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旭

　　贺享雍的小说类似纪录片，他以“自然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的手法书写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乡村，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特征是照片式的写实，事无巨细地完全记录，无比精细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的农村现实，特别是对基层权力在乡村的运作模式的完整描述，对于不了解乡村的当代知识分子和读者们确实是另一种来自乡村的“反向启蒙”。

　　当然对于表现什么和表达什么，作者也做了大量的取舍，结构上也尽可能流畅完整。从各个角度展现中国农村的方方面面，应该是贺享雍在当代文坛的一大亮点。从对中国当代乡村的描摹来看，和莫言几乎同龄的贺享雍是对莫言的关键补充。莫言的记述过于后现代，以玄幻的技巧组合，展示了一个炫丽的文学世界，但也像聊斋故事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现实，把现实碎片化使得现实对于不了解的不熟悉的读者来说难以拼接，对于熟悉的读者又过于沉重，且不愿继续言说。有了贺享雍这样一个与赵树理类似立场的“现实主义”作家，评论者和读者对乡村了解会更加详细且更有真实感，更重要的是阅读感觉更有亲和力，没有当前小说那些人为设置的各种接受障碍。

　　从主题结构上看，贺享雍的小说比80年代的“新写实”保留了现实主义时代的“理想”和“立场”，“主体”意识没有退后，不像“新写实”似乎放弃了一切精神性的追求，只把琐碎和阴暗当成人类社会精神到物质的全部。

　　贺享雍的小说曾被称为某种程度的“不合时宜的创作”。一般评论者会觉得贺享雍的叙事手法太“老旧”了，还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此种手法在巴尔扎克、司汤达、哈代等人的笔下已经辉煌过，今天看来已经是过去，后现代多元时代产生了如此多的全新的革命性的叙事手法，在贺享雍那儿似乎都没有痕迹。“对于我来说，读到贺享雍的作品振奋了我对当下写作的信心；对于贺享雍来说，他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提供了一种非常合时的作品，当然他需要更多的机缘才能确证其历史意义；而对于写作来说，一切只能留待时间那严峻的法官去检视。”(杨庆祥：《重建农村题材小说的总体性视野——从贺享雍的〈乡村志〉谈起》)贺享雍的价值确实有待评论家们和读者们的深入挖掘。

　　贺享雍的小说采取的是乡村内部视点，很少有采用启蒙式的外部视点。这是因为启蒙式叙事是把乡村默认为“他者”，相对于“愚昧落后”的东方，“启蒙”式叙事人或隐含作者是一个先知式的存在，代表“解放”和“先进”的思想，给中国乡村带来划时代的革命，其背后却是对乡土中国的无限度的抹黑和贬低。“启蒙”的前提是放弃以前所有的道德规范和文明的规则，完全接受另一套文明系统，即西欧式的文明，贺享雍放弃了启蒙式“他者”视点，就避开了对中国乡村的歧视和压制，也就最大程度避免了叙事话语对中国乡村的扭曲。

　　贺享雍作为很有现代意识的当代文化精英，他的小说中却基本不存在“启蒙”意义的风景，正是从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现代风景对于农民是无意义的，农民眼中始终是生存——当农民普遍意识到“风景”的时候就是现代摧毁乡村之日的到来。贺享雍明显地意识到了乡村与风景的背离和格格不入，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风景只存在于叙述人的偶尔一闪。当回到农民的视点，风景就不再出现。这个立场与赵树理非常相似，在立足于农民和传统伦理方面赵树理是极致，他把精英身份与农民身份混合，以精英的身份为农民写作，至今无人能及。贺享雍作为赵树理的当代继承人，则有着非常细腻的笔触，详细地记录农民和乡村的方方面面，他的存在是对赵树理的很好的补充，同属于精英身份下的乡村内部叙事。

　　面对乡土中国，今天更应该发扬光大的正是赵树理的思路，它关系到如何把启蒙、现代、后现代与中国乡土文明结合的问题。日本人如竹内好也一直在思考现代发展之下的民族自我问题，之所以强调他是日本人，是因为1950年代的日本也面临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的文化传统问题，所以竹内好才会在1953年就推崇赵树理，把他当成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赞扬赵树理的作品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完美”之作，而当时和当前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还陷入“启蒙”的泥淖无法自拔，对赵树理的价值基本无视，对莫言的文化传统意义更是不知所云。

　　当然，也有一些精英具有真正的“为人类”的理想，而且“为弱者”的理想似乎比“为人类”的“伟大”程度更“高”。因为精英作为精英，能为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群体思考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为一个远“低”于自己的群体思考。精英为农村的思考，必须会产生教育意识和教育行为。贺享雍两部小说《人心不古》和《天大地大》都是直接思考乡村教育如何实施的问题的。从上而下的“启蒙”是注定无效的。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巴西的“人民教育家”保罗·佛莱雷从自己的底层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借鉴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设想出了一条“底层教育”理论体系，并相对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他的方法是，对底层进行平等教育，不灌输压迫思想，他的教育内容不是说要让底层去推翻什么建立什么，而是以“平等”为主要内容，人生来是平等的，压迫是没有道理的，大家以平等心去渐渐地瓦解压迫的力量。这实际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有相似之处，即不管别人如何为非作歹，我只管活好我自己。在弗莱雷看来，知识教育是第一步的，因为大多数底层没有被教育的权利，甚至大部分人是文盲，要让他们掌握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然后从自己的要求中了解自己的真正需要是什么，要在平等的观念去反抗压迫和奴役的思想，从而实现一个最终目标，就是让底层拥有真正表达自己的能力。这一切，都很难通过政府的组织来实现，要通过达到真正的“平等”意识的知识分子来实现更能走近底层的深层意识，保证教育的有效性。

　　弗莱雷的教育方式应该说是迄今以来相对符合实际的底层教育方式，它似乎能从根本上让底层摆脱被“表述”的命运。正因为如此，弗莱雷的理论得以实现的困难才前所未有的巨大。实际上，连底层的民众在拥有了知识之后也不能摆脱权力的诱惑，所以，弗莱雷的群众教育实际是也是一个空想式的蓝图。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来看，两个伟大的人物都未能成功，尽管曾经声势浩大，但对人们的真正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今天的俄罗斯和印度的统治状态仍然高度精英化的，而且其阴暗面比起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相对水平比当年更糟糕，更不用说一个缺乏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支持的空想式教育家，其实对于弗莱雷这样的“民间教育家”来说，他缺少更关键的一环，即政策的支持，没有国家权力哪怕是地方权力的支持，在人类社会什么都免谈。实际上，与赵树理的“物质启蒙”和乡村本位思路相比，弗莱雷仍然是乡村之外的精英化思路，即使能够获得一些成功，其后果也难预料。

　　从贺享雍的教育意识来看，很明显的是《天大地大》中乔燕。她从来没有过“底层教育”意识，她的目的不是“表述”和“被表述”的问题，也不是反抗“压迫”的问题，她是体制支持下的扶贫思路，有了权力和政策的支持，她大可放开手脚对农民进行各种“教育”。但这样也会有问题，即她的行动虽然不失真诚，但她更多的是完成任务。虽然她对农民在卫生及生存方面有一些城市化的教育，但只是“副产品”。其尚不如贺世普有“教育意识”，贺世普也有更强的面对乡村的居高临下的“底层意识”。“底层”在贺世普眼中不是同情，而是启蒙元话语下的“先进”对“落后”的优越感。话又说回来，真的太有教育意识对乡村未必是好事，像贺世普这样的就会力图强行“改造”乡村，此种外部的强行输入要么对乡村毫无效果，要么对乡村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一点莫言做得最为超然。作为世界一流的作家，莫言的思想的复杂性之一是在乡村“教育”上的拒绝“有为”，而有意保持“无为”——莫言的“无为”是隐藏于“超文体”的语言狂欢之下的。不管是对于城市还是乡村，莫言都几乎不通过某个主体“教育”另一个“非主体”的人类个体。莫言的隐含作者控制的主叙述人更不会跳出来直接对接受者进行某种说教。《透明的红萝卜》中甚至让小主人公这个未成年的“非主体”不但拒绝被教育，而且拒绝与作品中的人物和作品外的接受者进行任何交流。对于莫言，乡村似乎就是一个自为的存在，自在于混沌之中，没有人有资格来指手画脚，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乡村悲剧恰恰来自于一群自命为精英的人非要改变乡村——还说要给乡村“未来”。

　　贺享雍对这些外来的“教育者”似乎也并不那么赞同，总是会把他们与“格格不入”联系在一起，这种拒绝化的修辞或者正来自乡村“教育”的困难。大部分乡村教育者都是外来者，他们的教育理念在精神上从文明的角度看高于乡村，但又都脱离乡村。乡村是物质的，这决定于人类社会的结构，乡村注定在社会的底层或下层，所以对乡村的教育离开物质就很难有真正的效果。所以贺享雍的小说中很多针对乡村的“教育”都是失败的。就如《人心不古》中的贺世普试图以现代思想来改变乡村，但终归失败。贺世普的启蒙式定位与柳青面对乡村的立场有很多相似之处。政绩化的基层已经没有赵树理时代的理想，连真诚者未必是真诚的。时代的变化正是资本全面统治人类的结果，而传统的力量必然受到冲击。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说：“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有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中国乡村价值同样面临这种“资本的解构”。面对资本似乎可以这么说，资本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使乡民们不顾脸面只管眼前的一点利益。但其宗族式的血缘系统仍然存在，人们对家族式的管理仍然有着很强的依赖。虽然渐趋原子化，原来的结构仍然能被唤醒，就看权力如何运作，对乡村的干涉或保护能到什么程度，当前的资本世界能给传统的乡村一个什么位置。贺享雍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教育无法“成功”。很简单，力比多下的个人利益凌驾于所有的行为之上，或者成为一种全球化的“集体无意识”。现实主义式的真诚理想基本没有了存在的空间。从人类文明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悲剧，贺享雍以现实主义的形式却承载不了现实主义的真理化理想也是此原因。

　　问题的关键还是那个老问题，“底层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共同之处在于，实施者都有一个“启蒙”的企图——此处的“启蒙”应该包括“现代启蒙”“后现代启蒙”“量子启蒙”等等，总要像神一样给另一个群体指引“光明”之路。这样的教育不是说完全不需要，而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融入的态度，彻底地“改造”另一个群体是不现实的，且会是灾难性的。“渐进”才是正确的“教育”方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也要看人的，如果一个人执着于从上而下的“启蒙”，什么样的方针都会走入歧途。无论哪个时代，为底层言说的知识者很少有人具有真正的平等之心，所以总是失败的。贺享雍不用到群众中去，他本身就是群众，也一直未脱离群众，和赵树理一样，始终没有放下群众的身份，他一直对启蒙持有高度的警惕之心。与赵树理要实行潜移默化的从物质教育到精神教育的全面的“乡村进化”教育不同，贺享雍重在展示乡村，而非教育和改变乡村。面对乡村，无论是精英式的改造还是群众式的教育都难以奏效。赵树理的时代正好各方面都较完美地实现了这一点。甚至远比弗莱雷的教育有效，因为弗莱雷是小范围的试验，而中国革命有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强大支持。当前的中国仍然有这样的机会。虽然是精英群体在启蒙权威话语的笼罩之下，沉醉于资本的力量和大工业发展，使乡村的各种资源都处于不断被抽空的状态，但是当城市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发展”的目光应该会重新回到乡村，建构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式乡村。贺享雍的无奈感可能正是因为这是个“未醒”而非“未启蒙”的时代，乡村还只能处于“寓言”阶段，我们只能在“低烧”的焦灼中等待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在后资本时代和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乡村，重重的问题也经历着后现代式的价值多元式的解决，城镇化乡村、精英化乡村、农场化乡村和租赁化乡村等，此种现实化的解决缺少政策和经济的支持，只能是设想。还有诸多的想象性的“寓言化”乡村，如现代国家“寓言”下的乡村，设想虽好却总会落入“启蒙”的陷阱。再如古典“寓言”化乡村，如果整个管理体系都非常有效率，奖惩系统严密而稳定地运作，“清官”模式也不失为有利于人类社会更稳定的方法。但人类对抗的一直是自己，在任何管理体系之下，人类个体总会想方设法突破体系获得额外的利益。官僚和腐败存在于每一个人类个体的深层意识之中。所以，人类社会不可能完美，只能不断与各种自身产生的“问题”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永远的不完美。因为权力带来的阴暗之广之深不可估量，简直就是一个浩瀚到永远没有尽头的莫比乌斯带。所以，“问题”之下的解决方案最终可能是“后资本”时代或量子时代的“乡村寓言”；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到来，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素质大大提高，人类生存得小国寡民又浩然正气。量子时代的乡村“寓言”的产生背后是政治理想的投射，是人文理想的凝聚，可谓是人类文明中追求更“文明”的文明的不懈努力。

　　把一个评论家对贺享雍的期待放在最后，希望他有更大的成就：“如果说十卷本乡村志仍有提升开拓空间的话，妨碍他的，恰恰是他在与中国乡村及乡民生活走得太近之后无法走得更远，让他笔下的贺家湾在更加广阔深远的历史文化视野里获得更加厚重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将会为读者展现中国乡村更加深邃更加广阔的历史景观与现实景观，会以贺享雍自己最为独特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史奉献出一部气势恢弘的当代中国乡村史诗，并刷新四川乡土文学的传统与版图。”(曾平《坚守农民身份与本土传统的乡村微观史写作——评贺享雍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