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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背景

(一)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史学家在研究时代变化和王朝更替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史料。在《国语》《左传》和“二十五史”中，都记载着历代许多哲学家的生平活动，保存着有关他们的思想主张、理论观点和学术源流的史料。在历代史志目录中，也都著录着哲学家的有关文集和著作。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理论思考的过程中，则把史料工作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老子》其书的形成，很可能是老子经常研究有关史料和文献，随时记录他的思想心得，后来整理成书。孔子曾整理过上古流传下来的“六经”。“六经”既是儒家的基本文献，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文献，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汉时期，重建皇家图书馆，鼓励民间献书，广求亡书于天下，刘向、刘歆父子曾对先秦以来的图书文献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其中有些文献就是哲学家的著作或哲学学派的文集，因而是哲学史的重要史料。汉代以后，由于社会动乱和战争破坏，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和图书资料多次遭到毁散，因而又多次重新收集整理。宋明时期，思想家特别重视分类编纂有关学术资料，像著名的《近思录》《伊洛渊源录》《性理大全》就是这样编纂而流传于后世的。明清之际的《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既有史论的部分，又有史料的部分；既创造了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一种撰著体例，又创造了中国思想史史料、哲学史史料的一种编纂体例。

(二)理论依据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在二十世纪初逐渐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分化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适应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相对独立然后逐渐形成的。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胡适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和正式确立。胡适因受乾嘉汉学的影响，这部著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重视哲学家的思想学说，而且重视对哲学史料的考证。在该书的导言中，胡适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哲学史的史料”，其中，“史料的审定”“整理史料的方法”和“史料的结论”占整个导言的8/10，约12000字。胡适所讲的内容，已经大体上勾画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轮廓，或者说已经提供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雏形。六十年代初，冯友兰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在北京大学第一次系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门课程，并向学生印发了讲义。冯友兰的这部讲义，第一章为“史料的范围和内容”，第二章是“论目录”，第三至十四章按社会历史分期，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具备的史料学的基本知识。

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深刻内涵

(一)性质界定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一般意义的中国历史学的史料学、综合性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史料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有关史料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是共同的或相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指出：“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一个部门，为历史的研究做准备工作。”但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只讨论具有哲学意义的史料，只讨论有关哲学思想的史料，又是哲学科学的一个部门，有其特殊性，非一般意义的史料学所能代替。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所以具有基础的性质，是因为中国哲学史的任何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都必须从客观的史料出发，都必须以史料作为基础。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指出：良史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指写作和编纂的能力，“学”指史料的知识和功夫，“识”指见解、观点和道德品质。他认为一个工匠无论才能多么高明，没有材料和工具还是盖不成房子。刘知几虽然讲的是一般的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也是适用的。马克思虽然讲的是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论研究同样也是适用的。当然，哲学史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理论研究，它的对象已经变成历史而不可能直接来考查。因此，史料对它具有更特殊的意义。我们研究历史上某个哲学家的思想或某个哲学问题，如果没有掌握有关的史料，根本无法着手。如果没有掌握系统的可靠的史料，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要是不重视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中国哲学史这门科学就不能健康地发展。

(二)功能定位

史料学之研究史料问题，不能只是从理论上肯定和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性，还应该从方法上告诉人们如何收集史料、如何鉴别史料、如何解释史料，等等。正如冯友兰所讲的，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方法”，所以它又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不言自明，实际上这是目前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最薄弱的方面，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内。冯友兰在该书第一章中讲到了方法问题，但十分简略抽象。第二章讲目录学，但未提出如何利用目录学。当然，他对历代哲学史料的介绍和考证，具体涉及很多方法，但没有从中提取出来，没有系统化，缺少操作性。他说：“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有些什么史料，到哪里去找，怎样可以找全，这些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正是这些具体的方法讲得太少了。如果没有解决这些方法问题，我们只能局限在他已经介绍过的史料之中。要是解决了这些方法问题，则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甚至会发现前人尚未发现或尚未重视的史料。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现状而言，总结和概括方面的史料还要继续加强。

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当代价值

在二十一世纪，随着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将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各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本身真正要成为一门学问，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形成自己的体系。尽管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学和一般思想史的史料学有很多共同的、基础性的内容，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学则应该充分突出中国哲学史的特点，以满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殊需要。因此，中国哲学史史料应该更自觉地把重点放在中国历代的哲学史料上。毫无疑问，西方哲学史的史料学中包含有普遍性的成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由于中国哲学史料本身的特点，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应该为史料工作提供可以操作的方法。但从目前所见的有关著作来看，大多是介绍历代哲学史料而对方法的研究和说明都不够。由于方法不明确，必然缺少操作性，因而就很难充分发挥其工具性的功能。这不是说中国历代哲学家不注意史料方法问题，实际上他们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只是说他们具体使用的方法尚未得到很好的归纳、整理和总结。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老一辈的中国哲学史家(如冯友兰、张岱年等)那里，这种工作都是附带为之。面向未来，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些学者专门从事或主要从事史料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这样，一般哲学史工作者即可以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训练，提高自己的素质，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就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而言，如果大家没有适当的分工，将不利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对史料理论和史料方法的研究，都必须与整理史料的工作相结合。应该说，乾嘉以来，包括近代、现代的许多学者，在整理中国哲学史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凡是接触到两方哲学史的文献，人们便会发现，那些著名的哲学著作，一般都有公认的“标准本”，而且标准本的篇目、章句都已数码化，无论引用还是检索都十分方便。我想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学者应该在现有“善本”的基础上整理出200部哲学著作的“标准本”，同样也应该数码化，并且要输入光盘，便于在电脑上操作，可以在网络上交流。杨伯峻整理《论语》《孟子》和《左传》，已经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的方法和经验值得充实和推广。在“标准本”的基础上，还应该通过中外合作，统统都译成英文，使西方学者容易研究中国哲学，也有助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几千年来，中国学者在文本考证和史料注疏、训诂工作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历史上所谓今文学、古文学的分歧，汉学和宋学的分歧，都涉及解释学的问题。现代西方解释学已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应该借鉴西方的成果和经验，对中国哲学固有的解释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中国哲学现代化也必须有自己现代化的解释学。

　　面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中国哲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将在二十一世纪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待史料的态度和处理史料的方法，将成为衡量哲学史研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规范化的内容一定会越来越具体，并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