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成

　　一

　　认识梁小斌的诗是在80 年代初。

　　那时候，朦胧诗方兴未艾。一个高中毕业回乡的青年，在镇上唯一的文化馆里，在唯一的书店里，后来扩大到所有能攀上的有书的老师、同学、朋友家里，寻找诗歌。他有一本专门用来抄诗的练习本，在几年的时间里，练习本里抄录了大量朦胧诗歌，有北岛的、舒婷的，也有梁小斌的，其中，就包括这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这个青年就是我。90 年代末，来到合肥近十年后，我第一次见到梁小斌，一起吃饭、聊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写诗的人，此时已忘记或耻于聊诗。这是诗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理想被物质淹没的悲剧。

　　在朦胧诗中，北岛、舒婷、梁小斌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北岛偏现代，舒婷偏传统，梁小斌偏口语。三个人都是意象和象征的营造高手，北岛侧重理性的批判，舒婷侧重知性的抒情，梁小斌侧重智性的思辨。

　　因为偏口语，梁小斌的诗大都通俗易懂，同时，因为侧重思辨，他的诗又耐人寻味，读后启人心智。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这两个方面的代表性之作。

　　二

　　90 年代末的交往是短暂的。之后不久，我完全沉湎于经商，小斌去了北京。十几年后的2011年3 月，我重新开始写诗，8 月，与小斌、祝凤鸣一起从合肥赴黄山，参加碧山丰年祭活动。这一次，在徽式宅院的阁楼上，我们连续几个晚上谈诗，似乎要把荒废诗歌的二十年在一夜之间补回。

　　直接关系到钥匙的，有两次。一次就在黄山。夜里喝酒回来，小斌一摸钥匙，不见了。找了好久找不到，工作人员赶来，费了好长时间才把门打开。另一次是在十几天前，我打电话征求小斌对重读哪篇作品的意见，他的回答与我不谋而合，他说：“就选‘钥匙’吧。”

　　钥匙是一个意象，小斌把自己的思考寄托于表象的钥匙之上。钥匙也是一个象征，它究竟象征什么？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时间，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小斌曾经谈起自己创作这首诗的经历。他说：“内心在逃避某种运动，嘴上却偏偏说喜爱它，并且力图要把这种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又被现代文学史家斥之为说了假话。于是一昼夜之间，我们接受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的点拨，就像沉睡的虫子被点拨到另外一个方格之中。我们飞快地成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者，成为个性束缚的挣脱者，成为敢说真话的率先者，于是也就有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作品。”

　　用今天的眼光来评价这首诗，首先要肯定的是，这是一首在一个历史时期，率先说真话的作品，率先表现自我意识和个性觉醒的作品。这两点，是这首诗成为经典的基础。

　　说真话难吗？我要说：很难。某些时候，十分难。今天，我们在难说真话的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沉默；二、说假话。在小斌刚刚写诗的年代，他只有一种选择：说假话。因为在那个年代，沉默也会成为罪过。他也确实说过假话：“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要开好第一犁”。在写这些诗句的时候，梁小斌实际上“从没有摸过任何一件劳动工具”。那么，他在干什么？他回忆说：“在人民公社的打谷场上，凝视漫天铺开的金色谷粒”。正是这样的“凝视”，正是这样的内心“逃避”，使梁小斌在那个时代结束伊始，“率先”成为觉醒者，进而成为思想者。

　　与诗歌上的成就相比，我认为，梁小斌更值得骄傲的，是他的思想成就。他的很多思想篇章，都深入到人、人性、人与体制、人与自然的本质层面。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无疑是这些思想的发轫。

　　三

　　觉醒以后，梁小斌首先关注了“真”的问题，这个真包括真话、真情、真理，也包括纯真。他说：“关于自愿还是被迫，是衡量写作者心灵基本母题是否纯真的分水岭。”正是这样的思想状态，诞生了在当时既新鲜、又纯真的诗句：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要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当他静静站在打谷场上，凝视漫天铺开的金色谷粒的时候，他所想的，一定也有这样的内容，因为他说，“人的确在纹丝不动的时候，思想才有所蠕动。”这种蠕动还让他想到“集中营”——上山下乡带给他、带给很多年轻学生的圈定之地，这个集中营有一条“界限”，越界者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虽然已是同时代诗人中“率先”的思想了，但梁小斌的深度还在继续突破，他说：“厚实的皮鞋可以踏去地上的任何界限，铁丝网也可以搬走。但我并不认为，界限真的被踏灭了。界限现在换了一个地方，重新把人圈起来。”于是，他写道：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其实，钥匙躺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钥匙不在自己的身上。而没有钥匙，他就进不了那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就活不回一个完整的自己，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看书、恋爱的自由的自己，他就不可能“恢复原形”。写下这首诗若干年以后，梁小斌在《恢复原形》中接着说：“一个人晓得自己的变形多么不容易；晓得自己在世界的监控下生活多么不容易。”在思想者感知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还有很多人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活着，他们不知道生活的“变形”，他们不知道精神的“监控”。当有人“用刀抹他雪白的脖子，它的‘理论深度’仅局限于一个痛觉而已”，在《羊态》中，梁小斌进一步借羊喻人，把人的麻木、人的愚昧的一面刻画得入木三分。我忍不住要做这样的解读：今天，当你的邻居因遭遇强拆被逼自焚的时候，你只会做旁观者。而几乎所有的旁观者在旁观时都不会意识到同样的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而当那把刀抹到自己脖子的时候，也只是有一个痛觉。“因为它感到痛了，于是就动弹起来。”但此时的动弹，为时已晚，作为一个个体的一切，已经结束。

　　在应该“动弹”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梁小斌曾经这么干过：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也曾经“是一只不知道厄运已经降临到头上的羊，它仍在悠闲自得地吃着青草，还不时抬头向高远的蓝天望去。”在红色的大街上，他在盲目地奔跑，欢叫，他的钥匙因此丢了。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对所指和能指在文字（语言）中的关系做过这样的论述：“通过一种难以察觉的必然性，文字概念正在开始超越语言的范围，它不再表示一般语言的特殊形式、派生形式、附属形式，它不再表示表层，不再表示一种主要能指的不一致的复制品，不再表示能指的能指。”“没有所指可以逃脱构成语言的指称对象的游戏，所指最终将陷入能指之手。”在德里达看来，能指使文本最终“分延”——原初意义让位于对作品的解构。

　　回到诗歌，我们看到，钥匙最初的寓意，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每个人都丢失了的“自我”、“个性”乃至求真的独立思想，这是我们在字面找到的所指。但一部高明的作品，带给读者的不应仅仅是所指，更重要的，它还“预留”了能指。这种预留最初可能是作者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一种状态，在文本形成的过程中，这种状态得以显现；它也可能出现在文本之前，是作者构思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想指出的是，无论这个“预留”出现在文本书写过程之前还是之中，它的能指与文本本身的多义性、歧义性有所区别，与德里达所说的文本形成之后由读者完成的对能指的解构有所区别。预留高于解构！

　　如何判断“预留”的价值？标准只有一个：时间。一定时间以后，在人们需要一个声音时（评判一个事件或仅仅是声音本身），这个预留的能指是否仍然可以让文本发出这样的声音，并且不因时间的改变而影响效力。我们看到，与“钥匙”同时期的诗歌中，具有这种“有效预留”的作品非常鲜见。

　　我在这首诗征集评论的前言中说，“发生在西部直辖市的‘红色事件’又让我最终改变了决定。‘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这一句，让我再次发现非常历史时刻经典作品的启示性作用。”这句话写于3月27 日，不到半个月，“西部直辖市”昔日唱红的主导者，“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此时，钥匙的所指（预留的能指），已从“个性”变成了“人性”。丢掉了“人性”，就自然出现了为唱红歌连母亲去世都可以不管的易如国这样的儿子；丢掉了人性，“主导者”的家人就可以随意杀人——这是多么熟悉的情节，在红色最红的时候，人的生命也是最没有保障的时候。过去文革如此，今天重庆也如此。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文革式的‘红色’在局部何以能死灰复燃？物欲至上（主导者家人杀人是因为“经济利益”——后注）的时代我们仍在丢失什么？都是今天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诗的结尾两句，是整诗的精华之一，它至少告诉我们两点珍贵的信息：一、这一代人不仅仅丢了钥匙；二、对一切“都”必须“认真思考”。

　　四

　　6 年以后，梁小斌把他的思考以笔记方式陆续记了下来。他在《假象》中说：“生活中的人，为创造一个正常氛围的假象，不懈地努力着。”“我们的生活，只呈现出这种表象。”“任何一种生活，都暗藏着潜在的被揭示的危机。”在《地洞气息》中他说：“我被‘深深掩埋’这个词所蕴藏的内容吸引。”“我知道我有气息。我在迫近真实。”在《恢复原形》中他说：“一个人在故事开始时的想法，与故事结束时的想法必然不一样。”

　　我愿意把上述内容称为预言——对重庆四年多红色“故事”的预言——故事开始＞假象＞表象＞被揭示的危机＞迫近真实＞故事结束。

　　梁小斌还预言了故事开始和结束时人们对故事的看法“必然不一样”，这无疑也是准确的。但我同时还看到，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持有故事结束时人们才有的看法，其中包括我的很多经常见面或未曾谋面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微博上、博客上，在其他网络平台上发表不同意见。这得益于我们了解钥匙最初所代表的独立思想，得益于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的“认真思考”，得益于一个真正爱诗、写诗的人骨子里应该具有的本真的诗性。这也是我2011 年5月提出“干预”、8 月提出“反抗”（即说不）的两个诗歌主张的出发点。

　　此时此刻，钥匙的能指还在继续，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今天丢失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对民智的启蒙。这个从晚清就已开始的启蒙，经过100 多年的风雨历程，似乎仍在原点。局部唱红的疯狂，局部唱红一度向全国的蔓延和传播，尖锐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家梁晓声曾“浑身发冷”地说，我在政协拍桌子争取的那些权利，原来是为了这样（愚昧）的人。

　　梁晓声应该浑身发冷，但发冷之后，我希望他能思想发热，并冒出火花。

　　梁小斌的思想火花，在“钥匙”之后得到另一种形式的升华，并最终成为《独自成俑》中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