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楠

　　近年来，严歌苓对海外华人日常生活精微的讲述风格以及她逐渐回归本土历史题材的书写姿态令人关注。从“穗子”系列小说，通过纯真少女穗子的成长历程观照女性丰富的心灵世界，到新移民小说中在异域顽韧生活的女子们，再到90年代《扶桑》《雌性的草地》、《谁家有女初长成》、《无出路咖啡馆》的女性与城市，女性与欲望的寓言式故事中，我们可以厘清严歌苓的创作轨迹——捕捉东西方文明冲突下女性生存的困境、情爱的两难。其中《扶桑》是严歌苓的重要代表作品，它打破了以往娼优叙事的单纯夸张程式，将“妓女扶桑”置于东西方文明冲突之中，通过描述扶桑“自我”意识的觉醒来完成女性的经验表达。本文将以《扶桑》为例析，探讨其对当代文学所带来的某种启示意义。

　　扶桑原型《扶桑》以华裔妓女扶桑的命运为主线，写出了身处排华运动中华人的真实遭遇以及一个充满神性的妓女在特殊历史时期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多舛命运。值得注意的是，从“扶桑”这一命名中，我们可以指认作者是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抽取了“扶桑原型”，在完型了与“妓女扶桑”转换的同时，实现了民族寓言化的企图。倘若我们把“神话原型扶桑”与“妓女扶桑”重新铺陈进行一次对比，或许可以得到一种审美变异的启迪。“扶桑”最早出自《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1）意思是太阳从暘谷升起，升起前先在咸池（大海）沐浴，扶桑神树在咸池之内，天光就开始放亮了，由此而知“扶桑原型”源起于太阳升降起落的详细记录。承接其后，神话中记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即太阳早上生（升）于海中，晚上入（死）于海中，有十个太阳居住在海中神树扶桑上并轮流升空。中华先民们认为太阳有生也有死，依靠扶桑——宇宙树、生命树，依靠大海生死循环，生生不已。这是很重要的一变，“扶桑”从此有了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和包容重生万物的蕴藉。在作品《扶桑》中，充沛的生命力也是“妓女扶桑”承自“扶桑神树”的重要特征。这种生命力具有原始的母性，是一种朴素健康的力量，它在藏污纳垢的同时生生不息的涌动，将污垢转化成新的生命的世界。“她显然是漂洋而来的三千中国妓女中活得最长的一个”（3）无论疾病还是厄运，都不能折损扶桑的生命，她在将死时吃掉死去同伴的半碗米饭，存活了下来。在暴乱中被轮奸时，扶桑再次以太阳神树的生命力接受暴虐的侵袭，“你像雾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你的人。那戳刺渐渐不再尖利，不再让你破碎。你一次又一次弥合、完整。”“我和你一样记不清了：多少个躯体压下来。你只是一次次包容，如同雾包容无论多嶙峋的礁石，无论多汹涌的海浪。你知道血从你的嘴唇、胸脯和下体流出，但疼痛没了，你知道你将弥合成先前的整体，像雾的弥合那样无痕迹。”（4）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领略到一个充满神性的弱女子，她以柔顺如雾的姿态对历史暴力表现出生生不已的顽强和包容罪恶，宽恕肉欲的大地情怀。由于她生存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所处的特殊境遇，最好的求生本领就是把苦难当做一种生存方式，这样才能活着，而活着是她最大的价值。当扶桑用承受来宣泄苦难的时候，她的意义便超越了既定的悲剧美学内涵，重塑了“扶桑神树”具有乐感文化意味的新神话。

　　其后“扶桑原型”又升华出一种新的审美内涵“叶似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十国，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这里“扶桑原型”转变成了高可通天，深则入海，且两两相依充满温情的神树。与之相契合，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妓女扶桑”是个实实在在的妓女，但其情爱心理则显示了传统东方女性的专情不二。表面看来，为娼或不为娼对扶桑而言是在“强制为娼而生”和“不为娼而死”之间的抉择问题，但若从深层心理意识来看，这是一个在“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和“异化的贞洁”之间抉择的问题。她不愿做一名人尽可夫的娼妓，但想要回到原来纯净的生活也不可能。面临两难处境，扶桑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扶桑神树”“两两相依”的专情美德：肉体被动地接纳男客，心灵只忠贞于她认定的爱人——十二岁的白人男童克里斯。对扶桑来说，与克里斯相遇的那一夜是她的洞房，红衣绣罗是新娘的嫁裳，十斤重的新衣大袄，红烛缭绕，梳妆台前繁琐的卸装，连同处子之身、此生的忠贞都要给予这十二岁的男童。

　　渐行渐近，“扶桑”又作“蟠木”、“扶木”，《史记·五帝本纪》：“帝顓頊高阳者，……东至于蟠木。”《吕氏春秋·为欲》：“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但都没有溢出其原有的含蕴，直至《春秋元命苞》中提到“姜嫄游闷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将生育繁殖的功用赋予了“扶桑原型”。取其意，“妓女扶桑”的经历也充满着生殖神话的传奇色彩。当扶桑在经期接客的时候，克里斯在窗外窥视，他“以为该有挣扎，该有痛苦的痕迹。而他看到的却是和谐……当第十个男人从她身上爬起……她也站起身……慢慢撩着铜盆里的水，洗去那些血。她半闭上眼，享受着水击上去的刺激和安慰。”此时，扶桑是被看的妓女，她的性爱过程成为观者的焦点，实现着克里斯欲望的浅表层面，表达了克里斯性欲望的唤起。同时，扶桑对克里斯的爱情遮蔽了扶桑的身份（被辱的妓女）和扶桑的精神活动（受辱之痛），透过扶桑与克里斯的对视，我们看见了一个被赋予性爱神话的女子：她生生不息（容纳嫖客的施难），她敞开接受（接纳被窥的威胁），她香艳欲滴（拥有女性成熟欢娱的身体），她自满自足（在爱人面前将身体的痛感快乐的展示），脱离了具体时空的爱欲神女扶桑面对着窥视的目光，展示着性爱与欲望的快感。

　　从“太阳神树”到“繁殖之源”，“扶桑原型”在民间传说过程中插着想象的翅膀，不断放大其神性的功能和意义，其夸张的部分成为文学作品必需的构成要素，就这样扶桑作为太阳居住之树的原型以其生命力、两两相守的专情以及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殖能力依托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得以传承。作为神话传说，它的想象因子成为植入作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元素，使得小说在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乃至审美走向上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扶桑》超越了控诉排华运动的框架束缚，透过被赋予“扶桑神树”神性的娼妓，塑造出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专情美德、享受爱欲的女性形象，而这个女性想象所释放出的审美意义正是作者对东方女性的人生真善美意义的表达。

　　文明冲突下的欲望表达早在90年代初，学界有识者就曾提出“爱欲与文明冲突”的论纲很重要地存在于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对于青年时就离家去国的严歌苓来说，她所经历的历史、文化、情感的种种矛盾和纠葛，使她能够敏锐地洞悉处在中西文化交织下的个体感情困厄与文化归属感的焦灼，正如她自己所说“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杜甫若不逃离故园，便不会有‘感时花溅泪的奇想；李煜在‘一朝归为臣虏之后，才领略当年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才知‘别时容易见时难；黛玉因寄居贾府，才有的感触。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因此严歌苓更注重表现女性在文化冲突下特有的自主意识、真切的现实欲望，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悱恻动人。作为一位华人作家，严歌苓并非我们习见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她的小说既没有刻意确立一种东方的话语模式以对抗和颠覆西方的话语权威，也没有单纯依赖女性的私人经验去营造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言说领地，她为读者展开的是扶桑在现实世界中真实的生存景况和生命状态。

　　作品开篇就表现了西方观看东方的感官欲望，“被看”的扶桑因其古老的东方价值成为欲望的载体，以其带有浓郁东方情调的非凡外貌吸引了读者：嫌短嫌宽的脸型，二寸八的小脚，乌黑庞大的发髻，温顺的眼神，这样的体貌带有性意味的诱惑，笼罩着神秘的异国色彩，具有赤裸裸的原欲特征。对于她的情爱对象——一个十二岁的白人少年克里斯来说，扶桑的身体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物肉体，更是一个意蕴复杂的与历史变迁、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密切关联的文化表征，她那迷人的挂饰、盘根错节的纽扣、繁复多样的头饰都神秘暧昧，甚至连磕瓜子这样一个动作都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情色气息。在这里，古老东方文明的女性化身引发出克里斯的文化欲望，但这并不是行为意义上的军事入侵,而是意识层面上文化霸权的想象化。

　　出于对爱情的忠贞，扶桑开始尝试体认并遵从克里斯的欲望模式。克里斯的欲望模式是对东方妓女扶桑的征服与救赎，扶桑的红衣是一种文化符码，恰合着东方被践踏的历史伤痛，因此脱掉了红衫的扶桑就脱离了克里斯的东方想象，无法点燃他的爱欲。从小说文本的情节推进我们可以发现，正是这一看似自暴自弃的行为，隐藏着扶桑掌握自己日常命运的契机。

　　接下来是文明冲突与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历史学家这样记载这段历史：“1871年七月，数以千计的失业工人到旧金山中国城实行暴乱，他们抢杀华人，焚烧住宅和商店。警察花了三天的时间才算平息了暴乱。”疯狂的反华运动以激烈的方式继续推进，白人叫嚣“黄祸”贬低东方，通过施暴渲泄对东方的恐惧。冲突中扶桑被轮奸了，克里斯也参与其中，“在强奸中，压迫对于被压迫者来说是一种历史环境，时间在这一环境中被缩短成了一瞬间，因而这就意味着它是与历史无关、与时间无关的，是固有的，因而也就是寻常的。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现代的征服方式。这些是巩固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中的权力关系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安于西方爱欲模式的扶桑并未因委曲求全得到自己的情爱果实，反而加深了自己作为异国“领土”的隐喻,成为了优势族群行使权利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具体想象。这场性暴力展呈了西方对东方的侵犯与践踏，它所涉及的权力关系,不仅具有性别政治意义,还有民族政治意义，同时它也成为了扶桑的一个精神事件，让她真正体认到自己与克里斯之间无法跨越的文明鸿沟，从而萌发出摆脱欲望载体身份的意识。

　　为了终止克里斯的欲望再造，扶桑选择了正常的情爱心理支撑——一身重绣地嫁与大勇。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它完成了扶桑自我体认的过渡，即不再一味的屈从西方的欲望书写以求“事夫”的周全，她从对自己（东方落难女子）和克里斯（西方高贵骑士）的社会分类中挣扎出来，超越了东方弱族与西方强势的文化类型，摆脱了西方欲望载体的身份。此时的扶桑是混沌世道下的自我伸张，她消弭了欲望与文明的二元色阶，在自主掌控命运的过程中完成女性经验的表达，这种选择不仅是一种生存诉说，更是一种价值原则，它重设了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的等级差别，将自我体认摆在人生要务的位置上，拓宽了当代文学写作的可能性。

　　严歌苓将民族意识糅合在自身的性别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中，预设性地把西方克里斯和东方扶桑进行了建构:以克里斯对扶桑的欲望表达隐喻西方文明对“东方想象”的现代化历程；以扶桑自我体认的过程寓言了东方自我意识的复苏，传达出女性作家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家国之思。作者以温婉的笔触扣问着那段爱欲与文明夹杂相交的历史，塑造出扶桑这样一个充满“神性”的独特妓女形象，她是生命的歌者，又是生存之痛的体验者，这种体验最终沉淀为一种沧桑的力量与美感，成为当代文坛的一朵别样奇葩。从这个角度钩沉《扶桑》，我们方能更准确的体会其文学史地位及人物形象的独特价值。

　　注释：

　　（1）张双：《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

　　（2）郭郛：《山海经注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页。

　　（3）（4）（6）（10）（11）（12）（14）严歌苓：《扶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第195页，第54页，第212页，第16页，第119页，第118页。

　　（5）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页。

　　（7）张未民：《文明与爱欲的冲突》收自《批评笔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8）严歌苓：《少女小渔》，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版，第270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