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最新的长篇小说《暂坐》之“后记”中写道：“在我七十岁前，《暂坐》可能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酷暑才过，书稿刚完。字数是二十一万吧，整整写了两年，这比以往的任何一部书都写得慢，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它写了四遍。年纪大了，爱弹嫌，弹嫌别人，更弹嫌自己，总觉得这样写不行，那样写着欠妥，越是时间不够用，越是浪费时间。”所谓“弹嫌”，就是“挑剔”的意思。正是这样的“弹嫌”意识，使得已经出版了17部长篇小说的贾平凹，为了《暂坐》这样一部21万字的不太长的长篇花费了两年时间，前后修改了四遍！翻看小说结尾，作者清楚地标明《暂坐》是2018年8月21日完成初稿，差不多四个月后完成二稿，又是四个月后完成三稿，直到“2019年9月10日”才最终定稿。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能够坚持“弹嫌”、不怕“浪费时间”的作家可谓凤毛麟角，这需要多大的耐性与定力！李遇春在论述贾平凹文学创作时使用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老僧精神”，说：“贾平凹一直在坚持创作，这在中国当代汉语写作史上是不多见的。贾平凹如入定的老僧一般，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就笔者看来，贾平凹的“老僧精神”既体现在四十年来无论社会发生多大变化仍然笔耕不辍上，也体现在具体作品的精益求精、不断“弹嫌”上。还是在《暂坐》“后记”中，贾平凹就明确地说：“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坐》就试着来做撑杆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
一、作为文学观照对象的众生之相
何谓“众生相”？《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许多人的各自不同的表情或表现。”由此可见，贾平凹所言的“众生之相”即芸芸众生之意。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中国20世纪的主流文学是现实主义，它“规定”了小说的崇高使命——那就是小说总要以反映现实生活、刻画现实人物为己任，“有为的作家”更要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的《暂坐》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渊薮，却又在继续做着“撑杆跳”。说其“没有脱离”，是因为在《暂坐》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以海若为首的西京的一群中年女子，她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并由此勾连起当今西京政治、经济、文化等现代都市场景。这里，有市委书记戚家元腐败案引发官场地震，牵连上市委秘书长等一系列达官贵人，也连累上“暂坐茶庄”的大掌柜海若、“二掌柜”唐茵茵等；有模特出身的夏自花作为第三者与金矿曾老板的地下之恋，“花自飘零水自流”终于一病而亡，直教人禁不住要问情为何物；有市场经济时代应丽后、陆以可、王院长等人的经济纠纷，引出讨债混混章怀等鱼龙混杂的社会底层；有农村人进城梦想变成“城里人”，搭上香港七十岁老板最终人财两空的辛起；还有作为文化掮客的所谓“名人”范伯生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区区二十一万字的《暂坐》中纵横交织，见首见尾。这不是现实主义写作又是什么？作为读者的我们通过阅读与认知，已经对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都市西京有着质的认识，萌发了新的思考。
我们注意到，贾平凹这次写作的中心人物是现代都市女性群体，也就是小说中的“十一块玉”(包括俄罗斯女子伊娃)。这些“众生”，有着不错的经济地位(作为农村人进城“代表”的辛起例外)，譬如应丽后一次性可以外借他人上千万元资金用以“放债”；她们大都开着宝马、路虎等高档交通工具，所接触的也都是秘书长、处长、局长等上层人物，出入的多是休闲的茶庄、光怪陆离的商场、高档的酒店等，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她们划入“中产阶级”之列。可以说，这样的中产阶级女性“众生”(群体)开启了贾平凹新的写作场域。
我们特别关注《暂坐》的第十一块玉——伊娃。其属于中国文学谱系里鲜见的“新生”。2016年春天，从俄罗斯圣彼得堡飞来了一位女子，她就是伊娃。伊娃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小说中，她承担起了贯穿整个西京群芳生活脉络这一重任，本身又成为了“众生相”中的一种。我们发现，在《暂坐》三十五个小节中，用“伊娃”之名标注的共有三处。更有意味的是，这三节题名完全相同，都叫“伊娃·拾云堂”。“拾云堂”是西京文化名流、作家、画家羿光的居所名。将伊娃与拾云堂联在一起，既是将伊娃的外来视角与羿光的男性视角“合璧”，也是通过羿光与伊娃发生的故事来叙写伊娃这个中国文学中的新的人物形象。第十五小节是第一次写伊娃上拾云堂，犹如贾宝玉见了冰清玉洁的女子一样，文化名人羿光“一下子把伊娃推靠在柜面上，吻住了嘴”，临走还要了伊娃的一根头发，密封在瓶子之中以作收藏。这倒不是说羿光就是个色相之人，作者要昭示的无非是：羿光乃“性情中人”，见女人是水做的自然生发爱意，不惮身份。反过来看，正说明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伊娃，刚登场还是一块“璞玉”，未受现代都市浸染。事实上，这个来自俄罗斯的外国女子一开始也没有适应西京的这种现代“症候”——她难以接受文化名流羿光的这种爱恋，对羿光的这种表现“还是没言语”，没有反应。第二十一节，羿光主动给伊娃过生日。这时的伊娃，已经浮躁、功利、世俗得一如西京常人，非常崇拜羿光的“天才”，终于无法自持，与羿光滚在了一起。这里写的是伊娃的被浸染。第三次是第二十七节，伊娃来到拾云堂拿取羿光为已经病逝的夏自花所写的挽联，深深理解了西京这一群女子的“命运”，用羿光的话说就是：这一群女子“是一群那样高尚的人，怎么都有没完没了的这样那样的事所纠结，且各是各痛，如受伤的青虫在蹦跳和扭曲”。在伊娃走出拾云堂时，作者使用了意象描写，让空中的一只鸽子“砰地就撞在了蜂箱上”，以此昭示西京群芳的命运，也为伊娃的最后离开西京奠定了现实基础。可以说，伊娃在中国西京的这几个月，是融入中产阶级、生命肆意成长的过程，也是感受中产阶级女性之痛因而生命撕裂的过程。逃离，是一种清醒后的自觉选择。
“众生”之中当然少不了作家羿光。写羿光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写西京群芳。因为，羿光虽身为男性，却是那群女子的“知音”。只有羿光，才最懂她们。在《暂坐》“后记”中，贾平凹特别讲到：“《暂坐》里虽然没有’我’，(但)我就在茶庄之上，如燕不离人又不在人中，巢筑屋梁，万象在下。”这，可以理解为作者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小说中，羿光作为诸多中产阶级女子“关联”上层人物的桥梁，是这些“奔腾年代”中产女子的情感依附，更重要的还是小说中的“别一视角”——男性视角，从而对中产阶级女性做出最准确的评判。从这个角度说，羿光不可或缺。
二、“泼烦琐碎”的“自况写作”
如果说，《暂坐》刻写了现代都市西京在现代化进程中中产阶级女性的焦虑、困惑和无奈，按照贾平凹“后记”中的说法，是“从事”了适合“国情”的写作——因其反映了社会现实，展开了城市生活扇面，让读者有所领悟有所思考，那么，贾平凹所称的“自况的写作”又该如何理解呢？“自况”的本义是自喻，是自比，也就是拿别的人和事来比附自己。就笔者看来，“自况写作”表层意思是借对西京女子的叙写来投射自身的情感，写西京群芳就是写自己。譬如，羿光在情感投注乃至身份地位等方面，与作为作者的贾平凹天然相通，因而羿光的情感体验等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理解为贾平凹的“夫子自道”。然而，从本质上讲，哪一部作品不是作者思想情感的投注呢？这样的“自况”还需要特别言明吗？因此，笔者以为，贾平凹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更类似于“自适”，所谓“自况写作”也就是自认为适合这些女子生活、适合表达自身情感的写作。联系到前文所述“弹嫌”之意，我们庶几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
诚如所言，“自况写作”(自适写作)首先体现在题材的“泼烦琐碎”上。我们说《暂坐》仍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套路，同时也关注到，贾平凹此时的现实主义不是《浮躁》《废都》时的现实主义，没有大开大合，没有打算叙写风云际会国家大事由此表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暂坐》中仍还是日子的泼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何谓“仍是”？翻开《秦腔》后记，里面多次称“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老生》《古炉》《极花》莫不如是，皆可称作“微写实”。就《暂坐》看，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以海若为首的这群女子的“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离死别，喜怒哀乐”，确然，《暂坐》仍是采用这种“泼烦琐碎”的写法。而这恰恰是近年来贾平凹最喜欢同时也是最拿手的一种方式。
《暂坐》的突破(也就是“撑杆跳”)在于，作者是借助伊娃这个外来的俄罗斯女子视角，一点点打开生活的各种鸡零狗碎，从而显示生活的“泼烦琐碎”，一帧帧展示西京这个现代都市的不同层面。有人询问作者何以在小说开列出的三十五个小节中，一定附带上地名，作者回答道：“《暂坐》是写群像的，又是写日常的，采用‘人物+地点’的写法，宜于更好地表现人物，又宜于节奏的紧凑，还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说到底，采用这样的“人物+地点”写法，就是为了更加宽广地展示西京的生活扇面，更加绵实地展示都市生活的质地。因为，在小说中，涉猎到“十一块玉”群芳生活，牵扯到作家羿光、掮客范伯生等，小说并没有固定在一个或几个地方，让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凝聚”起所有人物，而是采用移步换形手法去写群像，犹如电影中的长镜头，更能展开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容易写出不同环境下的不同人物侧面。譬如作为“人物中心”的海若，主要生活在“暂坐茶楼”，而外来者伊娃更多地呆在“西京城”；羿光呢？关联上的就是他的生活居所“拾云堂”；至于病中的夏自花，就只能是“西明医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三十五个片段聚集起来，就构成了西京现代都市中产阶级女性的全部“场景”。可以见出，《暂坐》完全舍弃了古典戏剧三一律之规定(现实主义小说其实走的就是这个套路)，而在看似“散漫”的浮光掠影中，建构起《暂坐》的“全方面展示”这样的叙事伦理。
其次，贾平凹强调“叙述以气流布”(《暂坐·后记》)，说的是叙述的流畅与气韵的平稳，而不追求节奏的变化多端与阅读感受的尖锐凌厉。这种努力，除了暗合于“泼烦琐碎”的生活流叙写，还在于贾平凹所追求的散文化写作形态。“(《暂坐》)在写这些(人)说话的时候，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你一句，我一句，平铺直叙地下来，确实是有些笨了，……但我偏要这样叙述的。”(《暂坐·后记》)譬如第二十八节“小苏·茶庄”写到火化了夏自花之后，众人为女性的命运担忧，也为夏自花儿子的未来发愁，心情颇为沉重压抑，这时小说宕开一笔，叙写回到海若茶庄，作为群主的海若请陆以可、虞本温喝茶，顺势借海若之口开讲起了“云南七子”这样的茶文化知识。一方面，就小说写作而言，海若是开茶庄的，识茶懂茶是她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讲茶论茶也调节了因夏自花之死而产生的压抑氛围。而就小说叙事本身来看，节奏趋于平稳，并无大起大落突兀坚硬之感。还有第二十四节的“向其语·庵前”中，做养生生意的向其语发现陆以可脸上长了一块黑斑，接着自然而然讲起虎骨酒知识，散播开养生之道，从而舒缓了小说的紧张节奏。等等。
再次，这种“自况写作”还体现在贾平凹一贯的“神神叨叨”叙事上。从叙事效果上讲，可以看作是内容的汪洋恣肆，意蕴的“斜枝逸出”。譬如海若正和应丽后等人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医院突然来电话说夏自花不行了。这时的海若，开着自己购买了十年的奥迪就火急火燎地奔过去。然而，偏偏从没有出现大故障的奥迪“突然熄火，发动了几次发动不起”，这时的海若“吁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想着不能骂车的，要给车说好话，便轻拍着方向盘，说：哎，哎，你是为我出了力的，我知道你年纪大了，但我会给你看病的而不会抛弃你。再努努劲，咱得去医院呀，夏自花在等着的。再一发动，竟然就发动起来了。”其他还有海若放生乌龟，乌龟竟然还能够回头示意，表示感谢；还有陆以可已经死去的父亲的形象“再现”，冯迎“幽灵萦绕”等，用作者的话讲就是“一切都有了起伏不定黑白无常的想象可能”，呈现的正是贾平凹“人神相通”超感体验和文学写作上的惯常做派。
贾平凹一再强调“读《暂坐》，还是慢慢地读着为好”，个中当然蕴含着作者的多重用心，显现着作者的不懈努力。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作者对《红楼梦》的继承上。贾平凹喜欢《红楼梦》并努力借鉴《红楼梦》意识、形态、技法等，已是不证自明的事，毋需多言。《暂坐》就是向《红楼梦》致敬的礼物！譬如，在人物设置及其命运安排上，作者以西京“十一块玉”对应着金陵十二钗，来叙写水做的女子及其堪怜的命运。夏自花罹患重病是“梗”，从而写出所有的女子都“不配有好命运”的宿命安排：冯迎死于飞机失事，应丽后讨债不成反被社会混混章怀敲诈，一心为了众人奔波的海若被纪委带走生死未卜，她所经营的暂坐茶楼也因为煤气爆炸，而变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小说一开始就写到，海若要收拾屋子迎接西藏活佛，然而即便到小说结尾活佛还是没有来。这显然是在隐喻。再如，在语言运用上，作者也在操持着带有中国古文韵味的白话，追求那种特别的意蕴。写电话铃声的刺耳惊心——“刚开了灯，座机的电话铃就响起来，尖锐得空中砍了一刀”；写下雨——“天气预报着有雨，却也就那几颗，响声蛮大，砸在地上溅出铜钱般大的湿。”还有形容词的动词化运用，贾平凹也是颇有心得，第十七节向其语带领众女子喝茶，花团锦簇，“窗外正是小区院子的东南角，大约三亩左右，高高低低长着松、柳、樱、海棠、丁香、榆、槐、桃，其中夹杂着玫瑰、芍药、美人蕉，月季在院墙头上蓬蓬勃勃了一堆。”这既是自然界的风景描写，又是群芳竟开的贴切象征，而百花“蓬蓬勃勃了一堆”则充满语言的灵性与生机，韵味悠长。
三、作为文学写作伦理的平凹之“识”
还是在《暂坐·后记》中，贾平凹论到“有众生始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之后，接着强调：“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那么，《暂坐》体现了作者什么样的“识”？
在《暂坐》第九节“虞本温·火锅店”中，众人齐聚，谈天说地，讲佛论道。陆以可称赞羿光懂得多，羿光这时说道：
我是作家，仅仅是为了写作粗略了解了(佛教)这方面一些知识……比如佛教讲缘生，说由于各种关系结合而产生各种现象，写小说也是如此，写出这种关系的现象，那就是日常生活，我现在的小说就是写日常生活的。比如佛教中认为宇宙是由众生的活动而形成的，凡夫众生的存在便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周而复始的苦恼……小说要写的也就是这样呀，小说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活得多好，多有意义，最后是如何摆脱痛苦，而关注这些痛苦。
在羿光(或者说是贾平凹)看来，第一，写小说就是写日常生活，写泼烦琐碎的日常生活；第二，要写出生活的机理，就要写人物关系，写出人物因为各种事情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写出前因后果；第三，写小说并不能让人“活得多好，多有意义”，因为众生不能摆脱“周而复始”的苦恼，即便羿光本人(所谓名流)，也陷入“求不得”的无限烦恼之中。因此，文学的重任在于写出人的永恒烦恼这样一种普遍状态。这，便是贾平凹奉为圭臬的尘世生活哲学。
《暂坐》并没有“中心人物”(茶庄老板海若只是“人物中心”)，但我们可以找到贯穿小说始终的“物象”(也可以看作是意象)，这就是雾霾。小说第二段，2016年初春伊娃从俄罗斯来到西京，这时的雾霾“还是笼罩了整个城市”。这显然给小说定下了总的基调。它告诫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命运都在被冥冥之中的什么东西所压抑，所束缚，所窒息。一直到结尾，伊娃已经和辛起购买了去圣彼得堡的机票，临走之时，“那个傍晚，空气愈发地恶劣，雾霾弥漫在四周，没有前几日见到的这儿成堆那儿成片，而几乎又成了糊状，在浸泡了这个城，淹没了这个城。”显然，西京的雾霾更加沉重了！这时的伊娃“喃喃道：我只说来这里了有新收获，没想丢失了许多倒要回去了”。伊娃丢失了什么呢？显然不是与文化名流羿光的一夜情，也不是与西京群芳的姐妹情谊，只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市中产女子的灵魂寄寓。贾平凹说“伊娃的视角其实就是作者的视角”，如今，伊娃之“失”也是贾平凹之“失”，更是作者心中之“识”。个中意味，不言自明。
因了这样的平凹之“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小说何以命名为《暂坐》。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熙来攘往的人们需要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思考人生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义”？人们的肉身随着光怪陆离的社会跑得太快，而灵魂却无处安放。
为了强化这种“识”，作者将海若的茶庄取名“暂坐”。富有悖论意味的是，茶庄的主人海若却从来不能“暂坐”。她不是在为生计奔走，就是在为众姐妹各种杂务、困扰所奔忙，自身最终也被纪委带走。贾平凹如此设计的目的，无非就是构成反讽意味，就是想说现代人能够“暂坐”得下来吗？海若在暂坐茶楼做了一个梦，梦中先是屎壳郎倒转身子，用后脚好不容易把粪球推得很高了，粪球却滚下来。一次次推上去，一次次滚下来。这，显然是西西弗斯神话的现代再现。贾平凹就是想告诉我们：无论是谁，哪怕就是像海若这样的“有识”之主，也不过是在做着无谓的努力，命运的巨石最终还是要滚下去。
贾平凹的这种当下之“识”，由来已久。于《废都》而言，是因为自己浪得虚名和母亲生病父亲去世之故，加之自身得了肝炎，写下《废都》，以舒缓这些“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并“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创作《秦腔》，是因为“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作者要以《秦腔》这本书来“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那么，《暂坐》的直接动力到底是什么？除了“突然想写《暂坐》，缘于我楼下的那个茶庄搬走了”因而记挂起那熟悉的人和事之外，还是在于作者的“命中注定”挥之不去的“孤独”。
联系到前面所言“自况写作”的表层含义，可以说，只要有人，只要有事，贾平凹看到的就是“心酸”与“孤独”，这基于作者对人生的悲剧性认知，也源于作者的文学写作伦理。“写《废都》的时候，那时的城市，人们的思维大多还是农民的思维，到了写《暂坐》的时候，城市越来越城市了。现在的城市有太多需要我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表现出来。”(王雪瑛：《与贾平凹关于长篇新作〈暂坐〉的对话》)
那么，已经在城里生活了将近五十年的贾平凹，所“看到”、所要“表现”的“城市越来越城市”之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态，能代表生活的全部或者生活的主流？换句话说，她们有多大的代表性？有多大的现实价值？正如王雪瑛所说，“《暂坐》里的女子，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她们是相对独特的一群人，过着相对独特的一种生活，但她们是西京城的，也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一个风向标，即便是微风，那叶子也在不停地摇晃翻动。发现和表现人物灵魂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是小说的精髓。”
由此，我们说《暂坐》是对西京中产阶级女性“彼一世界”的平凹书写，是作者文学伦理的个性化表达。
最后，我们用他创作《极花》时的一句话做结，就是：写小说就是写我由来已久的恐惧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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