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权恒

　　2019年8月，青年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当下文坛迅速引起热议。毫无疑问，这是“70后”作家群体的“共同荣光”，也完美诠释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的真正蕴涵。作为一部时空交错的结构性文本，《北上》把运河两岸的城市和人群，以独特的方式嵌入故事内核，具体呈现了京杭大运河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认真探寻运河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谱系，是当代运河文学创作的精品之作。

　　外部事物以何种方式进入作家视野，进而成为创作对象是需要机缘的。在中国历史上，京杭大运河是纵贯南北水道交通的重要动脉，滋养着不同时代运河沿岸的千百万人民。因此，“大运河”不仅是一条自然之河，也是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中间蕴藏着说不尽的“运河故事”，它们应该得到重新激活参与现代文化建构。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把京杭大运河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千年运河被重新唤醒，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有待开掘。徐则臣说：“二三十年前，我的生活从一条河边转换到另外一条河边。河流不仅是我们最亲密的玩伴，还是我们认识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若干年后，我一度生活在京杭大运河边。无论是规模、功用还是景观，乃至作为河流的本质意义，它都堪称我所经见的那些河流的总和，它是我生命中的总河。20余年的写作中，我的小说背景在这条大河的上下游走，开辟出一个纸上的新世界。”可以看出，“大运河”早已融入徐则臣的日常生活经验，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也是他深度观照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通道。

　　在《北上》中，徐则臣以历史和当下两条线索，运用杰出的叙事技巧，把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生动讲述那些具有纪实和虚构性质的“运河故事”。在小说开篇，作者以意大利人小波罗(原名保罗·迪马克)怀揣着神秘梦想来到中国参观大运河为主线，中间伴以谢平遥、邵常来、老夏、孙过程等各色人等，从无锡出发，一路北上，历经曲折，他们亲眼见证了运河沿线各地的烟花柳巷、船闸人家、纤夫官员、河道劫匪等不同社会世相，构成了整部小说叙述的主体内容。当小波罗临死之前，把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无偿赠送给中国同伴，让每人得到一件礼物。这里，徐则臣故意设置悬念，为后面文本叙述做好铺垫。比如，邵常来得到了罗盘，他的后代和跑船建立了密切关系。孙过程得到了外国相机，他的后代就以摄影为职业，把镜头对准了运河上的人和事。之后，徐则臣以此为纲领性结构，按照人物繁衍生息的基本序列，勾勒出邵秉义、邵星池、谢望和、孙宴临等船民后代的“运河故事”，让人无限感叹“运河精神”的复杂多义。在小说后半部分，徐则臣又以小波罗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来华的曲折经历为辅线，中间穿插着费德尔和秦如玉的离奇爱情故事，以及他们的后代马思艺和胡念之、胡静也等人的日常生活，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叙述有法，最后交代小波罗考察大运河的真正秘密所在，这肯定会给读者带来无限想象空间。

　　时间维度构成了《北上》文本叙述的基本坐标，也是作者重构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方式。徐则臣说：“世界沿着运河像布匹一样在我的想象里展开，它还给了我另一个想象世界的维度，那就是时间。时间是历史，也是文化，还是解决一个个疑问的真相。它与空间一起支撑起一个勘探世界奥秘的坐标。在时空交错的坐标里探寻一条河，我相信我看见的是一个复杂、浩瀚的世界。这条河贯穿南北，盯着一条河看，其实就是纲举目张，在打量一个辽阔而古老的中国。世界以一条河流的长度和结构呈现在我面前。”在时光流转中，徐则臣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匠心独运地把许多“运河故事”嵌入时光之轴，细致描绘近百年来中国重要历史事件(“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在主人公生命历程中的深深印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1901年可谓是具有特殊意味的年份。本年，中国被迫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1901年，光绪帝颁废漕令，千年漕运自此被划上历史性句号。在《北上》中，徐则臣把1901年作为文本叙述的焦点时间，层层剥离，娓娓道来，有意识地把1901年小波罗考察大运河的故事一分为二，分别置于文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后，再拉开时间距离，把2012年和2014年作为重要节点，详细叙述船民后代们的“运河故事”。具体来讲，邵常来在完成小波罗北上期间的雇工任务之后，凭借着自己娴熟的北方运河跑船经验，最后在济宁定居落户，全家人共同合作经营运河货运业务，直至1948年逝世。作为邵常来的后代，邵秉义不但把跑船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且对此种职业怀有特殊感情。2012年，邵秉义的儿子邵星池听取父亲的意见，在自己家船上完成结婚仪式之后，就毅然决定不再固守单调乏味的船民生活，而幻想在商界大展宏图，开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2014年，邵星池来到周海阔经营的“小博物馆”，试图赎回自己曾经变卖的家族信物“罗盘”，历经曲折，这一愿望最终实现。但是，邵星池在生意失败之后，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归船民生活。也正是2014年，谢平遥的后代谢望和在北京与电视台合作业务失败之后，决定成立望和工作室，独立拍摄运河专题纪录片——《大河谭》，依然延续着和大运河相关的工作内容，说不尽的“运河故事”在时光隧道里绵远流长。

　　在小说第二部分，徐则臣在叙述完毕小波罗北上经历之后，以弟弟费德尔·迪马克的视角讲述自己扣人心弦的“运河故事”。首先，在联军同伴英国人大卫·布朗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位于

　　天津塘沽的杨柳青古镇，在风起淀巧遇秦如玉，费德尔·迪马克就开始对其倾慕不已。经过清军、义和团联合组织的八里台之战，费德尔·迪马克的腿部严重受伤，最后落下残疾，成为瘸子。后来，他重新去风起淀寻找秦如玉，但由于自己的外国人身份，被义和团臆断为是“私通”外国的汉奸行为，这几乎给秦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在非常时期，费德尔·迪马克不得不带着秦如玉远走高飞，后化名“马福德”到通州东南的蛮子营定居，从此开始了他们幸福的日常生活。几十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秦如玉在帮助小孙女躲避日本兵所带狼狗的过程中，不幸被其活活咬死。马福德埋葬秦如玉之后，来到日本兵营驻地进行疯狂扫射，在杀害许多敌人后与他们同归于尽。据小波罗临死前讲述，弟弟费德尔·迪马克(马福德)才是真正的运河专家，和京杭大运河具有深厚缘分，“他爱运河，他喜欢水，他喜欢每一个有水的地方。费德尔从小就喜欢威尼斯，长大了知道中国的京杭运河，就立志来中国。他在家信里说，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他才是那个要做今天的马可·波罗的人。”正是因为费德尔·迪马克来华之后消息渐阙，才促使小波罗满怀梦想去追随哥哥的身影。经过岁月洗礼，沧海桑田，兄弟二人都永远沉睡在运河沿线，共同守望着这条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

　　除了时间切换之外，空间交错也构成《北上》叙述艺术的重要侧面。大水汤汤，溯流北上。京杭大运河途经今天的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等不同省市，对中国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京杭大运河的成功开凿和通航，运河沿岸的许多城市村镇才迅速发展起来。在《北上》中，小波罗等人从无锡出发，一路北上，途经常州、镇江、扬州、淮安等诸多城市，中间过邵伯闸、高邮湖，再到济宁、天津等北方重镇，可谓阅尽运河沿岸各地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文化习性，见证了晚清中国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值得注意的是，小波罗北上过程中，运河沿岸的两个重要城市——淮安和济宁，在无意间被错过考察游历。然而，作者并没有将其遗忘，而是在后面文本中间花费许多笔墨，把谢平遥、邵常来后代们的“运河故事”与其进行关联衔接，在空间流转中畅叙千年运河的“常”与“变”。比如，尽管谢望和生活在北京，但由于拍摄纪录片《大河谭》的现实原因，他不得不回到祖籍淮安，一方面是寻找“时间与河流”摄影展的主人公孙宴临；另一方面是带着父亲谢仰山的殷切嘱托，拜见堂叔谢仰止，希冀消除早年自己和谢仰止之间的历史误会。当谢望和完成任务回到北京后，孙宴临也带着无限憧憬来到北京，最终成就了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正是在北京和淮安之间的空间切换中，千年运河的前世今生才得到有序展开。同样，上文已经谈到，邵常来在济宁开始经营跑船生意后，近百年来，邵家都把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一方面是现实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对先祖事业的有效继承。但是，邵星池却试图改弦易辙，重新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跟陆地上的货运比，我们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也只会越来越慢；河床在涨，河面在落，我们的船只能越来越小。一看到岸上的汽车火车越跑越快，我就有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他们在往前跑，而我们在往后退。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是在一起往前走，实际上是背道而驰。我还年轻，我不想有一天船小得慢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再上岸，那时候你儿子可能除了‘晕陆’，什么也做不了了。”但是，理想终于不得不让位于残酷现实，作为船民生活象征的“罗盘”重新回归邵星池，其中的象征和隐喻意义非常明显。此时，生活逻辑和历史逻辑变得越来越难以耦合，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总而言之，时空交错构成了《北上》叙事艺术的显著特征，也是作者进行文本构思的着力点。在《北上》中，徐则臣把“一条河”和“一个民族的秘史”有效勾连起来，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比较视野中，实现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思考。因此，作为一种历史镜像，千年运河的话题是说不尽的，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