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佑松

　　何大草的长篇小说《盲春秋》是一部奇特的小说。说它奇特,是因为《盲春秋》与他之前创作的基于现实或基于历史的小说都不一样,它是作者在过往和现实,东方和西方,历史和文学之间放纵想象的结果,汪洋恣肆之间却是想要参透世间深深的禅义。

　　大而言之,《盲春秋》可以分成三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叙述者。第一部分是美国汉学家宇文长安写给大学驻校作家何先生的信,随信寄来一份奇怪的手稿,宇文要求何先生帮他整理这份手稿;第二部分是这份手稿的内容,是一个盲妇口述史,讲述了明末崇祯朝的一段“秘史”;第三部分是何先生完成手稿整理后回复宇文长安的信。正是这三大部分和三个叙述者之间的纠缠互动,展开了作者的思想空间。

　　小说的开头是一封从美国寄往中国的信。在信中佛罗里达“纽波特大学”历史系教授Stephen King(中文名“宇文长安”)给中国“南方工业大学”驻校作家何先生讲述了一部手稿的传奇故事。这部手稿是Stephen的舅公,一位葡萄牙神父去世前交给他的。据这位神父的考证,手稿最初是由在乾隆朝任职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得到,后来偷偷交由另一位传教士皮耶罗带回意大利。由此,手稿的命运发生了转折。皮耶罗将手稿由中文分别翻译为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然后将拉丁文版献给教皇庇护六世。这份文件或许藏于梵蒂冈的档案库,但这个档案库没有开放,人们难以查证。只是通过皮耶罗神父的其他遗稿,才知道这部拉丁文稿件的名字叫《龙之秘史》。意大利版手稿名之曰《言辞》,留在皮耶罗身边。1800年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随军神父让·雅克·阿诺得知此事,专程拜访皮耶罗神父,征得同意后,阿诺开始用法文转译《言辞》,并将手稿的名字改为《我父》。就在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皮耶罗去世了,阿诺按中国人的习俗,在皮耶罗的坟头焚烧了意大利文《言辞》的手稿。阿诺后来避居葡萄牙一个修道院中,将法文手稿《我父》传给后来的神父。至于中文手稿,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神秘失踪。通过宁波天一藏书阁的搜寻目录认为,中文原稿可能叫《燕山龙隐录》。

　　这就是小说的第一部分。按照一般叙事原则,这一部分可以算作是交代手稿的来历。但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还不如说是告诉读者,这部手稿其实来历不明。首先,并不知道郎世宁如何得到这部手稿。其次,皮耶罗将中文手稿《燕山龙隐录》译为拉丁文版的《龙之秘史》和意大利文版的《言辞》。须知,任何文字一经翻译,便一定会有所增删。这样手稿就经过了第一次篡改。而《龙之秘史》无法查阅,《言辞》已被焚毁。更糟糕的是中文原版的《燕山龙隐录》神秘消失。这样,最后只剩下法文译文《我父》流传了下来,但就是这部稿子也被批注得面目全非。当然何先生拿到手的,并非法文版,而是经过宇文长安再次回译为中文的稿子。至于下一部分将要展示给读者的内容,又是经过何先生整理过的文字。经过了数次转折,这份已经无法命名的手稿从中文又回到中文,但是还能保留下多少相似呢?柏拉图对认为每一次摹仿都是一次从真理的后退,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义的一次背叛呢?看来,这部手稿从头就是一个迷团。

　　而在第三部分何先生的回信中,他提示说,一个盲诗人(其实是博尔赫斯)描述过倒霉的汉学家用半辈子的光阴来考索被遗忘的迷宫。最后,他对着为之榨干心力的东西说,“它没有完成,然而并非虚假”。再一次,这部手稿被暗示为一个迷宫。

　　如此互文,大概意味着小说将会涉及“追忆”(历史)与“爱欲”( 杜威·佛克马认为,互文使 “文学文本部分地偏离了它此前的文本,并且部分地通过重写和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它此前的文本而将其吸收消化”何大草在小说中大量的互文正意味着他要建立一种与此前文本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小说名曰《盲春秋》。“春秋”云者,自然是“历史”,而“盲”者,一方面当然是后面要谈到的故事的追忆者乃是一个盲妇,另一方面是否也意味着“春秋”其实就是一种无明状态?一种幽深无底的黑暗?那么“爱欲”呢?爱欲和追忆(历史)难道还有什么关系么?这就是作者留在第二部分的内容了。

　　在写给何先生的信的最后,谈到了拜托何先生的理由:

　　“……。二、您受过历史学的基本训练。三、您是一位作家……历史/文学在您的写作中如影随行。欢君(Stephen的中国妻子)问过我,‘让一只古代瓷盘的碎片重新复原为瓷盘,靠什么?我说,‘胶水和石膏。她说,‘大错。是想象力。”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什么?想象力与历史有什么关系?新历史主义的看法非常明确——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与文学本质上没有区别,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叙事——“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回归叙事”。虚构所凭借的正是想象。历史其实就是欢君所说的“瓷盘碎片”,时间掩没甚至摧毁了大部分的内容,剩下一把碎片散落在人世的缝隙中。想要触摸那逝去的岁月,除了想象和虚构,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历史学大家陈寅恪认为,作历史研究需要“了解之同情”,“同情”者,是一定要付诸想象的。

　　在第二部分,作者就是以想象在修补明末崇祯朝留下的碎片。这一部分是一个年老而目盲的明末公主的自述。公主的名字叫朱朱,她接待了一个想写明代历史的小伙子的访问,向他讲述了明末崇祯皇帝从亲政到自杀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故事中能明显地感觉到两条线索的存在:一条是历史的残存,就象欢君所说的“瓷盘的碎片”;另一条则是作者用想象织成网路,这些网路把“碎片”连接为一个“可能”的整体。这些碎片包括崇祯帝除掉魏忠贤,李自成叛乱,崇祯帝逊位,吴三桂联清等等。这些都是留在历史教科书中的“碎片”,或者说这些碎片就象浮在海面上的一座座冰山,兀自孤立着,它们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已消融。留下的是数不清的,却也无法查证的传说。比如,崇祯帝真的是吊死在煤山上么?吴三桂联清真的是为了他的爱姬陈圆圆么?无法考证的传说和想象现在成了人们的常识,这就是历史。

　　小说的作者提供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想象的网络,他创造了崇祯帝一个无法考证的私生女朱朱。她的生命与崇祯帝的命运相随相伴。17岁的崇祯帝刚刚即位,被权臣魏忠贤挟持着。但是经过了妓女丹桂的身体,他成熟为一个男人,一个君王,除掉了魏忠贤,整顿朝纲。而与丹桂的那一夜,孕育了朱朱。朱朱多年后进宫,伴随崇祯皇帝,“亲历”了明末的种种艰险,最后在北京陷落时被烧成重伤,双眼失明,右手残废,面目全非。

　　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个有意思的意象。一是女人,二是柜子。这两个意象相互对应,纠缠,持守着某种“秘密”。

　　看似繁杂的人物关系其实是围绕在丹桂和客奶奶身上。这两个女人生养了一群男女,这些男女之间相互的争斗和纠缠构成了所谓的历史。丹桂生了女儿朱朱,养了女儿小沅,朱朱进宫成了公主,小沅则被献给吴三桂,取名为陈圆圆。当朱朱夜送小沅(陈圆圆)时,小沅说,“你信不信,我一直都想成为你”。她们相互仰慕着。丹桂还“养了”两个男人,一个是崇祯帝,一个是来顺,他们都是通过丹桂那温软的身体而成长为男人。但是最后来顺为了报父仇想要杀掉崇祯。他们相互成为对手。客奶奶同样“养了”两个人:她不仅是天启帝的奶妈,也为天启启蒙了性,而同时她又把情人魏忠贤推上了权力的巅峰。不过,天启的弟弟最终杀掉了魏忠贤。

　　故事中还有一个奇特的意象便是“柜子”。天启皇帝终日沉迷在《天工开物》中,试图造出书中能够变人的柜子。按照书中的记载,他制造了108块部件,但是组成柜子只需要107块,最后一块如镇纸般的部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位置。柜子也没能实现变人的功能。就在天启病入膏肓之际,客奶奶悟出了柜子的秘密:

　　“陛下想要柜子变人,就该把柜子当作女人来捉摸。可是陛下贵为天子,也是堂堂的男儿,对女人,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二不知其三;知其三不知其四……一是陛下看到的,二是陛下摸到的,三是陛下……快活到的,而女人的秘密还在三后边。这秘密譬如女人的肚子,也像柜子里的乾坤,是生了又生,生生不已的……”

　　而女人的身子就是由107块部件造成的。那么这多出的一块是什么呢?客奶奶柔声笑了笑说,“它是女人的男人”“陛下要捣鼓女人生孩子,怎么就把这一件东西忘了呢?”天启终于明白了,这柜子便是女人的身体,而那多出的镇纸般长条的部件正是男人的阳具。只要把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变出了人。

　　这柜子最后在崇祯帝那里显现了奇迹。崇祯当着众臣的面把来顺拉进柜子,然后一起消失,惊恐的臣子拆开柜子,也没有找到两人。当他们再次出现时,来顺与崇祯已经如庄周梦蝶,难辨彼此。

　　其实,这柜子不就是丹桂的隐喻么?丹桂的桂与“柜”同音,也正是丹桂的“肚子”孕育了成熟的崇祯与来顺。来顺本来要来杀崇祯为父报仇,但从柜中出来后,却感到自己与崇祯皇帝之间身份的纠缠与流转。

　　女人也好,柜子也好,在小说中,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的隐喻。老年的朱朱在对来访的计六奇说:“告诉我,从我身上咬下一口肉,真的可以让一页纸,或者很多的纸,传之不朽吗?”朱朱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讲述者——她不就是历史本身么?在讲述结束的时候,她呻吟道:“噢,小六子!再把你的手伸进我的黑袍里,摸到我左腿内侧针刺的蝎子……然后就象打开书一样,把我打开吧。”

　　这个穿着黑袍的盲女人,意味着幽暗的历史深渊,看不到底。能够打开她的,是男人的钥匙,但即使打开了,她也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因为男人在打开这幽暗之门时,一定会造出新的人来。这就是历史,它决非一个静态的存在者,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生成,构成着的境域。在这个意义上,探索历史,其实就是在创造历史——历史并无所谓不变的“真相”。历史与文学并无不同。

　　同时,我们还可以回答上一部分留下的问题:爱欲与历史有关系么?历史就象爱欲,不能停息,不断涌动,且永远创造新质!

　　在Stephen写给何先生的信中,我们知道,这份采访手稿被盲妇人扣下,导致没能最终完成。这也使得作家何先生不能释怀。小说的第三部分是何先生回复Stephen的信,他告诉Stephen,这部手稿把他赶出窝居的小屋,四处追寻与手稿有关的蛛丝马迹。可是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多歧义纷呈的迷团。崇祯帝到底是自杀了,还是隐遁了,无人知晓。民间传说得多的却是被斩去一只手臂的长宁公主,和成为招牌妓女的席贵妃。而陈圆圆的结局更是离奇,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有人说陈圆圆投了滇池,为吴三桂殉节;也有人说,她出家作了道姑或尼姑;还有人说她去了江南或是印度……。至于李自成,据说并未战死九宫山,而是逃到湖南石门县夹山寺作了和尚,号奉天明玉大和尚。关于他的死亦有三种说法,一是善终圆寂;二是得知兵败,吐血而死;三是习武时被月牙铲误伤而亡。

　　在无数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传说中不再有真相,当然也就失去了结局。小说作者借何先生之口感叹道:“什么是真相呢?真相是我们用手掬起又从我们指缝间漏走的水;是《薄迦梵歌》里反复吟唱的:‘它在万有之外又在其中,它既是静物又是动物,它极近又相距遥远,它不可知因微妙之故”。

　　历史消失在无数分岔的曲径之中,它也消失在这部混乱无比,被无穷翻译,解释和繁殖的手稿中。在小说的第一部分,Stephen的中国妻子欢君曾戏引了其中的一句话:“一本无限的书在燃烧时也许同样是无限的,因而会使这个星球被烟所窒息”。大概博尔赫斯对世界的无限颇有感触,他的很多作品都描述了这样一种感觉,在《巴别图书馆》中,他描述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图书馆,在《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中,他借乌克巴尔的巫师之口说,“镜子与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使人口增殖”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我们其实无法如我们所愿“揭开历史真相”?何先生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解:“可能每个国家出版的地图,也莫不以自己为中心吧。有没有可能,绘制一张标准的、把每个国家……都置于中心从而被每个国家乐于接收的世界地图呢?恐怕永远不可能。这对于主张政治正确的人来说,真是出了个天大的难题。让我们回到这部手稿上:‘正确对于一部瞎子讲述的历史,又有什么价值呢!去年一个土耳其作家在斯德哥尔摩宣称:‘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他说得没错。但我还想作如下补充:世界的中心还存在于约克纳帕塔法、马孔多、一个阿根廷盲翁的私人藏书室,以及这部手稿讲述人的唇齿间”。人是以自己位中心对世界加以解释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历史事件发生之后,真相就已经消失了,历史被撰写者,解释者和阅读者繁殖着,以挖掘真相的名义埋葬着真相。

　　历史没有真相,历史就是故事(叙事),它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最后什么也没有——但在剥的时候,我们却会流泪。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