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林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书仪作为中古文学的重要文学文体，曾经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敦煌文学研究的深入，敦煌文献中的书仪文学作品便逐渐受到学人们的关注。书仪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文体，那一段曾经辉煌而被湮灭的历史，逐渐重新浮入人们的眼帘，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盛世的岁月浮光。这些书仪作品立体地展现了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信息，成为见证历史进程的活化石。

　　敦煌书仪作为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研究，再现了书仪这一古老文学艺术的价值魅力。最早研究敦煌书仪作品的周一良先生曾经指出，书仪不仅是敦煌写本的重要内容，也是敦煌文学的重要内容。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曾经站在中国文学史的高度指出，“书仪是在六朝贵族社会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以书翰为主的文例集”，它与契约文书最大区别在于“书仪属于著作物”，是以“带有四六文的文学性修辞”为主体的，从而充分肯定了书仪的文学价值。然而，书仪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文体，曾经流行于中古社会，那么它的发生、发展如何，何时出现，何时消逝，消逝的原因又是什么？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发生学的角度，拟在周一良先生等研究的基础上，对书仪文体在中古时期的盛行表现、发展流变等加以分析、探讨。

一、书仪文体的出现与界定

书仪是“书”与“仪”的合称。即书札体式、仪注制度之类著作的合称。它应该包含“书”与“仪”两方面的内容。方家前贤解释“书仪”涵义时，多只偏重一面，不够准确。纪昀等《四库总目提要》给“书仪”下定义说：“盖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认为书仪仅是仪注的一种，其侧重点是“仪”，因而将书仪作品归入经部礼类杂礼书之属。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四库全书》收录的司马光《书仪》为例，他们的收录原则与其对于“书仪”的定义，是颇有出入的，不够严谨的。《四库全书》收录的司马光《书仪》为十卷：“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礼六卷。”按其卷数内容的描述，首卷的《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等作品，都应该是“书”的内容，余下九卷中的冠仪、婚仪、丧礼等，才属于“仪”的范畴。所以纪昀等对“书仪”涵义的界定，只强调“仪”，而忽略了“书”。清代四库馆臣这种对于“书仪”定义与收录原则之间的偏差，可能与宋代司马光《书仪》作品有关。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中古时期的书仪作品数量较多，但后世颇多湮灭，能够完整保存至清代的仅有后来宋代司马光的《书仪》。司马光《书仪》作品，突出“仪”的内容，而忽视“书”的重要性，所以造成了后世认识上的局限。不过伴随敦煌写本书仪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书仪作品数量，弥补了书仪文学存世不足的缺憾，拓宽了人们对书仪研究的视野。

　　周一良先生是对敦煌书仪研究及其展开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他结合自身的研究，给书仪重新下了定义：“所谓书仪，是写信的程式和范本，供人模仿和套用。”在《唐五代书仪研究》的序中他更明确表示：“书仪，是供人们写信时模仿和套用的参考书。”与此同时，日本学者池田温也强调书仪是“以书翰为主的文例集”。不难看出，周先生等对书仪的涵义界定，与纪昀等相比，似乎过多地强调“书”的内涵，却忽略了“仪”的一面，不免有些矫枉过正。相比较之下，台湾黄亮文先生对书仪涵义的界定更为允恰一些。他说：“书仪为古代仪注图籍之一，缘起于当日社会需要而编纂之行用仪节及书信格式。”又说：“书仪者原为仪注之流亚，随时移易，成为古代士庶等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应对之书信格式及仪节制度。”这一涵义基本做到了将“书”、“仪”兼顾，并且吻合现存书仪作品的文献样貌。诚如周先生等对书仪划分的三种类型：朋友书仪、综合类书仪（吉凶书仪）、表状笺启类书仪。结合书仪作品对照，不难看出其中的第一、三类型属于“书”的范畴，而第二类则应为“仪”的内容，与书信无涉。总之，不管书仪的源头是书札还是仪注，但随着时代风俗的变迁，书仪演变成为二者的合体，则是历史的真实。

　　《隋书·经籍志》记载书仪作品18部，详其种类，亦为不少。（1）若按社会身份或适用对象划分，有迩仪、妇人书仪、僧家书仪。迩仪即常人书仪，符合于一般大众。妇人书仪、僧家书仪分别专用于妇人、僧家。（2）若按适用范围划分，有皇室仪、家仪，或有内外书仪。适合于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3）若按吉凶划分，有吊答仪与吉书仪。敦煌写本中合称吉凶书仪。（4）若从书仪本身形式划分，有新仪、文仪、言语仪等。上述四类，再加上周一良、赵和平等先生根据敦煌写本划分出来的朋友书仪、表状笺启类书仪两类，合起来共六类，可见书仪种类的丰富性。此外，周一良先生还将释子文范、结社文、放妻文、放良文、祭文等文范，归入广义的书仪概念中。可惜《隋书·经籍志》记载的书仪大多消亡了，而敦煌写本中的书仪，经过周、赵等先生的辛勤整理，数量也颇为可观。敦煌写本书仪中，朋友书仪的文学价值最高，凭借这些书仪作品，可以窥见中古书仪的文学风貌和创作形态。

二、书仪文学与感物兴发的创作传统

感物兴发，吟咏情性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之一。汉儒在《毛诗大序》阐述诗歌的产生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礼记·乐记》也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对外物的情感萌动成为激发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之一。《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感物兴发，吟咏情性，莫非自然。寒来暑往，冬去春来，自然物候的悄然变化，都会引发文学创作者的激情，与之同欢共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为自然生命的荣枯而伤感、而喜悦。“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钟嵘《诗品》）或悲或喜，都通过对自然物象的咏叹而流露出来。自然寒暑的交替，往往也更多地牵动在外游子和家中人的心弦，而书信的往来成为他们相互嘘寒问暖的最好方式。所以，书仪作为人们写信时的模仿和套用的参考书，它较为全面而集中地反映出自然物候的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每一次物候变化牵动人们彼此思念的深情。

　　敦煌写本《朋友书仪》作为人们写信的参考书，它将自然物候的变化与人们的相互牵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朋友书仪》中，体现了自《毛诗大序》以来对自然感物的认识。它的主要内容源自南朝，成书在梁代以后，隋朝之前。因而在时间上，它是与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相去不远，应为同一时代的产物。所以上引《文心雕龙》、《诗品》中对物候的兴发创作的理论阐述，在《朋友书仪》中得到较为丰富的展现。

　　《朋友书仪》按一年十二月的结构谋篇，其中一篇原卷题名为“十二月相辩文”，将一年十二月“孟春”至“季冬”物候的变化，人们彼此思念熔铸成篇，充分展现了“瞻万物而思纷”的兴发创作。如“正月孟春犹寒（尚寒、余寒、太簇），……词发春花，但某乙边城独叹，柳室孤嗟，昼抱思而为邻，夜将愁而作伴。朝寻滨水，望跃鲤而附归书，夕望碧波，托飞鸿而寄家信。”将冬去春来，思家至深。又如“二月仲春，……蒲关柳媚，鱼跃莲辉。蜂歌绕翠叶之欢，蝶舞戏红芳之乐。愁人对此，倍更相思。远念朋友，何时可忘？”将欢快的春景，与两地相隔的愁绪相映衬起来，有“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之感。又如写秋思，更是精彩：

　　孟秋七月……河边媚柳，接胜地而连阴；灵武浮萍，牧金花于紫水。草沉鸟径，莲隐鱼踪，双凫随渌浦之游，两燕绕红梁之乐。花开百转，叶里千声，听鸟响而愁多，引娇莺而转切。良宵桂月，上伴恒娥，清夜垂星，由携鹜女。思乡之客，思绮帐而难逢；落邑愁宾，忆罗帷而叵见。想上官才同峻岭，隐桂月于璋林，叶并芳亭，接飞龙于云汉。高楼适志，摇月扇而追凉；邃室游情，避韩晖于毒日。横琴膝上，响飞卓女之楼；笛竖前襟，声跃长波之鲤。忻杯聚乐，不羡昔贤；宴习高阳，谁思西侣。但某乙兰郊望月，思蓬径而星啼；白云是愁气非添，清泉伴流泪之益。

　　先以两地分隔起篇，兴发悲秋之情；继而是“草沉鸟径，莲隐鱼踪，双凫随渌浦之游，两燕绕红梁之乐”，仿效《诗经》的比兴手法，引入到悲秋主题之中。再是对秋花秋叶、桂月垂星的景物描写，巧妙地以秋景带动思乡的愁绪与悲情。其中不乏典故的镶嵌与穿插，颇具有灵动与华美之感。再如写仲秋：

　　八月仲秋渐凉（已凉、甚凉）。燕绕珠梁，思发三春之客；鸿游玉苑，多伤九夏之宾。丹乌排空，光流兰芷。飞萤映草，耀满麦（？）萧。且鱼游紫浪，惊莲叶之花翻；鸟隐琼林，采凉风之举翮。……离家迢递，隔关岭之胡乡；桑梓枌榆，阻山岩之虏邑。衣随戎变，语逐羌夷。面羞水于三朝，头阙梳而累月。边思密友，逐胜浪而途遥；塞念亲朋，望风波而转远。欢喜处少，凄切弥多。愁眉开叶里之前，结思起飘蓬之后。边城节气，春夏不殊；外邑风光，秋冬一等，时景即此，不委如何？……黄沙漫漫，终无寸草之苗；野泽辽辽，境乏停阴之木。流令境外，砾石兰庭。池水沸而成汤，泉流波而复热。楼台之侣，尚自难襟；何况他州，谁能割忍？……况秋树吟蝉，雕梁去燕，羁人感思，旅客伤嗟。

　　睹物思乡，想起仲秋时节的家乡美景，令人陶醉，不胜向往。而边地此时的恶劣气候，更加重了自己的乡思之愁。这是透过一层而写乡愁的方法，加倍渲染浓浓的乡思之情。借“秋树吟蝉，雕梁去燕”，表达“羁人感思，旅客伤嗟”，深得《文心雕龙》等文艺总结的创作之妙。

　　边地秋冬风光之恶劣，在“十二月季冬”中又有所体现：“十二月季冬严寒（极寒）。节移月管，失乡之客多悲；塞外彷徨，九夏之宾转怆。……丰州土地与晋地不同，城池无笑树之花，县邑无垂条之叶。黄沙万里，终无寸木之阴；积月狂风，尘气迷天之际。”这样的气候，对身处异乡的游子来说，倍增悲伤，而思乡益切。因此，《朋友书仪》继承了自《诗经》以来感物兴发的创作传统，“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将对一年中的“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物候的变化，无一不诉诸于笔端，绽放了这朵在敦煌文学作品中少有的感物而抒情的艺术奇葩。

三、书仪的文学性修辞

书仪是骈文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缘物而发，另一方面受到自六朝已降的骈俪文风影响，吸收了其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与技巧，体现出一种内在的兴发之蓄与外在的形式之美的完美结合。在敦煌书仪作品，特别是《朋友书仪》中，运用形式多样的多种艺术手法，将书仪的文学性修辞特征充分地表现出来。其涉及的修辞方法丰富多样，以下择要略举一些，希冀藉此能够大体窥其全貌。

　　1.比喻。《朋友书仪》中比喻句不多，如“来宾等出岫之云，去客似归山之雾。”将“来宾”比喻为“出岫之云”，“归客”比喻成“归山之雾”，联系丰富，颇有创意。“等”、“似”为比喻词，说明这是一个暗喻句。

　　2.拟人。《朋友书仪》中拟人的句子较多。如“谁谓珠颜一别，关河隔万里之欢；玉貌暂分，边塞起千山之恨。”“双凫随渌浦之游，两燕绕红梁之乐。”“蜂歌绕翠叶之欢，蝶舞戏红芳之乐。”其中的“欢”、“恨”、“乐”均具有拟人色彩。又如“思蓬径而星啼。”“陇水悲鸣，耻三荆之贞切。”其中的“啼”、“鸣”，均为拟人。再如“柳叶落而羞眉，桃花飞儿愧颊。”其中的“羞眉”“愧颊”均为拟人，形象而生动。

　　同时，也有拟物的，即把人拟作某物。如上引“来宾等出岫之云，去客似归山之雾。”既是比喻句，又是拟物句。将“来宾”、“归客”分别比拟成“云”、“雾”。

　　3.对比。对比的手法，见于上文引述的例子。如“二月仲春”中将春景之欢快与个人的愁情相对比；又如“八月仲秋”中将仲秋时节家乡的景色与边地风光相对比；再如“十二月季冬”中，把“丰州”与“晋地”的风光相对比。睹物思乡，所有这些对比，都是加强渲染或烘托思乡之情。

　　4.夸张。《朋友书仪》中的夸张手法，比较新颖。如“池水沸而成汤，泉流波而复热。”颇具有敦煌沙州的地域色彩。又如“白云是愁气非添，清泉伴流泪之益。”有意夸大思乡的悲伤之情，其写法较为独特。这种写法，为后世所仿效。如王实甫《西厢记》中写长亭送别时，形容崔莺莺的忧愁苦闷之深说：“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此处夸张的手法，与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有些相似。

　　5.对偶。书仪作品，特别是《朋友书仪》中，对偶的句式特别多，如“日有百刻，无一刻不思；夜有五更，无一更不忆。”其中“日”对“夜”，“百刻”对“五更”，“思”对“忆”，较为工整。又如“红颜顿减于边州，美貌便亏于外邑。”其中“红颜”对“美貌”，“减”对“亏”，“边州”对“外邑”。再如“来时玉面，逐思而消；别日金颜，随愁而改。”其中“来时”对“别日”，“玉面”对“金颜”，“逐思”对“随愁”，“消”对“改”。还如“胡马长思北阙，越鸟恒顾南枝。”可谓字字相对。不过，这些对偶多是正对，词语意思相同或相近。反对的较少，如“来宾等出岫之云，去客似归山之雾。”也只是大体上词义相对。

　　6.用典。书仪作品中，不少地方喜欢运用典故。仅以《朋友书仪》为例，文中出现的典故多达数十个。而《朋友书仪》作为写信的范本和参考书，为方便学习者理解，大多将典故的来历，一一用双行小注的形式注释在相应的典故下面了。典故的内容与形式不一。从内容上来看，有的出自正史，如“二月仲春”中“含璋每俦于陈思”之下注云：“陈思王七步成诗”，出自正史《三国志》；有的出自野史小说，如“七月孟秋”中“星流感石室之宾”之下注以严子陵与汉光武帝的故事，其内容与正史记载不同；有的则来自民间流传的故事，如“四月孟夏”中“花飞王母之园”之下注云：“王母桃花若千林之变色。”此当为敦煌民间传说故事。从形式上看，典故的字数少则只有几个字，多则长达数百字。如“七月孟秋”中“巢下断金，王（玉）连分而两绝。”下面的双行小注字数竟长达三百余字，“俨然是一篇小小说”。

　　此外，书仪作品讲求骈俪，多运用四六句式，偶杂以五言、七言句式，颇富于变化。以平仄声律而论，聊举数例：

　　（1）花飞王母之园，

　　叶落陶潜之室。

　　（2）攸攸渌水，望旧浦以翻波；

　　寂寂行云，恋故川而转叶。

　　（3）蜂歌绕翠叶之欢，

　　蝶舞戏红芳之乐。

　　（4）草沉鸟径，

　　莲隐鱼踪。

　　（5）双凫随渌浦之游，

　　两燕绕红梁之乐。

　　以上（4）例平仄相对，词性相同。（5）例除“之”字外，其余平仄相对，且词性相同。（2）例除“望”与“恋”、“旧”与“故”外，其余均平仄相对，且词性相同。其它各例，亦均除个别字外，其余均平仄相对，且词性相同。所有这些，体现了《朋友书仪》自觉追求平仄对仗的声律节奏的艺术创作。

四、书仪的发展流变与《岁时杂咏》之关系

根据周一良、赵和平先生的研究，书仪主要集中在唐五代时期。除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书仪外，传世的书仪文献很少。“流传至今的最早传世作品是西晋人索靖的《月仪帖》。是否出于索靖之手。清代姚鼐曾有怀疑。此帖很可能是唐人摹写。……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唐人真草两体《月仪帖》（又名《十二月友朋相闻书》，内缺三个月），可能是现今传世的唯一一种唐代书仪。北宋则有司马光《书仪》十卷流传至今。”“中外历史学界一般的看法，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出现于魏晋，兴盛于东晋南北朝，衰落在唐末五代。作为士大夫行动规范准则的书仪兴衰，与世家大族的命运相表里，几乎和世家大族的盛衰相始终。”这可能是书仪至五代以后渐趋衰亡的一个原因，但不是重要原因。这从周一良、赵和平先生紧接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隋书·经籍志》仪注类有很多书仪的著录，两《唐书》内著录的书仪，除去南北朝时流传下来的若干部外，唐人著述也只有三五部。宋朝以后，每况愈下。”可见书仪著作的渐趋衰亡，不仅仅与世家大族盛衰密切相关，应该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因为世家大族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势力还是相对稳定的，只是到唐末五代走向了衰落。所以，如果说“书仪兴衰，与世家大族的命运相表里，几乎和世家大族的盛衰相始终”的话，就无法很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书仪在隋代著述甚多，而反而在整个唐代却只有三五部呢？很明显，书仪的衰落，与世家大族命运的衰落，关系并不密切。鉴于此，笔者认为，书仪的渐趋衰亡，应很大程度归因于从唐代开始兴盛的类书编撰之风气。

　　《朋友书仪》类似唐人《月仪帖》，按月编排，每月往复各一通书札。《朋友书仪》作为最早形态的书仪，“降及开元天宝后，《朋友书仪》不再单行，而是并入到综合型的吉凶书仪中。稍晚，表状笺启类书仪也包容了朋友往来的内容。”而表状笺启类书仪其实绝大部分是公务往来书札，与早先的《朋友书仪》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朋友书仪》在盛唐以后发生的这种多次变化，体现出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

　　《朋友书仪》“降及开元天宝后”渐趋式微，“不再单行”，这一变化是《朋友书仪》发展流变中的重大转折点。促使《朋友书仪》发生这种变化的，是类书《初学记》的流行。《初学记》为唐玄宗时官修类书。在唐代类书中后出转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它“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由于它承六朝余绪，注重讲究辞藻典故，同时又侧重“务取省便”、“易见成就”的原则，所以此书一出，《朋友书仪》的地位便开始下降，“不再单行”。《初学记》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的基础上，简括精要地编为三十卷，其中第三卷、第四卷的“岁时部”涵盖四季、以及一些重要的节日等。从内容来讲，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朋友书仪》的地位，而成了人们写作书信等相关文书时新的参考书。

　　步入宋代以后，类书的编撰更为兴盛，内容也更加丰富。可以说，宋代《岁时杂咏》的出现，基本上已经完全取代了《朋友书仪》的按月编排的范本模式，而更为完备，文学价值及其应用价值也更高。先是北宋宰相宋绶的《岁时杂咏》，选取汉魏古诗至唐朝人诗作，按一年四季的时令编次而成。其内容丰富，极被蒲积中推崇，并誉为“前世以诗雄者，俱在选中”。后来蒲积中在宋绶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增加诗歌一千二百四十三首。为了与宋绶《岁时杂咏》以示区别，蒲积中将自己的书称为《古今岁时杂咏》。该书共四十六卷，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编排，从正月一直到十二月，既有如《朋友书仪》中按月编排的书仪，也有《朋友书仪》中所没有的节日书仪，共选录文学作品共二千七百零九首（《四库全书》统计数字为二千七百四十九首。此处从中华书局徐敏霞先生统计数字），均为汉魏至宋的佳诗名篇，文学性远高于《朋友书仪》。由于其所收录诗歌甚丰的缘故，《四库全书》编撰时，将它归入《集部·总集类》，但它在当时亦具有类书的功能，作为人们题诗作文的重要参考书、工具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说：“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岁时杂咏》、《古今岁时杂咏》一出，《朋友书仪》的功能完全被它们所取代了，其消亡则势在必然。其他类型的书仪，伴随着宋代相关类书的出现，也相继被取代，而退出历史舞台。如唐代中晚期流行的表状笺启类书仪，到宋代其功能则被《翰苑新书》、《事类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取代。这就是书仪著作“宋朝以后，每况愈下”的内在原因。

　　〔1〕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池田温著，张铭心、郝轶君译.敦煌文书的世界〔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周一良.书仪源流考〔J〕.历史研究，1990（5）.

　　〔5〕黄亮文.敦煌写本张敖书仪研究〔D〕.台北：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7.

　　〔6〕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7〕徐敏霞.本书说明〔A〕.古今岁时杂咏〔Z〕.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