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會亮(河南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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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裘利斯·凱撒》中的政制選擇

　　陳會亮
(河南大學文學院)

　　莎士比亞的《裘利斯·凱撒》看似表現了凱撒與勃魯托斯爲首的反叛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但雙方鬥爭的實質是羅馬共和政體與君主政體之間的較量。在這背後更根本的，是雙方靈魂品性的比較，即誰的德性更加適合羅馬共同體的政治需求。勃魯托斯以及凱歇斯靈魂及行爲的缺陷暴露出的是羅馬共和政制的危機，“凱撒精神”的最終勝利代表著莎士比亞對君主政制的肯定，而凱撒的被殺身亡則意味著賢良共和政制與君主政制之間的尖銳衝突。《凱撒》強調莎翁對君主政制的選擇，後來的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強調君主政制的延續問題，二者緊密相承。莎士比亞在《凱撒》的寫作技藝上頗爲用心，凱撒在第三幕第一場即因被刺身亡而匆匆“離場”，其離開恰是爲了讓安東尼完成莎士比亞對理想君主的塑造。凱撒以自己的死確立了“凱撒精神”這一君主榜樣的不朽地位。

　　Author:Chen Huili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E-mail:heyuemingming@sina.com

　　莎士比亞在創作了大量的歷史劇和喜劇之後，於1599年創作《裘利斯·凱撒》以下簡稱《凱撒》，從而“步入了偉大悲劇的殿堂”。這部劇標誌著莎翁“創作生涯的高潮”，*吉伯特·海厄特，《古典傳統》，王晨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頁177。國內談莎士比亞悲劇，往往將研究聚焦於“四大悲劇”或《羅密歐與茱麗葉》，而忽視了《凱撒》這一對理解莎士比亞悲劇乃至整體創作至關重要的劇作。*國內關注到這一問題並做了論述的是孫家琇，參見孫家琇，《莎士比亞大悲劇的“前奏”：〈裘利斯·凱撒〉》，《外國戲劇》1996年第1期，頁39-44。如果我們對莎士比亞所有劇作進行目錄式綜覽，會發現《凱撒》恰好居於莎劇的中間位置——莎翁在創作該劇之前共寫了18個劇本，之後也是18個。在1599這一年，莎士比亞還創作了喜劇《皆大歡喜》，之後一年寫了《第十二夜》，自1601年開始系列悲劇的創作。我們如果承認作家創作在思想上的承繼性，就斷不會否定《凱撒》與之前的歷史劇、之後的悲劇的關聯。我們如果對這些劇作有足夠的瞭解，就會發現理解《凱撒》對於理解莎士比亞悲劇乃至其所有創作都不可缺少。

一、萬眾心儀的“榮譽”值得珍視嗎

漢密爾頓(Edith Hamilton)在談到羅馬時說道：“頭等重要的事是政治，它遠遠超出其他一切。在共和國的所有歲月裏，政治都是責任和榮譽的領地”。*伊蒂絲·漢密爾頓，《羅馬精神》，王昆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頁58。《凱撒》中的重要人物，無論是勃魯托斯還是凱歇斯等自恃爲羅馬人的高貴後裔的人，無不將刺殺凱撒這一行爲視作高尚和正當，視作自己的責任，而他們也將因爲這一行動而獲得至高無上的榮譽。

　　在凱歇斯與勃魯托斯兩人嘗試建立反對凱撒的聯盟時，正是榮耀將二人連在一起。相較於常人恐懼的死亡，勃魯托斯坦言他“喜愛光榮的名字，甚於恐懼死亡”(第一幕二場)。*論文所引譯文皆出自朱生豪譯本，見《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1998。而凱歇斯亦直言：“我知道您有那樣內在的美德，勃魯托斯，正像我知道您的外貌一樣。光榮正是我談話的題目。”我們在劇本中還可發現很多這樣的例子，勃魯托斯及凱歇斯之所以要除掉凱撒，是基於他們對身爲“羅馬人”這一榮譽的捍衛。更重要的，羅馬在他們看來是他們這些血統高貴的貴族的羅馬，是多人統治的羅馬。在第二幕一場中，凱歇斯同樣以勃魯托斯在眾人心中的地位來慫恿、勉勵後者：這兒沒有一個人不敬重您；誰都希望您能夠看重您自己，就像每一個高貴的羅馬人看重您一樣。所謂榮譽是指因個己的地位和作爲而獲得他人的認同或尊敬，是人們對某人公開活動的頌揚。而勃魯托斯本人對榮譽的看重甚至已使得他不再清醒。在是否要處死安東尼的問題上，勃魯托斯與凱歇斯在刺殺凱撒前曾有過溝通，勃魯托斯認爲之所以不應該處死安東尼，是因爲他們應該注意自己在世人眼中的看法：

　　讓我們的心像聰明的主人一樣，在鼓動他們的僕人去行暴以後，再在表面上裝作責備他們的神氣。這樣可以昭示世人，使他們知道我們採取如此步驟，只是迫不得已，並不是出於私心的嫉恨；在世人的眼中，我們將被看爲惡勢力的清掃者，而不是殺人的凶手。至於安東尼，我們盡可不必把他放在心上。(第二幕一場)

　　勃魯托斯正是因爲難禁榮譽的誘惑，爲世人的讚譽蒙蔽了雙眼，才使自身喪失了政治常識。

　　勃魯托斯的言辭有一點需要注意，他說的都與己相關，安東尼說的則全部事關凱撒——他征服的世界、他的情感、他的離去留下了甚麼。勃魯托斯的言辭中全是單調的自我——他的榮耀，他無可置疑的地位。*Garry Wills,《羅馬與修辭：莎士比亞的〈裘利斯·凱撒〉》(Rome and Rhetoric: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London：New Haven，2011，頁54。

　　對安東尼的輕視恰是謀反同盟後來走向覆亡的前因。勃魯托斯在實施謀殺凱撒的方案之前並非沒有猶豫，而是充滿“煩躁”，徹夜難眠。但貴族里加律斯的甜言蜜語成了治癒勃魯托斯失眠的良藥：“要是勃魯托斯有甚麼無愧於榮譽的事情要吩咐我去做，那麼我是沒有病的”。這話的確激動人心，勃魯托斯立刻感覺自己的病已經痊癒了。而里加律斯的話，“羅馬的靈魂！光榮的祖先所生的英勇的子孫！您像一個驅策鬼神的術士一樣，已經把我奄奄一息的精神呼喚回來了”，更是喚醒了羅馬社會已日漸遠去的注重榮譽的傳統。里加律斯心中的言說對象是勃魯托斯，而後者在說話時想的卻是需要他來拯救的羅馬社會。畢竟，在叛亂者眼裏，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可恥的時代”(凱歇斯語)、“變異的時代”(西塞羅語)。

　　勃魯托斯之所以能成爲貴族叛亂的領袖，是由於“他是眾望所歸的人”，有了他，即使是罪惡的事情“也可以變成正大光明的義舉”。辛伯評價西塞羅的話用到勃魯托斯身上同樣合適：“因爲他的白髮可以替我們贏得好感，使世人對我們的行動表示同情。人們一定會說他的識見支配著我們的手臂。”勃魯托斯正是憑藉年齡和道德優勢成爲眾叛亂者的主心骨。這也正體現著始自古希臘的政治傳統：靠德性和能力獲得統治權。在柏拉圖那裏，最佳政制的實現以哲人稱王爲前提。在亞里士多德的系統論證中，城邦政制的選擇更是與主政者的德性密切相關。

　　對自身的道德有很強的優越感，這是勃魯托斯深入骨髓的一種感受和確信。心理上獲得這種淩駕於他人、超越於他人之上的感覺，既是內心的自我承擔與加冕，也是他人主動給予認可和肯定甚至讚譽的結果。勃魯托斯在花園看到叛亂者向其求救的信件時，回想起羅馬的歷史，並感受到重擔在肩：“難道羅馬將要處於獨夫的威嚴之下？甚麼？羅馬？當塔昆稱王的時候，我的祖先曾經把他從羅馬的街道上趕走……羅馬啊！我向你保證，勃魯托斯一定會全力把你拯救！”(第二幕一場)。而凱歇斯當著眾貴族的面向勃魯托斯表達敬意更是確立了後者無冕之王的地位：“這兒沒有一個人不敬重您……”這種內外肯定使得勃魯托斯相信自己理所當然地應該接受眾人給予他的榮譽，而他更有責任去捍衛自己這一得之不易的高貴榮譽。在榮譽的驅使下，勃魯托斯當仁不讓地對刺殺凱撒這一影響羅馬共和根本走向的重大事件做出了一個又一個(錯誤)的決斷。儘管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在事關整個謀反過程具體行動步驟的見解上，凱歇斯無疑更爲高明更爲正確，但他服膺屈從於勃魯托斯的道德及由其而來的威嚴，寧願放棄自己的意見和行動，以維繫同盟的團結。這帶來的是貴族同盟宏大計畫的失利。

　　就勃魯托斯而言，其榮譽明顯走在其德性與能力的前面。對看重榮譽的羅馬社會而言，重視榮譽是人的道德自覺，但更爲重要的是獲得榮譽的人是否與他自身的德性相稱。如果榮譽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和重擔，那麼獲得榮譽者就理應考慮自己的德性是否能擔起重任。勃魯托斯顯然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一直過於相信自己的自足與完美，他從未很好地進行自我省思，在這點上萊格特(Alexander Leggatt)的判斷是準確的：理查二世通過鏡子看自己，勃魯托斯的鏡子卻是他人的臉；更重要的是，勃魯托斯堅持認爲自我是無法用具體的術語表述的，他的自我依賴於別人怎麼看他。*Alexander Leggatt,《莎士比亞的政治劇》(Shakeapeare’s Political Drama)，London：Routledge，1988，頁144。

　　勃魯托斯並未追問過凱歇斯等貴族刺殺凱撒的理由是否充分，也未對凱撒死後共和國將面臨的局面進行慎思。勃魯托斯聽到人民的歡呼聲感到非常恐懼，因爲他“怕人民會選舉凱撒做他們的王”。聽了凱歇斯的慷慨陳詞之後，勃魯托斯的回應竟是：“我相信他們一定又把新的榮譽加在凱撒身上。”在凱歇斯挖空心思論述刺殺凱撒的合理性之時，勃魯托斯考慮到的竟是凱撒獲得了更大的聲譽！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勃魯托斯此時是否更願意那個被戴上王冠的人是自己。在整個謀反同盟的行動中，儘管凱歇斯的謀反動機和理由並不正當，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對很多事情的判斷——比如對於整個謀逆行動至關重要的除掉安東尼，以及刺殺凱撒成功後阻止安東尼登臺演講——都是完全正確的。但他爲自己選擇的領導者勃魯托斯並未聽進並採納他的建議。勃魯托斯對安東尼的判斷是“他是一個喜歡遊樂放蕩、交際飲宴的人”，一旦“凱撒的頭落了地，安東尼這條凱撒的手臂是無能爲力的”。在這裏，我們看到勃魯托斯對肉體的輕視，與之相隨的是他過分誇大了自己的理性。他自認理解並知曉一切，而恰恰在這個地方，他犯下了致命的錯誤——沉溺喜樂的安東尼將會用代表著情感的言辭發動民眾，討伐勃魯托斯。對言辭的輕視證明勃魯托斯不曉得政治和言辭的密切關係。在安東尼質問勃魯托斯爲何要殺掉凱撒時，勃魯托斯的回應竟是：

　　我們倘沒有正當的理由，那麼今天的這一種舉動，完全是野蠻的暴行了。要是你知道了我們所以要這樣幹的原因，安東尼，即使你是凱撒的兒子，你也會心悅誠服。(第三幕一場)

　　勃魯托斯過於相信自己的理性，他不明白情感、特別是因血緣或敬仰而產生的情感會超越於理性。更令人遺憾的是，勃魯托斯沒有、也難以理解這種情感的含義，凱歇斯對他同意安東尼上臺演講進行勸阻時，他對凱歇斯的話不以爲然，並對自己的安排洋洋得意：“這對我們沒有妨害，而且更可以博得輿論對我們的同情。”從這個情節可以看出，勃魯托斯既無法看清凱撒寵臣安東尼的真實面目，也不能聽信他身邊高明謹慎的凱歇斯，同時亦不瞭解他始終掛在嘴邊的人民。勃魯托斯自認爲自己的行爲是爲了民眾，但他並不真正理解他領導的謀反將爲共和國帶來甚麼，所以“爲民眾”一說更是自欺欺人。(同時，民眾是可以依傍的力量嗎？勃魯托斯會說是，但事實可能恰好相反，這點我們後文會分析。)

　　在安東尼聯合奧克泰維斯與勃魯托斯及凱歇斯在薩狄斯決戰前，勃魯托斯與凱歇斯曾有一次幾近決裂的爭吵。勃魯托斯指責凱歇斯貪圖金錢，買賣官職。很明顯，勃魯托斯的道德力量再次顯現，這是凱歇斯在勃魯托斯面前始終抬不起頭的緣由，這是道德富含力量的明證。這場爭執除了讓我們看到謀反之後勃魯托斯和凱歇斯的作爲，更讓我們一窺勃魯托斯義正辭嚴背後的尷尬與無奈，這多少有點諷刺。勃魯托斯雖直言“正直的居心便是我有力的護身符”，但緊接著他申明了自己之所以和凱歇斯爭吵的緣由：“爲了分發軍隊的糧餉，我差人向你借錢，你卻拒絕了我。”莎士比亞爲何要如此安排？這不是在揭勃魯托斯的短嗎？原來，趾高氣昂的勃魯托斯也有低聲下氣的時候，他並不是自足的。他既然知道凱歇斯貪腐卻還要向其借錢，難道不擔心這些錢因來路不正而使自己道德受損？相較於勃魯托斯活在對榮譽的虛假想像之中，我們倒慢慢感覺到凱歇斯的坦率和直爽。當然，他不會是我們要頌揚的對象，我們很快會分析到他。

　　也就是說，勃魯托斯對榮譽有超乎尋常的愛欲，但他並不理解榮譽對人究竟意味著甚麼。與其說勃魯托斯需要榮譽，不如說他需要外在的肯定和讚譽，以使自己的生活(存在)獲得充盈感和滿足感。勃魯托斯對榮譽的誓死追逐可能意味著羅馬人內在心靈的空虛與貧乏，他們似乎認爲自身是自足的、圓滿的，但這些品質明顯不屬於他們。蒙田在談到榮譽時曾經說過，一切正直之士都會選擇喪失榮譽而不是喪失良心。*蒙田，《蒙田隨筆全集》(第2卷)，馬振騁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292。勃魯托斯顯然非這裏的正直之士(安東尼反諷地稱之爲正人君子)。榮譽或屬於神，或者屬於凱撒死後的凱撒精神。勃魯托斯被謀反同盟認定是他們的精神領袖，他的靈魂缺憾意味著羅馬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二、凱撒與貴族衝突的實質

上文的分析中，我們認爲勃魯托斯對凱撒的謀逆是基於他對榮譽的充滿偏執的愛欲，基於他對凱撒所代表的力量並不理解。除了他宣稱的對“羅馬將處於獨夫的嚴威之下”的擔憂，以及“羅馬非一人之羅馬”的傳統，我們很難找出更“切身”的和毋庸置疑的理由來解釋他的動機。也就是說，勃魯托斯對自己反對凱撒的理由想得並不是很清楚。勃魯托斯究竟是因爲自己的高貴而不願多言(大音希聲)，還是他的心靈深處對一人統治(君主制)與多人統治(共和制)的利弊並沒有太多的思考呢？相較於勃魯托斯，凱歇斯似乎有更多直接的理由來除掉凱撒。

　　凱歇斯之所以不喜歡凱撒，首先基於他內心深處對平等的狹隘理解。凱歇斯在對勃魯托斯進行反叛動員時提到，“我生下來就跟凱撒同樣的自由……我們都跟他同樣地享受過，同樣地能夠忍耐冬天的寒冷”(第一幕二場)。凱歇斯身爲軍人有其直爽之處，但他絕非完全沒有腦子的人，他這裏的話強調了人自然(天生)的平等，在大自然面前的平等。人都要忍受大自然加於人的炎熱和寒冷。但他似乎忽略了更爲重要的、爲亞里士多德反復強調的一點：人天生具有社會屬性，人是社會動物，人的自然性決定了人的相同，而社會性決定了人的差異。凱歇斯提到他曾經在台伯河裏救起凱撒，凱撒當時高呼“救救我，凱歇斯，我要沉下去了。”在這件事上，凱歇斯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勇敢、甚至偉大，因爲他將自己救出凱撒與羅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救出安喀西斯相提並論。這豈不意味著自己本應高居於凱撒之上？但現實是凱撒高高在上，眾人在他面前要俯身致敬。身體力量的強大以及意志力的堅強決定著人的地位和身份，這是凱歇斯的誤解。凱歇斯還舉到一個例子，凱撒曾經害過一次熱病，並被折磨得渾身發抖。或許我們會爲凱歇斯的這種邏輯感到好笑，但凱歇斯的觀點在羅馬極具代表性，這點我們已經比較陌生，那就是人應時時表現出自己的硬氣和剛強，而不是怯懦和“心神的軟弱”。凱歇斯乃至很多人都忽略了一點：人的差別其實並不在他強調的力量，那僅僅是可見的量的差別。力量並非不重要，但並不足以對人進行本質區分。人與人的差別和等級更表現在智慧和靈魂上，這是凱歇斯未能意識到的。

　　凱歇斯以人的自然屬性和身體性爲依據，認爲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理應在凱撒之上，但眼下的凱撒讓他感到畏懼。“就我個人而論，假如要我懼怕另一個人，那麼我還是不要活著的好。”凱撒的眼睛在他看來是“使全世界驚悚的眼睛”。凱撒確實如此讓人害怕？或者說人們應該懼怕凱撒嗎？凱歇斯對凱撒的態度和心理讓我們不由聯想到勃魯托斯和安東尼，後面兩位並沒有感到凱撒如此可怕。這裏我們還應留意凱撒是如何評價凱歇斯的：

　　那個凱歇斯形容憔悴，他太用心思。這種人很危險……他讀過許多書，他的眼光很厲害，能夠窺測他人的行動。……他不大露笑容，笑起來的時候，那神氣之間，好像在譏笑他自己竟會被一些瑣屑的事情所引笑似的。像他這種人，要是看見有人高過他們，心裏就會覺得不舒服，所以他們是很危險的。(第一幕二場)

　　凱撒對凱歇斯的瞭解要遠遠超過凱歇斯對凱撒的瞭解！凱撒的話至少有兩點需要我們注意：他看人不單單看其外表，還看心思(靈魂)；他和凱歇斯的不和，既因爲凱歇斯的靈魂有問題，也因爲凱歇斯對凱撒的嫉妒。*孟德斯鳩對這個問題看得很透，“這種嫉妒不過是對平等的一種愛罷了。”見《羅馬盛衰原因論》，婉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50。(在第二幕三場，阿特米多勒斯在聖殿附近讀一封信，內有這樣一句話，“我一想到德行逃不過爭勝的利齒，就覺得萬分傷心”，這句話非常重要，恰是“爭勝”使聰明的凱歇斯看不清問題)。這使我們明白，凱歇斯之所以怕凱撒，恰是因爲他心裏有鬼，而且這鬼見不得人。內心所想見不得人，所以擔心被人識破，於是就恐懼，而凱撒又是那種極有眼力之人。和凱歇斯屬於同一陣線的勃魯托斯就沒有這種恐懼，他的思想在我們看來雖有不少缺憾之處，但他的焦慮還是有些許超越個己的形上之思與共同體觀念。凱歇斯的恐懼源自他無視人的社會屬性，沒有看到自身與凱撒的矛盾並非簡單的貴族個體之間的恩怨。凱撒代表著羅馬統治力量的威嚴，而他對凱撒的畏懼亦並非針對凱撒個人，更是對居於這一位置的人所代表的治權和法權的敬畏，是對這職位所承擔職責的理解和敬意。

　　當然，如果凱歇斯看到並承認這些，他就不會做得那麼決絕。凱歇斯之所以能贏得不少人的同情，恰在於他的反叛理由說服了很多讀者。凱歇斯毫無疑問是在全力擁護羅馬的共和，儘管他對共和究竟意味著甚麼並不真正知曉。他將凱撒權利的日益擴大視作對羅馬的威脅，將凱撒權傾天下看作“桎梏”，認爲人們將“受制於人”，成爲凱撒的“奴隸”。在凱撒被刺殺之後，凱歇斯的同黨甚至高呼“自由、解放”，凱歇斯亦直言“人們將要稱我們爲祖國的解放者”。凱歇斯的講辭將自己包裝成捍衛自由、保護貴族權利以及反對暴政的人，但我們必須要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凱歇斯在和勃魯托斯以及其他人說話時，往往口是心非。這似乎是一個深諳馬基雅維利式權謀的貴族，他的內心想法並不公之於眾，這是他和勃魯托斯不同的地方。這也正是“和平、自由、解放”等口號由西那、勃魯托斯喊出的原因。當勃魯托斯將凱歇斯的買賣官職、任人唯親等事情揭露出來時，莎士比亞更是讓我們看出這個謀反的組織者、煽動者的真正面相。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爲我們解釋了爲何凱歇斯在凱撒的治下感到恐懼。凱歇斯的事情告訴我們一個羅馬共和制下的事實：貴族們相互勾結，賣官鬻爵。*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曾轉引過西塞羅一封信，信件告訴我們羅馬人在執政官選舉上的一些勾當和交易，見頁53。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也有不少相關論述。如果說勃魯托斯的失敗在於高估自己的德性和能力，無法認清時勢或者說沒有見識，那麼，凱歇斯的問題則在於僅關注個己的得失和欲望滿足，並不在意共同體的利益和未來。問題更在於，勃魯托斯和凱歇斯合在一起代表著羅馬共和制下元老院的見識和德性，他們的缺陷代表著羅馬文化下賢良政制的弊端與不可能。

　　我們知道，謀反聯盟的刀劍對準的是凱撒，而不是羅馬，他們認爲他們捍衛的是羅馬的高貴傳統或者說“道統”。凱撒確實是在顛覆既定的秩序，這點無可置疑。在劇本中我們能感受到凱撒深受羅馬民眾愛戴的事實，在劇本開始處，市民們自覺湧上街頭“迎接凱撒，慶祝他的凱旋”。即使是反對他的勃魯托斯和凱歇斯也要承認，“對他並沒有私怨”，“反對他並不是因爲他現在有甚麼可以指責的地方”，而是貴族們對“一人統治”的憂慮與恐懼。

　　讓他戴上王冠？——不！那等於我們把一個毒刺給了他，使他可以隨意加害於人。把不忍之心和威權分開，那威權就會被濫用……他在現在的地位之上，要是再擴大了他的權力，一定會引起這樣那樣的後患；我們應當把他當做一隻蛇蛋，與其讓牠孵出以後害人，不如趁牠還在殼裏的時候就把牠殺死。(第二幕一場)

　　儘管凱歇斯早已識破凱撒在安東尼三次向他敬獻王冠時暈倒的真相，但凱撒畢竟並沒有爲自己加冕稱王。而且，從普魯塔克*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對凱撒有詳盡的記述。莎士比亞筆下的凱撒深受普魯塔克著述的影響早是學界共識，其實我們更應關注莎士比亞對普魯塔克的記述做了怎樣的改變。的記述我們也知道，凱撒在當時已經大權在握，他是否稱王也僅僅是形式問題，他的權力已經相當於王。同時，劇中多處暗示凱撒身體有病，或許不需多久他將自然死亡，但勃魯托斯和凱歇斯還是要執意刺殺凱撒，這正意味著謀反同盟針對的並不在於凱撒本人，而在於凱撒所代表的“一人執政”這一將改變羅馬政制的問題。畢竟，凱撒在被殺之前已經秘密詔令奧克泰維斯率軍速回羅馬。

　　在前文，筆者指出謀反一方勃魯托斯和凱歇斯靈魂的缺陷，這裏，我們說莎士比亞有意要將雙方對立起來，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乃是：凱撒具有怎樣高貴的靈魂呢？

　　談及凱撒的形象，我們不會忘記時常令我們疑惑的一點：在這部以凱撒命名的劇作中，凱撒出場的時間非常短，臺詞亦少得令人懷疑(同樣是以主人公名字命名的劇中，哈姆雷特、李爾王、馬克白等人的臺詞要多得多)。凱撒不但在場的場次爲數不多，其臺詞表現出的也更多是他堅定的意志和精准的判斷力。就凱撒出現的位置而言，在第一、二幕中，他都出現在場次的中間位置，第三幕是全劇的中間位置，凱撒在這裏被刺殺。可以說，凱撒始終是全劇的中心。哪怕他不在場，他也是人們談論的話題，行動的指向。在凱撒張口說話的大多時候，他用的是感歎句式和疑問句式，這彰顯出凱撒智性的超前以及對當時情勢的充分把握，也與他在戰場上的赫赫戰功相匹配，與他對帝國的牢固掌控相一致。細心品味凱撒的發言我們會發現，凱撒在劇中僅有過兩次篇幅較長的言辭，一次是和安東尼談論凱歇斯，一次是和凱歇斯等元老院貴族談論是否應該赦免坡勃律斯·辛伯的罪過。因此，這兩段臺詞的內容對我們理解凱撒不可或缺。

　　在第一幕中，凱撒對安東尼談話的主要內容是細緻評價凱歇斯。從全劇來看，我們無法否認，凱撒非常善於識人，他對凱歇斯的判斷幾可用“精准”來概括。前文對凱歇斯已作分析，凱撒由表及裏的評價與我們的剖析相互照應。我們重點來看第二幕中凱撒被刺前的言辭，這段話相當值得玩味：

　　要是我也跟你們一樣，我就會被你們所感動；要是我也能夠用哀求打動別人的心，那麼你們的哀求也會打動我的心；可是我像北極星一樣堅定，它的不可動搖的性質，在天宇中是無與倫比的。天上佈滿了無數的星辰，每一個星辰都是一個火球，都有它各自的光輝，可是在眾星之中，只有一個星卓立不動。在人世間也是這樣：無數的人生活在這世間，他們都是有血肉有直覺的，可是我知道只有一個人能夠確保他的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動搖，我就是他。(第三幕一場)

　　從表面上看，凱撒願意同人們比如元老院進行交流，這似乎表現出他對這些貴族的尊重，但這段話暴露出凱撒內心對自己和貴族關係的真實想法。我們甚至感覺凱撒是在有意激怒貴族，以成就自身的事業。*爲我們提供這一想法的還有凱撒自己的臺詞，在第二幕中間，凱撒曾經哀歎：“哎，凱撒！人心隔肚皮啊，想到這裏我不禁心酸。”在布魯姆的論述中有，“叛亂者使凱撒成爲了神，他們從人性的缺陷和軟弱中挽救了他……他的精神卻就此復蘇並且操控著之後人們所有的行動”(阿蘭·布魯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亞的政治》，潘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83)。以凱撒作爲政治家的英明和作爲軍人的警覺，他不應該對敵人的圖謀毫無知覺。如果凱撒是自願赴死，那其身後出現的局面一定是他匠心獨具的安排和設計。“要是……那麼……”的句式充分展示出自己與勃魯托斯爲首的貴族的不同或者說差距：凱撒是堅定的、理智的，而你們是感性的、柔弱的；我不相信哀求，相信力量，你們卻相反。天宇中的眾星圍繞北極星運轉，以之爲核心，眾星地位微賤，北極星卻神聖不可侵犯，這關係正是我凱撒與你等眾人的關係。如果說勃魯托斯和凱歇斯以前還只是臆測凱撒意欲稱王，那麼凱撒這裏的話則證實了他們判斷的正確。凱撒不單有爲王的欲望，更有自身淩駕於眾人之上的依據，那就是自己的心性和眾人的不同(這恰恰是凱歇斯難以認同的)。心性的差距反應在政制上必然是凱撒爲王，眾人爲屬下(這恰恰是勃魯托斯等人堅決反對的)。因此，我們似應該說，凱撒與勃魯托斯等人衝突的實質乃是君主政制與共和政制的衝突，這才是全劇矛盾衝突的實質。*凱歇斯在凱撒被殺後有句臺詞：“多少年代以後，我們這一場壯烈的戲劇，將要在尚未產生的國家，用我們所不知道的語言表演。”這句話對於理解全劇至關重要。勃魯托斯等人無法容忍凱撒稱王，他們將刀劍刺向凱撒的心變得更加堅硬，他們殺死凱撒之心變得更加堅決，凱撒之星的隕落成爲必然。*凱撒上面的臺詞其實暗示著他的悲劇，因爲北極星只有在黑夜中才能爲人所見。但也有很多研究者認爲，凱撒本身具有很大的不足，他過於強調自己的強大和力量：“凱撒比危險更危險”、“凱撒是不會錯誤的”，以至於被叛亂者意圖得逞。劇本中有種種跡象表明，如果凱撒稍稍審慎一點，他必不至喋血當場。那麼，凱撒爲何被安排早早地走向死亡呢？

三、莎士比亞提出了怎樣的問題？

在《凱撒》中，凱撒向我們表現剛強、自信的一面，這與歷史中的凱撒頗爲相像，普魯塔克爲我們較爲詳盡地展現了這一點。但令我們疑惑的是，莎士比亞在情節展開尚不到一半的時候就讓凱撒死去了，爲甚麼這部劇還要以凱撒來命名呢？爲甚麼不可以是“凱撒之死”？以勃魯托斯或者凱歇斯命名不也可以嗎？特別是勃魯托斯，他在歷史上也有著不輕的分量，其形象對於劇情發展至關重要。

　　凱撒被殺後，劇中的當事人有怎樣的反應呢？我們對勃魯托斯等人的行爲並不意外，他們高喊著自由、解放的口號，準備重新整合元老院，以享用刺殺凱撒得來的勝利果實。安東尼的智謀令人刮目相看，這並非一個僅喜歡遊樂放蕩的人，他用自己的言辭成功撥轉了民眾對凱撒被殺的事實判斷，從而間接導致勃魯托斯等人逃離羅馬，並最終依靠民眾的力量爲凱撒復了仇。可以說，以勃魯托斯、凱歇斯等人爲一方，安東尼與奧克泰維斯爲一方，他們反對凱撒與愛戴凱撒的態度大體貫穿全劇始終，倒是民眾的態度頗值得我們思量。

　　《凱撒》的開場很獨特：市民們自覺地走向街頭，迎接凱撒勝利歸來，但遭到護民官的斥責。在護民官看來，這些市民“冷酷無情”、“冥頑不靈”，前些日子還把鮮花撒在迎接龐貝的街道上，轉眼間又要迎接龐貝的敵人凱撒，這些人是十足的“愚民”。但我們知道，在羅馬共和制下，民眾的地位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甚至連怒斥民眾的護民官也需通過民眾投票選舉產生。第一幕中凱斯卡的敘述也向我們暗示，安東尼獻給凱撒的王冠需要得到民眾的“高聲歡呼”才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民眾確實非常重要，凱撒也正是依靠他們才得以手握重權。但正如護民官對民眾善變的指責，他們的這一品性在劇中再次被揭示出來。當凱撒被殺後，剛剛聽完勃魯托斯短短幾句煽情的話，民眾即發出“讓勃魯托斯作凱撒”、“這凱撒是個暴君”的聲音，但等到安東尼登臺演講，向他們講述凱撒如何愛護他們，並曾允諾他們物質利益和金錢後，民眾開始將激昂情緒的發洩轉向勃魯托斯等人。布魯姆說羅馬人分爲富人和窮人*布魯姆認爲，羅馬的社會階級關係呈現出羅馬並不是一個城邦，而是富人之城和貧民之城，他們伴隨著權力更迭或彼此結盟或相互敵視。“在富人和貧民間不存在更高的原則和利益，他們彼此需要，又相互敵視，爲了打擊對方的目標不惜使用純粹的暴力”(《莎士比亞的政治》，前揭，頁72)。元老院在維護羅馬傳統體制方面曾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實際包含著羅馬的政治鬥爭發生在富人之間、與窮人無涉的意思。民眾聽信安東尼的講辭後，放火燒掉勃魯托斯等人的府邸，並參與到爲凱撒復仇的隊伍中。這裏重要的不在於有些人關注的安東尼演講中提到的凱撒遺囑是否真實，而在於莎士比亞讓我們看到民眾在凱撒被殺這一關涉羅馬政制走向的大事件中的真實行動，以及行動背後民眾的品格。在整個故事中，民眾表現出他們單純、質樸，以及易被言辭欺騙(蠱惑)的品性。柏拉圖乃至亞里士多德在談到最佳政制時，皆不看好甚至反對民主制，即是因爲看到民眾的善變特點，認爲他們不具有識別是非善惡的智慧。莎士比亞在《凱撒》中塑造的民眾群像難不成是要爲柏拉圖的理論尋找事實注腳？甚或是英雄所見略同？如果按筆者的觀點，即《凱撒》一劇重在討論政制問題，那麼，民眾的糟糕表現恐怕是莎翁離棄民主制的直接理由。*《凱撒》劇中民眾之所以難以在凱撒與勃魯托斯之間做出是非判斷，也是因爲區分正確的王制與賢良政制非常困難，非智者難爲。民眾的品性在劇中被莎士比亞有意加以刻畫，既因爲他們是羅馬政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因爲民眾同時是共和政體與君主政體必須仰仗的組成部分，瞭解他們的特徵對於辨析兩政體的優劣不可或缺。

　　我們這裏需要關注一下安東尼刻畫的凱撒形象，這絕非無關緊要。在安東尼的講辭中，有一句話曾出現達三次之多，“勃魯托斯說凱撒是有野心的，而勃魯托斯是一個正人君子”，與這句話相伴出現的，是關於凱撒的事實：他對朋友忠實公正；他並無私心，將敵人爲贖回俘虜所付的錢財交納國庫；他仁慈，爲窮苦人的困苦落淚；他三次拒絕愛將呈獻的王冠……他要給市民直接發放錢財以改善生活，他把本屬於他的休閒場所辟爲民用，供大家一同享用。不否認，安東尼的演講有鼓舞、拉攏民眾的直接用意，但他在迎合民眾的同時亦有意無意間描摹出一個理想的君主形象，他愛民如子，對朋友講求忠義，對國家盡心盡力，注重改善民生，注重提高民眾生活品質。人們肯定會相信，如果凱撒沒有被刺身亡，他斷不會如此作爲，但大家看到的是，民眾相信了安東尼“別有用心”的演講，跟隨安東尼參與到爲凱撒復仇的事業。讀者盡可以認爲凱撒不會這樣做，但我們是否注意到，假如被反叛聯盟殺死的凱撒與安東尼用言辭塑造的凱撒合體，一位新的、完美的王者凱撒便出現在人們面前——這難不成是莎士比亞有意爲之？

　　我們無法排除這種可能：莎士比亞有意塑造了現實中的凱撒與理想中的凱撒。這裏的“理想”並不是說其虛幻，而是指人們期待中的、應然的。《凱撒》一劇後半部分凱撒的缺席，實際上是爲了延續前半部分對凱撒“靈魂”的塑造，安東尼的臺詞確立了“凱撒精神”的真義，確立了後世“王”的典範。倘若莎士比亞讓凱撒本人來如此行爲，自然難免遭到歷史學家的責難，但安東尼的敘述卻可以對“王”的行爲進行任意假設與臆造；換句話說，莎士比亞有意安排了凱撒的死亡，而不是讓凱撒與勃魯托斯或者凱歇斯就羅馬的出路進行辯論。莎士比亞讓凱撒早早死去，讓安東尼將“凱撒精神”敘述完整，正是爲了立起一個圓滿、整全的君王形象。同時，這樣的安排還有一個效果，前面不把凱撒塑造得完美無缺，正是爲了告訴人們，好的君主也可能變成僭主。這讓我們想起柏拉圖的見解：哲人王者道德敗壞了，那將是最大的僭主。*劉小楓，《王有所成》，北京：華夏出版社，2015，頁199。這或許才是莎士比亞真正的偉大之處。他深知人無完人、理想政制難以實現的道理，但他必須將自己對理想君王的塑造完成。安東尼對“凱撒精神”所作的補充乃是莎士比亞有意凸顯，此時的“戲言”倒是作者最想表現的東西。因此，莎士比亞描繪的凱撒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作爲現象，重要的已經不是他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Timothy Burns，《莎士比亞的政治智慧》(Shakespeare’s Political Wisdo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頁18。莎士比亞對羅馬共和政制危機的展示，對有缺點的凱撒的呈現，以及對完美凱撒的塑造，說明了一個道理：無論共和政體還是君主政體，要真正地完成當權者的使命，重要的還是主政者的靈魂品性(但將單一個體教育好的幾率要遠高於將一群人教育好)。這似乎應和著柏拉圖在《法義》中的主張。

　　如此來理解《凱撒》帶來一個直接問題，即有些學者認爲的“莎士比亞在共和制與君主制之間猶豫”這一論斷可能會破產；依照筆者的論證，莎士比亞無疑是君主制的擁躉。也只有如此理解，莎士比亞在1601年後創作一系列帝王悲劇的緣由才能夠說得通：也就是說，莎士比亞四大悲劇關注的問題其實已經初步在《凱撒》中得以展示，四大悲劇討論的君主政制的延續問題恰是爲了捍衛君主制。當然，這些已經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了。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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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s,Garry.RomeandRhetoric:Shakespeare’sJuliusCaesar.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On The Constitutional Choice in Shakespeare’sJuliusCaesar

　　As one in the“Rome Drama”series,theJuliusCaesaris vital to understand Shakespeare’ political thought and art of tragedy.We even think it the most pivotal drama to taste Shakespeare’s tragedies.This drama seems to show the conflict between Julius Caesar and the Rebel Group led by Brutus,but the essence is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Roman Republic and the monarchy regime.Behind this political conflict is the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soul,namely,whose virtue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political demands of the Roman community.The defects of Brutus and Cassius in their soul and behavior expose the crisis of the Roman Republic constitution,and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Caesar spirit”indicates Shakespeare’s affirmation of monarchy regime.Caesar’s assassination is the highlight of the sharp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regimes.TheJuliusCaesarconfirms Shakespeare’s choice of monarchy regime,with his other four great tragedies focusing on its continuity.But the time ofJuliusCaesaris earlier than the four great tragedies,therefore,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issect this drama.The art of theCaesaris quite superb.Caesar leaves the stage in the first Scene of the third Act due to his assassination,but his spirit still drifts there.This is an intentional and miraculous writing.His absence leads Anthony to complete Shakespeare’s shaping of the ideal monarch.It is Caesar’s death that establishes the immortal status of“Caesar spirit”which is the highest model of the Monarch.In other words,it is what happens about Caesar and the art of writing of Shakespeare that establish the great image of Julius Caesar.

　　Caesar;Rome drama;regime;monarch;republic;democracy;morals

　　關鍵詞：凱撒 羅馬劇 政制 君主 共和 民主 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