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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弊同时灭亡的文字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争鸣 热度: 16658
董之林

  去年5月28日,也就是汶川地震后半月零一天,我在上海参加上海大学文学院组织的“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研讨会,29日参加由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等高校联合举办的“文学之夜”活动。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来自上海各高校为支援灾区组织义卖和义演活动的师生们。

  此前,华东师大的毛尖、张炼红,还有上海师大的薛毅几位朋友做东,邀我在一家餐馆晚餐。其间,几个年轻人兴奋地讨论为资助残病青年完成学业、为支援地震灾区组织义卖的事。开始我没怎么留意,因为当时全国都在组织规模不等、形式不同的赈灾活动,为灾区捐款、捐物是我们每个人都做的事。但后来听出一点门道,原来他们组织学生开展这项活动,不是让孩子向家长要钱,而是向各家各户收集多余的书刊、玩具、衣物等组织义卖,将卖得的钱去扶贫、支援灾区。听明白这层意思我想,这是大学老师带领学生做善事,其善莫大焉,在于它是高等教育实施教书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善事不仅培养孩子的同情心,而且使他们明白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向父母或旁人伸手去实现自己的同情心。这种善事也是十分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像回收和义卖,能帮助这些即将奔赴社会的学生了解社会需要什么,自己应做什么,在满足社会需要同时,增强社会责任感、人之间的交往能力和自我生存能力。当今社会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迅速膨胀,做人做事急功近利,毛尖、炼红和薛毅他们却能这样想,这样做,不是比一味地对问题冷嘲热讽更有意义、更具建设性吗?

  当时正需要为这本书起一个名字,于是我就用了“热风时节”,以呼应他们的“热风行动”,并在书的扉页注明:“谨以此书献给2008年6月29日上海大学‘文学之夜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感谢他们带来历史上又一个热风时节。”

  再说关于“热风”。1925年11月3日夜间,鲁迅为收录1918至1924年文字的《热风》文集写题记的时候,世界完全另一番景象。鲁迅笔下没有多少热烈的气氛: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是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洌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2)

  在“国学家”热和对《新青年》“嘲骂讥笑”声里再度张扬五四精神,是鲁迅集结1918年以来文字重新出版的明显用意。与周围“寒洌”的气氛相比,他的文字和内心依然回荡着启蒙公众时事的“热风”。换一种说法,心中尚存希望,文字中就有热血涌动,寒冽的世间就有热风吹拂。这种文字是启蒙者“有情的讽刺”,而非旁观者“无情的冷嘲”。鲁迅的《热风》虽然是旧作重拾,旧火重温,但“题记”却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揭露“拟态的制服”下面是阴魂不散的伪科学、伪历史的本相。

  其实20世纪对现代史的看法,鲁迅并不孤独。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历史终结”的一片喧嚣中,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在“我自说我的话”。与鲁迅相比,他的文字也许没表现出那么多沉郁、忧愤与尖锐,通常被人评说为“不张扬”,“一直不乏追随者”,而且“近年来,值得庆幸的是霍布斯鲍姆的名字已在中华学界广为流传”。但对于历史的洞见,还有知识分子独具一格的反思立场,两位学人却不乏异曲同工之处。余树森为《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所写的“中文版序”说:

  读到霍氏《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的一段话,他从英语词汇的变化论述英国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巨大社会影响。他说,现代英语词汇中频繁使用的“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还有“自由”、“保守”、“激进”、“危机”、“功利主义”、“社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都产生于革命年代。当人们想到如果没有这些词汇现代世界将会怎么样时,就会明白发生于1789至1848年间的革命的深刻性。革命铸成了自人类创造农业与冶金术、文字、城市和国家的遥远时代以来历史上最伟大的转变。(3)

  具体到“十七年”小说的历史,那只是当代史一个细小的分支,它既无法与“五四”摧枯拉朽的历史功绩相比,也没有霍布斯鲍姆关于1789年到1848年、再到1991年的人类社会“四部曲”那样恢弘的历史格局。然而,正因为它是大历史中细微的分子,对于它的剖析和解读就尤为重要。我始终认为,只有对历史上那些人云亦云,故而早已习焉不察的事物或“小历史”有所发现,有所分析,有所结论,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才有风云诡谲、寓意丰瞻、启人心智的大历史叙述。“十七年”小说像20世纪强光下、却至今没有干涸的一滴朝露,反射出革命、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等一系列不容回避的时代风潮的投影。对于它的历史,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与辩难,主要原因不在文学欣赏趣味上的差异,而需要做一种学科层面上的清理。如前人所言,写文学史不仅需要文学知识,更需要史学基础。因此我认为,这里集中体现的是史学观念上的问题。

  首先,对历史不可轻言断裂。追随今天的时尚,有人选择“告别革命”,但我要说的是,今人尽可以说“告别革命”,却不能告别历史。历史是什么?霍布斯鲍姆曾经把历史学比作一项充满智性的基因工程。他认为,历史学有对未来的“预测”功能,人通过了解过去,才能认识今天,预测未来。在我看来,人不能告别历史的原因,就像人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父母,不能不承认父母留在自己身体内部、还要遗传至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遗传基因。承认基因才有对基因变异过程的跟踪与发现,才有对自己未来发展更自觉的规划。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就在于它对自己从哪里来、是怎样的一个人、未来去向如何完全是盲目的,所以不得不跟着别人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直至不伦不类地土崩瓦解,逐渐被人遗忘、消失。中国自近代以来,从“戊戌变法”、“五四”到抗战胜利,从“十七年”、“文革”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其实历史并没断裂。仅从“十七年”小说这样一个历史连接点,就可看出那些文化基因在历史运行中,曾以种种不同的面目不断呈现。

  比如在全球化时代,网络技术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网络小说、网上私人写作成为势不可挡的文化潮流。但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后工业文化的“大拼盘”中,“十七年”小说从语言、结构到作品题材却在现实舞台、影视中屡屡出现。我想,其原因并不是几个编导突发奇想;也不仅是“文革”结束三十年,经时间沉淀,人们能以更冷静、从容的心态打量过去;而主要在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历史上许多事如过眼云烟,过去也就过去了,人们不再想它们,也谈不上有历史价值。但“十七年”小说不同,它们频频出镜的现实令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当今若要了解与本土生活最接近、影响最广泛的一些文化现象,就需求助远离当前生活,比“新时期文学”、“文革文学”更为遥远的“史前史”。这是因为在冷战时期,作为后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对于生活和现代化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边缘性体验。全球化不能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种文学史,不论西方汉学家怎样鄙薄“十七年文学”,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化有多少历史隔膜,“十七年”小说曾受欧美、苏俄文学的影响是一方面,但质的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重现”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有自己的基因链。在外部和内部环境对文学的合力夹击下,“十七年”小说形成自己颇具个性的特殊经历,它的写作方式,其中的经验、连同问题和矛盾,至今还能牵动写作者和读者的心弦。

  其次,观念无以归纳历史。或者说,不应该以一种“观念先行”的方式概括或阐释历史。比如我不打算用“红色经典”来概括“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在意识形态的观念史中,“红色”是象征血与火的革命的经典词汇。鲁迅在二十年代后期曾经说,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并没有革命,也谈不上真正的“革命文学”。“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4)。鲁迅当年十分清醒地看到那些耸动视听、借以吓人的“命名”背后文学与革命的实情,说明作家的经历与所处环境对文学具有决定的因素。“十七年”小说发生在战争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刚刚结束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小说纪念血与火的革命年代,感念叱咤风云的英雄,固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但也必须看到基本的两点,一是暴力革命有玉石俱焚的一面,但也因此形成荡涤社会污垢、有排山倒海之势的一道清流。对此作家的感奋之心、感激之情集中体现在革命过后,如何在旧日废墟上,以一种新意识形态风貌创建一个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由此所引发的对生活的丰富想象,即使是描写战争生活、农业合作化、工业恢复时期的生活,也并不局限于“红色”一宗。二是和平年代的小说必然流露与战时生活不尽一致的情调与观念,它们也必然要寻找生活在庸常岁月的兴奋点。如果把和当时政治、政权有关的一切文学作品统统归以“红色”,先就去除了历史的有机性。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与这些作品的实际不符。只要深入作品,就会发现“十七年”小说本身不是单一色调的,“红色”描写往往衬着“灰色”人生的底子;革命想象的骨子里却是颇为传统的道德操守;平实恬淡的叙述中有对激进现状的不肯臣服;带着“红色”印记的描写同时又是对“红色”政权的“灰色”批判……新与旧,革命与守成,红色与灰色,往往是一个镍币的两面,反映出“十七年”小说历史的复杂和丰富性。因此它给后人的启示也不仅仅是“革命”和“红色”;作为文化遗产,其内涵实在是多方面的。

  再次,我选择“史论”而不是“小说史”,是因为其中有太多需要论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不改变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这一时期小说的历史就难免不是支离破碎或毫无根据、不能成立的。其中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写史的人罗列多少作品和作家,而是那些作品究竟为历史留下哪些值得珍视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蔡翔所说的“对历史‘了解之同情的治学态度”(5),并以之自勉。

  历史与时尚、流行趋势是无法调和的。说到时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时装、化妆品,还有《时尚》类品牌杂志上的内容,而不大在意政治变革中流行观念在意识形态中的位置。政坛上有一句“矫枉必先过正”的老话,主要的意思是想要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必须有过激的行为,否则便无法形成一种潮流,扭转视听,克敌制胜。一味“矫枉”,必然忽视“过正”并不是什么好事。政治运动的后遗症之一是不断“矫枉”,其结果是做事的总要在“过正”中受批判,遭清算,人也就投机取巧起来,不再愿做实事。比如像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那样,以作家作品为依据,写一部实实在在的小说史。我想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写出来的还是“史论”。如果说,这本书因此包含了“对于时弊的攻击”,那么我愿意它也像鲁迅说的那样:“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6)。我期盼在时弊与“对于时弊的攻击”都“灭亡”而成为历史后,有真正的当代小说史、文学史胜出。

  注释:

  (1)《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2月。

  (2)鲁迅:《热风》(1918-1924)“题记”,《鲁迅三十年集·之四》,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

  (3)余志森:《〈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文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

  (4)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三十年集·之十七》,《而已集》。鲁迅全集出版社1949年,第141页。

  (5)见《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一书封底。

  (6)鲁迅:《热风》(1918-1924)“题记”,《鲁迅三十年集·之四》,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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