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丹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所谓“蛰伏十年磨一剑”（见《苍黄》腰封），湖南作家王跃文长篇力作《苍黄》以乌柚县政府班子换届选举为开篇，通过一系列事件展现了复杂的官场人性和官场生活。这部小说除了具有以往王跃文“官场小说”关照人性、解剖世相的创作本色，其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品以冷峻的基调和悲悯的温情见长，可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冷一暖酿“苍黄”。

一、冷峻的基调

不言而喻，王跃文对于中国官场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从《国画》到《大清相国》，再到《苍黄》，王跃文以冷峻的笔法不遗余力地展现了一个腐朽不堪，乃至令人窒息的官场世界，书写了官场中人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竭力追逐。在《苍黄》中，王跃文没有执着于宣扬崇高的精神理念与理想信念，他摆脱了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以非道德化的价值立场，用工笔画的方式书写着官场众生相，在一种苍凉的氛围中叙写着官场生存的难以承受之重，彰显出“契珂夫式”的冷峻和“鲁迅式”的苍凉。

　　拒绝理想的冷峻审视：用“契珂夫式”冷峻和忧患，描绘人生常态

　　《苍黄》开卷之初对于小说书名的领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故乡》的开头：“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无论是鲁迅《故乡》中的“苍黄”所述，还是王跃文的《苍黄》所指，无疑都给人一种深深的悲凉之感。《苍黄》叙写的并非现实中美好的、令人向往的人和事，构成作品主要氛围的并非阳光灿烂与温暖和谐。相反，作品透过官场中人李济运的视野，用辛辣的笔调和戏剧化的情节将乌柚官场“常态”予以展示：踏实本分的“刘差配”“丢”官失落发疯而死、廉正刚直的舒泽光惨遭算计受屈入狱，精明老道的“刘半间”失尽人心黯然离场……各色人物走马灯似地在乌柚大舞台登台又谢幕。

　　王跃文一再强调自己写的是人生常态——类似于契珂夫“人无法承受普通生活”的主题诉求。在这样的主题话语制导下，《苍黄》在苍凉的氛围中叙写了官场化生存的难以承受之重，呈现出“契珂夫式”的冷峻和忧患。在契珂夫看来，在没有激烈外界冲突的生活情境下表达生活感受和挖掘人物内心，貌似普通平实且波澜不惊，然而平静下潜藏的正是真实存在的汹涌澎湃的内心困惑和苦闷。因为人的生活总是那么矛盾：个人仅以部分心灵参与与他人共建的共同生活，个人内心最珍贵和最重要的却总是那么多余和无用。

　　不言而喻，王跃文将官场视为洞察人生和人性的立足点。乌柚官场已是一个自我转动的“机器”，其间的人们不知何处自处：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终究无力摆脱根深蒂固的生存桎梏和不可移易的生命法则，无论高尚与卑鄙、从容与局促、挣扎与俯就、进取与退缩，都在无情、无常、无奈的人生场景里徒唤奈何。一种仓惶之感弥漫始终，人人都不知道自己终将面临何种未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这个貌似合理的扭曲官场，作家在探触其现实性存在之时，是陷入对这种“合理性”存在的妥协，还是体验到当下现实与生存盼望的冲突所造成的切肤之痛，从中发掘人生的本谛，将创作作为自己人文关怀和忧患沉思最为坚实也最为广阔的承受之所在，期待从艺术审美世界中获取精神慰藉和灵魂拯救。王跃文显然属于后者。

　　返璞归真的日常化叙事：用反讽式白描，解构官场、书写人生

　　王跃文以近乎写实的方式展示着世俗化的官场生态，将讳莫如深的官场游戏规则敞亮为生活化的日常叙事，将对现实的理性批判寄寓在充满睿智的故事叙述中。“乌柚”意在“无有”，身在乌柚官场，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失足亦能成千古恨。在返璞归真的日常化叙事中，《苍黄》既写了“官场人”身不由己的尴尬，也写了“官场人”困守其中不愿且不能突围的现实。其情状就像小说描写的千年银杏树：“银杏树会魔术似的，黄叶从秋落到冬，树上仍是黄灿灿的。”“此去千百年，数不清的县令、县丞、衙役、更夫，都踩着这些黄叶走过去了。”

　　在冷峻苍凉的基调下，《苍黄》用反讽式白描将官场的荒诞与污浊“公示”于众，也由此颠覆着官员的威严与高大，解构着官场的庄严与神圣，将权力的光彩尽情嘲讽。一直清醒的物价局长舒泽光、财政局副局长刘大亮被县委书记“刘半间”宣布为精神病而扭送至精神病院。“刘半间”下台之后，原本正义凛然的熊雄意外“空降”，成为新一任县委书记。然而，这两位受冤入院的假病人却依然不能“痊愈”。小说结尾，参与揭发“刘半间”的4 人，李济运“挂派”省里，其余三人遭遇“暗算”。乌柚官场又一轮循环就此开始。

　　王跃文曾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到：“我的小说基调不是炽烈的，也不是阴冷灰暗的，是这个中间色。”这个“中间色”就是苍黄。苍黄，黄而发青，就像一幅泼墨的山水图，只不过这种“墨”没有粘稠的浓黑色，只有被有意淡化后的青黄色，整部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一种朦胧而幽深的意蕴，如同满纸云烟。这正是官场生态的“实景”展现，其间太多规则、道理，似有似无，无法言说，却又真实存在。

　　《苍黄》先验地把平常生活下的内在冲突规定在静态的诗意的美学疆域内。它既抑郁得令人窒息，但一切又被克制，往往只是一种暗示。这蕴含着王跃文对人和人性的深沉忧思，它来源于作家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并与他的生命状态存在着关联。这是灵魂深处微妙的震颤，可以说，这是一种冷峻清朗而又凝重沉郁的艺术风格。

　　做官与做人：用现代“犬儒”主义，拷问人性弱点

　　《苍黄》冷峻的审美基调源于其话语主题和叙事方式，更体现于对人性弱点的洞察与拷问，而人性弱点又集中彰显于主人公李济运的“犬儒症”之上。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是“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生活观念和生存态度。所以，犬儒主义认为一切价值主张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唯物主义”和庸俗利己的功利主义目标才是真的。因为怀疑，犬儒主义对任何价值都无所谓真假，对任何事物都无所谓有无，对任何信念都无所谓坚持，甚至认为信念本身就是虚幻，唯有绝望才是绝对。当然，“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并由此转化为对现实的无奈接受。所以，犬儒主义把对现实规则的不满转化为不拒绝的清醒、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认同的接受。

　　在良知和人性底线已然模糊的官场环境里，犬儒式行为没有风险，犬儒式生存也成为了李济运的必然选择。李济运自知自己并不高尚，他的善良只是懦弱，但他的善良式懦弱让舒泽光、朱芝对其信任和尊重，却让那些被名利蒙蔽双眼的人对其半信半疑，更让陈美对其怨言不少。他深深明了这种善良式懦弱，他“满心羞愧，却无从辩白。他不能说自己同刘星明真吵过，更不能说明阳和朱芝反对这么做。他要维护班子的团结，这是他必须坚持的”。现实也确乎如此。官场意味着秩序和权利对个人的严格支配，缺乏的正是鲜活的个人情感。官场环境与李济运生存哲学的交相辉映，展示出暧昧的犬儒精神的强大伟力。李济运的犬儒主义表现为他不满官场，所以他始终保持着与官场清醒的距离意识，但他终究不敢也不能与之正面抗衡，只得以改变向量的态度曲折地表达妄图妥协的矛盾立场。渴望远离现实又无法抗拒官场，李济运凭借的只能是坦然接受命运，然后回溯性地置身于过去的可能发生但又终究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之中。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的，人们常说难得糊涂，“弱者犬儒主义使在下者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

　　当然，犬儒主义对既定且强权化的官场体制性秩序既有无奈妥协和参与的一面，也有始终不满和抵抗的一面。妥协和参与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与官场体制性秩序相协调的表象，人人表演、人人阳奉阴违、人人说一套做一套；而不满和抵抗则使它疏离现有的官场体制性秩序，表现出具有某种暧昧意味且又假借公众话语出现的抗争姿态。就《苍黄》而言，李济运的灵魂时常被置于自我诘问之中，这使其对犬儒症又表现出些许“免疫”能力，所以当老同学跳楼自杀之时，他觉得死去的还有自己。但是这种抗争是顺应性的抗争，只能是弱者无奈且无望的抵抗。

　　王跃文曾说“我最喜欢的还是鲁迅。如果一定要说我受谁的影响，那我肯定受鲁迅的影响。……他深邃的眼光，他对国民劣根性那种令人胆寒的揭示和批判，他隐藏在冷嘲和讥讽之下的热爱和痛楚，这些对我来说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如果说鲁迅对其笔下的人物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王跃文对“李济运”们则是“悲其不幸，怒其难争”。如果说鲁迅的清醒与冷峻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文学神话，那么对于王跃文来说，《苍黄》对于官场、对于人生世相的清醒和冷峻使其具备了独特的现实主义风貌。

二、悲悯的温情

《苍黄》的基调是冷峻的，然而冷峻却不冷漠，全书弥漫着一种关照人世的情怀和悲悯的温情。王跃文自述“浸染官场太久，耳闻目睹，亲见亲历，感觉心中有种巨大的悲悯和哀伤在胸口激荡”。经过十年的观察和省思，王跃文对待很多事情更加平和，更加清醒，自然也多了一份理解和温情。

　　悲悯：对人生悲剧和悲剧性人物的深切关怀

　　王跃文用大手笔刻画了官场繁复的人际关系，同时用细腻的笔触描摹了人世的温馨和人性的温暖，尽管其间也有心酸、慨叹和惋惜。升官梦破而发癫的“刘差配”，这个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的人生可谓跌宕起伏，坎坷而荒诞。作者对其人格的“不自在”生态和生命意义的浅薄，给予了充分的同情和深切的关怀。“发疯”情节的设置让人不禁想起了《范进中举》中的范进，不同的是范进发疯是中举后过度兴奋导致癫狂，“刘差配”却是被当做棋子利用后心灵扭曲而疯魔，但二人同样“发疯”得出乎意料，同样令人同情与深思。

　　“刘差配”的疯而至死与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极其神似。《小公务员之死》同样言说了官僚化等级秩序对人性的伤害，但又不仅限于此。不是没有讽刺和鞭挞，不是没有批评和否定，更重要的是，契诃夫肯定了所有人，不论平凡还是伟大，普通还是特殊，都应当拥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对此，俄罗斯诗人霍达谢维奇认为，在提高与完善写作技巧的同时，契诃夫也改变着对人物的塑造模式：从庸人，到怪人，再到平常人，对他们从怜悯，到找寻优点，再到充满感情和爱。如果说王跃文的小说与契珂夫的创作有相通之处，那么从霍达谢维奇以上充满敬意的描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两者一脉相通的心灵：作家的内心柔善而又谦卑、敏感而又深沉。也只有这样谦卑而深沉的内心，才能够容涵下作家对笔下人物义不容辞的道德承诺和悲悯情怀。用迟子建的话说：“我觉得生活肯定是寒冷的，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讲，从宗教的意义来讲，人就是偶然抛到大地的一粒尘埃，他注定要消失。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却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在离去的时候，心里不至于后悔来到这个苍凉的世界一回，我相信这种力量是更强大的。”

　　王跃文绝少高唱人生的赞歌，但总能在人生的灰暗中发现人性的闪光。丈夫“刘差配”发疯后，陈美每天透过窗户注视着银杏树下的丈夫。她观察和丈夫说话的每一个人，在乎对方是否客气。她心疼丈夫，极力向丈夫隐瞒已然发疯的事实。小说通过对陈美行为的刻画体现了夫妻真爱的暖色，所谓细腻中见真挚。此外，舒泽光自杀身亡，妻子入狱，剩下一个尚在读书的女儿。舒家的悲惨命运中依然流淌着浓浓的暖情。丈夫被诬收贿后，妻子从没怀疑过自己的丈夫。这个被人叫做“推土机”没有文化的女人甚至做出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在幼儿园食物中下毒。这愚蠢的做法非但帮不了丈夫，自己也锒铛入狱。然而愚蠢的背后是妻子对丈夫的一片深情。而丈夫，面对上层的高压，为了解救为自己抱不平的妻子，毅然担起了莫须有的罪名，用自己的清白换回了妻子的性命。因为没钱供女儿出国读书，他甚至以自杀来换取所谓的国家赔偿。这一切一切都因为他是丈夫、他是父亲。

　　忧虑：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苍黄》用世俗生活表象和精神内涵相结合的方式将官场叙事还原为人的生存抗争，隐伏着对官场潜规则的鄙夷和对人之生存的深深忧虑。身处官场的知识分子对文化根性的坚守早已危机四伏，他们在中国传统为官治国和西方人文终极关怀双重价值追求中，对官场亚文化导致的人性异化产生了深深的恐慌，并滋生出无奈的忧伤。李济运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他会包容、有韧性、不谴是非。他职位不高，似乎怀才不遇，有些郁郁不欢。但与权欲、利欲之徒不同，李济运不会不择手段对付他人，很多事情更像不得已而为之。比如，给老同学“刘差配”打镇定剂是县委书记“刘半间”的命令，他不愿意却无法不从；舒泽光被诬陷嫖娼，他心存怀疑却只能闷在肚子里，他想帮舒泽光一把却又不想让人知道；他对“刘半间”的独断专横、徇私报复愤愤不平，却从不敢当场声斥或戳穿其真面目；面对老同学熊雄当上县委书记后对自己态度的改变，他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反应。

　　在文人情怀与官场存在的游戏规则构成的分裂状态中，“李济运”们经历着从知识分子向官场游戏高手蜕变的心灵痛苦之旅。他们忧虑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危机，在个体生命意义和官场秩序体制的冲突悲剧中艰难地挣扎。《苍黄》对强制性官场秩序的存在状态进行了深入反思，表达着对人之生存价值的深切关怀，那是一种满含忧患的深思，在艰难前行中期待着精神和理想的坚守。

　　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执着于对人之生存的叙写和探询。这种叙述和探询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之生存状态，即人的生命活法；一是人之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缺失任何一面，文学境界与审美艺境都将残缺。《苍黄》行将结束之时，李济运梦见了死亡，“刘差配”则真的选择了死亡。“刘差配”从18 层楼上跳下，那一幕竟和李济运在梦里所见如此相似。不同的是，梦里跳楼的是他自己。在李济运的梦中，那幅《怕》也跌落了下来，画里的玫瑰碎了，像血。也许，文学解决不了现实的诸多弊端，并非人人都能拯救世界，然而，文学创作者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种种苦难始终充满忧患并自觉地感受痛苦，这是一种令人肃然的悲悯之情。

　　敬畏：信仰缺失下的自我救赎

　　《苍黄》扉页：“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日：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官场早就是个大江湖，清清浊浊，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一塌糊涂。”对此，王跃文意味深长地在小说中多次提到一幅挂在李济运家客厅的名叫《怕》的画。画中有一个将倾欲倾的花瓶，然而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画框，花瓶又斜了。对此，文中也已给出了阐释：“佛门正是教人怕！心头有个怕字，便会敬畏常住。”这是提醒人们，面对天地万物，面对滚滚红尘，面对纷繁世事，面对自己内心，要装一个“怕”字——常持“敬畏”之意。

　　在信仰丧失理想匮乏的当下，敬畏主题颇有现实意义。李济运虽然追逐权利，但仍在保留底线的情况下尽量有所作为。《苍黄》没有设置乌托邦式的理想情境慰藉人物与读者，正是表达作者对生命存在和现世人生的“敬畏”之意。在缺乏普世价值的现实世界，王跃文所倡导的“敬畏”，透露出对人的普遍生命意义的价值关怀，渗透着对人的真实存在的恳切体察与深厚挚爱，借此传达出人物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受，也让我们真切地聆听到人物灵魂的呻吟。这是人类生存之困，是作者渴望人性之善的自我救赎，也昭显了《苍黄》在悲切和严峻的审美基调下的悲悯之心。

　　比如《苍黄》对“哭”的摹写。一次是毛云生的“哭”。因为得知刘大亮与舒泽光计划当众揭穿自己的恶行，“刘半间”以领导班子的名义命令信访局长毛云生把刘舒二人送进精神病院。毛云生与刘舒本是老友，且明知精神病之说只是借口，不愿为却不得不为之。内心的压抑让毛云生在李济运面前痛哭。这里的痛哭是因为悲患，悲患他人的同时，亦在悲患自己。另一位“哭”者是主人公李济运。李济运很少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却也掉了不止一次男儿泪。第一次哭是舒泽光自杀后其女舒芳芳来找他哭诉后。这里的哭是在释放多年的万般委屈，是对不公现实的愤怒与无奈，是对无望前路的无力与无助。第二次哭是得知老同学“刘差配”跳楼自杀后。他在哭，他的灵魂亦在被撕扯。官场化的生存是一张永远无法完成的草图，人们在抉择时无从判断，因为找不到判断的依据。在这样的世界里，任何选择都失去了理由，一切结果都变得合理，所以，他们的“哭”是灵魂失重后的悲泣。无可选择又必须选择。

　　长歌当哭，情何以堪。“哭”将人性摆上了灵魂的解剖台。这是灵魂深处的悲恸。钟不但为世界而鸣，而且为自己而鸣。鲁迅先生说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大痛过后，痛定思痛，心仍在徐徐淌血。维克多·雨果曾说，极度的悲悯是非凡而令人敬畏的光辉，将不幸者照得面貌一新。正是通过“敬畏”，王跃文满怀悲悯对个体存在与生命死亡的“痛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这是充满温情充满情怀的揭示，生和死、现实和命运都已超越其本身而被审美化了。于是，在精神的荒原中，沉重的灵魂负载也奏响了一首强盛的生命“哭”歌。由此，“哭”成为了有关悲悯的诗学。

　　行文至此，最使人流连忘返的仍然是《苍黄》中那棵银杏。它的独秀超乎寻常：它是小说叙事进程与人物网络的结构性要素。一方面，银杏植立于县委机关的要津，“到大树底下走走”即沟通上层疏通关系，一拨拨行走于银杏下的人犹如一茬茬生活的春韭，它更像禅的眼，在红尘中守望入定。另一方面，在李济运从县委机关到省交通厅的官涯仕途中，银杏固执地与他在深秋与初冬一次又一次相遇。银杏下，李济运也曾是一位轻松而温暖的父亲，怀惴过一点细微的红颜春梦，也即，在银杏下李济运也曾得到过暂且的心灵安居；还有陈美，无数次站在二楼窗前，为树下疯了的自家男人默默垂泪。在苍黄的天底下，王跃文将不多的暖色与亮光都给了一棵不会说话的树，成就了《苍黄》冷峻基调中的悲悯温情。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王跃文.苍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王跃文.2009 上海书展搜狐专访〔EB/OL〕.2009-08-17，http：//book.sohu.com/20090817/n266010659_1.shtml.

　　〔4〕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J〕.二十一世纪，2001（6）.

　　〔5〕易清华、王跃文.我是最不像作家的作家〔J〕.文学界（专辑版），2009（10）.

　　〔6〕王跃文.我不懂味〔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7〕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1）.

　　〔8〕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