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慧(中山大學博雅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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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綱紀與中唐政治危機
——韓愈《毛穎傳》解讀

　　陳 慧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

　　韓愈《毛穎傳》主要模仿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以“諧讔”，即諧辭與隱語的方式，來諷諫時君。比照韓集、尤其是《順宗實錄》并參考相關史傳發現，《毛穎傳》中的秦始皇與毛穎、唐德宗與陸贄，有諸多切近之處，或有所影射。毛穎與陸贄皆出身低微、博學能文，在追隨君主“滅諸侯”的過程中，有仁德教化之功，并因此獲用，恩寵逾於常禮。然君主專斷自決，二人皆不得實，未得大用。雖毛穎與陸贄皆盡心有功，所事君主卻刻薄寡恩，一旦不合其意，便永遭棄置，賞不酬勞。韓愈以陸贄爲原型作《毛穎傳》，也是要藉此啟悟憲宗，中唐政治危機的根源在於綱紀不振，尤其是君臣綱紀存在嚴重問題，如果君主專決寵私、違禮背義，削弱外廷宰相的權力，便容易導致奸佞趁虛禍亂，賢臣輕遭貶死，朝廷的威柄日益衰微，無法對四方形成信服力與威懾力。

　　Author:Chen Hui is lecturer at Liberal Arts College,Sun Yet-sen 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E-mail：huihui84@126.com

　　韓愈《毛穎傳》模仿司馬遷身份與筆法，爲一支兔毛製成、名爲“毛穎”的毛筆作傳，時人往往大笑以爲怪。柳宗元讀罷，特撰《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爲之辯護，點明該傳與《史記·滑稽列傳》一脈相承，二者雖善戲謔，卻“皆取乎有益於世者”，是“發其鬱積”之作。換言之，韓愈要借毛穎以“盡其意”，並非只供常人悅笑而已。

　　《滑稽列傳》所傳人物，主要採取詼諧詭譎、隱曲假託的手法，來順美匡惡、諷諫人君。《文心雕龍》將這種手法命名爲“諧讔”。*……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於說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於是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者也。……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270-271)“諧” 爲諧辭，先以淺俗、誇飾、幽默之辭迎合人主，待人主接受以後，再一反其意，歸乎正道。“讔”爲隱語，即隱約其意，假借某物，使人主以猜謎的方式，從遯辭、譎譬中領悟影射之事、弦外之音，從而圖謀正道。

　　《毛穎傳》也同時運用了諧讔手法，爲毛筆立傳。就“諧”的手法來看，韓愈起初極言毛穎才能與秦皇恩寵，臨了筆鋒一轉，言毛穎只因年老，不稱主意，便永遭棄置。再從“讔”的手法來看，毛穎顯然是被假借之物，至於韓愈影射何事，弦外何音，則有待讀者來猜測領會。顯然，韓愈所期待的讀者，非普通讀者，而首先是君主(或君臣相遇之媒介)。若君臣不得遇，則留待其他知己發明其意。然而《毛穎傳》並沒有《進學解》那般的好運氣，後者果然得遇，按《舊唐書》本傳，“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前者卻爲時人所笑，唯一知己柳宗元，居夷處窮而已，對韓愈之意，也不過是點到即止。大概二人同時，政治處境相似，故不便明言，只好更待隔世知音。然長期以來，該篇不是被當成俳諧遊戲之辭，就被誤作“駁雜無實之說”，或“子虛烏有之比”、“莊周寓言”之流，幾乎未見有人考究韓愈到底假託毛穎來指向朝中何事，向君主傳達何意？

　　直到當代學者卞孝萱、劉寧，才重新強調韓愈學習司馬遷的“指秦罵漢”，並以“中書”爲線索尋找可能影射的史事。前者從“不遇”的角度申發，認爲司馬遷受腐刑後爲中書令，韓愈承其發憤著書之志，爲受“元載案”牽連的兄長韓會鳴不平。案發前，元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韓會受其賞識任中書起居舍人。*卞孝萱，《韓愈〈毛穎傳〉新探》，載於《安徽史學》，1991年第4期，頁5-10。後者則著眼“致仕”，認爲韓愈感慨毛穎“以老見疏”，是針對曾任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杜佑致仕一事而發，參照韓愈長慶年間所作《論孔戣致仕狀》，知其強調儒家君臣觀念中的仁愛因素，體現了建構儒家政治-文化制度的理想。*劉寧，《論韓愈〈毛穎傳〉的托諷旨意與俳諧藝術》，載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54-57。

　　然而，毛穎的經歷與司馬遷、元載、韓會或杜佑都只有一二相似點，況且，《毛穎傳》只是悲嘆賢士不遇，或批評中唐致仕制度而已嗎？當然，要確鑿無疑地斷定《毛穎傳》所諷斑斑今事，就目前所存文獻來看不太可能。因韓愈有意隱諱，其具體創作時間不能確定，加之好的詩文往往高於現實，故而筆者無意像“索隱派”那樣去考證坐實，而是試圖在韓愈的書寫中找到其可能影射的政治事件與人物，再回頭探討《毛穎傳》的潛在用意。

一、《毛穎傳》對唐德宗與陸贄的影射

《毛穎傳》中，秦兼諸侯、毛穎起伏，是兩條交織的重要線索。置入中唐建中藩亂前後的時局中來觀照，尤其是並讀韓愈所修《順宗實錄》*當前學界傾向判定今傳《順宗實錄》爲韓愈所撰，張國光、張艷雲、劉真倫、唐江浩等皆有考證。，會發現秦始皇與唐德宗之間、毛穎與陸贄之間，有許多耐人琢磨的相似點。

　　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幾大關鍵，其一，毛穎與陸贄，皆博學能文，通於時務，各自追隨秦始皇與唐德宗滅“諸侯”以平天下，有人文化成之功。

　　《毛穎傳》寫道：“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書“伐”，暗示“討有罪”。*[宋]呂夏卿，《唐書直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7。值得注意的是，秦兼諸侯，韓愈主要歸功於毛穎文治，而非蒙恬武功：伐楚途次中山，據卜辭俘獲對應“天與人文之兆”、能助秦兼並諸侯的毛穎。而毛穎果然博學能文，“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佔相、醫方、族氏、山經、地誌、字書、圖畫……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巿井貸錢注記”，爲朝廷內外愛重。對於毛穎的功績，韓愈模仿太史公贊云：“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

　　而唐德宗一心平定藩亂，卻激發建中年間的“涇原兵變”。朱泚、李希烈先後稱帝，後者國號“大楚”，*據陸贄《奉天論赦書事條狀》描述，當時“假王者四”、“僭帝號者二”，“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見[唐]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535。朱於建中四年稱帝，國號“秦”，次年興元元年改爲“漢”，李希烈於興元元年稱帝，國號“大楚”。與上述“伐楚”對應。韓愈《順宗實錄》卷四力陳陸贄在此次平叛中的“剋平寇難”之功：陸贄隨德宗避難奉天，在起草書詔方面體現出卓越文才，“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舊唐書》本傳亦稱其“於議論應對，明練體理，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更重要的是，陸贄勸誡德宗宣罪己詔以挽回叛逆者之心，並代擬《奉天改元大赦制》，感動了許多將士。以致時議認爲，德宗得以復位，除武功之外，也因“文德廣被，腹心有助”，即指作爲心腹之臣的陸贄推廣文德有功。

　　其二，毛穎與陸贄皆江南人氏、出身低微，在平亂過程中獲君主親寵用事，掌詔敕、參政事，形同“內相”，致使宰相有位無實。其後，二人皆入中書，出任宰相。

　　《毛穎傳》中，中山毛穎，爲溧水人氏，*文中“中山”所指古有定州、溧水二說，近世學者多主後者。如高步瀛認爲溧水除按《元和郡縣圖誌》說法在當時產兔毛最精外，“於地勢亦甚合。楚自考烈王徙都壽春，在今安徽壽縣，則伐楚時，次江蘇溧水縣之中山，於用兵亦宜，並免朱子所譏”。見高步瀛選注，《唐宋文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263。本文依從高說。且卞孝萱的立論也是建立在中山爲宣州的基礎上。本是“衣褐之徒”，被俘獲之前，已有爲相的預兆：“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這段文字，模仿司馬遷筆下周文王得姜尚時的卜辭：“周文王將田，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伯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暗指毛穎將來爲相，輔佐秦皇成就霸業。

　　毛穎被俘以後，因“惟上所使”、“善隨人意”，以至秦皇“日漸親寵用事”，累官至“中書令”。擔任“中書令”以前，毛穎已掌擬各類文書，且通於時務，可預政事。若對應唐代，其職務內容接近“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杜佑，《通典》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25-126。的中書舍人。但“惟上所使”，又兼有唐德宗時號爲“天子私人”*李肇，《翰林志》，載洪景嚴編，《翰苑叢書》卷一，收傅璇琮、施純德編，《翰學三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頁3。肅宗到德宗年間，又於諸學士中選資高望重者一人承旨，參謀禁密，權任獨重。元稹《翰林承旨學士記》云：“大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憲宗時，正式常設翰林承旨學士。的翰林學士之意。至於“中書令”一職，若依此前的爲相預言及其受用情況，可對應“安史之亂”前相當於首相地位的中書省長官中書令，或唐中後期相當於真宰相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無“中書令”官名，漢武帝時以宦官任中書謁者令，掌傳達政令，司馬遷受腐刑後任此職。唐高祖時，“中書令“作爲三省長官之一，掌草擬詔敕，內參機密，決議朝政，居宰相之任。用《唐六典》中的話，就是“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唐代宗大曆二年(公元767年)後，“中書令”成爲不預三省事務，而作賞功序進之用的榮銜。而唐中後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才相當於真宰相。除前文已有“爲相”的鋪墊外，後文也可見出，“中書令”毛穎仍掌“摹畫”之事，多被密詔、“任使”，自非虛銜。

　　至於陸贄，乃吳郡陸氏，與毛穎祖籍地相近，*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吳郡改爲蘇州，同年置浙江西道。而中山所在溧水縣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後隸宣州，此後至貞元以前，宣、蘇二州同歸浙江西道管轄。其父陸偘不過憑祖蔭得溧陽令。陸贄十八歲始釋褐入仕，在德宗即位後，由監察御史召充翰林學士。據李肇《翰林志》，至德(公元756-757年)以後，*元和年間韋處厚所撰《翰林院廳壁記》也說：“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之詔，霈洽天壤之澤，導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翰林始兼學士之名。*《舊唐書·吳通玄傳》載陸贄所言，亦云：“只自至德以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爲名。”德宗雅尚文學，特重是選，起初還只是“對御起草，詩賦唱和”。而後，陸贄以翰林學士身份，跟隨德宗避難奉天，“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權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附錄卷二，前揭，頁814。得以參與機要，“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李肇，《翰林志》，前揭，頁1-4。

　　出身低微的翰林學士能分奪相權，成爲公認“內相”、宰相備選，正始於陸贄，而“涇原兵變”爲其重要機緣。《順宗實錄》卷四所述即挑明了這點：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陸贄作爲祠部員外郎、翰林學士，扈從德宗避亂，書詔皆出其手。兩年內，“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兼翰林學士”。母喪服除後，“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當時，“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又云：“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然。”直至貞元七年，陸贄乃罷翰林學士，次年擢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任宰相。*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所載更爲詳盡：“建中四年三月自祠部員外郎充，其年十一月轉考功郎中。興元元年六月遷諫議大夫。十二月轉中書舍人。貞元三年丁憂。六年遷兵部侍郎，又加知製誥。”韋執誼《翰林院故事》則強調陸贄翰林學士身份：“陸贄，祠外充考中又充，大諫又充，中人又充，丁憂權兵侍又充。”

　　其三，毛穎與陸贄爲相之初仍被用作“天子私人”，親寵逾於常禮。然因秦始皇與唐德宗皆好自決策，不肯委權臣下，故名位雖高，終究未得大用。

　　耐人尋味的是，韓愈在毛穎爲相之後，不像此前那樣大書毛穎才能功績，卻將筆觸轉向秦始皇的專決寵私，毛穎雖恩寵在身，卻似無處施功。有三處細節值得注意：一是毛穎“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一是秦始皇“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只有毛穎與執燭者常侍始終。一是與毛穎相推致者，也得以“不待詔”而面上，“上未嘗怪焉”。

　　可相對應的是，唐德宗也是躬臨庶政，如上引所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陸贄初爲相時，也仍被用作“私人”，而屢上諫言，又多不獲用。上文，據權德輿記載，德宗對陸贄亦有昵稱，“有時宴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權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陸贄集》附錄卷二，前揭，頁814。依例，君主稱臣，當稱字或官名，以示敬重優禮。*德宗呼臣子行第，尚有一例。《唐語林》卷一記“宋濟考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見[唐]王讜撰、周勳初註解，《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49。而其他稱字或官名以示優禮的例子有：《日知錄·人主呼人臣字條》提及《南史·蔡樽傳》載梁武帝宴請群臣，吏部尚書侍中蔡樽在座。武帝直呼其名，不答，改稱蔡尚書始作答應。梁武帝：“卿向何聾今何聰？”蔡樽：“臣預爲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此外，顧炎武感慨唐太宗時，堂陛未甚闊絕，朋友之義尚在，故常稱臣下之字。見[明]顧炎武撰、張京華校釋，《日知錄校釋》，長沙：岳麓書社，2011，頁937-938。又據《舊唐書·杜佑傳》，杜佑爲相，因老疾欲致仕，而憲宗不許，反優禮之，每逢其入宮奏事，都不呼其名，而“常呼司徒”。另據《元史·趙孟頌傳》載：“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呼行第，同秦始皇稱毛穎爲“中書君”性質相類，皆寵昵過甚。而此前“涇原兵變”時，德宗與陸贄一度形影相隨，君臣於梁洋棧道走失，德宗竟“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待陸贄歸來，“太子親王皆賀”。陸贄初爲相時，君臣仍相親近。陸贄曾建議讓台閣長官推薦自己的部屬，而德宗卻因疑慮外議，下密旨授意只需陸贄一人裁選便可：“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陸贄受此優待，不喜反憂，上《請許台省長官舉薦屬吏狀》力誡德宗不可廢公舉而行私惠。*陸贄撰，王素點校，《陸贄集》卷十七，前揭，頁525。還在《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中直陳德宗不顧名位乃天下公器，“以辭盡人，以意選士”，這就包括：以宰相是否承私寵決定其所引人才的用棄；過分重用稱愜之臣，不管其能力是否相稱；等等。但是，據《新唐書》本傳，爲相後的陸贄雖屢屢諫疏，德宗卻不像平亂時那樣多從其諫，而是或“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或“愛重其言，不從也”，“所用才什一”而已。*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三九，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4931-4932。

　　其四，毛穎與陸贄雖盡心有功，秦始皇與唐德宗却刻薄寡恩。一旦不合其意，便將他們貶退棄置，以致老死貶所，韓愈極言毛穎所受榮寵逾越一般君臣之禮，臨了卻筆鋒陡轉，“盡心”的毛穎年老不再盡隨人意時，便被秦皇無情拋棄：某次毛穎進見，“上見其發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竟“嘻笑”說：“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中書君，君今不中書邪？”從此“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封邑管城，相當於毛穎的貶所。參考《唐書直筆》，“賢臣死於貶所，書地，隱之也”。*呂夏卿，《唐書直筆》卷一，前揭，頁6。韓愈模仿太史公身份評譏道：“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二、《毛穎傳》與陸贄的共同政治關切與治世理念

由上可知，《毛穎傳》應對唐德宗與陸贄有所影射，所關切的是中唐以來兩大危機，一爲藩鎮問題，一爲綱紀問題。陸贄曾在貞元元年(公元785年)提出“任德而不用兵”。且生平所論，“譏陳時病，皆本仁義”。*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五七，前揭，頁4932。韓愈在《毛穎傳》中則一正一反地體現了毛穎的人文化成、秦皇的未本仁義。換而言之，在陸、韓看來，以仁義教化爲本，才能徹底拔除藩鎮動亂與綱紀不振這兩大毒瘤，實現大唐中興的願景。

　　“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45。這是韓愈在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所作《遠遊聯句》中的一聯。次年撰寫的《贈太傅董公行狀》，也主要鋪陳董晉以仁義平撫藩鎮叛亂之功，謂其“未嘗言兵”、“志移教化”。而在《毛穎傳》中，雖以蒙恬伐楚出場，秦兼諸侯的主要功勞卻被歸爲“天與人文”，亦可窺見韓愈言教化而恥論兵的思想。且韓愈與陸贄相似，都有言辭退兵的經歷。據其弟子皇甫湜所撰《韓文公神道碑》，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韓愈隨裴度平淮西時，嘗建議裴度，只需憑藉軍威，用言辭說服鎮州王承宗，不必用兵：“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而後，“得柏耆，先生受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王承宗果然爲其言辭所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韓愈還在這途中作《晚秋郾城夜會聯句》，再次強調恥於用兵的觀點：“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爵”。*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十，前揭，頁1037。

　　在韓愈看來，藩鎮問題與綱紀問題緊密關聯乃至可以合而爲一。綱紀不振是導致藩鎮動亂的重要根源，若綱紀稍存，即便藩鎮爲亂，亦不妨其久治。故而重振綱紀比起平定藩亂顯得更加急迫。其《潮州刺史謝上表》便指出，引起藩亂的原因在於“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乃是綱紀不振的體現。綱紀弛亂，政令曲折，這在藩鎮權重的背景下，更加削弱了朝廷威柄，不利天下的統一安寧。韓愈在貞元年間所作《醫說》中更明確地說：綱紀爲國之命脈。夏、殷、周因諸侯之作、戰伐日行而衰，卻因紀綱之存，能“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而秦稱王天下，只是聚兵攻打諸侯，不察紀綱之理亂，故只能“傳二世而天下傾”。明人黃道周評鍾惺《古文備體奇鈔》輯錄此文，便注意到韓愈這是以秦爲喻，針砭時弊：

　　退之先生見唐室彞倫攸斁，藩鎮跋扈，皆由紀綱不振所致，故言天下安危，全系紀綱理亂，欲人君亟圖所重云。

　　可見，由《醫說》到《毛穎傳》，所反映的思想、所運用的手法是一貫的。

　　《毛穎傳》集中體現君臣綱紀問題，毛穎與秦始皇的親疏折射君相關係的緊張，暗示宰相權職的虛化。秦始皇好自決策，私意取廢，其“寡恩”與毛穎的“盡心”之間形成巨大諷刺。這顯然違背了儒家所倡導的“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在“臣事君以忠”的前提下，君主卻未能做到“使臣以禮”(《論語·八佾》)。

　　君相關係爲君臣關係之首，是政治生活的緊要部分，相權虛化，成爲一大政治隱憂。上文說到，陸贄正是中唐相權走向虛化的代表性人物。其爲翰林學士時，因受德宗倚重，人稱“內相”，昭示德宗開始培養內廷力量侵分宰相權職。然當陸贄任實際宰相時，卻因屢屢犯諫，加上奸佞饞謗，而受德宗猜忌防範，又被進一步弱化宰相職權，在其罷相之後，宰相更加不被信任。

　　韓愈以陸贄爲原型作傳，可集中探討藩鎮動亂與君臣綱紀問題，體現中唐政治的重要動向與根本弊端，這是非常有見地的。但打動韓愈的，或許不僅僅是陸贄如此富有戲劇意味的仕宦經歷，更在於他對政治的準確判斷、對君主的忠藎犯諫，以及他仁義爲本的爲政思想。

　　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二月，陸贄任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時，已清楚認識到翰林學士分奪中書職權，侵敗了君臣綱紀。貞元三年，他上疏勸諫，指出“安史之亂”以來的一系列戰爭衝擊了原有行政體制，使得本來不干時務、不預樞密的翰林得掌書詔。既然這是戰時從權的便宜之舉，那麼平亂以後，應將詔敕之權歸還中書，以免物議不平，“皆曰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至使聖代虧至公之體，宰臣有備位之名”。*李肇，《翰林志》，前揭，頁3-4。然而德宗沒有接受此建議。

　　陸贄爲相後，又在《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中指陳朝廷已是“官序失倫，人才不長”，並列舉德宗造成此一局面的種種過失。除上文述及的“以辭盡人，以意選士”外，還有一個要因，在於德宗過度責望違忤者，不顧其多年修身勵行，“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以宰相爲例，在陸贄罷相前，德宗親擢的參政宰相共21人(含陸贄)，唯有兩位任期四至五年，餘皆在三年以內。*崔志華，《唐德宗朝宰相及相關問題研究》，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頁24。劉晏、楊炎、崔寧、竇參、姜公輔、蕭復等相，俱因德宗猜忌而被貶乃至被殺。平定“涇原兵變”的功臣陸贄，爲相之後竟也漸不爲德宗信任，成爲他過度責望的又一犧牲品。《順宗實錄》卷二云：“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是陸贄遭德宗新寵裴延齡等讒謗罷相，幾被賜死的那一年。

　　陸贄罷相後，德宗“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三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7575。從此，相權每爲德宗所親信的翰林學士，或專由宦官充任的樞密使侵奪。*貞元十二年，德宗更確立宦官專掌禁軍制度——神策中尉制，直接由皇帝授印任命，不受南衙宰相干預，可參機務之要。《唐會要》云：“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臣以事，人間細務，多自臨決，裴延齡等得以奸進，而登台輔者，備位而己”。*王溥，《唐會要》卷五三，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916。這說明相權虛化以後，主侵權職，主勞臣逸，君權過分集中，容易私意取廢，有違君臣進退之禮；也易致宦官專橫用事，外廷宰相結黨排異，奸佞趁隙而入，掌握機要軍政，讒害忠賢，有失聖賢相逢之治。中央其身不正，則令不能行，權柄與威信弱化以後，更顯地方權重，失去震懾力與信服力。

　　德宗以後相權虛化的影響非常深遠，對韓愈而言也非常直接。所歷順宗、憲宗朝皆嘗其惡果，這應是促使韓愈創作《毛穎傳》的直接原因。順宗時，先是“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奸黨，取兵柄，弄神器”，*李肇，《翰林志》，前揭，頁3-4。其後宦官俱文珍等得以發動宮廷政變，脅迫順宗讓位。翰林學士與宦官弄權，乃韓愈所修《順宗實錄》的兩大主線。而在韓愈修《實錄》前，已有樞密使劉光琦與中書史滑渙勾結，凌駕於宰相之上，監控排斥異己。對韓愈有延譽之恩的鄭餘慶，也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怒斥滑渙而罷相。*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四六，前揭，頁4739。

餘緒

據《順宗實錄》，順宗於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年)三月“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詔未至而陸贄已歿，“士君子惜之”。這其中，元和元年在京師的權德輿就撰寫了《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痛惜陸贄才高位達且獲幸時君，卻不像房玄齡、魏徵那樣，能盡王道以奉君，致天下以清平。又說“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言外之意是，陸贄最終不能君臣得遇的根由，不在於奸佞裴延齡使詐，而在於時君唐德宗未能如唐太宗那樣，盡王道以使臣。彼時，*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因順宗即位大赦，本由國子監四門博士被貶陽山令的韓愈，得以於夏季離開陽山，待命郴州。八月，順宗傳位太子李純(即憲宗)，改元永貞，韓愈量移江陵府掾曹。韓愈對陸贄之事是否有所耳聞，不得而知。直到元和元年六月，韓愈被詔權知國子博士，到次年夏末分司東都洛陽之前，都在京師，則有極大可能對權德輿的序文有所寓目。上文也講到，權序提及德宗暱稱陸贄“陸九”，及早年二人形影相隨之事，皆在《毛穎傳》中可找到對應。學界一般依據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及《與楊誨之書》、《與楊誨之第二書》，判斷《毛穎傳》成篇且在中州(京師)流傳的時間不早於貞元二十一年，不晚於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若考慮權序的影響，可將上限下延到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韓愈也應是痛惜陸贄的“士君子”之一，但除《順宗實錄》有極大篇幅傳寫這位德宗朝的功臣外，現存韓集中再無任何提到陸贄的文字。修撰《實錄》是在韓愈元和八年(公元812年)十一月任史館修撰以後。考慮到陸贄爲韓愈座師，理念又極貼近，時隔多年才有歎息之辭，頗令學界困惑。如若《毛穎傳》真藉毛穎以喻陸贄，則庶幾可解此惑。

　　此外，與韓愈相知的柳宗元，也曾在陸贄被貶後爲之痛惜。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柳宗元作《故御史周君碣》一文，表彰唐玄宗時直諫而死的御史周子諒。周君所諫之事，是指開元年間，張九齡因諫言不可用諂媚事主的牛仙客爲相而被放退。時值陸贄被貶不久，有學者認爲這是假借玄宗朝的張九齡與牛仙客，來曲筆諷刺德宗朝賢相陸贄與奸佞裴延齡之事。*鄭力戎，《陸贄與唐宋古文大家》，《文史哲》，1996年第3期，頁83-89。陸贄早年扈從德宗避難奉天時，也曾將玄宗用奸視爲大唐治亂之分，*可與周子諒對應的是犯顏力諫陸贄無罪、裴延齡爲奸佞的陽城等直臣。兩年后，陽城坐裴延齡事被貶，柳宗元爲之連撰《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與《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還以直書的方式表達對陸贄不避權幸、剛直敢言的欽佩。以此諷諫德宗。他在《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中指出，玄宗起初克己納忠，寵私不敢干公議，故能上下通達，政治清明，可謂人文化成。其後驕奢拒諫，導致內寵擅權，耳目閉塞，禍機四起，危害流播至今。*陸贄，《陸贄集》卷十二，頁382。又據《舊唐書·崔群傳》，崔群也嘗提醒憲宗，理亂之分，非始於天寶十五年安祿山范陽起兵，而起於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

　　殷鑒不遠，如果說，張九齡被貶，意味著大唐由治轉亂；那麼，韓愈在象征“天與人文”之兆的陸贄貶死之後，所痛惜的就不僅是賢臣不遇，更在於王道不行、“唐胙不兢”*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五七，前揭，頁4932。——大唐可能因此由安轉危，遑論由安轉治了。王夫之云：“唐室爲之再安，皆敬與(陸贄)悟主之功也。”韓愈以《毛穎傳》向陸贄致敬，並非只是感慨一人或一類人的命運而已，更有意效法他爲文“悟主”，表達人文化成的王道政治理想，獻上解決當下政治危機的治世良方。他認同陸贄一方面曉諭君主以仁德教化爲先，來平藩鎮之亂，一方面誡以儒家君臣禮義，來救綱紀之失。*蘇軾《進呈陸贄奏議札子》嘗總結陸贄與德宗的關係云：“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見《陸贄集》附錄卷二，前揭，頁817。但同時還特別指出，重振綱紀是更爲根本的，其中又以重正君臣之倫，處理好君相關係爲首要。原有行政格局尤其宰相制度已爲連年藩亂衝擊打亂，如果君主專決任私，寡恩背義，繼續弱化相權，則易使奸佞間入，賢臣去位，中央之於四方的威信與權柄愈顯削弱。因此，爲從根本上解決中唐政治危機，君主須先正其身，廣納忠言，使臣以禮，歸政於相。

　　《毛穎傳》的表達雖然隱曲，卻足堪引起時君的危機意識，激發其人文化成的意志。從其創作時間來看，這位時君，正是即位不久，被寄予“中興”厚望的唐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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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narch-Subjects Discipline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Middle Tang DynastyAn Interpretation of Han Yu’sBiographyofMaoYin

　　Han Yu’sMaoyinzhuan(ABiographyofMaoying)mainly imitated theBiographiesofJesterswritten by Sima Qian.It satirized the monarch of the author’s time by the way of illusions and metaphors.With reference to theRecordofEmperorSunzong, also written by Han Yu,theBiographyofMaoYinalluded to Emperor Dezong and Lu Zhi by mentioning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and Mao Ying.By making this analogy,Han Yu pointed out that the root of the political crisis lied in the malfunction of the Monarch-subjects discipline,of which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was that the monarch possessed the absolute power,and the members of Imperial Hanlin Academy divided up,weakening the prime minister’s power. That Hanyu took Lu Zhi as the prototype to writeABiographyofMaoYinwas a way to make Tang Xianzong realize that the root of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his time lied in the loose of the ruling principles,especially the serious problems undermined the monarch-subjects disciplines.Since the Rebellion of An and Shi,the system of six providences and that of prime minister had suffered a series of damage.If the monarch deceived and acted arbitrarily,running counter to customs and justice,and went to weaken the power of the prime minister,the court’s authority can be more and more on the wane.In order to settle the matter of Pan Zhen completely and achieve prosperity and cultivation,the monarch should correct his own mind,and take advices,treating his subjects according to customs and returning the proper power to the prime minister.

　　Han Yu;ABiographyofMaoYin;the Political Crisis in Middle Tang Dynasty;rival principalities separatism;the Monarch-Subjects Discipline;the prime minister’s power

　　關鍵詞：韓愈 《毛穎傳》 中唐政治危機 藩鎮割據 君臣綱紀

　　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