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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角度逐渐由特质观走向动态过程观，更多的摒弃了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更加注重文化内部差异性及二元间的中间因素。在此过程中，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已越来越多地同文化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结合在一起。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的热点之一就是“弱语言”问题。近年来,国内生态语言学兴起后，研究重点是语言生态与语言多样性，研究内容主要在少数民族语言生存状况上。

　　在生态语言学的大背景下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字的保护，对其有重大意义和帮助。文字是语言得以存在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文字不仅是最基本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适应性过程也是文字与语言的适应和传承过程。

　　本文以女书为例，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简析在其发展过程中，文化适应性对其传承发展的意义与帮助，以使由点及面，期望能为少数民族文字的传承提供帮助。

二、生态语言学研究现状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及其所存在的环境，以及语言及其所存在的环境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籍挪威学者艾纳·豪根(Einar Haugen)最先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将语言引入生态系统，把语言与承载其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比作植物与其生长环境间的关系，这种说法被称为隐喻(metaphor)。豪根提出这一语言学概念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语言及其存在的环境间的关系的重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礼德(M.A.K.Halliday)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语言学说法，即非隐喻(non-metaphor)，强调关注语言在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内最早提及生态语言学的著作，是李国正在1987年出版的《生态语言系统说》，他将生态语言学与汉语研究联系在一起。

　　自生态语言学在我国发展开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实践和应用研究三方面。近年来，应用语言学迅猛发展，使得生态语言学在国内兴起后，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了语言生态以及语言多样性上，研究内容大部分为少数民族的语言生存状况。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多样性问题、保护濒临消亡的语言以及“弱语言”问题上。

三、文化适应性与文化认知

语言文化自身的属性要求它通过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来保证其自身的存在。文化适应性是使语言文化在传播交流的过程中保持通畅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对异文化的适应，使之接受自文化和异文化间的差异，从而对分歧有着理性的认识，进而保持文化间沟通的顺利进行。

　　认知是思维感知的认可和记忆过程，其本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文化认知就是对文化的学习。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人们往往从自文化出发去认识另一种文化，这样就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误解，但这只是对文化的表征理解，通过深层次的认知学习，人们会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性。一旦认识到差异性的存在是必然的这一事实，我们在文化认知的过程中就会理性地分析比较文化间的差异，对这一过程的适应，也是文化适应的过程。

四、女书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化适应性

(一)女书的文化渊源

女字是全球已知的唯一女性专属文字，为母女世袭传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于湖南省永州市。女字形似汉字，但与我们常用的汉字有着很大的区别。女字的字体纤长，书写形式也与古文类似，即从上到下，由右至左。女字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因而学者称为“中国文字史上的奇迹”。

　　用女字创作的作品称为“女书”。在我国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大部分是不能读书识字的，因此她们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这也是她们表达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不满的一种方式。但因其传承方式只是母女世袭，且应用范围较为狭窄，所以现在能认识和书写女书的女性越来越少，女书的传承也到了濒临断绝的地步。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各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保护和传承措施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二)女书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化适应性发展方向

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女书的文化适应性发展主要是指：良好的发展前景以及现实性的意义。这里的文化适应性发展意味着，女书这门语言自身的发展、承载女书环境的改善、女书与其所存在的环境间关系的和谐。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框架下，女书通过自身在社会中的适应性发展，与所处环境的改善相辅相成，在对立统一中延伸出和谐正面的发展关系。

　　女书作品涵盖了女性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日常歌谣、刺绣等。目前，遗留下来的女书作品数量极少，一部分存储于政府档案馆，一部分在文广新局的非遗展示厅及女书园中公开展示，还有一部分散落于民间。此类研究传播只影响到了少部分关注此方面信息的人，对大多数未曾听闻过女书，也不关注女书的人来说，这种传播其实是无效的。在此种保护性发展下，女书的传承现状仍旧不尽如人意。就上述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想要解决女书的生存发展问题，就必须从其所存在的环境入手。第一，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女书的发扬传播不能只依靠传统媒介，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第二，在女书失去其实际使用意义的当今时代，这门语言需要相关部门在大力扶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责权，真正确保对女书相关产业的扶持落到实处。

　　每年，永州的女书园都会为女书爱好者邀请传承人进行免费授课。除此之外，当地相关部门也将女书与当地旅游业相联系，将女书作品推荐给游客，向其展示女书的独特和价值。女书习俗包括坐歌堂、贺三朝、斗牛节、吹凉节等，但此类活动对参与者的女书知识要求比较高。在此种情况下，女书的普及程度较低，符合活动要求的人数较少，如此一来，在当地的居民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参加此类活动，只在小范围内进行的活动就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对其发展大大不利，甚至会造成恶性循环。相反，如今在网络上一些对女书有着浓厚兴趣、关注女书发展的人，因客观外部因素无法参与这些课程及活动。发挥网络的优势对女书的发展及传承来说迫在眉睫。

(三)女书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化适应性发展原则探索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提出了两个少数民族语言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化适应性发展原则。

　　1、以增强文化认知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适应性发展

　　文化认知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对文化表征的理解，也能提高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跨越文化间的差异壁垒，不必因各自的差异之处而撞得头破血流，就可以达到文化间的适应交流，促进适应性发展。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在女书史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对女书作品本身的了解，尤其是女书文学作品的了解来进一步深刻地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及哲学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作品本身的前提下，人们往往更易于去接受其自身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更容易接受文化差异的人其文化认知能力往往也更强，更能也更乐于去了解、应用和传播一种对他来说稀有的语言，以此来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适应性发展。

　　2、改善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

　　对一门语言的认知学习是一种社会行为，必定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这也是认知学习行为发生的重要基础保障。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传承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有了社会文化环境大背景的支撑，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及发展不仅有了社会文化基础，更加有了群众基础。因为目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较为狭窄，适应性发展程度较低，所以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兴趣是激励人们对其进行了解和传承的重要动力。在我国国情的影响下，相关部门对社会文化背景的宏观调控显得弥足轻重。因此，改善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应做到以下两点：第一，相关部门的扶持及学者的保护性研究应得到发扬，以期为女书创造良好的发展前景；第二，立足当代，立足本土，提高女书与民众生活的融合度，提升其现实性意义。

五、结语

就上述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想要解决女书的生存发展问题，就必须对女书与承载其发展的环境间的关系进行改善。可在本地区内开展选修课、社区女书书法课等形式。开拓创新，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和网络的发展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传承之路。

　　语言在大环境中都会经历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而语言不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其多样性，其方式有：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保护。与之相反，若语言文字不去寻求适应性发展，则会成为“方言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消亡。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及传承要从其本身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着手，内外兼修，在对语言本身学习认知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其与语言发展环境之间的必要关联。在文化认知中适应文化差异，在文化适应性中使我们的少数民族语言得以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