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华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篇侦探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小说案情十分简单：主人公雨村博士本来是一位大学英语教师，来自中国山东青岛。一战期间，他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效命于德国军方。（2）故事开始之际，他的身份已经暴露，正被英国间谍追捕，在劫难逃，他决心在被捕之前给上司传递一个重要情报：英军大炮驻扎的地点。别无选择之下，他决定枪杀一个叫“阿尔伯特”的人，于是，他翻开电话薄，找到了这个名字，按电话薄提供的家庭住址，乘火车找到此人家中。没想到，这个叫“阿尔伯特”的人是一个汉学家，于是，主客二人愉快交谈了一个小时，就在敌方间谍闯入的瞬间，雨村开枪杀死了汉学家。随后，汉学家被陌生人枪杀的新闻出现在当地报纸上，德国军方据此获得了情报。原来，汉学家的名字“阿尔伯特”正是英军大炮驻扎的村庄的名字。

　　一个简单的动机，全靠一系列巧合，居然悬念叠出。作为一个侦探故事，《小径分岔的花园》未免过于精巧，可是，它远远超越了侦探故事。命运悲剧，如《俄底浦斯》，从不担心情节的巧合破坏主题的严肃。得益于主人公是一个符合历史情境的中国人，而且使用了第一人称主观叙事，再加上各种中国文化元素的巧妙穿插，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一个侦探故事，被多条分岔的小径，牵引出多重交错的故事空间和主题：谋杀、迷宫、时间、种族、书写……曲径通幽，在迷宫花园的中心，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中国悲剧故事。

　　表面看来，这桩谋杀案纯属巧合，作案人跟汉学家既无冤亦无仇，二人之前甚至素未谋面，杀人动机几乎为零。读到小说的结尾，一个小小的细节便解开了全部悬念，可是，就在故事结束之际，读者却仿佛身陷迷宫之中，一个迷团解开了，却冒出了更多的迷团：如果传递情报非要杀死一个人，为什么偏偏是汉学家？为什么杀死汉学家的偏偏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这不是一个透明的谋杀案？莫非在巧合的背后还潜藏着一些不明的动机？对于一个高明的侦探或读者，故事的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故事？

　　这里有三个中国故事，三位作者，三重叙事或书写（3）：中国古代人书写时间/迷宫故事，汉学家破译/重写中国人的时间/迷宫故事，而中国现代人转述被汉学家重写的中国故事。故事里有三重谋杀：没有崔本被杀，就没有待解之迷，也就没有汉学家的天才发现，而不杀死汉学家则没有雨村的悲壮故事，而没有雨村之死则构不成完整的悲剧。（4）

　　何以书写总是与谋杀相伴？二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每一次新的书写都发生在谋杀之后，是谋杀成就了书写。其中，只有雨村的谋杀和书写是合二为一的，他既是杀手也是作者。由于他杀死了汉学家，因此，他就成了故事惟一的最后的作者，前两次书写都变成了他的书写，书写中的书写，或者说都被他的书写收编了。雨村书写着之前的故事也书写着之前的作者，同时，他也书写着自己的故事。如果说崔本和汉学家书写和重写的都是中国古人的故事，那么雨村则书写了一个现代中国人的故事。

　　如此说来，《小径分岔的花园》不仅是一个三重的中国故事，更是一个三重的书写中国的故事。那么，谁有权力书写中国？怎么书写中国？

　　雨村的曾祖崔本在书写中国，他放弃官爵，决心写一部人物比《红楼梦》还多的小说、造一个所有人都迷失其中的迷宫。可惜，崔本被不速之客刺杀，留下无人可解的小说和无人发现的迷宫。然而他的书写是模糊的、没有完成的、被突然中断的。崔本神秘被杀，似乎是一个文化隐喻。是谁谋杀了作者，中断了中国故事？不管答案是什么，一旦作者被神秘谋杀，中国就丧失了自我书写的能力。古代中国文明就像是一个神秘的谜语，一个自成一体的迷宫，被封闭或阻断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历史和发展，只有等待被阅读、被解秘、被书写的命运。换句话说，中国成了一门学问即“汉学”，而汉学家则成了书写中国的权威作者。小说中的阿尔伯特说，“我，一个野蛮的英国人，不知何故，被选中来揭开这个精妙的秘密。”（5）那谦和委婉的姿态掩饰不住汉学家天赋的权威——他是被上帝“选中”的，个中缘故，只有上帝知道。

　　伟大的汉学家阿尔伯特是当之无愧的权威，他发现了作家的亲笔书信，详细考证了作家身世，“核对了几百篇手稿，校正了由抄写的疏忽造成的错误，对小说有意安排的混乱提出了假设，恢复，或自认为恢复了它的根本顺序”，确定了小说的主题，做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而且，翻译了全部作品。

　　汉学家如此这般雄辩地讲述/书写崔本的中国故事，而崔本的后人雨村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听者/读者，根本没有参与对话的能力。雨村有两次试图插话，结果适得其反，更加无地自容。汉学家提到崔本死后，其后人本打算把混乱的手稿付之一炬，但一个僧人坚持刊之于世，这时，雨村急忙接过话头说：

　　“崔本的后人，也就是我们，至今仍怪僧人多事，刊行那些手稿是毫无意义的。那本书不过是一堆自相矛盾的杂乱的草稿。我自己也研究过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死了，在第四回又活了。”

　　随后，汉学家指着书柜准备给对方看他发现的书信，以说明崔本的小说和迷宫是一回事，雨村却误以为书柜里藏着一个象牙雕刻的微缩迷宫。待汉学家娓娓道来，最终揭开小说的谜底，雨村和读者方才意识到，他刚才的插话是多么愚蠢和冒失啊！

　　可是，在雨村的证词里，没有直接表达任何惭愧或愤恨之情。表面看来，他的追述并不掩饰自己的悔恨，也不惮于承认自己负面的性格和情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一切似乎再清楚不过了，也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可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仍有一部分心理活动和情感体验被省略或克制了，它们或者过于明显，无需多说，或者过于强烈，极端残酷，以至于无法承认，只能压抑在心底。（6）被省略最多的是与汉学家交谈的一个小时里发生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冲突，特别是其中的难堪、尴尬、惭愧，几乎只字未提出。显然，这是小说作者的有意省略，完全符合主人公即叙述者的自我克制和压抑心理。

　　一本伟大的小说，作者的后人竟然完全不能理解，待一百多年之后，经过一个外国人细心研究，最终恢复了它的荣誉。这样的场面，不是让雨村太尴尬太难堪了吗？以至于他在潜意识里本能地采取了自我保护的姿态，一味将汉学家视为朋友，以逃避这背后的真相。作为一个有个性有偏见的普通人，突然面对戏剧性的巧合，雨村或许根本来不及也没有能力提出和反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没有能够破译或续写祖先的故事，而一个英国汉学家却做到了？在雨村背井离乡沦落为间谍之时，为什么汉学家却如此从容地享用着中国文化？是什么力量使汉学家剥夺了中国人说话的权力？哪怕这些想法只是在他的脑海中倏忽而过，这种种的难堪和疑问不是很容易转化为某种愤恨吗？不要忘了，雨村是带着种族仇恨而来的。对雨村来说，为了传递情报而枪杀一个无辜的“阿尔伯特”无疑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一桩罪行。他承认“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他本可以放弃这个计划，反正他已是一个在劫难逃之人，传递或不传递情报有什么关系呢？雨村在证词中的一段话为谋杀提供了一个明确动机：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德国。我怎么会在乎一个使我堕落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而且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和的人，以我之见，他是一个丝毫不逊于歌德的天才。我跟他交谈不过一个小时，可是，在这个小时里，他就是歌德。不！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感觉上司瞧不起我的种族，我的无数先辈，如今，他们的血在我的血脉中流淌。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

　　原来，主人公是一个有强烈民族身份意识的人，一个有个性、有血气的汉子！从这里开始，侦探故事的小径分岔，通向一个中国人的悲剧故事，不仅是某一个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民族和种族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在赴死之途，俨然一个悲壮的种族英雄，试图以自己的行动为种族正名。

　　“在某个可能的过去”，故事之外（7）的汉学家究竟做了什么？在谈论故事之前，汉学家告诉雨村，他过去在天津做传教士。读者当然知道，那时，大英帝国早已对东方发动了野蛮入侵和殖民掠夺，传教士是乘着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的，无论他们初衷如何，在中国做了什么，他们都属于西方殖民体系的一部分，而包括汉学在内的东方学则是“西方支配、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8）把当代理论家的东方主义观念强加给小说的主人公，是很荒谬的，这既是可笑的时代错位也是可笑的文本错位，可是，这个故事再现了大量细节上的真实，足以让一个细心的主人公心惊肉跳，让一个细心的读者“疑神疑鬼。

　　阿尔伯特的书房里有不少珍贵的中国文物，甚至包括“明朝第三代皇帝编撰的从未刊行的《散遗百科全书》的手抄本残卷”（9），那是雨村当时“认出来”并在证词中特别提到的事实。随后，二人谈论崔本的小说，阿尔伯特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方残简，那是崔本留下的亲笔书信。（10）他热切地阅读了上面的文字，却似懂非懂，只好默默地把纸片还给对方。雨村在证词里描述了这些细节，却没有透露他当时的心境，可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中国人在一个陌生的英国人家里突然见到这些祖宗的遗物，怎么会无动于衷？它们本来应当藏在皇宫或老宅，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11）特别是考虑到雨村压抑在心底的民族情绪，这一切不可能不触动他的神经，除非他的理性被蒙蔽了。小说中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细节似乎预示了后来的一切：主人手提灯笼来开门，雨村的眼睛被灯笼的光照得茫然一片，看不见对方的脸。从二人相遇的瞬间，直到枪杀为止，雨村一直身不由己，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慑服了：身在异乡却回到家园，听一个外国人用中文充满敬意地讲述自己的祖先和家族的故事，带着敌意而来却遇到了一个朋友！

　　就书写而言，汉学家既是朋友，亦是敌人。不用推想过去，也不必预测未来，就在此时此刻，汉学家很可能就是雨村的敌人，因为他正以权威、傲慢的姿态书写着中国故事，让中国人无地自容。按照这个逻辑，雨村不正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里杀死了一个汉学家敌人吗？虽然那是一个糟糕的选择，然而却是惟一的选择，事实上，他也正是通过杀死汉学家才书写了自己的故事。

　　回到小说的情节主线，雨村在行动，在书写自己的故事，可是，随着他进入汉学家的花园，他自己的故事突然被汉学家的故事中断了，他身不由己地被拉回到中国古代故事之中。虽然那个故事与他的身世有关，可是，在与汉学家交谈的一个小时里，他的谋杀行动被延宕了，直到敌人马登闯入，汉学家的故事随即被枪杀终止，雨村的故事才得以继续和收场。两个故事邂逅相遇，经过一番较量，雨村的故事胜出，于是，一个作者杀死了另一个作者，阿尔伯特的书写被雨村的书写所取代，古代故事被现代故事所取代。

　　谁来书写中国故事？书写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对于这个问题，汉学家之死同样是一个历史的反讽和隐喻。

　　注释：

　　（1） 在英译本中，主人公的名字采用韦氏拼音作“Yu Tsun”，若采用现代汉语拼音则为“Yu Cun”。有多种汉译法，如王央乐译《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译作“俞琛”，王永年译《巴比伦彩票》（云南出版社，1993年）译作“余准”，。根据美国汉学家Haun Saussy的说法，这个名字可能取自《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见Eric Hayot的等人编《中国编撰学：书写中国》，p.32，注释49）。博尔赫斯欣赏《红楼梦》，读过《红楼梦》的德文和英文译本，在作者创作的年代，“贾雨村”之名，流传最广的Franz Kuhn的德译本作“Y?Tsun”，英译本通常作“Yu Tsun”。考虑到博尔赫斯有限的汉语知识、他对《红楼梦》的喜爱以及贾雨村在《红楼梦》中的角色，“Yu Tsun”即“雨村”的推测有一定道理。

　　（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以“以工代兵”的方式参战，共输送14万华工到法国，为联军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3） 这里暂且不考虑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和小说的实际作者。

　　（4） 雨村被判绞刑，何尝不是被无形之手谋杀，只是冠冕堂皇而已。

　　（5）见Jorge Luis Borges, Collected Fictions, trans. By Andrew Hurley, Viking, 1998, P.124。本文所使用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引文皆以这个英译本为准，全部为本文作者所译，同时参考多种中译本。以下引文皆在结尾处标明英译本页码，不再作注。

　　（6）本文不厌其烦，补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冲突，在雨村和作者看来，或许完全是多余的笔墨，对于高明的读者，未免大杀风景，破坏了阅读的乐趣。

　　（7）确切地说，这是小说中的小故事之外的大故事，同时，它亦是小说世界之外的现实。这里，虚构和现实像迷宫一样交织在一起。

　　（8） Edward Said，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 3

　　（9） 《散遗百科全书》当指《永乐大典》，中译本通常直接译作《永乐大典》。

　　（10）阿尔伯特说这信是“从牛津寄来的”，或许暗示此信先前收藏在牛津图书馆。

　　（11）《永乐大典》残本星散于世界8个国家，全部加起来，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至于散遗的原因，历史学家意见不一，明清之际的战火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军抢掠最多。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