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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哲学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阻碍，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潮革新以及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哲学本所拥有的领土被一一侵蚀，哲学存在的意义与发展方向等问题让哲学家们急需找到一片新的净土。很快,哲学家们在现代逻辑学和语义学中找到了新的分析方法与研究对象，希望在对语言的研究中探寻解决哲学混乱的问题。语言学转向正是在这时面临困境的西方哲学从现代逻辑中借到的一剂良方。语言学转向并非是对形而上学的完全割裂，也并非真正与传统哲学分离，它只是哲学拿起的新的方法论武器，将传统形而上学从科学性上拉入地牢，使哲学摆脱了形而上学的阴影，从而哲学进入新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站在实践的基础上，旨在实现“实践转向”，将哲学引入新的看世界的视野，开启新的哲学思维。同时，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也强调了哲学的“本职工作”——改造世界，而不是仅仅用语言“解释世界”。厘清“语言学转向”与“实践转向”两者的关系，有利于中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断在实践中取得新成果。

一、哲学的生存危机

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激起了关于人性、人权、个性解放的呼喊；二十世纪初，数学与物理学危机的成功解除与之后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前行给哲学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原本哲学关于“物质”“自然”“存在”等概念的研究争论，在自然科学的驱逐下再一次丧失了部分研究对象。另外，哲学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争论，在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后，心理世界开始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至此，哲学“精神世界”的领土也被侵占。面对哲学危机，哲学家们便不断寻找新的学术领土，很快，逻辑学和语义学等学科给予了他们新的分析方法，哲学新出路的大门钥匙终于被找到——语言学转向给哲学带来新希望。

二、语言学转向

总体上看，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两次大转向，分别是从本体论向认识论，以及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变，均被誉为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变革”。文艺复兴以后，是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以康德为代表，将世界划分为二，即现象和物自体，主张批判理性，认为物自体即本质是“不能知之，却可思之”，也就是说，思考的即存在的，尽管无法去认识这个对象。这种无法用语言去把握的理念最终被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所批判。要走出这种理念，寻找新的哲学研究对象，语言学转向带来了生机。

　　语言学转向的提出主要就是针对分析哲学。弗雷格的逻辑分析思想在罗素和摩尔的继承下，被推上哲学解决问题的重要战场，开始将数学的逻辑基础和语义学作为新的武器，主张反对心理主义、推开形而上学的纠缠，从而实现了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逻辑学的发展在语言学转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弗雷格和罗素他们所主张的就是将知识自然科学化，将知识当作科学化后的语言现象，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那些心理现象。自笛卡尔开创近代哲学以来，知识被视为“观念”，被理解为“心理现象”，是属于心灵的。而知识在心中与观念之间的关系又被称为“知道”，这种认识论的关系其实就是形而上学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心理对人来说是私有的，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某个体所“知道”的观念、知识就是属于这个个体的，其他个体无法知晓，因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不是同一个心灵，这个时刻的心灵也无法“知道”其他时刻的观念。这样一来，观念知识的建立与交流面对巨大困难，这种“无从知晓”的困境逐渐在语言学转向中找到了出口。语言学转向等于是将原先的理解方式进行了转变——将知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理解。

　　对观念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写下的文字、说出的语言，都不同程度地需要逻辑和理性，同时需要具有相同逻辑和理性的人去理解。于是，哲学家们开始借助数学逻辑或是公理化的方式来取代原先那些非科学的哲学语言。弗雷格在莱布尼茨“通用文字”的基础上，引入“符号”概念，来论证推理的有效性。不同的符号代表不同的概念，命题的推理也就是表达一种关系，通过符号推理得出的有效的关系和共同的东西，这样把命题符号换成自然语言就是一种具体的有效论证。符号的意义就是避免在一个命题中带入一些某些词语本身的“潜在含义”而影响到推理的有效性。

　　要真正抛开心理主义的影响，除科学的逻辑外，还需要“语境原则”的约束。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就提出语境原则是拒斥心理主义的首要途径。一个句子单独来看是仅仅作为一种结构来表达一种逻辑，要真正表达知识、观念，就必须使这种结构拥有具体特定的含义，即语义学的功能。例如这样一个句子：“你需要跨过那道门槛。”如果没有具体的语境，则无法知晓“门槛”一词的具体含义，它可以指门框下部的地面横木，也可以指某些标准和条件。也就是说，一个词项的意义应当在与这个句子结构中的其他词项关联中确定，单纯的句子只是一种语法结构，语义对句子结构来说具有逻辑的优先性。否则，心理主义会通过排除观念内容实体本身来为自己寻求出路。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基本都是通过“语言学转向”来挥动拒斥形而上学思想的旗帜，将哲学从科学化现代世界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但其实并没有实现哲学真正的生存意义。与“语言转向”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实践转向”实现哲学由抽象语言向生存语言的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实践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人们的认识中还是在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中，实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以前的哲学最根本的区别，因而，这种“实践转向”也完成了“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打开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以及改变世界的哲学思维新大门。在这一点上，将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把认识论建立在实践观上，人们应当在实践中检验证明人的思维的真理性。只有从实践出发去认识人与世界，才能真正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的历史长河是不断向前的，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也是辩证的、发展的，人类由“人的依赖”转向“物的依赖”，最终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以实践为生产力源泉，最终实现自身解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生存意义上的真正价值体现。

四、结语

哲学自我救赎的“语言学转向”将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泥泞中解脱出来，语言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研究不断向前的利器，从而抛弃打败了心理主义类的思想。而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实践，它本身源自人类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实践中的一部分。但语言只起到了解释、论证的作用，真正需要解决的实际生活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从事物质生产资料的实践活动)才能完成。语言是意识的“外壳”，实质在于表达意识，用作实践的理论指导从而改造客观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是在现代哲学“语言转向”基础上的新一层突破，真正实现了哲学的“救赎”，让哲学在意识转为抽象语言后再转换成为“生存语言”，最终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

　　同时，“语言学转向”的一些局限性，例如过分重视逻辑论证事物的发展过程，从而忽视了事物发展的本身规律和短板，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实践论在这一点上就要求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辩证发展地去看待事物，在发展中用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当然，实践中语言的表达也极为重要，例如现阶段，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积极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能扩大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实现国家和世界更好的发展。如何让世界各国接受并一起努力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实际的极具说服力的实践外，以正确合适的逻辑、恰当的语义来表达传递这些概念及理念也同样重要。因此，实现“实践转向”与“语言转向”更好地融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具体实践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对世界推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