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香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一

　　“诗学”一词的内涵，在东西方的原初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在中国，诗学的范围原初只限定于诗歌，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将诗学作为理论和批评研究的替代概念，将诗学范围扩大到喜剧、史诗等文类。经过20世纪以来的学术交汇后，诗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取得了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意义上的共识，所谓诗学，就是指在理论层面上展开的关于文学问题的研究，接近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诗学的形而上学性使它具有了建构宏大理论体系的可能，“诗学史可简约为从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建构走向形而上学的解构历史，从柏拉图至黑格尔，西方诗学是侧重于形而上学基点上的建构，至德里达，则偏向于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形而上学的明显特点就是要在某一基础上建构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这里虽然只谈到了西方诗学，但对于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诗学而言，是可以涵盖的。因此，诗学是文学研究的高级阶段，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也是当前建构世界文学的必经阶段。比较诗学是在全球化与多元共生的语境中产生的，是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纵深发展的产物，它的“跨文化”立场和“对话性”问题意识使其具有鲜明的宏括特质，因此受到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目前，各国为在将来的世界文坛证明其存在价值，都在积极的寻找话语权。这样，比较诗学成为东西异质文化之间实现对话和沟通的平台，各国试图在逐步的理解中构建世界文学。

　　正是诗学的这种宏观特质使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文明入侵时，学者们敏锐地将研究视野锁定在了中西比较诗学。中国比较文学在发轫期就存在比较诗学的成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的出现便是明证，虽然只是非学科化时期的探索，还停留在直觉体验式的评述阶段，但成果显著，占1949年中国比较文学论著和论文的四分之一左右。到了20世纪70年代，港台和海外华人学界率先感受到了国际文学潮流下的刺激，他们开始以西方理论为参照，追求民族理论的原创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也迎来了西方各种文学理念，以1979年钱钟书的《管锥编》的出版为开端，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意识到了比较诗学在促进中国文艺理论“走出去”的意义，试图重建中国文论的辉煌。但正是这个令人振奋的愿景计划导致了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在急于求成的心态支配下出现了问题。有学者指出，中西比较诗学为代表的比较诗学研究为了证明中国文学的理论价值而将研究局限在范畴、体系方面，忽视了对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殊不知我们急于论证的概念、范畴必须是基于文学史提供的大量史料上的论断，没有史实的积淀，研究出的所谓结论没有意义，大多是由理论到理论的悬空式研究，呈现缺乏诗学史观和文学史观的研究态势。这指出了我们研究的缺失，也道出了研究的新路子。这里强调的文学现象研究与文学史研究都是影响研究所擅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诗学研究缺少了对影响研究的实证价值的重视。这确实是中国比较诗学的一个软肋，对此应该引起重视，以重建中国文论为旨归的比较诗学研究，怎样在目前的困境中取得突破？对以往的研究做一回顾，就会发现，诗学研究在方法上确实存在问题，尽管诗学具有理论研究的特性，但我们只重视理论的逻辑推演，而忽略了实证材料对其的支撑。

　　二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个体方面来说与研究者的研究风格和兴趣有关，但当它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时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喜好。众所周知，中国的比较文学是在自身文学发展的要求基础上产生的。近代以前，国人皆以为中国之“六义”等文学理论博大精深，足以概括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精要，但随着国门被迫开放，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比较的自觉，夜郎自大的心态顷刻间转变为“师夷长技”之谦逊。伴随着救亡的呐喊，中国文学进行了一场革命，尽管是“革命”，但文学依旧固守着不与西方同流的自尊。到了现代，西方的学术术语不断地被援引、复制和播撒，甚至泛滥，这种学术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学人的焦虑，中国比较诗学就是在反对“西方一边倒”的呼声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也就是说，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文论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被误读甚至被忽略激起了学者们的不平，他们意欲通过研究让西方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价值。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现状，促使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追求自我言说和现代性发展的欲望。这个欲望之强烈令人惊讶，“以西释中”的模式得到了推广，并在短时间内成果颇丰，出现了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等优秀论著。这些都是在与西方文学的最初接触中萌动的文学的宏观比较意识，那时还没有比较诗学的明晰概念，《诗论》也只是以多篇附录的形式编撰的修补型著作，没有系统的重新建构。然而这个模式在以后的研究中一直在学界盛行不衰，长此以往，造成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基本上是平行研究的一统天下，影响研究在比较诗学里却少有提及。诚然，影响研究以其实证的科学主义对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它是研究“文学的贸易”的，其理论主张与实践研究，除了国别文学之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外，也确实给人以“形象学”的印象，伽列的《法国旅行家与作家在埃及》等著作都是用实证的方法来确认“影响”关系的存在。而对于诗学，尤其是对古代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影响”的实证化很难找到线索，要找出能够确证的、可以用文献资料来证明的东西很少，因此，人们习惯于在进行比较诗学研究中用平行研究的方法。

　　导致影响研究在中国比较诗学领域遭受冷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受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影响。虽然西方学者一开始在比较诗学的倡导中并没有排斥影响研究，但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在中国的接受却是泾渭分明的。我们将“影响”僵化地理解为“经过路线”、“传播途径”等，没有追问它在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这样，我们在急于求成中形成了思维定势，画地为牢式的选择平行比较，这也是受了梵·第根的影响。古代、中古文学在梵·第根那里是被排除在比较文学研究范围之外的，他认为那个时期的文学无个性，而比较文学研究注重个人的作用和影响，所以无个性的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但这对富有矿藏的中国古代文论来说是残酷的，因为中国可以与西方抗衡的文艺学资源只有古代文论，将其抛弃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影响研究在中国比较诗学研究里受到了排斥。其实，梵·第根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还没跨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可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开始了对蕴藏丰富的中国古代文论宝藏的平行研究开掘。这以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等著作为代表。而在西方，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梵·第根的论点不断被修正，尤其在比较文学学者将目光投向东方后，影响研究便成为直观理解东西方文学差异的首选。康拉德在他的《现代比较文艺学》一文中，以无可争辩的实例说明了东方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

　　另一方面，平行研究在西方得到了大力发扬，人们越来越觉得那些被梵·第根称为“无影响的类似”问题的重要性。如古希腊两大史诗与印度两大史诗的比较，虽然它们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存在，但却有着“卓然可比”的内在因素，两者都描写了为了一个被抢的女子而进行的战争等“卓然可比”的现象，诸多的相同点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进行分析的冲动，继而得出无事实联系层面上的结论。再如，高尔基称文学为人学，罗曼·罗兰称其为“人的一致性”，金圣叹称之为“人心公共之宝”，这些不同表述中传达的相同意志，成为我们今天总体文学成立的基础。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更为这些难以印证的叙说取得了合理合法的地位，雷马克在他的名著《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里，明言比较文学不是“影响文学”。平行研究的提出使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东方文学被纳入视野范围，一旦将东西方文学置于同一平台下，比较诗学的学术活力就得到了激活，论著大量出现，厄尔迈纳（孟尔康）的《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艾田伯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和《比较不是理由》等都是不得不提的著作。至此，平行研究以它广阔的胸襟包容了比较诗学。而且，平行研究不但包括了跨异质文明的研究，也包括了古代、中古文学的研究。这个研究在中西方都得到了大力弘扬，极大地促进了比较诗学的发展。在这样的氛围里，中国也沉浸在获取大量成果的喜悦中，没能怀疑这个方法的恰当性。

　　一直到了90年代，比较诗学研究对平行研究的过分倚重才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开始理性地了追根溯源式的文论关系研究。这种对关键学术术语的语义探讨方法，其实就有影响研究的影子，与法国学派主张的文学“传播路线”有相同的地方。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对“诗学“的概念范畴做了相当深入的探寻，只是这个模式并没有在学界形成气候。

　　三

　　怎样修正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上的这个弊端？先要在观念里剔除对影响研究的偏见，这方面西方的研究范式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那就是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结合，以影响研究的实证性支撑平行研究的范畴、概念。赛义德的“理论旅行”就是在实证的“史”的层面上的探究结果，西方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并行的，如果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就会知道，影响研究一开始就没有将比较诗学排除出去，毋宁说是包括在内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之所以提倡这一方法即影响研究，是和他们的研究目标的设定有关的。他们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是为探讨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学之间的国际关系史。“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在于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界限之外这件事实。”因此他们注重事实的关联，采用实证方法，尽可能多的搜集史料。如代表人物梵·第根就认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对于这种科学主义的倾向，今天我们可以指责它，说它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但在当时比较文学遭受质疑的情况下，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就强烈质疑比较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必要性，要想应对此类质疑，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必须具备它的学理性，科学性无疑是一个反攻的王牌，所以梵·第根才强调了实证性研究的重要。比较诗学现在也同样面临被质疑，有人认为比较诗学是天马行空般的自说自话，只要言之有理，任何的阐释都可以，甚至牵强附会也未尝不可，这就是所谓比较诗学的“信用危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中国比较诗学迄今为止的研究过于强调了平行研究式的“美学沉思”而忽略了影响研究，因而会使人觉得“很悬”。如果没有事实证据的支撑，任何论说很容易落入臆想的尴尬，失去了本应有的说服力，例如，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里，对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比较持怀疑态度，虽然他在以后的著作《我们从何处来，是什么，去何方》里做了反省，但至今学界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东西方异质文明不可比，对此我们该怎么反驳呢？在这方面，影响研究是可以为我们提供素材的，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实例来论证，这样也可以为比较诗学贴上科学的标签，使它不再为人诟病为伪科学。

　　其次，比较诗学并不是在“影响”的确证上一无所有，一些影响与接受的痕迹是可以发现的。不仅是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这方面容易被忽视，很多学者认为我们东方文化当前只有淹没在西方话语之中，只能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其实我们要是认真整理一下中西文学理论的旅行，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西方的理论同样有我们中国的影子。卢梭、伏尔泰等西方文学大家对中国文化是抱有很大学习热忱的；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就是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启示；海德格尔也曾经翻译过《老子》；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也与中国文学渊源颇深；黑格尔也曾读过《论语》，虽然他批判中国哲学缺乏思辨性，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表述里中国因子无处不在；德里达对《庄子》的熟悉是不可否认的，解构主义里面也有“道”的启发，中国的“道”就是解构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在讲语言是言说的障碍。这些例证都可以进行影响研究，不过这要求我们要具备精通中西文学理论的功底，不光要外语水平过关，还要对中国的文学理论精通。另外，对诗学研究中大量存在的无事实联系的“影响”，我们可以在跨学科研究中找到证据，不能局限于在文字范围内寻找，文学研究可以遍及艺术领域，不但与哲学、心理学、民俗学有渊源，更重要的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在考古学的推动下可以发现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

　　其次，我们的前辈也在这方面做过有益的探索，王国维实行的所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实证研究在今天更突显了它的价值。避免中国传统的训诂式、体验式文评方式，就要加强对关键术语的语义考证，钱钟书认为这是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课题，对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文学现象和规律性问题进行放大提升研究。西南地区学者也对中国文论和思想经典在西方“理论旅行”中的遭遇给予了极大关注。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推进以及考古的不断深入，相信这方面的材料会不断呈现，它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丰富的言说“底气”。这个“底气”来自于研究实践，操作上可以从具体文学现象研究开始，比如寒山诗在西方的影响现象，我们可以在现存资料中找到线索，勾画出它的传播路径，继而可以从西方对它的理解与阐释中看出西方文学的价值取向。

　　再者，比较文学研究的世界性趋势也越来越重视影响研究在比较诗学中的作用，要融入这种对话就有必要符合这一话语机制。1963年法国人艾田伯在他写的《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一书中，提出了“走向比较诗学”的观点：历史研究和批评的或审美的反思自认为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方法，其实二者必然是互相补充的，两者的结合将使比较文学不可阻挡地走向比较诗学。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比较诗学崛起的标志，这里的“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就是实证的影响研究。90年代以后的比较文学逐步转向跨文化研究，这为比较诗学研究又提供了方法论依据，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关注焦点，影响研究再次成为研究的重要途径。厄尔·迈纳、宇文所安等学者将理论的跨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出版了以《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为代表的专著，从跨文化角度对诗学作比较探讨的尝试。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来说，这是一次与世界相融合的机遇，但也是一种挑战，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学者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反探索，但成绩却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误解和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矮化，中国努力在自身解密的同时也试图破译西方，这个努力首先就从比较诗学入手，因为诗学具有宏观的建构功能，通过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可以向西方言说也可以完成自身建构。而且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成果颇多，可以言说的素材很丰富，所以，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就顺理成章地开始负重前行了。但都是以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为关注点，试图用西方理论来言说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比较诗学的另一个有力推动者是港台学者，他们凭借自身的相对优越的外部条件（优越的外语能力与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大量吸收西方理论，并提出了中国文学理论在面对西方压倒性的理论言说优势下如何应对。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就提出了“模子”理论，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80年代开始，比较诗学的博士点陆续建立，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也接连出现，代表性的有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乐黛云等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等著述，这些改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格局，标志着中国比较诗学开始了主动积极的探索道路。

　　我们知道，比较文学是寻求文学“一般通行的原则原理”（赫尔德语）。比较诗学的宗旨和目的，是从东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中，探索和建立适用于人类文学的共通规律。因此，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作用下，致力于比较诗学的研究。他们以深厚的中国文学理论功底为基础，想要在当今西方话语机制下进行“言说”，为中国文论发声。

　　于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界里比较诗学的成就最大，搞比较诗学研究的如童庆炳、乐黛云、曹顺庆等都是有深厚的古代文论功底的，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中西方的古代文论。研究范围的自我圈定也影响了研究深度，自然也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固定化。张隆溪认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但是，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长期受定向思维的影响，将比较诗学与平行研究捆绑起来，进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配套操作实践，将影响研究彻底与比较诗学割裂。一谈到比较诗学，就联想到了平行研究，这是需要反思的。如在王福和等编的《比较文学原理实践》中，编者在比较诗学这一章的导言部分就言明，比较诗学既可以是影响研究，也可以是平行研究，更可以是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是在具体的章节设计上，把比较诗学限定在了平行研究，与主题学、题材学、文类学等研究方法同属平行研究，所举的实践例证也是平行研究，而在影响研究的章节里没有比较诗学的相关内容。这就给人一种错觉，影响研究不能用于比较诗学。其实，无论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都只是一种方法，都是可以交叉使用的。

　　四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比较诗学研究应该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并举，不可厚此薄彼。影响研究不只是讲文学“关系”，它也讲理论，法国学派之前就有比较诗学的影响研究著作，《拉奥孔》就是诗与画的比较研究，莱辛的戏剧理论也是影响研究下的诗学研究。现在，在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所谓“影响”已不可能限定在实际交流史的范畴，在深层次上也是跨学科、跨文化的。如果我们将影响研究只理解为“事实”上的“文学贸易”，那是人为的给研究设定了条框，势必影响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于局限于影响研究，以防重蹈法国学派的覆辙。事实上，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阐释学已经对法国学派过分强调“事实联系”下的实证主义，重历史、重考据、排除美学的批评模式发起了挑战。西方研究模式一直是在两者的结合中进行的，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没必要为某一个方法归属于某一个学派而争执不休，也不能带着民族主义情绪去刻意攻击方法的不是，而当站在纯学术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时，问题已不成为问题了。

　　历史的批判或历史的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自己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的被导向比较诗学。这种美学不再是从形而上的原理中演绎出来，而将从具体文学的细致研究中归纳出来，要么是研究文学类型的历史演进，要么是研究不同的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与文学类型相当的每一种形式的性质和结构；因此，与一切教条主义水火不容，它能成为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美学。

　　艾田伯的这段话很明显地说明了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必须互相补充，两者的结合才可以推进比较诗学研究，不能教条主义地认为两者有各自的研究范围，从而画地为牢式的偏执于某一方而舍弃另一方。中国文论西方化，或者西方文论中国化，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相互影响与变异关系的课题。我们在思考“西化”、“化西”的方法论时，从影响关系去研究比较诗学，注重理论的旅行的同时还要不断挖掘对文学现象的深层追溯，研究如何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从而在文论的对话与阐释中体现自身价值。

　　〔注释〕

　　①参见莫运平《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参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参见赵小琪（《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19-20页。）

　　④（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见干永昌等编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⑤与美国学派主张的无事实联系的比较文学被法国学派称为“文学比较”一样，对没有事实关联的文学或诗学现象展开的研究被称为“诗学比较”，钱钟书曾对无根式比较表示过不满。（参见刘耘华《如何克服比较诗学的“信用危机”？》，《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116页。）

　　⑥René Etiemble.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M〕.MichiganStateUniversity Press，1966.

　　⑦英国作家韦尔斯在其著作《世界史纲》中说：“中国语的语法从本质上异于英国语法；它是另外的和不同的创造。……他们的哲学至今对欧洲人来说，大体上是一本密封的书，反过来也是这样。这是因为用来表达的方法性质不同。引自韦尔斯《世界史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⑧王向远：《比较文学系谱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⑨张隆溪：《谈钱钟书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1〕陈跃红.中国比较诗学六十年 1949—2009〔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1）.

　　［2〕陈文忠.比较诗学的三种境界〔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2）.

　　［3〕王向远.比较文学系谱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张隆溪.谈钱钟书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A〕.比较文学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法〕梵第根，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A〕.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古添洪.中西比较文学：范畴、方法、精神的初探〔J〕.中外文学，1979（11）.

　　［7〕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J〕.中国比较文学，1995（1）.

　　［8〕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1）.

　　［9〕杨乃乔.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融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0〕乐黛云.世纪转折时期关于比较文学的几点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1995（2）.

　　［11〕（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宋建平、夏镇平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12〕曹顺庆.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J〕.学术月刊，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