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增玉

　　一

　　一般的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把1937年“七七事变”作为抗战的爆发和抗战文学的起点，但我认为， 1931年的 “九一八”事变和随之日本军队对东北全境的占领，由此激起的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部分东北军和成分复杂的义勇军在内的抗日武装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质就是中国抗战的开始，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表现和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文学，其实就是中国抗战文学的开始。

　　得生活经历之刺激与赐予，“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最早且比较真实地将东北沦亡的土地和人民挣扎抗争的现实图景予以文学表现和描绘。其中，东北作家萧军与1935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更以直接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与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战争场景与生活现实，填补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反帝反殖文学缺失直接尖锐的战争描写的空白，竖立了中国现代抗战文学的第一面血染的旗帜。因此，小说得到了左翼文坛的高度赞誉和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在鲁迅所作的序言里，鲁迅指出了这是一部有碍于侵略者对中华民族“心的征服”，昭示着中国的“死路与活路”的作品。（1）在1936年左翼文坛内部产生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论争双方都把《八月的乡村》引以为自己方面的理论主张的证据。就是说，不论是“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认为《八月的乡村》表现的是民族侵略与抗争，是民族抗战文学。

　　自然，从总体上看，《八月的乡村》的主旨是描写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是表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进行民族自卫和解放的抗战文学，但是，在这样一部作品中，某些情节和内容的描写与叙事，却或者表现出与抗战文学不尽一致的倾向，或者流露出若干值得商榷的历史性与思想性问题。

　　小说十四章篇幅中，第七章写的却不是抗日义勇军与日本和伪满洲国军队的战斗，而是攻打地主王三东家，这个事件在第六至第九章都有涉猎。小说用间接叙述的方式，描写三东家是对佃户刻薄的地主，在收租和压迫佃户与其他农民方面狠毒无情，意在揭示东北农村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沉重。但是，小说的描写表明，王三东家也是一个自奉俭朴的守财奴，瞧不起哥哥们吃喝嫖赌抽和躲在城市好逸恶劳，自己一心一意保住祖先留下的土地财产。他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不知道盘踞在附近岗上的义勇军是什么性质的队伍，只是出于保护财产家宅的目的，才匆忙组织和收买佃户长工看家护院，并派遣长工上城里报官以图解救，就像过去防止胡子“砸窑”——打家劫舍时所采取的行为一样，没有主动勾引日本军队打击义勇军。小说的叙述表明义勇军是为了夺取地主家的枪支，主动包围和攻打王家宅院在先——义勇军队员用过去的胡子的行话说是攻打“窑子”，（2）王三东家组织佃户保家护院对抗义勇军在后，义勇军是有目的的进攻，王三地主是被迫的自卫。而且，义勇军占领王家大院后，大碗酒肉，起枪分物，并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枪毙王三地主和他的老婆家人，尽管他们“哀鸣”着，尽管王三地主的老婆没有参与组织对义勇军的抵抗——至少小说没有这样的丝毫的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义勇军干部萧明对此提出疑问：“枪毙他们有必要吗？”这句话也是第七章的标题，意在显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和民族战士的“软弱”，而队长陈柱司令斩钉截铁地回答：“必要的，没有什么理由再留他们活下去——好，另换一位同志执行吧！”对啸明的软弱的问话和司令的回答，义勇军队员们是“轰笑和骚动”——轰笑的是萧明的知识分子气，骚动的是对司令的敬佩和对枪毙行为的快意。而萧明自己也在听到“那两个动物”被枪毙的枪声后，“感到一种矛盾被解除的轻松。他决定地自语着说：这是对的啦”。这轻松是知识分子革命者的人性的软弱被克服而革命的坚定性得以增强，被枪毙的地主夫妇被萧明这样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和民族战士都视为“动物”，说明在抗日义勇军看来他们已非人类，不配享受人类的人道的对待。显然，这受到作者和小说人物予以正确性和正义性肯定的革命性是与阶级暴力性甚至残酷性联在一起的。

　　为什么在民族战争中要主动出击和攻打并没有与义勇军作对的地主即同时进行阶级战争？这种行为真的是“对的吗？”似乎是感到小说对枪毙地主行为的正义性与正确性的描写过于简单，作者在接下来的一章中，以并不高明的、甚至就小说叙事艺术而言是相当拙笨的手法，让陈柱司令在“为死者祭”的场面中发表大段的演讲，解释这种行为的合理性。

　　“同志们全知道，我们当前唯一非扑灭不可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资本家。为日本帝国主义作走狗的满洲军阀、官吏、地主、土豪、劣绅……他们是无耻的东西……他们是企图破坏、阻碍劳苦大众的革命发展；他们企图永久使弱小民族、劳苦工农和士兵阶级，永世千年，子子孙孙，在他们底地狱里生活！为他们做牛马，做奴隶……”

　　接着陈柱司令又用自己在旧军队生活的经历，大段的叙说旧军队里阶级压迫的惨重和士兵阶级的苦难。联系到作者萧军曾经有过在旧东北军从军的经历，并写过《军中》这样的描写旧军队生活黑暗的小说，似乎是旧军队生活的梦魇一直成为作者的黑暗性潜意识，并让以抗日为主旨的义勇军司令的激励性讲话，充满了对旧军队的仇恨，目的是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激发战斗精神。在民族战争中却着重启发阶级觉悟和宣扬阶级仇恨，这阶级仇恨如何与民族仇恨联系起来？陈柱司令的上面的话语说明旧军阀和官吏地主等压迫阶级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讲话的后面又有些自相矛盾地强调那些蹂躏“我们祖先”的从皇帝军阀到官僚地主的本国统治阶级，“现在他们又把我们盗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不说这陈司令的“革命”讲话过于空乏且不合历史实际——不论是东北的旧军阀如张学良还是当时的国内当局，他们只是担心无法赢敌而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并没有盗卖东北给日本，旧东北军的不少将士如马占山等人还率部一度英勇抗敌，就说在民族战争中进行攻打地主宅院具有司令所言的政治和历史的合理性——地主阶级是民族敌人的走狗和民族利益的盗卖者，但在小说中，这个王三地主既没有主动做日本走狗也没有盗卖民族利益，他其实倒是跟一般农民一样，“有皇上也好，日本鬼子占了也好，反正谁坐天下给谁纳税吧”，满脑子的“过太平日子”的顺民思想——也是几千年中国庶民的思想。作者萧军用一章的篇幅让陈司令做大段的枯燥的讲话，用来表现陈司令的革命精神、斗争意志和领导才华则可，用来说明攻打和枪毙懦弱地主的合理性，则显得逻辑不通和空乏无力——一个贪财吝啬无知迂腐、既没有对义勇军挑衅和主动攻击又没有当帝国主义侵略者走狗汉奸的有钱有枪的乡下地主，就因为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地主阶级”的一员而被视为动物，所以必须毫不留情地铲除，替他所属而他自己未必清楚的“阶级”殉葬。在第九章中让农民孙家兄弟围绕着是否参加义勇军的思想斗争中再断续地诉说王三地主的压迫行为的残酷性，以便与农民投身抗战的爱国思想和行为相联系，同样缺乏历史与逻辑的合理性。

　　不过，无论这攻打和无情地枪毙地主行为的“政治合理性”的阐述，与农民觉醒抗日同地主剥削关系的描述多么不合逻辑，小说的如此叙述和描写，实际表现了《八月的乡村》的内容构成和思想诉求：既表现具有具体内容的、主体性的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与斗争主题，也表达一般性的属于反封建和民主革命与斗争的主题，把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一致性、外来民族矛盾与本国阶级矛盾的一致性、民族解放战争与阶级解放战争的一致性，杂糅在一起，以揭示和强调反帝反殖的民族斗争与反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的同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是《八月的乡村》这部以往被认为是单纯的抗战或抗日文学作品中客观存在、却又被历来的评论者和研究者所视而不见的内容和主题。而这样的内容和主题，也表明《八月的乡村》不是单纯的抗日或抗战小说，而是具有双重主题，就像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也不是单纯的反帝抗日主题一样。

　　一般而言，在遭受帝国和强国殖民压迫的弱小民族国家中，反抗外族压迫的民族革命任务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往往是并行的，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有过精辟的论述。不过，在一定的和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两个任务的主次关系和进行次序需要进行调整，两个革命的目标和策略需要调整，普遍性的革命理论和原则需要结合特殊阶段的实际情况，原则性要与灵活性和策略性结合。就“九一八”以后的东北而言，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经成为首要问题。当此之际，为什么萧军在一部主要描写反帝抗日主题的小说中要安置阶级斗争性质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内容？为什么抗日义勇军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战斗并认为它们是一致的？小说的如此叙事及倾向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吗？当年小说发表后曾遭到化名狄克的张春桥的批评，认为小说中有些内容不真实，为此鲁迅专门写下《三月的租界》予以抨击。其实，身在上海从未到过东北却敢于指责作品不真实的狄克倒确实是放言空论昧于真实，而小说的叙事则的确符合历史的真实。“九一八”事变后，行伍出身而此时在哈尔滨从事东北左翼文艺运动的萧军，一度想投身在南满磐石的、中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小说所写的由旧军人出身的陈柱司令、胡子出身的铁鹰队长率领的“红军”性质的抗日义勇军，实际即以这支队伍为素材。据史实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抗日的浪潮一度汹涌澎湃，出现了形形色色、政治性质和人员构成相当复杂的抗日队伍：有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在东北抗战中力量最强坚持最久，有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官员或旧东北军将领组织领导的救国军与义勇军，出现了马占山、王凤阁这样的著名的抗日爱国名将，他们同样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壮烈的战斗；有胡子土匪和地主武装在民族大义下一度举起抗日的旗帜，描写解放军在东北剿匪的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出现的匪首谢文东，其实曾经是东北抗日武装中的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后叛变）；还有来自朝鲜的受命于流亡的大韩民国的国际人员组织的朝鲜义勇军，以及加入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中的朝鲜国际战士。

　　在阶级和民族构成如此复杂众多的抗日队伍中，作为《八月的乡村》素材的南满磐石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以后中共满洲省委、磐石县委领导和组织的第一支抗日队伍。可是，作为一支以抗日反帝反侵略为宗旨的武装，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左”倾错误方针，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所以他们在与民族敌人战斗的同时还要与当地的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 政治与军事方针的失误，加上缺乏军事智慧策略，使义勇军很快遭到一连串失败，队伍急剧减少。在此危机时刻，中共满洲省委派候补委员、省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整顿党组织和游击队，“以磐石为根据地创立磐石的新苏区”，组建红军32军第1师。经过杨靖宇辛苦而有成效的工作，磐石的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支队”，后杨靖宇又到海龙去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同样，在北满地区，1932年5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巴彦“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正式成立，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这支队伍一方面抗击日寇，一方面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击地主阶级，建立北满苏区。由巴彦游击队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在准备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的西征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5） 由于政治与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支抗日武装很快遭遇沉重打击，几乎溃败。

　　上述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的行为，根源在于中共满洲省委的左倾错误。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一书，在前言中指出：1932～1933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刚刚兴起并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仍在推行王明‘左倾政策。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不顾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议还着重反对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会后，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被调离领导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机会主义。这样，就使满洲党的领导和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6）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3、4月间，一封来自莫斯科的题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密信送交给中共满洲省委。此信在对“日本占据满洲后的一般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满洲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中共在满洲的任务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统一战线的问题，指出在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的同时， “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并以此作为“总策略方针”，尽管中央来信没有明确指出东北党过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尽管来信中仍然提出要进行 “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即反对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而不要抱有幻想，尽管没有对在东北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方法与政策做出具体解释，但是明确提出反对各种的‘左倾关门主义，纠正“对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估计得不够的错误”，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总体方针。

　　在中央来信的指示下，1933年5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满洲省委在学习中央指示和统一思想认识基础上，做出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认真检查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估计的不足，过早的提出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笼统的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省委在一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满洲‘特殊论方面完全否认了满洲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形，否认了满洲的党与群众没有1925 ——1927年大革命及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经验，不了解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现在阶段上阶级力量相互关系及其配置的特殊情形……错误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傀儡作用……在这样错误的认识之下，便不能运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便不能不对广大的反日群众实行关门主义……（8）而采取了过早地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毫不迟疑地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错误路线”……在认识和检讨了以往的错误后，省委扩大会议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党的策略方针和党的具体任务——在目前东北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

　　此后，中共满州省委以这种符合东北历史形势和时代特点的思想组织路线和方针，组建、收编和扩大抗日武装，把抗击日本军队和进行民族解放抗作为抗联的主要军事目的，实行积极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如周保中领导的第五军1935年2月10日发表的成立宣言中，在“对全中国及全东北的同胞加以说明”的行动纲领中，明确阐述：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推翻其走狗满洲国，恢复中国领土，以建立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政权为目的，不是实现共产主义或者实行匪贼活动，而是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反日救国运动。

　　“第二，我反日联合军是人民的救国武装队，它虽然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但凡是我中华民国国民，不论地主、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艺者，不问政治派别，都有参加的权利……（10）

　　把这个行动纲领与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第八章里的陈柱司令的充满激情和“理论”色彩的讲话相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对抗日武装斗争的对象和任务的阐述完全不同。

　　中共满洲省委思想和政治上的指导方针与路线的正确，带来了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至1937年，中共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但吸收了其他阶层武装和人员在内的抗日联军已经扩大为十一个军，同时反日爱国思想的宣扬和统一战线的政策使一些伪满官员和军警倒戈或暗中同情与支持抗联，也出现了一些毁家纾难的地主和其它阶层人士。汤原县的大地主黄友，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抛弃所有家产参加冯仲云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将几百日本兵带入深山冻饿而死，自己后来也壮烈牺牲；同样是汤原县太平川田家屯大地主张传福，曾受敌伪的任命担任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但中国人的良心未泯，在抗联的影响下，于1934年带队起义参加抗联……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中共领导的以抗联为主体的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进行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拖住了日本最精锐的数十万关东军使之不能入关作战，为整个中国的抗战准备和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也为苏联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述历史史料所叙述的历史真实，清楚表明“九一八”以后中共领导的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而初期在南满和北满组织和建立的抗日义勇军，包括经过杨靖宇整顿后成立的红军32军南满支队，由于受中共党内和满洲省委左倾关门主义影响，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和首要任务的时刻，混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无视东北地区首先面临和需要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主要和根本任务，没有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调整和改变战略与策略，仍然坚持在没有经历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风暴、没有武装暴动和群众起义基础、政治、经济与社会革命基础和发展阶段同关内和南方存在显著差异的东北，机械简单地模仿关内苏区，建立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目标的苏区和红军，在抗日的同时错误地开展与关内南方苏区同样的阶级斗争性质的土地革命，把抗日义勇军的反帝反殖民目标与红军的反封建性的土地革命任务捆绑在一起，更没有根据民族矛盾和斗争的主要性与迫切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建立统一战线，致使中共建立和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的战略目标与任务发生混乱，并导致初期的失败和损失。在1933年受命于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来信之后，中共满州省委认识和清理了以往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抗日反帝和建立统一战线为任务、目标和手段的新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使东北的抗战出现新的局面。（11）

　　《八月的乡村》的取材及所描写的红军性质的抗日义勇军既外抗敌寇又内打地主的内容，恰恰就是上述的东北抗日武装在东北抗战初期所采取的左倾的和错误的行为，小说的反映和描写与历史真实完全吻合一致，换言之，小说以文学艺术的真实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状况和面貌。问题在于，小说表现出的这种符合历史真实的、年轻的作者和当时及此后的读者都认为是正确的正义的情节和内容，实质是错误（在特定地点和历史时期）的，即小说符合历史真实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土地革命的内容、作者以为政治正确的主题却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对此，我们在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当时还年轻的满腔爱国之情和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作者——作者萧军只是30年代初期哈尔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进步的左翼作家，而不是对中国革命和政治与社会科学具有深厚造诣的党员和政治家，对中国和中共革命中的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并不了解和清楚，只是受个人经历和左翼思潮影响，在哈尔滨从事写作伊始，其作品就具有左翼文学共同的表现阶级压迫与斗争的倾向，这样的左翼惯性一直保留在萧军的创作中，就连女作家萧红的初期写作也具有如此内容和倾向。同时，在写作小说之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或尚未出笼或无从知晓，萧军（萧红）1934年又被迫离开日伪高压日益严酷的东北流亡关内，对东北抗日武装运动的发展阶段与变化、对中央来信和中共满州省委指导思想和政治与军事方针的变化同样无从知晓和了解，因此，小说作者只能把自己掌握和了解的有关东北武装抗日运动初期的义勇军的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只能按照一定时期的历史真实构造艺术真实，并按照自己有限的来自于左翼的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理解，去描写小说中陈柱司令和铁鹰队长冷酷进行的、自以为“正确”的攻打地主家宅和枪毙被俘地主夫妇的举动，去炮制陈司令为此行动寻找政治与革命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讲话和演说，并批判性描写知识分子萧明在此问题上的软弱和人道的苍白，以显示抗日与革命充满残酷与血污的庄严和正义，以及这庄严正义的熔炉一般的对人的锤炼和成长的催化与升华——当时苏联革命文学作品《毁灭》、《铁流》等对中国左翼文学产生实在影响的主题模式——从而真实地把抗日义勇军消灭地主的阶级战争行为所体现出的、东北抗日运动初起时期的带有左倾错误的行为，作为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具有政治正确和历史正义的行为予以庄严的描绘。质言之，生活素材与历史真实的提供与限制，作者比较简单化的对于抗日与革命、对于民族与阶级矛盾的理解，从哈尔滨到上海的左翼文艺思潮的一般倾向和氛围，使《八月的乡村》把抗日义勇军的属于左倾错误的行为作为正确的正面的壮举表现出来，并由此使小说包含和出现了抗日反帝与阶级革命共存的内容与主题。

　　有意味和值得指出的是，年轻和受制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作者，如此认识和表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生活与战斗、把庄严正确的一面和不正确但以为正确的一面“真实”和“鲜红地搅成一团”，是情有可原的，但小说在1935年7月于上海出版后，左翼文学阵营围绕这“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双方，以及左翼的思想文化界，却都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在《八月的乡村》出版后不久，即1935年8月 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国际的报告经由萧三传达给左联领导人周扬等人，于是从1935年冬天开始，左翼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中共的主张由冯雪峰1936年4月到达上海后说与鲁迅，于是有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口号论争双方其实并无原则和本质分歧，都认同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时建立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也都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在论争中，双方都赞誉《八月的乡村》表现抗日斗争的及时性与重要性，认为它“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人物，新的题材，新的背景，”（12）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八月的乡村》描写的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内容，也都予以接受和肯定。对鲁迅而言，他一直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阶级性问题，经由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因此，鲁迅对于萧军小说中的阶级性内容，理所当然地是认同的。主张国防文学的周扬等人亦复如此。不仅左翼作家文人没有对《八月的乡村》中的阶级斗争内容提出异议和质疑，一些对《八月的乡村》进行评论的从事政治革命工作和社会科学的人物如胡乔木等人，同样是予以赞誉而没有对此问题提出异议。

　　为什么已经了然民族危机之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和文学判断都卓越的左翼政治和文学阵营，没有及时对《八月的乡村》表现出的与形势和中共的政治方针存在一定背离的内容和倾向提出批评和质疑呢？此无他，主要是从1927年以来国共双方一致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与军事上的围剿与反围剿同时进行的，是左翼文化和文学阵营对政府当局的文化围剿进行反围剿，付出了血的代价，阶级斗争的残酷与激烈造成的心理情结一直存在。当民族危机带来的新形势和新的政治路线变化的时候，左翼阵营尽管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但长期的阶级斗争情结和意识使之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适应和把握新任务与新策略的全部与本质——总要有一个适应、把握和理解的过程。此外，身处的环境也使他们无法知晓和掌握东北抗日的具体情形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白色恐怖的严重使左联一度与中央的联系都中断，更何谈掌握中共满洲省委政策与策略的变化呢？因此，左翼政治与文化文学阵营对《八月的乡村》部分内容倾向的看似正确而实质上的不正确无法质疑和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左翼文学阵营的批评和判断此后一直成为不移之论，影响和体现于迄今为止的所有现代文学史。

　　二

　　如上所述，以抗日反帝为主要内容和诉求的《八月的乡村》所描写的义勇军陈柱司令，在对待被俘的本国地主夫妇时，毫不留情，态度严厉手段坚决甚至残忍。而对待被俘的日本侵略军士兵时，态度与手段则完全相反。

　　小说第五章《疯狂的海涛》用大半的篇幅，叙写日本侵略军士兵松原太郎强奸中国妇女李七嫂，小说还通过并通过松原太郎的闪回似的回忆间接描写了他在日本的未婚妻芳子——一个被他骂为社会主义者、天皇的叛徒的妇女——的片段的形象和言行。这种对日本侵华士兵和日本国内人民的着墨不多的叙写，却涉及到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的正义性的尺度问题。

　　这一问题鲜明地体现于小说对日本士兵的思想、暴行和义勇军对他的处理的描写上。小说的片段的叙写和揭示表明，侵华日军士兵松原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化很重的青年，抱着效忠天皇日本帝国的信念加入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在战斗的间隙，受其他军人强奸中国妇女暴行的熏染和本能兽欲的驱使，他置未婚妻芳子“不要弄支那的女人”的劝说于脑后，独自外出找女人，在发现了义勇军战士唐老疙瘩的情人李七嫂后，残暴地强奸了她并摔死了她的吃奶的孩子，致使受蹂躏和伤害严重的李七嫂找到义勇军后很快死亡，也因此导致农民意识严重的义勇军战士唐老疙瘩为报仇而违反纪律，造成义勇军的损失。就是这样一个法西斯思想严重、血债和暴行累累的侵略军士兵，在被俘以后，小说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和描写：

　　“现在他们是那样的驯顺，像两头落过水的母鸡，他（指义勇军战士）没有理由枪毙他们。从来人民革命军的纪律是不杀不抵抗的俘虏们的。司令也常常是这样讲：

　　“……那些万恶王八蛋，吸兵血的军官们，我们不要饶过他。无论是日本，还是走狗们的。他们全是吸兵血！兵们，全是好弟兄！和我们是一样的苦。只要枪，除开实在太妨碍我们进展了，才要伤害他们。他们将来全要和我们一起合作……兵不打兵，记住，同志们记住吧！……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

　　这个场景和话语充满了多重自相矛盾之处：第一，既强调人民革命军从来不杀俘虏，又含蓄地说明在俘虏妨碍部队行动和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伤害，同时又强调对于被俘的日满军官则“不要饶过”也即可以枪毙，这显然与不杀俘虏的原则相违背；第二，说日本士兵受到的苦“和我们是一样的”，显得逻辑不通和思想混乱，即以小说的描写而言，松原太郎受的苦只是在强奸中国妇女后回到部队受到军官上级的打耳光，因为他归队迟到违反军纪，并非简单的军官阶级与士兵阶级的阶级压迫，这样的苦与“我们的苦”难道一样？第三，强调日本与中国的军阀和军官都是“吸兵血”的压迫者和敌人，中日两国的士兵都是“好兄弟”，且“兵不打兵”，这固然表现出超越民族矛盾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意识和超越国界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意识，但是这种自相情愿的国际主义和阶级阵线意识却显然不合时宜和过于空泛，至少，像小说写的日本士兵松原太郎，如果中国抗日军队不予打击是不会放下武器的，同样，在民族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士兵也不会像陈柱司令所说的那样发扬阶级觉悟不去打中国军队的士兵。不杀放下武器的士兵——即使是民族敌人的士兵——是正确的，显示出中国抗日的革命军队的人道与正义，但这样的人道和正义为什么不施之于国内阶级战争中的敌人？被俘后的王三地主也放下了武器，他的老婆还是平民，陈柱司令和义勇军却对他们杀无赦，显得极端冷酷乃至残忍。

　　陈司令和义勇军的如此主张和举动不仅显得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这也显示出作者萧军的思想认识水平），更为重要的和应当指出的是，作者萧军和小说中的义勇军把民族与阶级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和浪漫化了。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梳理。首先，在世界进入以民族国家方式进行殖民与被殖民“竞存”的时代，强国对弱小民族进行的侵略与压迫构成的民族矛盾，已经不是简单的阶级矛盾的翻版。“九一八”以后的中日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对半殖民地的弱国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也是近代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延续并且是侵略性质最严重的——西方列强还只是瓜分中国，而日本则是要彻底吞并和灭亡中国，这场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到的最大的最严重的侵略。固然，发动侵略战争的不是日本普通人民而是天皇、政府和军阀财阀等统治阶级，但他们代表的却实际上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诉求，他们并非要消灭中国的某个阶级，而是要消灭整个中华民族。因此，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判然分明的民族生死之争，战争双方代表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已经远远超越和压倒了阶级的利益。

　　其次，在任何国家或民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民族是大于阶级的，民族的共同利益大于阶级利益，民族性大于阶级性。就像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在面临外族侵略之际，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一样。特别是在世界进入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向第三世界弱小国家进行帝国性和殖民性的掠夺侵略之际，往往是以民族国家的面目、以全民族利益的代表和共同追求的形式出现的。固然，对外发动殖民或侵略的主导或主谋是代表本国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利益的统治阶级，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没有自己思想资料的被统治阶级，一般或往往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为思想。因此，在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或欺骗之下，人民被动地接受和形成统治阶级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也就是正常和自然的，何况统治阶级往往是以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身份和面目出现的；固然，从被殖民被侵略国家得到的利益也主要被统治阶级瓜分，他们是殖民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由于殖民红利或利益的巨大与丰厚，由于统治阶级为了收买和欺骗、为了统治的稳定和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他们也会将殖民红利的一部分让渡给被统治的阶级和人民，让人民分一杯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认为，殖民或帝国行为的瓜分与掠夺往往使得殖民宗主国成为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食利国，并形成大小不等的食利者个人和阶层。就是说，殖民宗主国或帝国主义国家从对外殖民与侵略得到的巨大的利益，尽管在对本国不同的阶级与阶层进行殖民红利的分配时有多寡厚薄的不同，但总体上每个阶级或阶层都可以或多或少的得到利益——浸透着被殖民被侵略国家和民族鲜血的红利；尽管是帝国与殖民国家的被压迫被统治的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也仍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获得部分利益——比如底层人民参军或被派遣到殖民地服役服务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殖民地的上等人，可以享受殖民者的优裕和权利。英国学者安德森在《想想的共同体》一书中曾描述了到殖民地任职和升迁，是殖民宗主国的帝国和民族意识形成的途径之一。中国现代作家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也讽刺地描写了在本国属于下层的法国青年、在被派往殖民地越南任职的乘船途中面对东方人时显示出的高傲和“洋人”意识。这种殖民红利的有多少厚薄之分的社会性分配，使帝国主义国家相对改善了劳资关系和阶级矛盾，是导致社会革命流产、陷于低潮和工人运动分裂的重要原因。由此，统治阶级的帝国与殖民思想的统治地位和欺骗灌输，被统治阶级也多少从殖民红利中得到若干利益，这种精神和物质的捆绑使以民族国家形式和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其民族共同利益和民族诉求的一致性是远远大于阶级与阶层的共同性的，对外殖民或侵略可能是少数的统治阶级发动推行的，但也会得到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或被动或者主动的理解与支持，变成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行为——现代世界舞台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简单的以国际主义或阶级理论来解释和看待民族矛盾与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分离性，已经与历史事实不符。同样，对被殖民被侵略的国家民族而言，那些殖民国家的人民具有两重性，在本国，他们可能是被统治甚至被压迫阶级与阶层，但当他们或被强迫或被共同民族利益捆绑在一起，以殖民者和侵略者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是民族的压迫者和民族的敌人，他们与被殖民和侵略的国家的可能属于同一阶级地位的人民就不再是“阶级兄弟”——国际歌所说的同志；他们与被殖民国家的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民族斗争。殖民宗主国的统治阶级与被殖民国家的统治阶级和普通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共产国际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一直提倡的“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和“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理念，在民族国家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质上没有得以贯彻和实际上遭到抛弃。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著作中描述到：“经历最近十年的诸多事件之后，谁还能相信国际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对英国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同志在维也纳、柏林、马德里或随便什么地方遭受屠杀，这些事情也许还不及前一天的足球比赛有趣和重要”，而作为世界工人阶级大本营和第三国际领袖的苏联，对西班牙工人政党和阶级始则予以有限的支持继则予以背叛与出卖。至于在“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工人之间，连口惠层面的团结都没有”。（13）这说明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总是大于和高于阶级的利益。

　　第三，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的混同性和一致性，使得大多数殖民国家的人民被动、主动或者由被动到主动地支持和拥护本国统治阶级的对外扩张与侵略行为，反对者其实是少数。现代世界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罪行问题的研究，已经摆脱了以往认为希特勒和少数纳粹绑架了德国和德国人民、人民是被迫支持和参加战争的观点，根据大量普通德国人当时的日记、书信和其他个人性和私密性资料——如前线士兵写给家人和妻子，未婚妻、父母写给亲人的信件——的研究，史学家看到和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普通德国人是支持和拥护纳粹德国关于雅利安人优越和德国优越、拥护种族主义和种族清洗、拥护希特勒、拥护以战争开拓生存空间的理论和行为的，包括像海德格尔这样拥有自己的思想资料和反思能力的大哲学家。真正反纳粹的反倒是一小批德国的旧贵族、军官和高级知识分子。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战争罪行，是全民性和民族性的，除了现实的原因还有民族的文化的原因，希特勒和纳粹只是极端化利用了德国的民族倾向。因此德国人与纳粹在一定程度上是共谋的、共在的，是全民的、民族的共同犯罪，几乎整个民族都有罪责问题。（14）不是一小撮罪犯绑架了国家，而是全体人民都要承担罪责。这是比简单的向犹太人下跪、比简单的承认战争罪行更深刻的历史认识。这样的研究和理论用之于当时的日本，也是合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统治阶级长期的国策和思想的影响下，在国家的高压和威胁利诱下，大多数日本人民是效忠于天皇和国家的。连那些曾经参加日本共产党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日本发动侵华和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以后都思想转向，支持和宣传大东亚战争，对此中国作家郁达夫曾经专门写过《日本的文人和娼妇》予以揭露。就实际情况而言，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政府和战争的支持及支持的狂热，与德国没有区别，看看那个时期日本媒体上的报道和宣传——少女和妇女支持情人丈夫从军的赠言和书信，实际发生的个别女性甚至自杀以鼓励情人丈夫决绝上战场，靖国神社里至今保留的神风队员出征前的“誓死报国”的狂热留言……就会知道日本民族当时的真正的真实的精神状态与心态。其实战时的日本与德国一样，既是少数的军阀绑架了人民，也是日本长期的国策和民族利益诉求，是国情与文化——忠君报国、武士传统、开拓生存空间和个体的“出世”（成功与利益）捆绑混合，导致大多数人民卷入战争和支持战争，战争罪责也是全民族共同参与和承担的问题。当然，当时的日本不是没有反战人士，但真正的反战的团体和人士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当低的，而且他们在遭到日益严酷的高压后或者流亡，如日共领导人先后流亡苏联和中国，或者被囚禁，如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三郎先生。在东北抗联与日本军队的作战中，在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战斗中，确实出现过少数曾经是日本共产党员的士兵把武器留给中国军队的行为，但这些反战的国际主义人士是侵华日军中的极少数。而从30年代至今，我们简单的对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认识和阶级理论，使我们总是强调战争是日本军阀和军部少数人发动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而否定他们首先是加害者，否认当时日本民众参与和支持战争的普遍性，不自觉地陷入了日本民族自己对战争认识的话语逻辑里。由此我们的抗战性质的文学里总是出现日本的反战人士——从30年代《八月的乡村》里的芳子到60年代《烈火金刚》里的武男义雄，直到90年代尤凤伟《生命通道》里的日本军医生原田。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夸大地甚至是自我想象和浪漫化的去表现日本人民的反战和反战的普遍性，去表现日本人民的被少数军阀绑上战车的被迫性、无辜性和受害性，罔顾真实的血写的历史事实。

　　其实，大多数日本军人，如《八月的乡村》写的松原一样，虽然是日本国内的被统治的下层阶级，但已经被灌输得满脑子军国主义思想。何况任何士兵在穿上军装之前都是平民或贫民，民族就是一个个具体阶级和阶层的人士组成的。当穿上军装的平民作为民族军队的一员参加法西斯性质的侵略战争的时候，对被侵略国家、民族和人民而言，他就是民族的敌人，不可能因为他是具体的阶级的人而忽略他的民族敌人的性质。当这样的人当兵成为“帝国军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就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他或他们固然是日本统治阶级和军阀的牺牲品，但他们要中国人民作为更大的牺牲品和受难者，就像松原强奸和杀害中国无辜的妇女儿童一样。如果片面的宣传兵不打兵，那么被侵略国家的军队和人民如何反击侵略？如何进行反侵略战争？岂不是等着侵略者的侵略和屠杀，坐以待毙和束手就擒？小说中的“兵不打兵”的话语如果单纯地指不杀害、不虐待被俘敌国士兵，是可以理解的并显示出“我们革命军队的正义性”，（15）但联系整段话语和小说的描写来看，则其显然包含着更广泛的、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所指：不论发动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士兵还是被侵略国家的士兵，都是被少数统治者和剥削阶级压迫的阶级兄弟，所以应该“兵不打兵”。 如此的话语、宣传及其内含的逻辑，在阶级斗争性质的国内战争中尚不适用，在残酷的民族战争中提倡和显示这样的政治正确和正义，则不仅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浪漫化和理想化了，也与历史史实相违背的。而这样的既存在于《八月的乡村》和其它东北作家的作品、也存在于抗战文学作品中思想倾向，严重制约和限制了中国的抗战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的思想高度与深度。萧军和中国作家对民族斗争中的民族与阶级关系的如此认识，与左翼的来自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有关。但是，在第三国际的大本营苏联，在苏联的描写与日本和法西斯德国战争的文学中，却很难看到对民族敌人、对民族与阶级关系的如此简单化、想象化和理想化的叙述。而苏联的二战文学思想内容的丰厚与深刻，显然是中国的抗战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三

　　《遥远的风沙》是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创作的抗日主题的战场小说。小说以辽阔苍莽的塞北荒漠为背景，叙写一支抗日队伍收编土匪。塞北，高原，古迹，鸟啼，马啸，风沙，行进的队伍，构成现代的边塞文学的传奇故事与画面。更传奇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土匪煤黑子。煤黑子是惯匪，在抗战救国的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受“大当家”之命为义勇军带路前去收编自己所属的土匪队伍。小说写的就是“在路上”——收编土匪的征程中煤黑子的种种表现和劣迹：逼迫房东拿粮食喂马，为他做好吃的饭菜，夜里强奸房东妻子，队伍出发后又借故回去把部队给房东的花费钱索回。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浑身充满污点的惯匪，在遭遇敌人伏击时候独自挺身而出进行阻击，掩护队伍安全撤离，其壮勇其剽悍能战其民族大义与江湖义气集于一身，性格复杂又神勇过人，以至于周立波在当年不吝称赞：“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有许多的缺点，却又有莫大的力。他打人，强奸和抢劫的坏处，是他的土匪生活所铸成的习惯，他应变和殉难也是习惯。他的一切性情，都是他的生活所铸造，都是那么自然的东西。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常常很单纯，《遥远的风沙》的作者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典型的性格。”“到末尾，有着土匪性格，无恶不作的煤黑子焕发着殉难者的圣洁的光辉是怎样令人怀念啊”。（16）

　　这篇小说的故事和叙事无疑具有成长小说的模式：人物在行动或出发之初或者是幼稚的或者是不成熟的或者是充满缺陷的，而在行进、跋涉或漂泊的终点，人物得到锻炼、锤冶、升华，成长为成熟的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人，这种成长的模式是端木蕻良的抗战题材小说所惯用和反复出现的——《大地的海》、《大江》、《柳条边外》都有这样的叙事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抗战小说共有的模式，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和吴组缃的《铁闷子》等，都意在表现以往落后的农民和旧军队的士兵，如何在民族战争中成长蜕变、成为担当民族解放大任的英勇战士，如何从顽铁成为精钢。（17） 在这些小说中，艰苦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被放大和圣化了：它成为政治性、隐喻性的熔炉，对人民——战士的成长和转化进行着陶冶、检验与锤炼；它成为对人进行道德评判的最高尺度与价值标准，个人的善恶及善恶的评价标准都必须依据于民族大义和道德的最高尺度。

　　但与一般的抗战成长小说不同的是，《遥远的风沙》一方面具有成长小说的模式，另一方面，在表层的成长小说的模式和故事下又存在反成长模式的叙事：煤黑子最后的自我牺牲英勇阻敌，并非克服和改正了此前的种种恶习的结果，不是“在路上”不断自我锤炼与升华的结果，二者之间没有因果联系。在路上的种种劣迹和恶行与危机关头表现出的大勇行为，都是他复杂性格的不同组成部分，是他在长期的土匪生涯中形成的、作为一个惯匪应该具有的、平行共存于一身的性格与行为：既奸淫抢杀胡作非为，又江湖义气生死不惧。这样的性格与行为也是土匪首领（二当家的）必须具备的。因此，周立波当年的评论是准确的：这既是一个浑身匪气的无恶不作的土匪，又是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焕发着殉难者圣洁光辉的性格复杂的人物。

　　问题在于，对这样的既无恶不作、又为阶级和民族解放事业“焕发着殉难者圣洁光辉”的人物如何进行正确的评价？从作者写作的美学动机和目的来看，端木的确是要打破一般的抗战小说的善恶对比分明、人物性格单纯和扁平的弊端，力图塑造出“圆形”的即性格丰富复杂的人物。在这一点上，小说是成功的。但从写作此小说的社会性功利动机和目的来看，作者显然追求和强化的是人物最后的英雄主义行为，这从小说前后不同的情节设置、对比和陡转可以看出来——其实前面的恶德恶行的描写都是铺垫，为的是凸显后面的壮举；也可以从作者的身份和思想感情上看出来——作为东北作家，端木知道和了然东北沦陷后有大量胡子土匪摇身一变参加抗日的事实与现实，而最早饱尝国破家亡的痛苦，流亡境遇中悲愤交加的情感状态，使作者无疑迫切和刻骨希望拯救国难英勇抗敌的英雄行为与壮举，不拘什么党派、队伍和人物，能在民族危机之时表现出担当大义奋不顾身的英雄行为，就是值得敬佩和赞叹的。与最高的民族利益、民族大义和道德相比，那些个人的私德和小节就显得无足轻重或可以原谅的。而从小说发表后的社会反响与评论来看，周立波在当时还能既看到小说人物焕发着殉难者圣洁光辉，又看到其浑身土匪气，但此后的舆论与评论则大多强调其英雄壮举的神圣一面，以至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历史烟尘的散去，这神圣的一面受到更多关注和强调，甚至认为小说不仅写了一个抗日英雄，更表现出超越抗战语境的现代文化意义，体现出与五四时代呼唤个体与民族强力、张扬“摩罗”精神的历史和文化诉求一脉相通的、崇尚强力乃至蛮力的价值观，因而对煤黑子的性格与行为不加辨别地予以赞扬。

　　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及其在认识和评价中存在的思想原则问题，是值得商榷和需要重新认识的。固然，从历史过程来看，在东北和全国的抗战中，在民族大义感召下，确实出现了大量胡子和土匪加入抗战队伍抗击侵略的现象和事实，他们中确有一些人经过民族战争之火的锤炼成为真正的民族战士或英雄，抗战文学以他们为表现对象或描写他们的成长路程进而讴歌中华民族不死的民族精神，是毋庸非议和理所应当的，这也成为现当代抗战文学中屡见不鲜的文学现象——50年代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和90年代的《红高粱》，都有对土匪抗战的叙写。但是，在《遥远的风沙》及其他类似作品中和评论中存在的对抗日“土匪”不无美化的叙事与神化——不论是借以表现民族精神和呼唤全民抗战，还是借以弘扬和呼唤被现代文明压抑得退化的生命野性与强力，却未必完全正确和妥当。鲁迅曾经对描写民族矛盾与战争的文学提出过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描写在异族压迫下的苦难，万不可得出另一个结论：那么，还是做自己人和本国人的奴隶好。鲁迅的话语意在说明要正确表现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阶级与民族斗争的最高原则和目的不仅是解放阶级和民族，更要解放人——不做任何人的奴隶而做摆脱一切压迫的自由人，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主关系的论述具有精神的和内在的同一性。借用鲁迅的话语和思想，我们对抗战文学也应当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性问题：表现抗战（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性和民族英雄与战士在这一神圣熔炉中的锤炼和成长是应该和必要的，但是对战士和英雄——特别是来自流氓无产者阶层的土匪之类——身上应该被淘汰的缺点和渣滓，则不可美化和神化。即以《遥远的风沙》而言，则不可只看到和赞扬煤黑子最后关头的英勇和“神圣”而忽略了他的恶行的危害性，只把它作为英雄行为的铺垫、成长中的必然甚至美化为“生命强力”。在这种美化或忽略的描写与评论中，其实潜存着这样的话语与逻辑：在民族战争中，民族利益、民族大义和道德具有至高无上性、崇高性和神圣性，是最大最高的价值与善，是评价和衡量一切事物与人物的历史、道德与美学的最高尺度与标准，合乎这一尺度的就是历史之真、道德之善与美学之美。具体事物与人物行为的真善美与否的标尺尽在于此，并以此为转移。因此，像煤黑子的私德和个体行为，本来属于一般生活和道德的丑恶，但由于其最后壮举符合民族的最高利益，属于符合民族利益与道德的大善，与这种最高价值相比，个体行为的丑恶性被神圣性淡化和遮蔽，并在审美描写和接受中发生转化和消弭，甚至，无碍于历史和民族之大善实现的个体的恶可以转化为民族道义和历史的善，神圣性消弭了丑恶性，煤黑子的令人难忘的焕发出神圣光辉的行为和形象就这样在历史与美学的转换中定格在文学史上。由此，这样的叙事和评价话语自然引申和包含着另外一层逻辑：民族斗争中的民族利益既代表着最高的历史与道德的善，也代表着最高的终极目的。为实现这样的目的而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则都是次要的和可行的，最高利益和最终目的的神圣性决定了手段的无善恶性，即使手段存在世俗道德的丑恶，但最高目的的神圣性同样可以稀释和淡化手段与工具的丑恶，使之“去丑恶性”和无丑恶性，服务和服从于最高目的的手段的善恶可以忽略不计——电影《色戒》的叙事中就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同样，《遥远的风沙》叙事的深层和评论者一面倒的赞赏性评论中，也包含着这样的逻辑。

　　在民族危机严重和民族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的时代、在文学作品和民族共识中出现这样的逻辑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存在“可理解谬误”和现实与道德危险的。因为，民族是由具体的个体的人和人民构成的，具有庄严性和正义性民族解放既是为了从异族压迫下解放整体的民族，也是为了解救人和人民。在民族斗争中，如果一方面奋力抗战拯救被奴役的民族，使民族免于沦为异族的奴隶，一方面又对本民族的具体的个体的人民进行奴役或奴隶般的压迫欺侮，这不仅在逻辑上构成了对民族解放伟大任务及其正义性与合法性的破坏与颠覆，而且模糊了现代民族斗争与奴隶和封建时代的种族、民族斗争的界限——古代奴隶制国家往往以保卫国家的名义，以残酷的手段驱使奴隶组成军队进行种族、公国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对外的战争是以对本国人民进行奴隶统治和压迫为前提的。如果认为民族解放战争的大德大善的神圣光环下对本国民众的糟蹋或压迫行为是可以忽略与原谅的小节，那就大大降低和贬低了现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和价值水准。同时，这样的逻辑和行为在现实中也会使民族任务难以得到全民的共识甚至走向反面，在抽象的民族斗争和解放的神圣性与具体的来自本国本民族的沉重压迫之间，人民的认识和选择更多表现出现实理性而无视抽象的神圣性。抗战时期，驻守河南抗日守土的国民政府汤恩伯的“国军”，由于对本国人民压迫勒索过重（而日军出于某种目的其扰民行为远逊于“国军”），结果导致河南农民或者为日军带路进攻“国军”，或者起义对“国军”进行破坏和缴械。不能简单地指责当时的河南农民没有民族意识或不晓民族大义，对苦难深重的农民而言，生存是第一要义，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性在于它是为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斗争，而民族解放是与具体的人民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对外族的战争是建立在对本国本民族的人民的过度欺压之上，那不仅使民族解放与斗争的价值与意义流于空洞、破碎和消失，而且自然会遭到构成民族的人民的反感与反对——河南农民的行为和内地农民逃避“抓壮丁”的行为，反映的都是这样的心理与选择，而这样的心理与选择具有历史与道德的合理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行动在抗日根据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即在于在抗日的同时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生存重负，以铁的纪律使军队不但不许扰民，还要爱民护民。小说《苦菜花》就描写了这样的事件：草莽英雄柳八爷的土匪武装被收编加入八路军后，其中的一个王排长在驻地强奸了农家妇女——这与《遥远的风沙》里煤黑子的行为一样。八路军按照纪律要枪毙此人，而柳八爷虽然也痛恨害民的行为，但顾念王排长是结拜兄弟作战勇敢，曾经救过自己的命，且这类行为在惯性的土匪思维和价值观中属于小事情，所以一度要求放行饶命，不如此就带队离开八路军。小说以八路军团长和政委关于人民军队的正义宗旨的正面陈述、以受害者的诉苦和悲情等方式教育和感化柳八爷，使之在理性和感情上都受到震撼与升华，最后自己亲自处决了这个往昔的兄弟和爱将。当然，作为“红色经典”的《苦菜花》的如此叙事，是得益于作者和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明确要求，这种明确的思想和政治条件及其“认识优势”是端木写作《遥远的风沙》时所不具备的，因此，不能要求或苛求写于1936年的《遥远的风沙》在“土匪抗日与扰民”的认识和写作中也能达到“红色经典”的高度。这里只是借河南农民的“助敌”事件和《苦菜花》的事例说明和强调，在抗战文学的叙事和认识中，如何处理和理解民族解放斗争中民族利益和道德的神圣性、如何处理和理解民族利益诉求的目的性与手段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和理解民族最高利益与人民具体利益的关系、如何处理和理解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同样是涉及到中国抗战文学作品的思想原则的正确与否和思想高度与深度的问题。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救亡历史任务的艰巨与沉重所形成的民族利益诉求和由此形成的思想诉求，五四文化、文学和政治运动中形成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使得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思想与文学经常出现绝对化现象，特别是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刻，容易导致把民族和阶级神圣化和绝对化而窄化和矮化人民与个人、把高于一切的民族与阶级利益终极目的化而忽视和淡化个体构成的民众利益或者把后者工具化与渺小化，甚至在这一宏大思维和叙事中把对个体的及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生存性、民主性利益的损害和忽视合理化与合法化——视为历史的必然和难以避免的、民族和阶级最高利益构成的大善之下的枝节性的小恶与非善，因而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因而个体和人民的某种被损害和牺牲也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众所周知，这样的思想认识在现代中国文学、政治和历史中长期存在与蔓延，是对文学和历史运动都造成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伤害和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总结和清理这种思想遗产及其在文学特别是抗战文学中的表现，是现代文学研究不能回避和应该进行的任务，而《遥远的风沙》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文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遥远的风沙》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1） 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 序》，《鲁迅全集》第6卷，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这里的“窑子”并非一般所指的“妓院”，而是过去东北胡子的行帮黑话，指的是准备胡子准备攻打抢夺或绑票的对象，多指有钱的人家。胡子对这类对象的攻打劫掠叫“砸窑”，财富多的人家叫“肥窑”。

　　（3）马克思：《关于波兰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08-310页，人民出版社，1995。

　　（4）（5）（6）（7）（10） 全勇：《东北抗联征战实录》，湖南出版社，1995，5-11页，12-21页，5-6页，29-32页，127-128页。

　　（8）（9）《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62-63页。

　　（11）关于这一段东北抗联的历史，除了前引的《东北抗联征战实录》外，还可参看朱秀海著《东北抗联征战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王晓辉著《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

　　（12）乔木：《八月的乡村》，载《时事新报》，1936年2月25日。

　　（13）乔治·奥威尔：《回顾西班牙内战》，《我为什么写作》，159-161页，南京大学出版，2008。

　　（14）徐贲：《刽子手与制度之恶》，《读书》，2008年，第5期，三联书店，2008年，58-67页。

　　（15）陈昊苏：《期待中日之战真正结束》，载《瞭望东方周刊》，2005[8]。

　　（16 ）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76页。

　　（17）端木蕻良：《大江·后记》，《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533页。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基金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