们的主编冯牧,同时领导的另一个骁勇善战的部门——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就在马路的对过,江晓天、顾骧、刘梦溪、郑伯农、李兴叶等一帮笔杆子,像一家人似的,经常走动,言必“思想解放”,语多“文坛动向”,激昂慷慨,捶胸顿足。我们欢呼“天安门诗歌”扬眉剑出鞘,我们策划否定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我们讨论作家“干预生活”问题:“歌德”还是“缺德”,我们为革命现实主义呐喊请缨,迎接“伤痕文学”的潮头“来了,来了!”我们专访“右派文学”作家,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甚至理直气壮地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其势如地火奔突,如狂飚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华林。我们举办了好几期“读书班”,联系和扶持一批文学评论新作者如黄毓璜、童庆炳、刘思谦、吴宗蕙、萧云儒、谢望新、李星等,把那些文革前写评论现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写(是不是“今后洗手不干”)的中年评论家如单复、王愚、潘旭澜、宋遂良等邀请来京参加“读书班”,授命撰写重头文章,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为创作披荆斩棘,蔚成大国。我和谢望新不约而同地把“读书班”誉其名曰“《文艺报》的黄埔军校”,直至今日,大家谈论起来仍然激动不已,“你是‘黄埔三期的吧?”“永远忘不了那个‘黄埔”。

　　那时的编辑部好像密州出猎的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那时的编辑部诸同仁荣辱与共,谁也少不了谁,人人平等,个个都是上足了发条的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