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李

　　读朱朝敏新作《百里洲纪事》时，我正在医院。强烈的疼痛把人的身体化为一个卡住时间之流的巨大卡子，人囚禁在被冻结的精神、时间里只能与疼痛不断相撞。担心疼痛永远停在不会流逝的此刻的恐惧与不知如何克服的茫然，让我觉得只有疼痛才是唯一的现实，而其它一切离我太远。然而，必须承认，读下去以后，我被作品打动了，并明白虽然人们总说幸福是相似的，但其实痛苦和疼痛才是让人相通的——无论是肉体上的疼痛、生活上的受难、贫困带来的痛苦还是不幸的命运刺痛心灵。当然，我也因此领悟，朱朝敏这部关切故乡百里洲的“乡村之变”、注目自我精神、生命的原发地——“水中孤岛”受历史之潮冲刷而翻出的“生命的新绿”、纵笔于乡邻相亲在扶贫行动中经历的生活转机、精神世界的激荡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以观察者、采访者的身份把一小部分人的故事讲给另一部分人听，而是为心灵驱策去书写“我们”生命里的痕迹。这是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一个怀着强烈的家园意识、守望原乡的归乡人，一个对于苦痛高度敏感又不断被黑夜大海上亮起的塔灯召唤的个体，用文字、记录来承担我们悲欣交集的共同命运——为苦痛淬炼，又自救赎或拯救的行动中逐渐唤醒自我对生活、对生命、对世界的信，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彻底的惩罚，就像没有一种平稳的生活是幸运的个人接近万全之后理应获得的报偿，肉体和精神经过磨练而确认“活着”的意义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命运的谜底。希望“记下细节”“让文字不老”的《百里洲纪事》不只是邀请读者走进孤岛上十二户人家看看政策怎样落实成具体的生计，还希望让遮蔽的灵魂被看见。每个收到文学的邀约、踏上江心岛的人其实是将个体的命运投射到那些困境中最具有普遍性的地带，激发起生命的回声，我们彼此听见，彼此看见，我们不同，我们也相通——“你去看见，不是为了别人，而是自己，因为被遮蔽的灵魂总是那么相似，因为只有心灵才会发现心灵”。

　　在一部扶贫攻坚实录里，除了贫困、帮扶，灵魂、心灵、心理这样的词汇不断在字里行间浮现，成为与“扶贫”同样重要的关键词；除了在书中看到事件和数据，我们还一次又一次触碰灵魂的哀痛、心灵的创伤、心理的暗疾，又从人之镜中看见自我灵魂的隐秘——“偶然照照自己那孱弱不堪的半明半暗的灵魂”。凡此种种，都让我认识到《百里洲纪事》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内的写作。

　　在我看来，朱朝敏是非常清醒的写作者，具备“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的能力，她显然对于“不要模仿，而是表现你自己的独特性吧，你才配得上你的称号”这样的说法具有深刻的理解——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作家。她引用的荣格的话：“谁向外看，他就在梦中；谁向内看，他就会醒来”，大概是这部作品最好的注解之一。给予深处命运低谷中的“他们”以关注，只局限于物质上的改善，未必会迎来真正的梦醒时分，“着重于精神和心理层面，帮助他们获得价值感和尊严，这才是真正的脱贫，扶贫攻坚战也就落到了实处”。实际上，伴随救助生活之难，解决生命之惑、解除心灵之困，抚慰心理之伤，让精神苏生，正是扶贫需攻之“坚”，也是扶贫的深远意义。以“我写，我在”的姿态，真诚地书写乡村扶贫一线乡民群体的“生存现场”“精神现场”“心理现场”，不仅使人感受到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社会化行动改变现实的巨大力量，也让人领略到人性的深度、灵魂的深度。由于作家的笔墨不是粘滞于事件之上，而总是从事件中去探寻心理结构、内在意识，表现出明显的内倾性的自觉，这样就结结实实地打破了我最初“想当然”的归类——将《百里洲纪事》归为被政策牵引、甚至寻求文本与政策话语之间精准对位关系的“那一类”创作，造成意料之外。

　　基于“向内看”的追求，作家有意调动丰富的创作元素来敞开生活与心灵的现场，她在艺术上融合小说、散文的跨界写法突破了机械的、概念化的写作，让灵魂跟生老病苦、柴米油盐一同现身——毕竟，显现心灵要比单纯地描述事件困难得多。作家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文学“两者的彼此渗透，才将生命的复杂性和盘托出”，就越是不吝气力精心安排每篇扶贫纪实展开的方式。正文之前有诗语式的引言，正文之后的后记写出扶贫工作“未完待续”的部分——关于变化、关于希望、关于困惑、关于未来、关于我的感思，现实之变与心灵的挣扎形成交响，赋予纪事深沉的格调，有了悠长的余味。用文字追赶社会事件与社会行动的速度固然不坏，但曲尽生命的复杂可能更需要一个见天地、见众生、见我心的隽永的长调。尽管朱朝敏无意于将痛苦浪漫化、诗意化，但却不回避情感的投入，借助散文的笔法以及诗性表达让情绪在写实的文字里回旋——诚恳而谦虚地写实并不必然意味着放逐文学里的“有情天地”。当然，前述种种努力，不是作家以今日之我告别昨日之我的突如其来的自我变法，而是她尽可能地发挥个人的创作优势提升作品完成度的结果——这个清醒的写作者，文学体温虽然不低，理性能力其实也较强。这部作品跟朱朝敏其它的文学书写实际上有某种内在的贯通性。她散文写作中“朝向心灵深处探求”“追索存在的本真”的内向化的倾向、对于创伤、伤痕的追溯和心理分析，小说和散文当中“回到根部”的写作姿态、长于“精神分析”的写作策略与内省而充满智性之思、诗性之美的美学探索在《百里洲纪事》中也得到了贯通。作家在散文里不断探寻心灵深处的秘密森林，沿着生命的河流溯回，向潜意识的深水区沉潜，寻找自我精神的密码，依据心理分析的理路，解读个人心灵图谱的明暗参差，通过“阐释‘心理’的种种象征而赋予人生以意义”、确定精神生活的价值，证明探析心理不只是为了顺从外部世界来达到对现实的适应，更是以“精神的综合”向内在价值回归，为生命提供更强大的依据。她怎样诚实地与自我展开对话，坦陈心灵的奥秘，就怎样以走进心灵、探问精神的方式面对故乡与乡民。当她一视同仁地分析自我和遭受生活之困的乡民的生命的阴核、创痛的起源，当她探幽查微，去理解乡村老人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被家人背弃的命运弃儿自觉为垃圾与废物的羞耻感、贫困家庭的小姑娘拒绝礼物背后脆弱而敏感的自尊心，就真正体现了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寻求平等的交流的诚意。作家用这样的方式理解贫困对于人的影响，理解人为何贫困，改变贫困到底是为了让人过上怎样健全的生活。仅仅就此而言，我们就能明白《百里洲纪事》与作家的小说、散文创作分享着大致相同的精神脉系。因此，这部作品虽然立足于记录重大国策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现实效果，但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带有朱朝敏式的美学印记——这是《百里洲纪事》体现的“意料之中”。

　　这种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对于扶贫文学而言具有积极的意义。扶贫文学要避免落入为扶贫政策服务的文学的窠臼，拒绝自我降格为新闻报道的浪漫版、煽情版、传奇故事版的滥调，真正面对现实和艺术展开严肃的追求来确定值得称道的写作伦理，展现“新鲜立诚”的文学品格，就应该在提供新的具有探索性的写作上付出努力。这是扶贫文学的写作者应该怀有的自我期许。朱朝敏的这部作品对于如何向“应然”的扶贫文学挺进做出了正面的回应。在我看来，扶贫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值得被写作者积极追求。一是伴随中华民族朝向伟大复兴付出的努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一个国家、特殊群体身上发生的故事所兼具的“民族的”“世界的”“现代的”多重内涵，并证明处于特殊境况下人的生命经验、生活经验在一场充满力量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发生的变化如果真正以艺术化的方式被叙述，完全有可能对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的广泛的人群带来的心灵震动与激发联通感。在这一点上，朱朝敏的新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在《百里洲纪事》当中看到，面对命运的暴风雪，人如何成为心灵的囚徒、精神上的奴隶，又如何依靠社会救治的力量和自己的能力，去返回一个有希望的世界。

　　《塔灯》里的杨勇在孤岛种植棉田为生，然而起伏的棉田却如同黑夜的大海掳走了他和美平顺的生活。因为农药中毒，损害语言中枢与智力，成为孤岛愚人的他最终被命运抛到生活的孤岛——生下智力低下的小儿子，被结发妻子抛弃。深陷于过往的记忆、囚限于往昔岁月的农人拒绝种棉，放弃可靠的营生，在生活的泥淖里滚爬，压碎了为人的体面和尊严。唯一的执着、病态的执念就是找回那个将他当垃圾一样丢弃的女人。心理创伤钳住了这个男人步履，被惨痛的记忆捆住手脚的不幸者无力向生活争取幸福。当黑暗的潮水要湮灭生机的时候，命运里的落水者出于自救的本能朝着灯塔泅渡，能不能渡尽劫波，迎来生命的光亮，需要扶贫者、救助者伸出手。可是，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弱者的不幸之源，不能指引他找到打开心牢的钥匙，抖落精神的绳索，仅仅只是给予政策规定的物质补助，命运的根本改变就难以实现。朱朝敏和她的丈夫——杨勇的帮扶干部面对杨勇的心理顽疾，分析杨勇的心理定势，力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生命中的一切，找到敲开他心门的方式，引导他逐步回到生活的正轨。当作者在杨勇的命运里洞察比起“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生而为人，我有义务”更有价值的时候；当作者明白地伸张“既然生而为人，就应该学会真正去观察、感受、理解、思考生命中的一切”“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关注并理解世间的不幸，理解他人等于拯救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领悟了扶贫的深意、感受到了文学的宽广。杨勇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众多弱势者命运的缩影——假如说在乡村，贫困等同于命运的话，那么心理病与灵魂的伤从来没有在这样命运里缺席。需要帮助的“他们”是特殊意义上的“中国病人”，然而，我们呢？“他们”之外的“我们”难道就从来不曾因为精神之困而任由生命的冰雨冷冷地往脸上拍？在生命的沉湖深处，我们隐秘而深刻的根须是相连的。“生而为人，我有义务”也因此构成了承担共同命运的写作的伦理基础。

　　鲁迅的作品曾经提供了类的意义上的中国病人的写作，孤独者是中国病人，在梦魇里流露出可怕的潜意识的人是中国病人，在生活和精神上遭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的悲苦无告者当然也是中国病人。《百里洲纪事》则提供了一个世纪以后被救助的“中国病人”的生存图景与精神现场，朱朝敏跟鲁迅一样不止是从生活事件与日常行动逻辑里叙述乡村，而是从精神和心理的层面切入到了乡村的灵魂状态。根本的不同在于，朱朝敏的写作诉求不是呐喊，写作主体的精神状态也非激愤和彷徨，而是以心唤心，在这场伟大的扶贫行动中，发现沉默的边缘人群、发现被遮蔽的灵魂，发现不可低估的底层的人性人心，捕捉那些因为生命中的偶然性，因为命运的无常，因为薄弱的条件，代替我们预先“感受了命运的暴风雪”的人们遭受生活重轮的碾压，仍然在不经意间如萤火虫一样发出的“清亮的光芒”。这样深掘人心、摹写人情、勘探人性的作品无疑能够给地域不同、文化有异、习俗有别的广大人群带来情感力量、引发心灵的共鸣、激发人的联通感。“现在我有机会做一个得体的人了”，“因为，我站在这儿，盯着命运的眼睛”，对乡村里的杨勇是如此，对故事外的我们亦是如此。

　　如何继承“为人民”的当代文学写作传统又活化这一传统，实现现实诉求与艺术价值的平衡，使“人民性”与文学的“人学”色彩在具体的文本里一起得到艺术升华。这是扶贫文学应该追求的另一重价值。在这一点上，同样可以看到朱朝敏在写作实践中的努力。作家对于扶贫的理解并不局限于社会学、经济学的解读。扶贫乃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行动，而《百里洲纪事》透射出悲悯情怀本质上就是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作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认识扶贫的深刻内涵，她由“人之道”来理解扶贫过程中折射的人性人心，体会扶贫国策与文学的共通之处都在于人心。作品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就有了深度、有了开拓。贫困的命运不仅是外部力量对人的生活进行侵袭，它也是一个心灵的历程。朱朝敏关于扶贫的书写不是胶着于数据与经济指数的变化，而是对生命进行探索，看看人在领受命运的同时，灵魂在经历怎样的挣扎。贫困不是一个人的物质生活从悬崖跌落或深陷泥淖的事实，更是一个人的心灵的苦斗、一个灵魂在生命的迷雾中跌跌撞撞，探听不到希望的声音的茫然无措、恓惶无助、哀痛无告。在《百里洲纪事》中，浩大的命运在庞杂的乡村生活现场、充满撕裂感的现代化进程里被重新推敲，无名之辈被郑重地还原姓名，放回到生命的旷野当中，我们倾听他们、注视他们，在彼此命运的连带感里滴血认亲，我们看到他们，也看出自己，因此认识到所谓贫困不是一个或一群被无常被坏运气被无能扼住喉咙的人遭遇的无可奈何、泥足深陷，不是那些缺乏主动能力和改变的欲望的人自食其果的结局。它是一场可能把任何人卷入其中的暴风雪，基于不可逆的社会历史进程、基于社会结构化的困境、基于生活中的偶然、基于天灾、基于人祸，它是绝大多数难以被奇迹眷顾的人无法完全凭借自身条件克服的生活之困、生命之难。有些人被卡在了旧时光里，拘囚在物质和心灵的双重牢笼之中。生命不是书写或被书写，那些人曾经在大风之中孤独地“倾听命运的幽微零散的消息”而无法回应，也从未真正走进过现在。扶贫，是伸出手，跟他们一起找寻失落的生活世界，一起回应命运。这是坚持了生活伦理的扶贫，也是疗愈心灵，重新赋予人生活尊严的行动。

　　正是基于对扶贫的深刻理解，朱朝敏的这部作品让无名之辈有了姓名。我看这本书常常想起电影《无名之辈》——关于尊严的故事。两个农村人，两个彻底的无名之辈进入城市，想大闹一场证明自己的存在，给这个世界一点颜色看看，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看到自己。证明自己的方式是打劫。劫了一家手机店，抢的却大部分是手机模具，仓皇逃路之际，误打误撞又挟持了半身瘫痪、觉得生不如死的残疾女性。抢劫的，被挟持，犯法的，拼了命去执法的生活潦倒的警察，所有人的竭尽全力，不过都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尊严，找到认同自我的支点，这个支点是足以撬起一个人生活的最大理由和最基本的希望。故事里最好笑的部分其实是黑色幽默，荒诞的情节凸显的是最根本的人生命题和人生困境。当然，电影里面那两个盲目又贫穷的乡下人、打工仔不可能以违背正义的方式、脱离社会公义的保障得到尊严，而朱朝敏这部作品则提供了这个荒诞故事的另一个可能的版本，那就是系统性的改造、制度性的解决方案，用合乎社会正义的方式赋予弱势与穷苦者尊严，在一种有机的社会改良运动运动中让失去尊严和缺乏尊严感的无名之辈，最终拥有自己的姓名，认识自己、认清生活和可能的努力方向。当然，最准确的说法还是“在路上”---扶贫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是对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系统部分失调的主动调校——基于公平与正义。

　　贫困不完全是物质性的，而有可能是心灵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扶贫对象与扶贫者、施动与受动的双方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具有相通性。诚如作者自己所言：“助人即自助”，“那些身处生活低谷的人，不过是早先领受了命运的困厄再给我们这些幸运者提供生存之道。如此，我拿笔记下的绝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命运。”扶贫的深入、扶贫的伟大恐怕也不限于改变经济指标，还在于探测人心人性这片深海，给那些在暴风雨的海上迷失方向的人涉度之舟。不过，扶贫者、记录者并非隔岸观火，而是一同在这舟上，扶贫是度人，也是度己，是重新在生活里辨认自身。扶贫也在改变扶贫干部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他们对于世界和他人的认知。作家写出了生活的脱困和精神的脱困同构性，扶贫者和被扶贫者在事件中彼此看见，共同改变，彼此在对方身上看到生活与精神的转机。扶贫干部辉哥跟贫困户——腰部以下完全瘫痪的熊贵生及其家人认亲，面对这家人深重的苦难以及他们不屈的意志，他生出豁达的生活态度。“我”和其他扶贫干部津津乐道于熊贵生与他患小儿麻痹症的妻子共同创造的康复奇迹，因为自艰难里开出的奇迹之花成为了“我们面临生命脆弱自我挽救的一个参照”。当今天的贫困户、曾经的“杀人犯”黄大国以强烈的负罪感用十余年的牢狱和对于命运逆转之后种种磨难的忍受来表达对死去的母亲悔愧，用沉默“认罚”来修补道德与良心，他的帮扶干部、黄大国杀母案的经办人周先海主动要求结对帮扶并全心投入，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杀母”实情的知情人为没有道出的真相去寻求自我的救赎。写出深刻的连带感，正是《百里洲纪事》值得称道之处。

　　我们很容易确认将天赋作为责任的艺术家、思想者追求、争取高度的精神生活或者“精神生活的完全发展”的合理性乃至必要性。很多时候，我们不否定甚至乐于肯定那些承担了“天才之为责任”的命运的人千方百计地消除物的干扰、灭绝肉体生活对心灵的侵袭来使“必要性”得以实现的行为。但是在另一方面，面对普通大众、芸芸众生、深陷社会困境、命运低谷中的弱势者，我们又往往轻易陷入单纯的物质决定论，把物质的获取与肉身经历的重建看作绝对的有效路径以及改变人的整体生活第一动力，强调其迫切、紧要，而忽视了精神生活、精神发展、精神力量的重塑对于与天才有云泥之别的普通人、弱势者的根本意义。后者其实完全有可能是阿基米德撬起地球的那个支点。我们充满热情地饱览智者“精神世界里的金戈铁马”，却时常忽视弱势者的精神之域也有惊涛拍岸——基于人发展自我与和谐的个人生活的本性。《百里洲纪事》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推翻了我们关于底层的熟知的假定。作家在某些篇章里写出了底层的主动性和主体在场的力量，写出了卑微生活里的道德感、精神追求。比如说《我们都爱虞美人》中的覃老太太无论世道人心怎样复杂、不管命运怎样播弄，永远用爱守护亲情，坚守“人的体面”，为弱女讨正义、为乡民谋公义，呼吁、督促乡村环境治理；比如村妇周琼花对于不为乡村世俗眼光所容的爱情、对于陪伴的执着和坚持；比如泡在苦水里的李桂香撑着病体帮助丈夫复健而创造的奇迹。曾经流行一时的“底层文学”常常把底层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做“变形记”式的处理，沉迷于苦难叙事而不断搬演沉沦死水的命运悲剧，甚至走向一种精神自渎，把底层刻板地叙述为缺乏“能动性和生产性”的存在，因此受到种种诟病。但扶贫文学则完全可以是书写底层如何改变的“底层叙事”，打破固化的底层想象，使叙述底层、叙述乡民和普通劳动者的文学具有“为人民”的艺术感召力。在《百里洲纪事》里，作家展现了提供还原式书写的努力。以往的底层叙事不是把底层民众写成不扬点波的死水——麻木、隐忍、蒙昧、盲目地任由命运与他人宰割，就是将底层写成被困厄熔炼成的火球，在那些不断叠加的苦难制造的耸人听闻的情节急转之处爆发为奔跑的火球，引燃自己，撞向令人失望的世界，上演荒诞而夸张的戏剧。但是，朱朝敏的写作则不然，一是她在写作中“掏心”；二是她把被预设为生活粗糙简单，要么愤怒得失控，要么被生活磋磨得神经麻木的底层之人，重新变成“浑身触角的动物”——跟所有非扶贫对象一样有着纤细的神经、敏锐的感受、复杂的情感波澜、在情与理的冲突中备受煎熬的具体的人。她把这些人放回到乡村这个文化母体当中、放回到孕育了我们又在现代化的巨变中承受创痛的子宫里，追溯他们的来处，看清他们生命的轨迹，理解他们的偏执、癫狂、执拗、愚顽、莽撞，又试图以这样的理解，来帮助他们理解自身，与自身和解，从而走进新的生活。

　　我对这部作品也有感到不满足的地方。朱朝敏曾自言自己努力在写作中打开被遮蔽的灵魂。一方面她确实通过文本让乡土世界里笼罩在命运阴影下沉默的灵魂被看见、让苦命人面对命运的重击吞进肚里的话语被听见，扶贫成为作家打开生活真相和生命真相的契机，使“我”与“他们”都能“在场”。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写作主体“我”在叙述中的过度介入，散文写作当中不断突出“我”、将“我”的情绪、思绪、感悟、体验充分放大的写作惯性在这部作品中的渗透，使得文本的叙述、细节上的某些处理与书写对象的贴合度不够，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他们”的另一种遮蔽。

　　完美的作品或许能让一切对于可能的想象尘埃落定，但是见识作家那种不寻常的把事件向心灵转化的能力，跟着她的有情文字指认生命的根源，见证时代的发展，同作品里领受命运的狂风暴雨又倔强站起的人们一道“临深渊而见彩虹”，已经足够令人惊喜，而这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期待精彩继续。

　　叶李，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湖北现代人文资源调查与研究中心成员、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主办《长江丛刊》(文学评论)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