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薑山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堂吉訶德爲何不來中國?
——世界歷史視野下的《堂吉訶德》和“堂吉訶德”的中國接受

　　譚薑山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華夏學人閱讀《堂吉訶德》時異常揪心的問題是，爲何作者要在獻詞中提到中國，并以中國皇帝不能提供盤纏爲由拒絕了堂吉訶德來華的邀請。有人認爲這是作者的調侃，有人認爲這是倚遠方大國自重，此類看法固然合理，卻缺乏對整部敘事主旨的把握。《堂吉訶德》敘述了一位“滑稽遊俠”的周遊經歷，并以他的鄉願式死亡告終，他的臨終懺悔是西班牙文明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徹底勝利，也是對這種生活方式的絕地反擊。明晰這一主旨后，在世界歷史的視野下并通過作者的政治常識，能看到堂吉訶德的另一面向。他不自覺地揭示出今世中國與當時西班牙的極度相似:狂者精神的缺失和文明而腐朽的生活方式。中國固然是富庶大國，但中國皇帝從未資助過水手遠航，照此下去，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只能造就一種文明而腐朽的生活方式。由此，“堂吉訶德爲何不來中國”不僅是敘事結構的文學問題，更隱喻著華夏民族如何兼顧經濟發展與狂者精神的現實政治問題。

　　Author:Tan Jiangshan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E-mail:Luoya@pku.edu.cn

一、堂吉訶德不來中國

《堂吉訶德》卷二開篇的獻詞中說，塞萬提斯(1547－1616)說他拒絕了中國皇帝的邀請，沒有讓堂吉訶德去中國。對於國朝人士來講，這是堂吉訶德不來中國;掐指一算，當時的中國正是明神宗萬曆一朝。且看塞萬提斯怎麼說:

　　四方各地都催著我把堂吉訶德送去，好抵消那傢伙的影響。最急著等堂吉訶德去的是中國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專人送來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說是懇求我把堂吉訶德送到中國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語文學院，打算用堂吉訶德的故事做課本;還說要請我去作院長。我問那欽差，中國皇帝陛下有沒有托他送我盤費。他說壓根兒沒想到這層。

　　我說:“那麼，老哥，你還是一天走一二十哩瓦、或者還照你奉使前來的行程回你的中國去吧。我身體不好，沒力氣走這麼迢迢長路。況且我不但是病人，還是個窮人。他作他的帝王，我自有偉大的雷莫斯伯爵在拿坡黎斯，他老人家不用給我區區學院頭銜或院長職位，也在贍養我，庇護我，給我以始願不及的恩賜。”

　　我這樣打發了他……(重點爲引者所加)

　　自十九世紀以降，中國被迫卷入產自歐洲的現代國際體系，開始大舉引入西方文教政典，自此也開啟了嚴格意義上的中外文學關係史。在中外文學關係中，基於地方知識和地域情懷，無論是留學歐美取經，還是在本土研究西學的國朝學者，都會更關心西方文教政典中的“中國問題”。錢鍾書先生在英國念書時的學位論文就以中國爲問題落腳點，題曰“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與此相似，關於塞萬提斯的研究是歐洲文學的一門顯學，已經形成了頗爲豐厚的學術史傳統，甚至國朝學人都在梳理“塞萬提斯學術史”;但在世界史的觀照下，我們在閱讀《堂吉訶德》時比歐美人士更關心的問題是:堂吉訶德爲何不來中國?時隔四百年之久，堂吉訶德還能來中國嗎?

二、獻詞的對象與修辭

要回答上文提出的問題，需要先審度塞萬提斯關於中國的這段話。它出現在獻詞中，而不是在小說正文的遊俠敘事裏，顯然也不可能出現在這一敘事裏，因爲堂吉訶德畢竟沒有來中國。獻詞的核心是兩部分:敬獻對象和寫作手法。

　　先看敬獻對象。《堂吉訶德》的一些編注者認爲，把作品獻給某位當塗之人，希望得到他的庇護，這是當時的風尚。但即便如此，當塗之人并不多，也並非都是“未能遠謀”的肉食者，所以作者自然會挑選當塗之人，選擇可能傾心於己的人作敬獻對象。這也就是爲甚麼塞萬提斯一連將三部作品都獻給了《堂吉訶德》卷二中的敬獻對象。這樣一來，我們就有理由認爲，既然作者可以挑選敬獻對象，那麼，他的作品一定能引起敬獻對象的某種通感。那位頗受塞萬提斯重視的敬獻對象是雷莫斯伯爵(Conde de Lemos)，他曾經於十六世紀出任類似殖民總督的職位。塞萬提斯多次提到他，主要是因爲他對於人文主義的支持。《堂吉訶德》卷二就獻給雷莫斯伯爵及其所代表的人文主義者。

　　要理解這一點並不難，不妨先簡要回顧一下古今文體的變化。除記敘(肅劇、諧劇、史詩)外，西方古典作家所採用的主要文體是書信體和對話體，這兩種文體都有明確的言說對象，一種是現實的言說對象，一種是隱喻某種現實的言說對象。宗教改革取消了教會在基督教系統中的解經權，從而使人可以直面上帝，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經方式。與這一歷史性事件先後發生的是印刷術的傳入，它跟宗教改革一同解放了歐洲人的思想，使得更大範圍的教育成爲可能。現代作家的文體轉化與之不無關聯。作品成了印刷品而易於流傳，而鑒於印刷作品增多、讀者範圍擴大，很多在作者預設的讀者群之外的讀者讀到了作品。如果說獻詞可以幫助作家尋得庇護的話，那麼獻詞體作爲一種文體的出現，對於作品本身的意義更多的是規範讀者範圍，它遂成了現代早期作家的一般選擇。

　　再看寫作手法。普遍認爲塞萬提斯在獻詞中那樣講中國是在調侃，不可當真。持這一觀點的大致有兩種解釋方法，一種認爲，據傳明神宗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給西班牙國王寫了一封信，而塞萬提斯所說的中國皇帝來信正是對此事的戲劇化處理;另一種觀點正如留學西班牙歸來的臺灣學者張淑英所說:“塞萬提斯頗有倚遠方大國自重的筆調，藉以凸顯自己作品的宏觀不凡”。亦有可能，他是通過對雷莫斯伯爵和中國皇帝的不同態度，表明對他的敬仰之情。

　　兩種解釋方法都在情理之中，但答案似乎太過簡單，並不那麼令人滿意，不妨慢慢推敲。塞萬提斯說:“四方各地都催著我把堂吉訶德送去，好抵消那傢伙的影響。”這個傢伙就是在《堂吉訶德》卷一出版後冒名續寫《堂吉訶德》的人。顯然，塞萬提斯認爲很多人讀到了他的偽書，甚至受到了他的影響;而無疑，這些受到影響的人都是閱讀過《堂吉訶德》的人，所以他們希望塞萬提斯儘快續寫，以正視聽。緊接著，塞萬提斯就說，中國皇帝是這些人當中最著急的。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國人也讀到了《堂吉訶德》，並且對續集翹首以盼;隨後，中國皇帝要請他教化百姓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但問題也隨之出現，既然“一個遊俠騎士得走遍天涯海角，經歷險阻艱難”，那爲甚麼堂吉訶德沒有盤纏就不來中國呢?問題還可以繼續追問下去——爲甚麼塞萬提斯還說中國皇帝不給堂吉訶德盤纏呢?或者還可以問的是:塞萬提斯拒絕讓堂吉訶德來中國，爲甚麼不是因爲陸地騎士無法漂洋過海呢?

三、如何理解滑稽的遊俠

要因應這些問題，需要先對《堂吉訶德》的核心內容有所判斷，這就關係到本書的寫作方法和解讀方法。《魯濱遜漂流記》是在某種意義上重現人類社會的初建，《格列佛遊記》是“列國志”，而筆者以爲，《堂吉訶德》則是“遊俠傳”加“滑稽傳”。所謂遊俠是指:“堂吉訶德向著朝他寬闊敞開的世界出發了。只要他願意，他可以自由地進入或回到家中”。關於滑稽，塞萬提斯自己就說:“喜劇裏最聰明的人物就是小丑，因爲越能裝出一副傻呵呵樣子的人就越不傻”。塞萬提斯這種表面上的反智，恰恰是秉持了古希臘的哲人傳統，而摒棄了智術師傳統。先於塞萬提斯不久的伊拉斯謨也著有《愚人頌》，表面上愚蠢的人只是一種“有知識的無知”。這種“滑稽”的意涵與中國古典的“滑稽”意涵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古典政治哲人司馬遷就曾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中爲具備非凡諷諫才能的人專設“滑稽列傳”。“在鬧劇和傻劇中，瘋人、愚人或傻瓜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他不再是司空見慣地站在一邊的可笑配角，而是作爲真理的衛士站在舞臺中央。他此時的角色是對故事和諷刺作品中的瘋癲角色的補充和顛倒。當所有人都因愚蠢而忘乎所以、茫然不知時，瘋人則會提醒每一個人”。

　　堂吉訶德就是這樣一位瘋癲的遊俠。那麼，對於這樣一位主人翁的故事，是否應該作文本細讀呢?按照文本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從寫作技藝上找到堂吉訶德不來中國的原因:“劇情的演展應該遵守一定的時限和地點……我(引者按:指《堂吉訶德》中的一位神父)看到的戲，第一幕在歐洲，第二幕在亞洲，第三幕收場在非洲，如果還有第四幕，那麼准在美洲結局了;一出戲就遍歷世界四大洲”。我們大可以說，因爲有了這番劇情安排的規範，所以堂吉訶德不能竄到中國來。但同樣依照文本，塞萬提斯在《幸運的流氓》這一劇本中的場景就是跨國的。這種解釋就遇到了瓶頸。

　　塞萬提斯不是像黑格爾那樣的系統性哲學家，所以文本細讀和文本對勘的方法可能並不適合於他。我認爲有必要依照當時社會的政治常識來把握塞萬提斯眼中的西班牙、中國和世界，並以此來理解本文最初提出的問題:堂吉訶德爲何不來中國。但在這番解釋的嘗試過程中，我們信靠的不是歷史主義，因爲我們並不是要總結塞萬提斯或堂吉訶德的中國觀，因此，我們不會把《堂吉訶德》的敘事和當時歷史緊密對應;我們採納的是思想史的路徑，依靠作家本身所必定知道的歷史背景來解讀他的寫作內容，這一研究思路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文本與歷史背景的關聯。同樣地，我們建立這一關聯也不直接求證於文本，而是求證於作家本人的常識。

四、十六世紀西人眼中的中國與世界

十三世紀成書的《馬可波羅遊記》爲歐洲人刻畫了關於中國的烏托邦，成了他們漂洋過海走向新世界的一個動力。那麼，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如何看待中國呢?

　　西班牙是中世紀晚期較早興起的海上強國，這源於王室較早地把目光投向不確定性的海洋。1492年，得到西班牙王室支持的哥倫布航行就以中國爲目的地，只不過陰差陽錯地發現了美洲大陸。而到了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班牙勢力更是獨霸歐洲。我們看到，十七世紀格勞秀斯的《捕獲法》一書就是針對西班牙和葡萄牙霸佔海洋法權而作的，不過，當時的歐洲格局是西葡兩國業已式微，格勞秀斯是因應時事，在政治哲學和自然法的意義上爲荷蘭的崛起提供了思想資源。

　　還是把目光投向十六世紀:

　　從十六世紀開始到1580年，地中海人著手在塞維利亞和安的列斯群島之間橫渡大西洋……這就是“塞維利亞的大西洋航線”……從1564年起，馬尼拉大帆船穿越太平洋，來往於阿卡普爾科和菲律賓之間，並有效地和中國經濟相會。葡萄牙人一開始就從海上航行到印度，隨後到達更遠的南洋群島、中國和日本……世界經濟由此形成了一個巨大而複雜的流通體系。

　　質言之，“中菲貿易已經發展成中國—菲律賓—墨西哥—西班牙之間橫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多邊貿易”。有學者“估計1600年中國在世界經濟的比重約爲29%”，還有學者“按當期購買力評價法計算，1600年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約爲四分之一”。不管依照哪個數位都可以基本斷定，1600年，也就是塞萬提斯出版《堂吉訶德》的前五年，中國的經濟水準高居世界前茅。雖然當世之人沒有現今的資料指標，但對於中國的富庶水準還是有直感的。

　　如前所述，我們要按照思想史的路徑來思考問題。只需念及塞萬提斯有一定年數的海軍生涯就可知道，這些當世政治事件必爲塞萬提斯所知。但塞萬提斯卻說，中國這個當時的富庶之國的皇帝沒有想到要給他盤纏，而西班牙的王室或公爵才是他的依憑所在。這固然是對敬獻對象表達敬意的誇張對比的修辭手法，但對於中國人而言，這個“堂吉訶德”也不自覺地指出了一個事實:中國官方沒有資助過任何水手或冒險家遠遊或遠航。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遊俠正是狂者。遺憾的是，“遊俠列傳”在華夏學術的二十四史中僅見於《史記》和《漢書》，到了《後漢書》，尚有“獨行列傳”，此後絕矣。可以說，我們沒有陸地騎士，遑論飄洋水手，而“滑稽列傳”更是只見於《史記》一書。對於國人而言，這個“堂吉訶德”比剛才那個使用誇張對比手法的“堂吉訶德”更重要，這個“堂吉訶德”不來中國，不是一種誇張手法，而是一種歷史的抗辯。

五、兩個“堂吉訶德”及其中國接受

西班牙是《堂吉訶德》和“堂吉訶德”的母國，要談“堂吉訶德”的中國接受問題，就要先整理“堂吉訶德”的西班牙接受問題。“1559年以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艦船已經劃破了地球溫帶和熱帶的全部海面，造訪了每一塊有人居住的土地”。西班牙是海邊陸地，而萬提斯和他的“堂吉訶德”都處在大航海時代，卻關心騎士的生活方式——“堂吉訶德”是騎士而不是水手，他始終在西班牙的大陸上游走，直到卷二第六十一章才第一次見到海洋。所以，它是一部寫給西班牙人的作品，它面向這塊故土講話。對於西班牙人而言，求富貴有三條路:“一是進教會;二是出海經商;三是進宮伺候國王”。如前所說，堂吉訶德面向人文主義者，他選擇了這三條路之外的路，他面向西班牙人所講的話正是批判西班牙人文主義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及由上述三條路或單獨或聯合構成。

　　馬克思認爲，堂吉訶德的悲哀在於“誤認爲遊俠生活可以同任何經濟形式並存，結果遭到了懲罰”。不過，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卷二的獻詞中恰恰駁斥了馬克思的這種看法。“盤纏”這種物質基礎當然重要。無論對於騎士的路上拓展還是水手的海外拓殖而言，“盤纏”都重要。雅典靠著提洛同盟提供的經費發展海軍，從而使其他國家成爲經濟民族，而雅典民族本身成爲獨享海軍的政治民族。到了中世紀晚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主率先支持一些冒險家進行海外探險，遂成就了以西歐爲始的大航海時代。

　　問題也出在這裏。西班牙嘗到海外拓殖的甜頭，遂造就了西班牙城市的發展、王室的奢靡和教會的腐敗。社會風氣可謂文明而腐朽。這種生活方式已經漸漸成爲新時代的鄉願。要知道，雅典覆滅之前亦是文明而腐朽，只不過腐朽的面向不同罷了。塞萬提斯的主角是一位身體力行的騎士，他貌似野蠻，但不腐朽。這種精神就是促使西班牙成爲一時霸主的重要支撐，這種精神消失在奢靡中，與之相伴的正是十六世紀中葉以來西班牙的衰落。

　　人類以文明的生活方式解決自然世界中的問題，而人爲世界的問題往往是文明的生活方式本身出了問題，因此，我們會看到一種仿若回到自然的處理方式。譬如，在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和《麥克白》中，挽回政治腐敗都在“荒野”而非文明宮廷的場景中進行。與之類似，塞萬提斯的因應之道就是騎士那瘋癲的遊俠而滑稽的道路。在塞萬提斯那裏，腐朽的西班牙市民在城市中度過的所謂文明生活，只是“人的生活被縮減爲它的社會職能”，終不過是自然時間的流淌;而瘋癲的堂吉訶德度過的則是有意義的人義時間。不過，當時的西班牙似乎沒能接受洞識這一問題的“堂吉訶德”，之後的西班牙更是一蹶不振，遂談不上接不接受的問題了。“堂吉訶德”的結尾意義深刻:《伊利亞特》是一部英雄史詩，卻以英雄被埋葬收尾;與之類似，《堂吉訶德》是一部滑稽的遊俠傳，卻以嚴肅的鄉願式死亡——堂吉訶德悔不當初——爲結尾。換言之，西班牙沒有接受這位“堂吉訶德”。

　　接下來再看“堂吉訶德”的中國接受問題。塞萬提斯寫的是小說而非歷史。對於國朝人士而言，在文學上接受或研究《堂吉訶德》中的“堂吉訶德”並非難事，只需專業人士紮根譯介即可。難的是，那個能揭示中國某種歷史問題的“堂吉訶德”能否爲國人所接受，這個需要幾代人的消化。在西人看來，與堂吉訶德同時代的明萬曆一朝仍是富庶大國;而在我輩後人返觀，當時已潛伏大國衰亡之理勢。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關於中國提出的雙重問題，正是接受“堂吉訶德”所必須因應的兩個問題:

　　明代的中國爲甚麼在發動一系列海外遠征並取得成功之後(這早於歐洲人繞過好望角)，錯過了或者說拒絕了對外擴張的機會……另外，中國出於甚麼原因，在很多主要技術上領先於歐洲幾個世紀的情況下自滿於保持這些優勢，而不是發展它們呢?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堂吉訶德”傳入中國、成爲中國文學一部分之後，出現了兩個“堂吉訶德”:第一個是《堂吉訶德》中的堂吉訶德，他看到了西班牙的文明而腐朽，第二個是坐實獻詞中調侃中國語句的“堂吉訶德”，他揭示了中國的文明而腐朽。

　　當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讓中國在文明而腐朽的意義上與當時的西班牙相似。上海是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當我漫步在上海的霓虹燈下，“龍之夢”這個上海最著名的商業大廈讓我印象深刻，我直感“龍之夢”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我得知這棟大廈的英文名是Renaissance時，我確信自己的判斷沒錯。但是，如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是這種商業繁榮，那麼，這與塞萬提斯所處的西班牙有何相異呢?西班牙的興衰告訴我們，一個經濟發達但缺失狂者精神的民族註定錯失世界政治民族的角色，而這種政治身份的缺失又註定把經濟拖入谷底。

　　“堂吉訶德”揭示了西班牙的文明與腐朽，但西班牙沒有接受他。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因此，當下的中國需要接受“堂吉訶德”，需要付給他盤纏，請他來中國;而中國這塊土地上也要允許千千萬萬人成爲“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的中國接受問題，其真正意義就在於此。遺憾的是，我們的專業人士“越是在自己的學問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見整個世界和他自己，因而陷入……‘存在的被遺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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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y didn't Don Quixote Come to China?Don Quixote and the Reception of“Don Quixote”in Perspective of Universal History

　　The popularity of dedication wa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in the earlymodern European thoughts.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reading of the Don Quixote，what is significantly considered by Chinese scholarswhile ignored by European scholars iswhy the author referred to China in the dedication，and let Don Quixote refuse to accept the Chinese emperor's invitation to China under the pretext that the Chinese emperor cannot afford the travel-ling expenses.Taking it as ridicule or as its thinking too highly of itself is undoubtedly reasonable，but thisway of looking at the issue is in lack of a comprehension of the theme of the whole story.An important background of the Don Quixote is that although Spain achieved immediate success in building up a lifestyle ofmaterial civilization with its great spirit of knights during the Age of Discovery，it gradually declined in the civilized lifestyle which replaced the spirit of knights because of its conservatism.The Don Quixote narrates the travelling experiences of a chivalric knight named Don Quixote，ending with his dogmatic death.The confession of Don Quixote before his death declared the complete victory of and a last resistance against the degenerated lifestyle of the earlymodern Spain.Ifwe take a look at Cervantes'ridicule of China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me of the Don Quixote，a deepermeaningmay begin to loom，as itmight be a political common sense well known to him that China was wealthy at that time，and Cervantes had worked in Spanish Navy for quite a few years.In the view of universal history，the other side of Cervantes emerged through his political common sense.Unconsciously，he disclosed the close resemblance betwee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Spain in his time，namely，the lack of the spiritof knights and a civilized and degenerated lifestyle.Indeed China was a wealthy country at that time，but Chinese emperors never funded sailors to take any long sea voyages.China of our times is rapidly making progress in its economics，which brings us a material civilization，however，without encouraging the spirit of knightswhere thematerial civilization comes，Chinawill alike bring up a civilized and degenerated lifestyle as Spain did.Consequently，the question of“why didn't Don Quixote come to China”is not only amatter of literature focusing on its narrative structures，but also a matter of political reality concerning how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pirit of knights properly．

　　Don Quixote;chivalric knight;clown;civilized and degenerated

　　關鍵詞:堂吉訶德遊俠滑稽文明而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