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佳男

　　在中国制造的间隙，写诗

　　文/葛佳男

　　

　　“诗歌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它不嫌弃我、我也不嫌弃它的东西。”

　　

　　邬霞

毫无诗意可言

制衣厂的流水线一年到头都是灰的，每天踏进来，邬霞都感觉眼前粘了一团蒙蒙的雾，就像总也睡不醒。14岁开始，她就进了厂，每天重复剪线头的动作。管理人员常常藏在成堆的衣服底下窥伺，抓到工人说闲话，立刻就要揪出来收罚款。满厂房的人，个个面无表情。

　　厂里有很多的规矩：不能说话，不能随意上厕所，不能在工作时间坐着，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工作服是深蓝色，毫无美感的直筒式，对一个小姑娘来说实在太不合身。邬霞喜欢自己在夜市上花25块钱买来的一条裙子，晚上冲过凉，等大家都睡熟了，她蹑手蹑脚去洗澡间穿起来，把窗玻璃当镜子，悄无声息地美一会儿。每天在流水线上站十几个小时，她知道或许永远没机会穿上自己生产出来的吊带裙，只好把幻想写在诗里：“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那个时候，很想很想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如今32岁的打工诗人邬霞坐在出租屋的硬板床上，对记者讲述自己写作的缘起，它源于生活的愁苦，毫无诗意可言。她说，在那些“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的日子里，写作是她所能想到的、逃离工厂的唯一希望。

　　很少有人注意到，打工者们在生产“中国制造”的间隙里也生产了大量的诗歌。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邬霞以为打工族里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样的念头。她不知道的是，中国的2900个大大小小的县城里，存活着2.3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亿。2014年5月，诗评人秦晓宇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邀请下，开始着手编一部《工人诗典》，他发现，这个群体所创作的诗歌数量惊人。可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声音都隐匿在工厂巨大的轰鸣里声。

工厂里的写作

从邬霞的出租屋出来，穿过一座天桥，再转过一条小路，就到了她最初打工的制衣厂。

　　“我称那个工厂为牢房。”邬霞说。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原先那家日资工厂在年底搬到了越南，旧厂房现在被好几个小厂瓜分了。2000年从那家厂离开之后，邬霞辗转于多个制衣厂、电子厂，也做过前台，摆过小摊，直到孩子出生，她不得不放弃工作。故地重游，邬霞从一扇生了锈的铁门穿进去。她告诉记者，这门从前是锁死的，里面的工人出不去，家人想来见一面，只能隔着铁栏杆，就像探监。

　　她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个少女，身材瘦小，一看便知是非法童工。线上的老工人凑在一块儿嘀嘀咕咕：“这孩子真可怜啊，小小年纪就出来打工。”而她听到这些只觉得厌恶—每当管理人员发火说线头没剪干净，她们的怜悯立刻消失了，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到邬霞身上。

　　仅有的快乐时光属于夜晚。所有人都睡了，她悄悄爬下铁架子床，拎上塑料泡沫做的小凳子，躲到厕所，就着昏黄的灯光开始写作。

　　她在臭气熏天的蹲坑边上，编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写漂亮小白领和多金大老板的恋爱：“在明媚的春光下/我的身姿开始吸引你/我早穿上漂亮的裙子/那是我最美之时。”4年里，邬霞写了几十首诗歌、6部小说，每天凌晨三四点和衣而睡，第二天早上7点又站到流水线上。

　　绝大多数打工者都经历过几次罢工，食堂饭菜太差是最常见的导火索之一。大家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相互打好招呼，站在院子里把饭盆敲得当当响：“快出来，谁还干活谁就是小狗！”

　　邬霞压根儿不关心罢工是为了什么。她只知道，罢工的时候，那扇常年锁着的铁门会被打开，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可以溜出去给一家远在大连的艺校打个长途电话。那是她好几个星期前就在一本杂志上看好了的，她想去学编剧，然后永远逃离工厂。

她们怎么会这么满足呢

到今年为止，邬霞在深圳居住了17年，比在家乡生活的时间还要长，可这座城市对她而言依旧是陌生的。问她去什么地方该坐什么车，什么建筑在什么位置，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她一律答不上来。她所熟悉的只有西乡镇，一个工业产值占该区GDP超过70%的工业区。父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30年，工业区是一家人唯一找得到工作、租得起房子的地方，他们无法离开。

　　从出来的那一刻起，打工的人就失去了根系。他们从未真正属于城市，却也不再属于乡村。东莞一家整染厂里的工人冯师傅，花了小半辈子纠结要不要在老家盖房子。盖房子，一年到头也没人住；不盖房子，过年想回家又无家可回。他想不出答案，于是继续这么漂着，不知不觉，10年就过去了。邬霞一家在四川的老房子，在他们出来之后没几年就倒了。前年春节他们回去过一趟—那是来深圳打工以后唯一的一次返乡。然而由于没有房子，他们只能在几个亲戚家里蹭住，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只待了20多天，一家人就回到了深圳的工业区。邬霞很想为家乡写几首诗，但是时间实在太短了，她连自己家里的地都没来得及去看一看。

　　邬霞有时看着厂里的女工们每个月拿固定工资，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她们真的是对那样的生活非常满足……怎么会这么满足呢？”

　　但邬霞不愿表现出自己有什么不同。不久之前，她看过一部记录工人诗人的纪录片的预告片，有个诗人在里面说：“诗歌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它不嫌弃我、我也不嫌弃它的东西。”她愣在屏幕面前。除了父母和妹妹，邬霞不敢告诉工厂里的任何人自己在写诗的事情。她害怕被人嘲笑。

写作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2001年年底，邬霞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此时距离她开始写作已经过去5年。那时她刚刚在大连的艺校花光了之前攒的8000块钱，拿到一个无人承认的编剧文凭。

　　那是第一次，邬霞觉得写作也许可以改变她的命运。邬霞于是疯狂地拿之前写的言情小说投稿，却只收到一封又一封退稿信。

　　深圳市文联前副主席杨宏海被邬霞称为“贵人”。他与邬霞在2007年相识。当时邬霞四处碰壁，又赶上失业，由一位打工诗人介绍给杨宏海。杨宏海看完她的作品，劝她：“你一个恋爱都没谈过的女孩，老写什么爱情诗歌、言情小说？你要写打工文学，写自己身边的事情。”邬霞从谈话中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有了新的指望，她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工厂。揭开过往岁月的痛苦就像揭开血痂，她一边写，一边哭。终于有人看了报道联系她，说要帮她出书。邬霞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花几个月的时间整理好书稿寄了过去，对方却没了音讯。她打电话过去，小心翼翼地问：“书还出吗？”毫无预兆，那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撂下一句：“不出了，我说不出就不出。”掐了电话。邬霞大哭一场。她想不通这是为什么，然而渐渐地，类似的事情见多了，居然也就习惯了。

　　杨宏海今年已经退休，记者在电话里跟他提起邬霞，他已经记不起什么值得讲述的细节。他说，在他接触的打工诗人当中，邬霞天资不高，最多算得上中等。当时她打动他，完全是因为她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那么多年，“就像那种小草，生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一般人看来，瘦瘦弱弱，也不起眼”。

　　今年2月的工人诗歌朗诵会上，邬霞朗诵了自己的那首《吊带裙》。她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束了起来，声音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昏黄的灯光从顶棚投下来将她笼在里面，温柔的光影里，她轻声朗诵：“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没有配乐，整个剧场寂静无声，近乎梦幻。

　　3月20日本该是邬霞启程的日子，她订好了机票，要去天津大剧院参加第二场工人诗歌朗诵会。19日凌晨1点40分，朗诵会的微信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临时通知活动延期到5月，因为天津大剧院的售票情况很不理想。邬霞没去过天津，原本一直盼着，然而看到那条消息的瞬间，她发现自己竟然不感到失落，反而松了一口气。

　　她对自己说：“取消了正好，我还要在家照顾女儿。”

　　（于小彤摘自《人物》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