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帆

　　1966年5月18日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迅猛发展的时刻，也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布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第三天，全国人民都是怀着各种各样复杂而惊恐、盲从而自危的心情迎接着这场不知后果的革命的到来。这一天我早已经忘记了当天是我14岁的生日，随着势不可当的滚滚革命洪流去造中学班主任这个压制我们两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革命小将欢欣鼓舞的日子就是反革命难受之时。但谁也不知道就是在这一天，“三家村”的头号人物邓拓自杀了！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死有余辜？！多少年以后，人们对于他自杀的意义仍然处于一个有分歧的状态中，其实，只要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只要深入了解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不难打开邓拓的心扉，走进他的心灵深处，将一个悖反而复杂的灵魂解剖开来。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理路，李玲为我们显影出了一个在双重力量挤压下的变态灵魂。其《邓拓评传》的深度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围绕着邓拓究竟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问题，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难解，问题是我们能否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去看待这个一直缠绕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自我确认前提下的命题？！很有意思的是，李玲在此书中似乎抓住了问题的命脉，她用了一个具有隐喻性的类比——将陈布雷和邓拓的遭遇进行比较，李玲援引了许纪霖先生对陈布雷的分析：“久而久之，陈布雷内心的‘道就不知不觉地全部移情到‘君的身上，以‘君之‘道代替了自我之‘道。”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邓拓。邓拓由于‘独念万众梯航苦才选择革命，但是当革命领袖的理念与‘万众的生存境遇发生冲突的时候，邓拓只能把目光从‘万众身上移开，而专注革命领袖的理念了。”此言一语中的！道出了一切现代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君王幕僚之后的最后思想归属，无论他投靠的是什么政党，臣服的是哪一位君主，都逃脱不了忠君思想的囚笼，而一旦在君与民之间发生冲突，忠君与道德两者都无法抉择的时候，放逐自我，消灭自身的肉体与思想，便成为惟一的选择。那么，屈原投江就成为千年文人士大夫们处于两难逆境时的最好的、也是最具有浪漫主义道德悲剧色彩的注释和象征。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五四以降，当一批饱吸了西方人文思潮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并没有洗尽君君臣臣的封建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封建道统意识不可能将五四一代人改造成具有民主科学思想和自由人权意识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这才是鲁迅这员宿将深感孤立无援的真实缘由所在。如果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那么，作为毛泽东的“喉舌”，邓拓更是在反复无常的君主面前无所适从了，难怪他与挚友同僚道出的是凝聚着历代臣子血泪教训的谶语：伴君如伴虎！

　　同样是被君王斥责，他不可能像梁漱溟那样拍案而起，即使落得个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虽然梁漱溟还不具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素质，他只不过是站在传统的儒家道统的立场上来为民请命，但是他没有执政党党性的约束，所以便放纵了自己性格不羁的那一面。其实，性格并不是决定的因素，邓拓的性格深处也具有放浪形骸的血性一面，但是，错把君王意志当作最高的党性原则，使得他不能最大程度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说话。

　　与储安平相比较，同样是办报，同样是想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发出真理的声音，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们表现出的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邓拓同样是把一个有价值的生命给毁灭了，但是，他最终都没有幡然悔悟，我以为他在临死时所写下的绝笔充满着对君王的阿谀奉承，这不可能是具有黑色幽默的反讽，而的的确确是他被冤屈而怀才不遇的心境，他想以死为諫，用玉碎的方式来获得君王的悔悟，但是他又错了，封建君臣关系中何有君王之错呢？！后人总是以忠君的悲剧来歌颂臣子的忠贞不二，殊不知，正是这种忠贞阻碍了中国的士大夫们向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化！

　　显然，邓拓与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尽管他们的文风心性都有近似之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储安平是以站在党派之上的自由知识分子姿态来看待政治问题的，尽管储安平尚未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在那种政治语境当中也不可能产生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五四以来自由知识分子的最后侧影还是在他的身上显灵了。而邓拓基本上是需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来思考的，因此，他要比储安平多了一层精神的痛苦，因为他必须剔除灵魂深处的那一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党的领袖！在他一次次被毛泽东无端的批评中，不能有丝毫反驳，只有长吁短叹的行状来看，把忠君等同于党性，是邓拓们失却知识分子本性的要害之处。正如作者所云：“邓拓在备受打击之时审视自己过去的岁月，追问自己的‘后来岁月，还能几许？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在本质上是能否实现人生价值的焦虑。这种焦虑缘于邓拓济世救国的高远情怀，而不自信则是因为他把党认定为历史的正义的化身，这样，一旦党怀疑自己，固有的忠诚意识使得他不会去怀疑党与历史正义的必然联系，而只觉得自己可能要跌出代表历史正义的战车，堕入无边的历史阴影中，使生命失去意义。这样的焦虑，并没有对党的任何怨言，但是表现出对自我人生的强烈关注，因而仍然是一种相当个人化的思想漫游了。”

　　在《邓拓评传》中，李玲抱着对历史叙述的客观态度将邓拓的生平进行了描摹，其中的文学细节的丰富想象自不必说，就是对每一处实地的细节调查也从不放过，好在她是福建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这对理解传主的性格和思想的成长大有裨益。然而，此书的最大看点却是缘于作者自身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所洋溢出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她在此书的总结中是这样阐释的。

　　邓拓是一个具有高度敏感的人，所以，投身革命事业，他始终没有消磨去关注自我生命价值这一内心敏感，尽管这种内心敏感他只在非常私人化的夫妻关系、挚友关系中才有所表露。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自觉意识，恰恰是他投身革命、忠诚于革命的根本动力。其中的内在逻辑是，邓拓认为个体生命要超越时空的局限性，就必须与历史理性挂上钩，而他认为只有马列主义才是代表历史必然规律的唯一真理。尽管对自我生命的自觉是邓拓投身革命的内在动力，但是革命的大一统原则又与个体生命的个人性特质之间存在着必然性的矛盾。邓拓一方面具有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高度自觉，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让个体生命的自觉走向对历史理性法则、意识形态法则的质问。

　　邓拓的悲剧是忠诚者的悲剧。这一悲剧烛照出意识形态原则的残酷性，也烛照出把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化，并且把意识形态组织、意识形态领袖绝对悬置于个体独立性之上这一观点自身的内在缺憾。

　　的确，“邓拓的悲剧是忠诚者的悲剧”！正是这样的定位，才使得此书在梳理传主的生平时有了一个准确的价值判断——无疑，作者是力图站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的，而不为其他因素所困扰。不过，我对这一结论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有所保留，自以为将“马列主义”改成“毛泽东思想”更为合适，因为邓拓的忠君思想使他根本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分离开来作辩证的分析，当然，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代里产生出自由知识分子思想的几率甚小，就根本不可能将毛泽东思想中悖离马克思主义和悖离历史运行规律的成分剥离出来进行分析。正是忠君意识遏制住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士大夫向公共知识分子蜕变的可能性。

　　1966年5月18日的我正在和千千万万浑浑噩噩的人民们响应着毛主席的号召，欢庆人类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的文化浩劫的到来，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三家村”中的头号“三反分子”。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滚进了21世纪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去反思这样的问题呢？难道这些思考一定得甩给历史学家吗？倘若我们真的无视这些人类必须思索的基本问题，就会如邓拓当年在痛悼王若飞和叶挺时质问国民党时的那样：“何以对将来青史”！

　　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不能蝉蜕，我们既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未来，恐怕连这个有着深厚忠君思想的邓拓也对不起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