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03）
沈从文文学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曾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不同的历史环境和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具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20 世纪20、30 年代，有人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空虚的作者”、“没有思想的作家”，然而却有人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艺术家的小说家”；20 世纪40—70 年代，有人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粉红色作家”、“地主阶级弄臣”，然而却有人认为沈从文是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短篇小说之王”；新时期以后，有人认为沈从文只能是“名家”，也有人认为他非“大家”莫属，甚至有人提出了“沈从文传统”，给予其极高的文学地位。这种分歧的背后具有种种深刻的原因。本论文对于沈从文文学评价分歧的探讨，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于沈从文文学地位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对于正确地展开当下的文学批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空虚的作者”“没有思想的作家”与“文体作家”“艺术家的小说家”
相比之下，左翼倾向的评论家，则对沈从文的创作提出了较为严苛的批评。侍桁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空虚的作者”，“最有力地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的趣味的作者”，“他的取材，是范围很小的……是一些作者偶然感觉着有趣的琐碎无聊的事件，他的目的也就是在把自己对于所感到的趣味再传给读者，因为他所写的材料无论描写得多么细致，对于社会的进展与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的认识，毫无启示的；并且就是从美的观点看，它们也不能发展出美的外形或给读者以美的感觉。”侍桁除了对于沈从文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批判之外，还对其艺术价值也进行了非议和批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里，几乎没有什么形式的技巧可讲；他的文字中属于形式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是在于他特有的文体上”，“因为以他的以前的空虚的题材与轻飘的文体为证，对于这位作者我们已是失望了。”贺玉波同样对沈从文不看好，他说：“他的作品里的思想是非常空虚的。”“从他的许多作品中，我们看出了他的创作哲学，那就是说他是主张‘为艺术的艺术’的。所以，他不求什么思想的表现，只求他的作品含有趣味，这是他努力不懈的一点。”为此，贺玉波送沈从文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的头衔，或是“一个趣味作家”的头衔，“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个空虚的作家’的指摘！”而贺玉波之所以称沈从文为“没有思想的作者”，就因为“他是不站在任何派别任何主义下来从事于创作”。这里贺玉波其实非常清楚地说出了问题的本质：沈从文因为不站在他们的党派立场上写作，便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一个“空虚的作者”。
而在20 世纪30 年代对沈从文文学进行评价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位评论家：一位是苏雪林，另一位便是刘西渭。苏雪林在其论文《沈从文论》里将沈从文的作品分为四类，她对每一类题材作品都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沈氏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苏雪林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概括为：“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还对沈从文的作品的缺点进行了较为直爽的批评。应该说苏雪林对沈从文的评价整体上是比较准确的，但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比如她认为沈从文不能成为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第一流作家”。刘西渭在其论文《〈边城〉与〈八骏图〉》里将沈从文称为“艺术家的小说家”，“沈从文先生是抒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边城》是一首诗，是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然与其说是说人，作者才更是艺术家，因为说实话，在他制作之中，艺术家的自觉心是那真正的统治者。”这就触及到沈从文创作的诗化的本质。刘西渭关于沈从文是一个艺术家的小说家的论断，可谓是沈从文的知音。应该说在30 年代，沈从文的文学评价总体是较为正面的，他的文学成就不断获得人们的认可。1935 年，就连曾经与沈从文有过误解的鲁迅在一次与斯诺的谈话中，也肯定了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
二、“粉红色作家”“地主阶级的弄臣”与“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短篇小说之王”
从20 世纪40 年代开始，沈从文及其创作越来越多地受到批评。1940 年，林茨对沈从文的《主妇集》进行批评：“作者出这个集子有点近于凑数，里面是多么庞杂，多么不调和呢”，《主妇》篇“这里面有什么内容？谁说不是生活中的‘闲情’呢？沈氏只描写了这情感的变幻，说意义恐怕除了一时心理的倾诉以外再没有别的了”，《生存》篇“却仅只给我们一个轮廓，这只是一个短短的‘速写’”，《王谢子弟》“这样具有浓厚讽刺意味的题材，在沈从文的笔下竟显得平凡”，最后只有《贵生》是“《全集》里顶完美的一篇”。林茨的批评虽然不尽其然，但是他总还是结合沈从文的作品进行分析评论。许杰则对沈从文的《摘星录》《看虹录》提出严厉的批评，说沈从文“近来的作风，似乎都想用人生问题的讨论开头，而后装入他那一贯的肉欲的追求，用‘生命的诗与火的赞美’来结束……在这抗战的现阶段，这样的强调着肉体的享乐……这就不得不受人批评，受时代批判。”抗战胜利之后，国内政治时局发生变化，文化领域内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1946 年11 月，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4～5 期发表《从现实学习》一文，对当下的文艺发展和国家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为此，杨华发表《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对沈从文的反对政治“干涉”文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由此，对沈从文进行政治评判拉开了序幕。1948 年之后，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期，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集聚在香港，对自由知识分子进行了清算，沈从文是其中遭受批评的一个重要代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郭沫若将沈从文称为“粉红色”作家。他在其论文中写道：“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应该为《看虹录》——笔者注），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论文对沈从文进行了严酷的政治批判。冯乃超则对沈从文纪念熊希龄的文章《芷江县的熊公馆》进行了批判，冯认为沈从文是“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其作品是“最反动的文艺”。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将沈从文定性为“反动派”，这种评判显然是一种党派审视，一种严厉的政治评判。正是在这强大的外在政治压力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二三十年，沈从文在文学方面几乎销声匿迹，逐步不为人所知。1953 年，开明书店通知他，说他的书“内容已经过时”，本书店代为销毁。而1954 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文学史（即由王瑶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年版）中，沈从文只得到很简短的评论，而且多为负面的评论，譬如说沈从文的作品写的“多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他有意籍着湘西黔边一带等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的力量……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下层社会的人他也写到过，但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1950—1970 年代中国大陆还出现了几本现代文学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以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 年版）三部文学史，这些文学史相较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思想内容更加的激进和政治化，譬如丁易在其著作中将沈从文和徐志摩看作是有着“反动的政治态度和文学主张”的“新月派”的代表人物，认为沈从文十分露骨地表现出“浓厚的地主阶级意识”。
可是，也就是这一时期，在海外及中国香港地区，沈从文却得到较高程度的关注，并且都给予沈从文很高的评价。1972 年，聂华苓在美国出版了《沈从文评传》（Twayne出版社）。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部文学史：一部是美籍华人夏志清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系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 年初版，1979 年刘绍铭译为中文，友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另一部便是香港司马长风著的《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1978 年版）。夏志清在其著作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过程及其有关代表性作品，指出其艺术特色，并认为沈从文：“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工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著作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像力最丰富的作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认为沈从文是“短篇小说之王”，他说：“沈从文在中国有如19世纪法国的莫泊桑或俄国的契诃夫，是短篇小说之王；中长篇小说作品较少，但是仅有的几篇如《边城》、《长河》等全是杰作。”司马长风甚至认为沈从文初期的文学作品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虽然，沈从文的第一流作品，到1929 年以后，即到30 年代才出现，但是他的初期作品在当时仍属鹤立鸡群，大部分诞生期和成长期的作家，都望尘莫及。有些作品可与鲁迅和郁达夫媲美。”司马长风还分析了沈从文被埋没的原因并为之惋惜，“沈从文由于是有棱角的独立作家，所以既为左派作家所恨，又为政府所忌，他时处于左右夹攻，孤立无援的状态……沈从文在1949 年以前，所遭受的困厄，与1949 年以后的磨折相比，实微不足道。从文学史上来看，最令人可惜的是他被封埋的文采。”
三、“名家”?“大家”?与“沈从文传统”
19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一些思想禁地也开始解冻，沈从文逐步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海外掀起的“沈从文热”也逐渐波及到了大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不少震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已经不把沈从文定为反动作家，但对其创作的基本倾向评价不高。只在第十一章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这个不起眼的地方，给了沈从文大约900 字左右的篇幅。而同一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院校编写组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指出，沈从文“对旧社会的罪恶是有认识的，也作过一定的揭露和鞭挞，但他并未取得正确世界观的指导，也未投入现实斗争的洪流，创作实践与理想存在距离。他笔下的人物的反抗都是消极的个人的反抗，革命者的形象写得也不成功，作品一般缺乏积极力量”，同时也指出了其创作“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可是，这部文学史关于文学思潮和运动部分，却多次引用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言论批评沈从文，说他反对文学成为宣传，反对作家从政，特别是认为沈从文具有“反动性”：“一则配合自由主义的政治路线，一则把锋芒指向党的文艺方向、文艺政策……表现出他的反动性。”这几乎就是郭沫若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翻版。可见，要官方改变对沈从文的极“左”的看法并非易事。而学术界的一些权威人物对沈从文的评价开始有了松动，被沈从文讽刺因为宣传“正统”有功应获得正统派文学批评奖“第一等金质奖章”的王瑶就开始改变过去对沈从文的看法，1981 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沈从文的作品只能认为是‘名家’之作，还没有达到‘大家’的成就。”这其实是王瑶部分地认可了沈从文的文学成就，虽然还比较保守，仅仅将沈从文规并为“名家之列”。但是到了1983 年，朱光潜则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说：“据我所接触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 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部沈从文研究专著，那就是凌宇先生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5 年版），这部著作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带有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和“正名”的意味，留下了较为鲜明的社会分析学的印记，但是，它正面阐释了沈从文的“人性”价值，对于沈从文的创作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评论，并对沈从文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对长期被人为扭曲的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作出了历史的还原”。著作深入作品，摆事实讲道理的写作方式也是对以往沈从文研究的乱“戴帽子”和乱“打棍子”的批判模式的一种冲击和突破。著作不仅是沈从文文学价值的重新阐述和评估，而且从都市社会和乡村人生构建其论述框架，并还触及到沈从文身上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一文化批评视野，开拓了沈从文研究的新的思路和方法。一年之后，赵园发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该文认为沈从文的城乡对照视角“没有引入‘历史发展’的概念而显得‘片面化’”，导致其文化思想的贫困；另一方面，论者又认为沈从文的创作显示出“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这种评论表明出当时学术界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矛盾心态，具有过渡性的特征。然而，海外的“沈从文热”却在不断的升温，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谢尔以·马悦然透露：沈从文入选了1987、1988 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他是1988 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然而，不幸的是，沈从文在1988 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之前几个月去世了，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金介甫的《沈从文传》注重沈从文的地方主义思想，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历史，地方风物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证。吴立昌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从人性的视角对沈从文创作作了很好的分析论述，标志着对沈从文创作认识的深化。1994 年，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海南出版社1994 年版），重排现代文学大师座次，将沈从文排列在鲁迅之后，位居第二，认为沈从文“他被政治与学术偏见‘活埋’几十年重新出土，以自己借湘西边域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在开创现代抒情文体上的巨大影响力，足以越过许多大师而上升到次席。”1998 年，钱理群、吴福辉和温儒敏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里，沈从文则获得了独立的一章，俨然与“鲁郭茅巴老曹”平起平坐了，沈从文的“大师”地位获得了确认。此后虽然也有一些人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质疑，譬如刘永泰的《人性的贫困与简陋——重读沈从文》，但是，该文的观点已经不被大多数评论家所接受。此后，沈从文的研究得到多方面的深入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不再一一罗列。以此同时，沈从文对现当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国内一类作家譬如汪曾祺、贾平凹、莫言等都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事实上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学流派与“沈从文传统”。而张新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标志着“沈从文传统”已经获得官方的认可。四、沈从文文学评价分歧的原因探析
以上，我们以时间线索为序，主要分三个阶段对沈从文文学评价的分歧进行了分析论述。然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具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它关联着作家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以及文学的评判标准与方式等方面内容。下面，我们试着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首先，在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上，沈从文与左翼激进作家及其批评家存在着差别。沈从文认为当时一些激进的作家“记着‘时代’，忘了‘艺术’﹗……作品‘差不多’于是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他要求作家“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上，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并且当朝野都有人只想利用作家来争夺政权巩固政权的情势中，作家若欲免去帮忙帮闲之讥，想选一条路，必选限制最少自由最多的路。换言之，作家要救社会还得先设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别学人空口喊叫，作应声虫，第二别把强权当作真理，作磕头虫。”沈从文认为：“至于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很明显的变动是：表面上作品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蓄养作家，来作打手，这种打手产生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点缀物罢了。作品由‘表现真理’转成‘解释政策’‘宣传政策’，便宜了一群投机者与莫名其妙的作家。”而左翼作家中的蒋光慈之类往往将文学当作宣传，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强烈的革命功利性，他们在写作以前，往往需要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写什么？回答什么问题？体现什么思想？为了图解当下的某种政策和运动，造成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端。沈从文对此批评道：“读高尔基，或辛克莱，或其他作品，又看看杂志上文坛消息，从那些上面认识一切，使革命的意识从一个传奇上培养，在一个传奇上生存，作者所谓觉悟了，便是模仿那粗暴，模仿那愤怒，模仿那表示粗暴与愤怒的言语与动作。使一个全身是农民的血的佃户或军人，以夸张的声色，在作品中出现，这便是革命文学作品所做到的事。”沈从文的这种文学态度，自然便会遭到像郭沫若之类的左翼激进派的批评，说沈从文反对政治，反对文学为革命服务，反对文学为抗战服务。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误解，沈从文并不是完全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其目的是为了文学的自由，反对政治对文学的过分干涉，他说：“一个作家在写作观念上，能得到应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与求真的批评态度，方可想望将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这种作家与作品，从表面言来，也许与某一时某一种政治真理相去甚远，事实上不过是与一部分政客政策稍稍不同罢了。”“我们若生活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永远不气馁，且在各种方式下，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沾附到整个民族向上的努力中。”可见，沈从文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关于文学的本质，沈从文“纯正”的文学观也与一些人“工具”的文学观念具有重大的区别。沈从文坚持文学的“纯正”意识，他反对文学跟“资本”与“政治”的发生关系。沈从文在谈到1928 年到1942 年文学发展时，说“近十五年来的文学运动”，因为一是“与上海资本结了缘”，二是“又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而‘堕落’，因此“文学运动有待于重造，事极显明”，重造的方法就是努力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分，“从商品与政策推挽中，伟大作品不易产生，写作的动力，还有待于作者从两者以外选一条新路，即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怜，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活一世，写一世，到应当死去时，倒下完事。”为此，沈从文对不顾艺术规律，一味强调“思想”的写作方式表示拒绝，他说：“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然而，左翼激进人士却将文学作为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工具来看待。由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异常艰苦，文学在那个非常时期便被毛泽东同志赋予了重要的斗争功能，他在《讲话》中指出：“就是要使文艺很好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左翼及中国共产党人士便以此作为文学的宗旨，坚持文学的政治功能化，将文学作为“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为国防”、“为推翻旧制度”等等方面的工具。沈从文与左翼激进人士对文学本质的理解的不同，必然引起冲突，沈从文受到左翼激进人士的批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有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再成为主要矛盾，文学重新回归文学的本体时，沈从文才能够被理解和容纳，这是历史的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
再次，对沈从文的作品的评价方法的不同也是引起其评价分歧的重要原因。沈从文曾谈到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创作，他说：“你应当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凡是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沈从文还具体谈到对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的理解：“也只希望读者能用欣赏方式留下个印象。”所以早期评论沈从文创作的，譬如徐志摩、罗曼、李同愈、苏雪林，他们的评论大都从欣赏的视角出发，故能对沈从文的创作有较为恰当的理解，特别是刘西渭，他从印象主义批评方式出发，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赏析，就深得沈从文的赞赏，沈从文说：“幸而又还有一个刘西渭先生，几乎像凭空掉下，一支带着感情的笔，常在手中挥来使去，这里写一篇书评，那里写一篇书评，俨然时时刻刻都在向读者指东话西粗声大气地呼喊。‘先生们（蠢东西），睁开眼睛，看这个，看那个，细心地看，有道理呀！放下你那个流俗的成见，会看出道理来……’”相反，如果从文学的功利主义出发，从党派利益出发，要求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能对当时的民族抗战和人民的解放具有直接的功用，的确沈从文的作品并不符合他们这方面的需要，沈从文的创作与党的直接的政策结合得不是很紧密，甚至可以说其作品大多数与此保持较为疏离的状态，而这必然会受到利用文学作其他企图的批评家的严厉的批评。
总之，沈从文文学评价的这种分歧有其重要原因，这是由于沈从文与左翼作家及其批评家对时代认识的差异、对文学本质理解的不同以及人们对沈从文文学评价所使用的批评方法有异等原因造成的。通过对沈从文文学评价分歧的历史考察及其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一些不正常的社会原因导致人们对沈从文文学评价出现偏颇和失误，但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文学评价重新回归文学本体，沈从文文学价值就会得到客观、公正、合理的评价，其巨大的文学价值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极其宝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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