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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法大家张颔先生九十寿辰之际，学术界为其举办了作品展。欧阳中石先生在贺词中说：“夫子于文字、古史、考古诸学，固已名倾天下，四海知闻。间以余力，溢为绘事、笔翰，亦皆超逸有致，深契孔圣游艺之道。因知是展足可正本清源，开示后学，使新进稍知进德修业之本，问学从艺之方，意义不待赘言矣！”在当今书坛，张颔先生是“以学术涵养书法”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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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川岳钟灵，三晋沃土多杰士。绵山胜水之间，古有忠良名贤介子推、郭有道、文彦博，今有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颔，典型在望，高山景行。

　　二十世纪，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古代遗址、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大家辈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我国考古学初创时期，张颔先生应时而生。他未生失怙，九岁失恃，从小受尽苦难。因家境贫寒，他仅读完了高小，还在湖北樊城当过杂货店学徒。这些坎坷经历，磨炼和塑造了先生高尚的人格。

　　张颔先生从事考古、古文字研究属“半路出家”。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先生调任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就清楚地认识到，要胜任这一工作，仅靠青少年时期因为志趣和爱好学到的一点文史知识是完全不够的，于是立下三年不当外行的“军令状”，横下心来从头学起，刻苦自修。做学问不下功夫不行，下功夫不讲究方法也不行。尤其是自学，没有教师指导，方法不对就可能走弯路。他继承乾嘉学派传统，将实物证据与文献记载相联系，用科学方法指导实践。1960年至1962年，张颔先生担任侯马考古工作队队长，领导了有北京等兄弟省市专业人员参加的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发掘工作。他虚心向同行请教，边干边学，得到了扎实的业务锻炼。凭着这种忘我探索的执着精神，他又带领考古人员先后勘察了山西十二座古城遗址，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发表了《晋阳古城勘察记》《几年来侯马东周晋国遗址考古工作的情况和收获》《庚儿鼎解》等学术论文，受到考古界的关注。张颔先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前迈进。

　　1965年底，侯马晋都新田遗址出土了大量带有朱书文字的石片——侯马盟书。当时先生正在山西原平出差，得到消息后他请了七天假赶赴侯马，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对刚出土的几百片盟书资料进行了考察研究，立即写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侯马盟书是首次成批发现春秋晚期晋人的手书文字，其内容和体例前所未知，盟书研究在当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所以张颔先生的研究是富于开创性的。不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阅读了盟书资料和张颔所写的文章，受到启发很快撰写了《侯马盟书试探》并与张先生的文章同刊于1966年第2期《文物》杂志。在后来发现的郭老该文手稿中写道：“张颔和其他同志们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我的试探，只是在他们的成绩之上做了一些补充而已。”这是对张颔先生最中肯的评价。由张颔先生主笔的《侯马盟书》于1976年出版，被史学界公认为是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有文章指出：“盟书本身就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但该书的编者并未仅限于把它‘客观’地报道出来，而是将这一重大收获放到春秋末期晋国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这批盟书的历史价值远远地超过了它作为重要文物发现的意义。”《侯马盟书》是融汇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研究而集大成的一部学术巨著，堪称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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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颔先生博闻强记，经史典籍、诗词小说，甚至连一些民谣谚语都能熟读成诵，随口背出。为了可征可信，先生在给学生解答问题的过程中，不时插入《周易》《诗经》《左传》中的大段语句，其惊人的记忆力和踏实的学风令人敬佩。1978年11月，第一届古文字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在会上讲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所论内容中的筮法多数代表不甚明了。当时，政烺先生手头又没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让人听懂信服。此时，张颔先生说自己研究过筮法，愿意给大家讲解一下。他先背了一段古文，看大家还不明白，便用粉笔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内容写了出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然后挂……”一边写一边给大家讲明白了，为张政烺先生的论点做了很好的补充说明。后来，张政烺先生多次对别人说：“做学问就要像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先生有一个习惯，读书时要把重要的内容写在“水牌”上，反复记忆，直到记牢背会为止。这就是张颔先生常提到的“三功夫”——死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所谓死功夫，就是“背的功夫”。此外，做学问还要下慢功夫。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能赶时髦，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虚张声势。事实证明，舍得下慢功夫的人，最后他的学问肯定做得好。张颔先生很喜欢一首宋代题壁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他说：一堆茅草，看起来庞大，点着了火势也不小，但“轰”的一下就着完了；榾柮就是树根，虽其貌不扬，但密度大、坚硬，烧起来虽没有明火，但耐久性强。做人、做学问要实实在在，不要昙花一现，别看慢腾腾，可是煖烘烘。我们想，先生能成就今天的事业，一定是做得比说得更好。

　　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不但在考古学、古文字学领域卓有成就，而且精通古货币、古天文地理学。他不仅对古币文字详加考释，而且全面研究古货币的年代、国别、真伪等问题，有《“贝丘”布文字辨正》《古币文三释》等重要论文发表，其中《古币文三释》在1994年获得“中国钱币学会首届优秀学术成果奖——金泉奖”。特别是先生所著《古币文编》，在古文字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先生评价道：“大作极为精审，与《先秦货币文编》有上下床之别。”著名古钱币学家朱活先生赞叹道：“《古币文编》堪称币文专著之白眉。”此书内容翔实，体例科学，临摹精准，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

　　为研究古籍中的天文学问题，他多少年都晚睡早起观察星象，用他的话说就是“读天章”。通过观星和研读史书，编成《天文指掌图》。曾自拟联语“身在囹圄，放眼宇宙”和“勒字于金，著文于石；星辰在掌，易象在胸”，这是先生真实的生活写照。先生还自制了许多研究仪器和模型，如“旋栻”“授时塔”等。他运用天文学知识很好地解决了考古学中的相关问题，如《侯马盟书历朔考》《匏形壶与“匏瓜”星》等。1974年4月14日，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在致张颔先生的信中说：“今年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春节前后，您在日面上观测到的现象，确是黑子。这几天只有云南天文台和北京天文馆有观察记录，您就是第三家了，实属难能可贵！有些观察资料可补两台之不足。”

　　张颔先生认为，考据学必须注重实证，尤其是写文章，要立论高远，证据确凿。他总是以“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不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作为立论的原则，告诫学生写文章既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又要有谦虚认真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能牵强附会，任意武断。这些原则在其文章中均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先生还说，考据学就是对古人的说法进行考证检验，如有条件，应当做实验来辨别真伪。他在读《左传·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以及杜预注“烧蛤为炭以瘗圹”时，为验证此说，亲自用蜃蛤烧之而不能成炭，乃知蜃、炭并非一物，由此断定杜说有误。通过现在对西周墓葬的考古发掘，可以证明先生的实验结果是完全正确的。又如他在读《汉书·天文志》“冬至短极，悬土炭”后，坚持数年在冬至前后悬土炭，证明《汉书》某些说法不完全正确，须因时因地而论。先生常说，做学问千万不能不求甚解或一知半解。张颔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就是涉猎广泛和注重实证。

　　张颔先生常说：“著书容易立说难。”他治学以严谨精审著称，写文章不是想着反驳别人，而是考虑怎样成一家之言。立字当头是先生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将治学的目标放在立说上，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获，有所开拓。读先生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论证如过关斩将，步步为营，又如抽茧剥笋，层层深入，最后得出的结论铁证如山、不可动摇。1962年4月，张颔先生发表了论文《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中用大量文献、出土铭文证明器主“于”为“州于”之单称，该器为吴王僚之器，同时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容庚先生《鸟书考》引用其论点，将该器列为吴国四器之首。日本《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一书也重点引用该文考释和论点，并以标准器作为断代的依据。就在此时，张颔先生与陈万里、唐兰、沈从文、曾昭燏、启功等学者应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邀请在京做学术报告，其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正因为这篇论文，他与容庚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张颔先生作长诗《僚戈歌》庆贺容老九十寿辰，其才思、情志充溢于字里行间。该诗发表后，著名诗人周采泉赞曰：“《僚戈歌》用韩昌黎《石鼓歌》韵，硬语盘空，陆离光怪，置之韩集中，几乎不辨楮叶，信乎能者之尤能。”从这一侧面也反映了张颔先生精湛的文学造诣。

三

在谈到治学与做人的关系时，先生说：“天底下最大的学问恐怕就是怎样去做人。自古成大器者，无一不是踏实、勤奋、谦虚。不仅要‘博学于文’，还应‘行己有耻’，要善于知道自己的优点，同时也须知道自己的缺点；甚至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做了是一种耻辱。”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大家，但从不妄自尊大、好为人师，始终把谦虚作为人生信条，总是以实际言行和古贤哲语来教育、影响晚辈。他一生最信奉《周易》的“谦”卦，经常言及此卦《彖传》之辞：“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君子始终守谦，终获谦福。几十年来，先生遵循这一宗旨去做人、治学，是真正的践行者和受益者。能将这种精神在后学身上得到发扬，应该是先生最大的愿望。

　　张颔先生常说：“留意处处皆学问。”他学养深厚、达观睿智、热爱生活，能随时随处捕捉到学问和乐趣。诗词、书法、国画、篆刻对他来说虽为余事，但均能表现出文人的雅趣和性情。我们欣赏先生大作，有如沐春风、如对古人之感。日本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松丸道雄在庆贺先生八十华诞的贺信中写道：“由于从一九七八年日中两国恢复国交，中国学术界的消息渐渐开始流传到我国。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到我国，受到日本古文字学者的注目，普遍著称于我国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泉币文字、玺印、镜铭、朱文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而且先生的贡献不限于学问，在书法篆刻等与古文字关系甚深的艺术方面，先生精妙入神，这一点亦是现代学者所未能企及也。”

　　张颔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诚实做人、严谨治学的学者。古人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张先生做到了，他的道德文章令人景仰。他是当之无愧的学界楷模，是当今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榜样。

　　——谨以此文纪念张颔先生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