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夢穎(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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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爾王的高貴謊言
——《李爾王》開場繹讀

　　湯夢穎
(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

　　《李爾王》開場中的“愛的考驗”引發了迥異的理解，直接影響到對整部劇本的理解以及對李爾本人的評價。應當指出，“愛的考驗”並非一齣家庭鬧劇，而是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通過“愛的考驗”，莎士比亞傳達了深刻的政治教誨。借助文本細讀並結合古典政治哲學可以得出，李爾的“愛的考驗”顯示了政治智慧，“愛的考驗”實則一個高貴的謊言，其目的在於實現以德性爲基礎的分配，該謊言能在多重意義上實現正義。在開場中，考狄利婭也確實表現了行動得好、中道、不爭權奪利這三重德性，只是考狄利婭雖具有出色的道德德性，但還不具備統治者應有的特殊德性，即不能始終維護國家的利益。李爾的真正錯誤在於，他未能意識到，高貴的謊言的真正要求是將統治權給予最有政治德性的人，他未能賦予考狄利婭必要的王者教育。

　　Author:Tang Mengying is Ph.D student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 of China(Hangzhou 310058,China).E-mail:mytangrosemary@163.com

　　《李爾王》(KingLear)是最受評論界關注的莎劇之一，但也被有的評論家認爲是最受誤讀的莎劇。*L.Craig，《哲人與王者》(Of Philosophers and King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1，頁112。解讀的一大分歧源自對開場中“愛的考驗”的不同理解，由此引發對李爾(Lear)的迥異看法。大多數評論家贊同佈雷德利(Bradley)的觀點，認爲李爾的考驗荒謬輕率，無非是想滿足下自己的權欲以及對女兒孝順的渴望罷了。*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張國強、朱湧協、周祖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頁230。以雅法(Jaffa)爲代表的極少數評論家則認爲，李爾劃分國土的舉動既不武斷，亦不愚蠢，而是維持國家統一的唯一方法。*雅法，《政治的局限：〈李爾王〉第一幕第一場》，收於布魯姆、雅法選編，《莎士比亞的政治》，潘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111。那麼，這個引發如此爭議的考驗究竟有何意蘊？莎士比亞在借此傳達何種政治思考呢？

李爾的謊言

有證據表明，在進行“愛的考驗”前，李爾已將領土劃分完畢，並已決定每塊領土的歸屬：從劇本伊始肯特(Kent)與葛羅斯特(Gloucester)的對話來看，這兩位重臣已知道李爾的計畫，對此沒有反對意見。*W.Shakespeare，《李爾王》(King Lear)，R.A.Foakes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157，注4。此外，柯勒律治、佈雷德利、雅法、克萊格等人均有類似論述。參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前揭，頁229；雅法，《政治的局限：〈李爾王〉第一幕第一場》，前揭，頁106；Craig，《哲學家與王者》，前揭，頁119。李爾若真想依據愛的誓言來分配領土，他應當在聽完所有誓言後，經比較再做出決定，而實際情況是，李爾在高納里爾(Goneril)和雷根(Regan)各自表白後、還沒有聽到考狄利婭(Cordelia)的誓言前，便把部分領土分給了兩個大女兒。*雅法，《政治的局限：〈李爾王〉第一幕第一場》，前揭，頁115。此外，李爾設計這一考驗，並非爲了獲得更多奉承，事實上，李爾更喜愛不善吹捧的肯特和考狄利婭(同上，頁108)。由此可見，若按原計劃，“愛的考驗”並不能改變分配領土的結果，這場考驗實則一個謊言。那麼，李爾爲何要多此一舉，在群臣面前上演這一謊言呢？

　　在宣佈“愛的考驗”前，李爾明確說明了考驗的目的：“我因爲自己年紀老了，決心擺脫一切世務的牽縈，把責任交卸給年輕力壯之人”(1.1.37-39)，“爲了預防他日的爭執，我想還是趁現在把我幾個女兒的嫁奩當眾分配清楚”(1.1.43-44)。*《李爾王》採用朱生豪譯本，略有改動。英文本對照阿登版，參W.Shakespeare，《李爾王》(King Lear)，R.A.Foakes編，前揭，2008。可見，考驗的初衷有著深刻的政治目的，事關政權的交替與李爾身後的統治。此外，李爾長段宣言的首句尤其值得注意：“現在我要向你們說明我更爲隱秘的目的(darker purpose)”(1.1.35)。这裏的darker有“更秘密的”“更邪惡的”之義。*W.Shakespeare，《李爾王》，前揭，頁160，注35。這不禁使人思考：在表面的目的之下，李爾是否還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動機？

　　和大多數莎劇人物一樣，李爾兩個女婿的名字有著深刻的內涵。據賀林歇德(Holinshed)*英國編年史家賀林歇德1587發表的《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年表》(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and Ireland)被認爲是莎士比亞創作歷史劇的重要來源。福克斯認爲，《李爾王》中的奧本尼公爵和康華爾公爵的稱號可能取自該部史書。參Shakespeare，《李爾王》，前揭，頁95。的記載，奧本尼(Albany)指大不列顛島的北部，包括蘇格蘭。*Shakespeare，《李爾王》，前揭，頁155，注5。同樣，雅法和克萊格等人也認爲，奧本尼和康華爾的名字暗示了李爾原計劃中的國土分配。雅法認爲：“康華爾和奧本尼代表不列顛地理上的盡頭。康華爾顯然代表南方。根據賀林歇德的記載，奧本尼最初指大不列顛群島的北部，包括蘇格蘭”(參雅法，《政治的局限：〈李爾王〉第一幕第一場》，前揭，頁110-111)。克萊格指出，奧本尼和康華爾的名字暗示了他們各自的公爵領地。前者是蘇格蘭及北英格蘭的領主，後者是英格蘭西南部的領主。李爾試圖將兩位公爵已有效控制的國土給予兩人(參Craig，《哲人與王者》，前揭，頁120-121)。康華爾(Cornwall)指大不列顛島的西部，包括威爾士。*Shakespeare，《李爾王》，前揭，頁155，注6。這暗示，奧本尼和康華爾分別是國家北部和西部的地主，李爾的原計劃是將國土的北部分給奧本尼和大女兒高納里爾，將國土的西部分給康華爾和二女兒雷根。*在第一幕第四場中，弄人對李爾說的話：“你把你的聰明從兩邊削掉了，削得中間不剩一點東西”(1.4.177-179)也證實了這一猜想。李爾通過皇室與這些邊遠地區聯姻，*雅法，《政治的局限：〈李爾王〉第一幕第一場》，前揭，頁111。可以保證邊遠地區的穩定。至於中間地區，李爾顯然要將這塊“更富庶的土地”(1.1.86)留給“我的寶貝”(1.1.82)、小女兒考狄利婭，使中間地區成爲緩衝區，*T.Burns，《莎士比亞的政治智慧》(Shakespeare’s Political Wisdo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頁137。準備“在她的殷勤看護下，終養我的天年”(1.1.124-125)。可見，李爾原打算把國家的權力中心交予考狄利婭和她的丈夫，並在終養天年時與考狄利婭共同生活，憑藉自己的聲望，將權威賦予考狄利婭的統治。*G.R.Elliot，《〈李爾王〉開場中的對比》(“The Initial Contrast in‘Lear’”)，載於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Vol.58.No.2(April)，1959，頁256。

　　因此，李爾眼下的問題即是如何實現這一計畫。事實上，李爾對如何實現這一計畫有著慎重的考慮。李爾說：“爲了預防他日的爭執，我想還是趁現在把我幾個女兒的嫁奩當眾分配清楚”(1.1.43-44)。也就是說，國土的分配不能引起女兒們的抱怨，爲以後國家的和平埋下隱患。其次，從劇本細節來看，李爾高度重視公正無私、不偏不倚的君王典範。*I.Morris，《考狄利婭與李爾》(“Cordelia and Lear”)，載於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8.No.2(Spring)，1957，頁150。例如，爲了抵消肯特等人眼中李爾偏愛奧本尼這一印象，李爾特意先親熱地稱呼康華爾，儘管康華爾是二女兒的夫婿；*G.R.Elliot，《〈李爾王〉開場中的對比》，前揭，頁253。又如，李爾要是在一位女婿面前先提起另一位，後者必然是“同樣是我心愛的奧本尼賢婿”(1.1.41)。*I.Morris，《考狄利婭與李爾》，前揭,頁150。想必李爾在分配國土時，也絕不會輕易地違背這一典範，使人詬病。

　　那麼，李爾爲甚麼要將國家的權力中心交予考狄利婭呢？法蘭西王的質問或許能給出暗示：“她剛才還是您眼中的珍寶、您讚美的題目、您老年的安慰、您最好、最心愛的人兒”(1.1.215-127)。可見，考狄利婭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她是“讚美的題目”，是“最好”的人，三個女兒中她最有德性。同時，劇中也有不止一處表明李爾高度重視德性。例如，從劇本伊始肯特與葛羅斯特的對話來看，兩人理所當然地認爲，李爾顯然會根據自己對兩位元公爵的喜好程度來分配國土(從後文看，兩位公爵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德性的差異)。*G.S.Brown，《莎士比亞的哲人王》(Shakespeare’s Philosopher King)，Macon：Mercer University Press，2010，頁135。又如，李爾在落難後，依然由衷地欣賞考狄利婭言語方式中體現出的德性：“她的聲音總是那麼柔軟溫和，女兒家這點最妙”(5.3.272-273)。再看李爾在宣佈“愛的考驗”時提出的原則：“我要看看誰最愛我，最有賢德，我就給她最大的恩惠”(1.1.52-53)。也就是說，李爾試圖基於德性分配國土，用德性的原則取代習俗的原則，將國家的核心權力賦予最有德性的考狄利婭。

　　因此，“愛的考驗”實則與《王制》中高貴謊言的第二部分如出一轍。在《王制》卷三中，蘇格拉底講述了一個腓尼基人的傳說，其第二部分大意是：有一位塑造神，在有足夠統治能力的人的生產模型中加了金子；所有的助手，加了銀子；在農夫和其他手工業者中，加了鐵和青銅。金質的父親可能會生出一個銀質的兒子，金質的兒子也可能產生於一個銀質的父親。這位神靈特別警告佔據統治地位的人，他們應當給予後代與其本質相符的身價，即讓金質的後代去當城邦的衛士。神諭說一旦鐵質或銅質的衛士出來捍衛城邦，這個城邦就會毀滅。*柏拉圖，《理想國》，王揚譯注，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415c。同樣，在這部劇本中，雷根的話也在不經意間暗示三個女兒相同或不同的金屬質地。雷根說：“我跟姐姐具有同樣的品質(mettle)，您憑著她就可以判斷我”(1.1.69-70)。这裏的mettle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精神，另一層意義是金屬。*Shakespeare，《李爾王》，前揭，頁162，注69。從後文來看，高納里爾和雷根確實質地雷同，但都顯然不具有金子的品質。在此，李爾的做法表明，他具有一雙慧眼，能夠辨別靈魂的品質，*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98。並聽從了這位塑造神的警告，給予了後代與其質地相符的身價：他確保，質地與高納里爾相同的雷根獲得的土地“和高納里爾得到的一份同樣廣大、同樣富庶，也同樣佳美”(1.1.81-82)，而金質的考狄利婭則能“換得一份比兩個姐姐更富庶的土地”(1.1.86)，穩據國家的權力中心。因此，李爾的政治智慧表現了與古典哲人的一致，即政治秩序應與人的卓越品質相稱，*施特勞斯，《甚麼是政治哲學》，李世祥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頁77。政治生活的目標是德性(同上，頁31)。

　　值得注意的是，李爾的慧眼不僅限於區分女兒們的品質。事實上，李爾在宣佈兩位大女兒的嫁奩時，表述略有區別。李爾對高納里爾說：“這一塊土地永遠爲你和奧本尼的子孫所保有”(1.1.66-67)。而對雷根說的話則是：“是你和你的子孫永遠世襲的產業”(1.1.79)。兩句話最明顯的差異是，李爾對高納里爾的話提及了奧本尼，而對雷根的話絲毫沒有提及康華爾。此外，李爾對高納里爾的話還存有歧義：它既可以表達“你和奧本尼”生下的子孫，也可以表達你與奧本尼自己的子孫。*R.Berry，《李爾的系統》(“Lear’s System”)，收於Harold Bloom選編，《莎士比亞的〈李爾王〉》(William Shakespeare’s King Lear)，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10，頁87-88。無論如何，嚴格来讲，在這次分配中，比起未得到任何土地的康華爾，奧本尼顯然取得了絕對性優勢。這使人聯想到全劇的第一句臺詞——肯特對葛羅斯特說：“我想王上對於奧本尼公爵，比對於康華爾公爵更有好感”(1.1.1-2)。事實上，李爾語詞的細微之處確乎表明，對奧本尼與康華爾看似絕對公平的分配其實暗含偏倚，肯特的猜測一語中的。

　　從這個角度看，李爾的“愛的考驗”非但不荒謬可笑，反而甚爲精巧。李爾的考驗恰似《王制》中的抽籤制度：爲實現城邦中最優秀的男人與最優秀的女人交配，必須巧妙安排抽籤的事，使那些本質差的人們在每次婚配過程中總怪自己運氣不好，而不怪統治他們的那些人(《王制》460a)。李爾說，他將看哪個女兒最愛他，他就給她最大的恩惠。李爾顯然清楚，考狄利婭最愛他。於是，考狄利婭只要真實地表達自己，即可不費吹灰之力地在這場考驗中勝出，獲得最好的土地，而高納里爾與雷根面對這一“遊戲規則”，也只得感歎自己平時對父親的愛比不過妹妹，從而遵從考驗的結果。這一“遊戲規則”有助於防止日後的衝突，也無悖於李爾看重的君王典範。由此，李爾巧妙運用“愛的考驗”這一高貴謊言，掩藏了真正的分配過程，他試圖借此勸諭無智慧者，使有智慧者獲得無智慧者的順從。*施特勞斯，《蘇格拉底問題六講》，收於劉小楓、陳少明編，《經典與解釋8：蘇格拉底問題》，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頁64。

　　此時，李爾宣佈的考驗目的有了新的含義。李爾說“爲了預防他日的爭執”(1.1.43)，这裏的“爭執”還可作一番古典式的理解。“爭執”的反面即爲和諧。在柏拉圖筆下，節制精神即可被比作某種和諧。蘇格拉底進而解釋，這種和諧使“最弱的、最強的、力量居中的人們唱一個調性”，使“低劣和優秀之間有了如此的共鳴，知道兩者中的哪一方必須在城邦中、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王制》432a)。因此，結合“愛的考驗”的實質，李爾所謂的避免“爭執”還可理解爲：運用“愛的考驗”這一謊言，使優秀的考狄利婭與低劣的高納里爾和雷根實現和諧，使她們接受誰在城邦中佔據主導地位，避免日後內訌。這種和諧的要點在於，它並非簡單的同一，而是基於德性差異的統一。*科斯曼，《正義與德性：〈理想國〉對適當差異的探究》，收於費拉里選編《柏拉圖〈理想國〉劍橋指南》，張博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24。

　　再看李爾的“隱秘的目的”。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爾目的的“隱秘”之處在於，領土的分配早已完成，“愛的考驗”實則一個謊言，它並不具有表面上的目的，而是掩蓋了李爾真正的分配目的及過程，在場的女兒們與群臣均無法知曉李爾的真正動機。

　　總而言之，“愛的考驗”並非爲了滿足虛榮心與權欲的兒戲，而是一個具有深刻政治意義的謊言。並且，這不是一般的謊言，而是一個爲正義服務的高貴謊言。具體而言，“愛的考驗”試圖在三個層次上實現正義：首先，實現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分配公正”，即兩人相互是甚麼比例，他們所得的份額即是甚麼比例。*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131a。其次，實現蘇格拉底所謂的“城邦中的正義”，即城邦中的每個人只從事一項最適合自己本性的工作，某方不企圖統治根本不屬於它統治的領域(《王制》433a，444b)。再次，蘇格拉底指出，城邦的統治者可以並有必要爲了城邦的利益說謊(《王制》389b，459c-459d)，這種謊言的每個部分都有好的理由，一個好社會需要基本的虛假。*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前揭，頁98-99。

考狄利婭的德性

李爾運用“愛的考驗”的目的，是使最有德性的考狄利婭獲得國家核心權力。那麼在開場中，考狄利婭首次出場時是否也展現了令人嘉賞的德性呢？

　　法蘭西王評價考狄利婭的本性是“不肯把心裏想做到的出之於口”(1.1.238-239)。在開場中，考狄利婭話雖不多，但確實在多個層面上展示了喜愛行動的品性。考狄利婭的一些語詞直接表達了她的行動，如“我恪盡我的責任，服從您、愛您、敬重您”(1.1.96-97)，我“決不會嫁人”(1.1.103)，“我不願在沒有把它實行以前就放在嘴里宣揚”(1.1.228)，以及她對姐姐們的勸告“好好對待父親”(1.1.273)。另一些語詞則本身即是行動。考狄利婭在全劇的第一句話是：“考狄利婭怎麼辦才好呢？默默愛著吧”(1.1.62)。这裏的“默默愛著”即是一種無聲的行動，用以將自己與姐姐的浮華宣言相區分。考狄利婭在面對“愛的考驗”時，回答是“我無話可說”(1.1.87)。同樣，在當時的語境下，这裏的“無話可說”也可以被理解爲一種行動，一種姿態，表現她拒絕和姐姐們以同種方式參與考驗。此外，考狄利婭的語詞還直接點明了姐姐們行動的不足。考狄利婭質問“她們爲甚麼要嫁人呢？”(1.1.99)；“我只是缺少娓娓動人的口才，不會講一些違心的言語”(1.1.226-227)。考狄利婭借此向李爾點明：姐姐們的話雖則動聽卻言不由衷，根本無法用行動證明；要是她們真有這麼愛您，她們就不會去嫁人了。再聯繫劇本後面幾場的情節，可見考狄利婭對李爾的暗示並無差錯：在後面幾場中，高納里爾與雷根完全沒有表現出與第一場宣言相符的行動，反而在每個行動上都背道而馳。而口拙的考狄利婭則始終爲了父親的事業忙碌操勞，並最終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亞里士多德在論及德性時曾說，最高善在於實現活動，在於行動。因爲，一種東西你可能擁有而不產生任何結果，就如一個人睡著了或因爲其他某種原因而不去運用他的能力一樣。但是實現活動不可能是不行動的，必定要去做，並且要做得好。在生命中獲得高尚與善的是那些做得好的人(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1098b-1099a)。在開場中，考狄利婭的話雖則樸實無華，但她表現了她擁有德性，並付諸行動，且做得很好。

　　再看高納里爾與雷根的華麗宣言。高納里爾與雷根的宣言之所以讓人覺得天花亂墜，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她們運用了大量比較級與最高級結構。在篇幅不長的兩段宣言中，這種結構總共出現九次，例如高納里爾說她“愛您勝過自己的眼睛”(1.1.56)，“超越一切可以估價的貴重稀罕之物”(1.1.57)，“不亞於賦有淑德、健康、美貌和榮譽的生命”(1.1.58)。高納里爾的話令人感到，她搬出了一個個“貴重稀罕”的東西，然後當即表示自己的愛超越所有這些比較物，並且從眼睛到罕物到生命，比較物的價值逐步增強，以至於到最後她自己都發現找不到更有價值的比較物了。於是她只得說：“超過所有用以回答多愛您的答案”(1.1.61)。言畢，她心滿意足，自信已表達了愛的極限。可沒想到的是，雷根的回答更是登峰造極。雷根明白，姐姐的回答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於是她巧妙地利用了這個高度，並以此爲起點：“我跟姐姐具有同樣的品質，您憑著她就可以判斷我”(1.1.69-70)，“我覺得她剛才所說的話，正是我愛您的實際情形”(1.1.71)。接著，她開始往上攀登，超越姐姐：“只是她的愛還是太嫌不夠”(1.1.72)。最後，爲了達到頂峰，她開始運用含有最高級含義的語詞：敵對“一切”(1.1.74)快樂，“最敏銳的知覺”(1.1.75)，“只有愛您”(1.1.76)。可以說，兩個姐姐攜手完成了一次攀登接力，把愛的宣言推向了極點。確實，在此情況下，考狄利婭該怎麼辦才好呢？就算她願意接好第三棒，也力不從心，於是她只得說她“無話可說”(1.1.87)。

　　相形之下，考狄利婭的回答確實暗淡無光：“我是一個笨拙的人，不會把我的心湧上我的嘴里；我愛您只是按照我的本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1.1.91-93)。考狄利婭完全沒有接棒，她的話中既沒有比較級也沒有最高級。但這並不意味著考狄利婭的回答與姐姐們的回答毫無共同點，事實上，三人的回答都體現了對“度”的關注：高納里爾與雷根的回答用比較級與最高級體現著一種“過度”，考狄利婭的回答則表現了一種“適度”。

　　考狄利婭的回答令人想起亞里士多德著名的中道論。亞里士多德說，德性以求取適度爲目的，是既不太多也不太少的適度。在感情和實踐中，過度與不及都是錯誤，適度則是成功並受人稱讚(《尼各馬可倫理學》1106b)。考狄利婭的措辭幾乎與亞里士多德一模一樣：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這八個字雖平淡無奇，卻飽含深意。“一分不多”是在向李爾點明姐姐們的“過度”錯誤，其言語過度浮華，實則是一種諂媚。“一分不少”是指自己對父親的愛並不太少，而是符合應盡的義務，並暗示姐姐們實際上愛得不足。考狄利婭一起使用“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這八個字則表明，自己的愛符合本分，具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的適度，應受人稱讚。因此可以說，考狄利婭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接棒，只是姐姐們在“度”上不斷超越，考狄利婭的接棒則是“質”上的超越。

　　那麼，高納里爾和雷根爲何要在“度”上不斷超越呢？且看李爾制定的遊戲規則：“告訴我，你們中間哪一個人最愛我？我要看看誰最愛我，最有賢德，我就給她最大的恩惠”(1.1.51-53)。高納里爾和雷根顯然信以爲真，於是競相表達自己最愛李爾，希冀能因此獲得最多的國土。也就是說，她們在互相競爭，力求獲得最大的統治權。對此，蘇格拉底警告，當統治權已變成一種你爭我奪的東西時，“這種產生於自己人之間和城邦內部的戰爭必將毀滅這些人和其餘的城邦”(《王制》521a)。在後面幾場中，爭權奪利的高納里爾與雷根確實有衝突，使國家差點陷入內戰，二人甚至爲了爭奪情人反目成仇，最終都喪掉了性命。或許，這也是開場李爾在進行分配時的考慮之一，即特別渴望統治的高納里爾與雷根無法成爲真正優秀的統治者。

　　相反，考狄利婭則有著完全不同的榮譽觀。試想，如果考狄利婭也像姐姐們一樣極度渴望獲得最大的國土，那麼她勢必也會在“愛的考驗”中竭力吹捧自己的愛，至少不會爲了真實而甘願承擔犧牲自己嫁妝的風險。然而，考狄利婭的回答是“無話可說”，也就是說，她基本完全沒有遵照遊戲規則，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放棄了統治。考狄利婭表明，比起美德，成爲最大國土的統治者無足輕重。蘇格拉底說，“當那些即將上臺統治的人極不願意統治，這一城邦必然會被管理得最好，最沒有內訌的可能”(《王制》520d)。因此，考狄利婭的德性還在於，她不像姐姐一樣竭力滿足自己的私欲，她並非一個迫切渴望統治的人。可以猜想，考狄利婭若真上臺統治，她不會竭力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會更多考慮被統治者的利益。

考狄利婭的錯誤

從上述分析來看，李爾並非年老昏憒，他曾有個傑出的原計劃，考狄利婭也確實表現了優異的德性，可是爲甚麼在開場中，即可明顯感到，李爾的計畫出了差錯，以至於在後面的場次中，錯誤日益擴大，最終不可收拾？

　　蘇格拉底所述的高貴謊言的第一部分講述了另一個關於城邦的神話。所有城民所受的教育培養、所經歷的事實只是一場夢，事實是，他們在大地之下就已經受到了塑造培養。當他們各方面都已完善，大地，身爲他們的母親，就把他們送上地面，如今他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把她當作自己的母親和哺育自己成長的人，處處爲她著想、出來保護她，同時又把其他所有城民看作自己的兄弟，同爲大地所生(《王制》414d-414e)。

　　這個神話提供了看待“愛的考驗”的另一視角。李爾考驗的關鍵字是“愛”：說說有多愛我；誰愛我最多，我就給誰最大的恩惠。这裏的“愛”常用來證明李爾虛榮愚蠢，但應當意識到，李爾在用“愛”隱晦地教育三個女兒：女兒們應當愛李爾。並且，鑒於李爾不僅是父親，更是國君，對李爾的愛不但是子女對父親的愛，也是臣民對國家的愛。李爾與國家正如大地母親，培養塑造了女兒們，現在女兒們應當處處爲李爾與國家著想，並互愛彼此。惟有最愛李爾和國家的人，才可獲得最多的土地。因此，李爾試圖用“愛”來汲取政治動力，*路德維格，《〈理想國〉中的愛欲》，收於費拉里選編，《柏拉圖〈理想國〉劍橋指南》，岳林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92。將女兒們從自愛提升到愛李爾，再提升到愛國家，以實現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和諧。*布魯姆，《人應該如何生活：柏拉圖〈王制〉釋義》，前揭，頁96。可見，李爾所言的“愛我”包含著義務的要求，而對於德性最高的考狄利婭，李爾還提出了更高的義務要求。

　　那麼，李爾對考狄利婭究竟有何特殊期望呢？或許，探察李爾發怒的原因有助於回答這一疑問。在開場，李爾的怒火非同一般，但直到肯特抗議後，李爾才解釋發怒的原因：“她是我最愛的一個，我本來想要在她的殷勤看護之下，終養我的天年(set my rest)”(1.1.123-124)。这裏的set my rest常作“終養天年”解，這種解釋把李爾發怒的原因局限在了家庭層面。但這個短語還延續了前文的賭博術語*如前文的“你有些甚麼話，可以贏得(draw)一份比你的兩個姐姐更富庶的土地？”(1.1.85-86)，參W.Shakespeare，《李爾王》(The Tragedy of King Lear)，J.L.Halio编，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頁103，注80。，也可解作“孤注一擲”，*Shakespeare，《李爾王》，前揭，頁106，注117。即李爾曾想把自己的一切(顯然包括王權)交予考狄利婭，他曾相信考狄利婭會接受這一切，履行她的特殊義務。此外，李爾的原計劃也證實了李爾“孤注一擲”的打算。在“愛的考驗”中，當高納里爾和雷根各自表達完宣言後，李爾即將部分國土分給了大女兒們。輪到考狄利婭時，地圖上已只剩下核心國土。因此，可以說，李爾的做法正像《王制》中對待哲人王的做法：逼迫他們守護城邦(《王制》520a)。在李爾眼中，考狄利婭的義務正如《王制》中哲人王的義務：城邦培養了這些最優秀的人，他們因此有義務守護城邦(《王制》520a-520c)。

　　但是，考狄利婭並非完全忽視了她的“義務”。在與李爾的最初幾段對話中，考狄利婭說：“我愛您只是按照我的本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1.1.93)。“您生下我來，把我教養成人，愛惜我、厚待我；我受您這樣的恩德，只有恪盡我的責任，服從您、愛您、敬重您”(1.1.96-98)。可見，考狄利婭也真誠地念及李爾對她的悉心培育，可是，從她的表述及行動來看，她眼中的義務僅僅是女兒對父親應有的回報，而沒有上升至哲人王對城邦應有的回報。她的愛還停留在女兒對父親之愛的層面上，而沒有上升至對國家的愛。

　　蘇格拉底曾對統治者的義務有過詳盡的描繪：對於理想的城邦統治者而言，凡是他們相信對城邦有利的事，他們會拿出全部熱忱去做，對城邦沒有利的事，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樂意去做(《王制》412e)。他們必須熱愛城邦，使自己在歡樂和痛苦中受到考驗，必須顯示出自己不會放棄這一原則(《王制》503a)。

　　蘇格拉底的教誨有助於進一步理解考狄利婭在開場的錯誤。開場中，考狄利婭感恩李爾的養育之恩，但沒有把統治看作自己的義務，而是放棄了統治。因此，考狄利婭未能做到始終維護城邦的利益。事實上，在全劇，考狄利婭始終停留在家庭層面，從未從國家層面思考問題。例如，在第一場結尾，考狄利婭在姐姐們告別時，絲毫沒有考慮到不久前的變故會給國家政權造成動盪，而只是再三對姐姐們囑託，讓她們千萬要好好對待父親。可是，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城邦在本性上先於家庭和個人，因爲整體必然優先於部分。例如，如果整個身體被毀傷，那麼腳或手也就不復存在了”。*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253a。同樣，當國家陷入動亂，考狄利婭再怎麼愛護李爾，也最終無法真正保護李爾。此外，考狄利婭做事缺乏靈活性。李爾曾懇求：“把你的話修正一點”(1.1.94)。出現在行末的“一點”突出表明，李爾並不需要考狄利婭像姐姐們一樣作一番精心炮製、情感洋溢的演講，她只需簡單、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愛即可。*G.R.Elliot，《〈李爾王〉開場中的對比》，前揭，頁257。可是，考狄利婭依然毫不妥協。於是，李爾在怒火中反詰考狄利婭：“年紀這樣小，卻這樣沒有良心(untender)嗎？”(1.1.107)對此，考狄利婭重申美德：“我年紀雖小，我的心卻是忠實的”(1.1.108)。殊不知李爾口中的untender還有一層含義是“缺少靈活性”。*Shakespeare，《李爾王》，前揭，頁105，注101。同樣，李爾後來向勃艮第嘲諷考狄利婭，說她是“一個小小的東西”(little seeming substance)(1.1.199)。這句話同樣有歧義，若seeming修飾 little，則意爲“那個不能容忍絲毫虛假的人”。*Shakespeare，《李爾王》，前揭，頁110，注192。於是，李爾實則批評考狄利婭過於固執，不願爲了眼前的政治利益而些微犧牲德性。正如佈雷德利所言，真實並非世間唯一的美德，說真話的義務也並非世間唯一的義務。*佈雷德利，《莎士比亞悲劇》，前揭，頁298。難怪，李爾譏諷考狄利婭：“讓驕傲——她自己所謂的坦白——替她找一個丈夫”(1.1.130)。

　　更進一步說，考狄利婭身上體現了德性與政治間的張力。考狄利婭之所以沒能實現眼前的政治目的，是因爲她具有誠實的德性，不願像姐姐們一樣漫天吹捧。據此，雅法動人地稱讚考狄利婭：“考狄利婭的天性使她拒絕做出計畫必需的妥協，就在這一時刻，她的品格展現出卓越的美”。*雅法，《政治的局限：〈李爾王〉第一幕第一場》，前揭，頁122。考狄利婭仿佛沉湎於德性，不願下降到政治生活。在考狄利婭看來，與統治有關的一切，其中包括說謊的需要，必定都是令人厭煩的瑣事。*斯科菲爾德，《高貴的謊言》，收於費拉里選編，《柏拉圖〈理想國〉劍橋指南》，陳高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37。考狄利婭與李爾處在不同的層面，她超脫於政治，隸屬於藝術家與好人的烏托邦之夢。*J.F.Danby，《莎士比亞的自然學說》(Shakespeare’s Doctrine of Nature)，London：Faber and Faber，1949，頁138。G.S.Brown，《莎士比亞的哲人王》(Shakespeare’s Philosopher King)，前揭，頁135。但她畢竟不能完全脫離政治生活，儘管德性極爲可貴，政治卻是最急迫的，政治是基礎，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對政治生活應當予以尊重。*施特勞斯，《蘇格拉底問題六講》，前揭，頁40-41。良好的政治雖委屈了德性，卻能使整個國家獲得最大的幸福。從這個角度來看，法蘭西王那句感人的愛情宣言“愛裏面要是攙雜了與它本身無關的算計，那就不是真的愛”(1.1.240-242)當另有深意。想必，考狄利婭會對這句話深表贊同。但對於久居政治生活的李爾而言，愛不能不考慮與它本身無關的算計，且只有當愛攙雜了與它本身無關的算計時，那才是真的愛。

　　再回頭看李爾。看到考狄利婭的不配合完全摧毀了自己精心設計的原計劃，使國家未來的命運岌岌可危，李爾的怒火自然非同小可。此時，李爾咒駡的語詞值得留意。李爾說，“永遠和你斷絕一切父女之情和血緣親屬的關係，把你當作一個路人看待”((1.1.114-117)，“像你這樣不能在我面前曲意承歡，還不如當初沒有生下你來的好”(1.1.235-236)，“我沒有這樣的女兒”(1.1.264-265)。可見，李爾的咒駡始終圍繞著斷絕父女關係這一點。其原因在於：李爾認爲，他曾經撫養教育考狄利婭，考狄利婭有義務接受統治，以此回報自己。於是，當考狄利婭拒絕了統治時，李爾當即感到考狄利婭不懂得回報自己的養育之恩，既然如此，還不如當初沒有這個女兒。

　　李爾動怒後，肯特立即抗議。肯特也試圖讓李爾關注整體利益，但在當時的情境下，李爾已騎虎難下。正如李爾所言，他的誓言“不容更改”(1.1.170)。李爾是一國之君，他不可能輕易改變業已宣佈的考驗規則。此外，李爾應爲兩個大女兒做好榜樣。她們的宣言也是誓言，若李爾自己背誓，大女兒們則更可以無視誓言，爲所欲爲。但這並不意味著李爾對政局完全失去了掌控，事實上，李爾當機立斷，積極採取了補救措施。李爾保留了國王的名義和尊號，一百名騎士，並計畫在兩個大女兒家按月輪流居住，這有助於李爾“施展威權”(1.1.305)，監督並調和大女兒們的行動。

　　那麼，鑒於考狄利婭有這些不足，李爾是否當初就不應該把國家的核心權力交給考狄利婭呢？事實上，問題的根源在於，李爾未能充分理解蘇格拉底關於高貴謊言的教誨。在高貴的謊言的第二部分，蘇格拉底明確指出，塑造神在有足夠統治能力的人的生產模型中加了金子(《王制》415a)。可見，蘇格拉底在这裏強調的是特殊的政治德性，而非李爾理解的普通道德德性。對於考狄利婭而言，她顯然充分具備道德德性，但她不能做到始終維護國家利益，這表明她還不具備統治者應具有的特殊德性。因此，李爾精心策劃的高貴謊言在這個關鍵環節上出了差錯，釀成了不可彌補的後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考狄利婭無法成爲一名優秀的統治者。正如蘇格拉底所言，“正直的人年輕時顯得純樸，容易受壞人欺騙，因爲他們心中沒有任何與那些低劣行徑相似的模式”(《王制》409a-409b)。考狄利婭具有成爲優秀統治者的基礎，但顯然，她一直被養在深閨，未能接受必要的王者教育。也就是說，李爾真正的錯誤在於，他沒有將愛國精神深深植入考狄利婭的靈魂，沒有爲考狄利婭設置各種考驗，使考狄利婭學會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熱愛國家這一基本原則(《王制》503a)。

結語

考狄利婭在劇末感慨：“存心良善卻引發惡果，這樣的事不乏先例”(5.3.3-4)。先例之一即見於開場：李爾出於國家整體利益，精心設計了“愛的考驗”，試圖將國家核心權力賦予最有德性的考狄利婭，卻最終不僅未能實現最初的目的，還引發了一系列貫穿全劇的惡果。其原因在於，李爾的計畫惟獨忽視了對考狄利婭的王者教育。莎士比亞在此警告，要實現政權的順利交替，合適的交接形式、潛在統治者的德性與對潛在統治者的教育缺一不可。

　　《李爾王》表現了政治生活與家庭生活之間的張力。開場中的家庭內部的衝突看似是件小事，但動亂可能起於瑣細的事因，進而牽涉到利益攸關的大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1303b)。況且李爾的家庭並非一般家庭，而是統治者的家庭，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小事情一旦在權貴們中間發生，將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政治學》1303b)。對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潛在的統治者而言，他們應當意識到，一旦進入政治生活，他們的所有言行都可能具有放大的效果，因此他們必須對自己的言行嚴加注意，時刻考慮可能引發的政治後果，以防稍一不慎，即爲國家造成災難。

　　對李爾本人而言，他是個有雄心壯志的國君，爲了給身後的國家一個好的開始，他試圖用高貴的謊言爲國家扶植一位理想的統治者。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最終不得不將統治權交給了由劣質金屬構成的高納里爾與雷根。正如高貴的謊言所預言的，一旦鐵質或銅質的衛士出來捍衛城邦，這個城邦即會毀滅(《王制》415c)。李爾的理想未能實現，從這個錯誤的開端起，直到劇末艾德伽上臺，《李爾王》整部劇展現了國家的逐漸衰敗與艱難復興。循環背後隱藏著深刻的原因，也暗含著莎士比亞傳達的政治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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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 Lear’s Noble LieAn Interpretation ofKingLear,Act 1,Scene 1

　　The“love test”in the opening scene ofKingLearhas generated dramatical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which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y as a whole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of King Lear himself.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instead of being a family trifle,the“love test”is concerned with important political issues,with which Shakespeare conveys vital political lessons.With the help of close reading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test is actually a form of Plato’s“noble lie”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allocation on the basis of virtue and endowing the most virtuous Cordelia with the country’s central power.By hiding the true allocation process,this lie aims to achieve the unwise men’s obedience to the wise and realize justice on more levels than one.An analysis of Cordelia’s words and actions in the opening scene demonstrates that,Cordelia indeed showcases three virtues:despite of being fond of plain-speaking,Cordelia is also keen on action;her words make clear that she pursues the sort of moderation which is no more and no less,in accordance with Aristotle’s idea of“the mean”;unlike her sisters who are eager to rule,Cordelia,lacking interest in ruling,is most likely to rule well.However,her excellent moral virtues do not ensure that she can satisfyingly play the part in Lear’s plan required of her.Drawing analogy between Cordelia’s duty required of Lear and the duty required of the philosopher king in Plato’sRepublicclarifies that Cordelia,being only aware of the duty a daughter due to her father,ignores the duty to rule and violates the principle that at no time should a person give up his love for the country.Cordelia lacks the necessary flexibility and is unwilling to sacrifice virtue for the sake of politics,embodying the tension between virtue and politics.Lear’s real mistake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fails to realize the noble lie’s special requirement-the ruling power should only be offered to man with political virtue-and he does not give Cordelia who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 good rule the necessary king education.Shakespeare is here warning,to ensure a smooth and successful power transition,a proper transition form,the virtue in the potential ruler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 of the potential ruler are indispensible.

　　KingLear;Shakespeare;noble lie;political philosophy

　　關鍵詞：《李爾王》 莎士比亞 高貴的謊言 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