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 椤

　　与《那一年，这一生》《陈独秀江津晚歌》《雪莲花开》和《最先到达的长征》等颇有文艺范儿的书名不同的，钟法权将他描写老英雄张富清的新作直接命名为《张富清传》。刚拿到书时，我纠结应该将这部作品当作报告文学来看，还是当作人物传记来看，毕竟两个文体之间有着并不完全一致的审美规范。读罢全文，我才认定，这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当然非是因为书前序里的定论，而是通过内容得出的判断：这部书讲述了张富清从“小长工”成长为战斗功臣立下不朽功勋，再到隐藏功名扎根贫困山区甘当“无名英雄”的传奇一生。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现实主义韵致，但在叙述老英雄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作者将人物矢志不渝坚守、甘愿为之奉献终生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作为贯穿全书的气脉，并以革命的理想主义作为叙事的核心支撑。在这个目标之下选材和结构情节，人物的典型性更加突出，我们不只看到了老英雄的经历和品格，更看到了他身上蕴藉着的关于生命理想的至高想象。这已然不是人物传记的写法。

　　文学观念伴随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即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新时期以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现实主义写作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生着风格上的新变，例如在叙事文体的创作中，主题方面的总体性和形式上的结构性变弱，叙述的跳跃性和表达的陌生化在增加等，这使得文本相貌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尽管文学所呈现的生活与现实之间不能等同，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仍然构成因果关系，有了现实的“因”，才会有文学的“果”——而由“果”反推“因”，则可窥到文化思潮背后的社会情绪以及价值观的波动，甚至文化心理结构的微调。回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历程，从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到晚清白话小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白话小说对现实的深度反映，再到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再现，现实主义“一家独大”的重要原因，乃在于小说所赖以生成的现实伴随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进步性转变而影响到大多数人，读者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发生“共情效应”，从而得到读者肯定——而这种“进步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朝向总体性的发展——再次追溯到进入新时期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勿需掩饰经济发展之后所引发的传统观念“塌方式”的衰变，“多元思潮”引发的主流价值的离散确乎为社会的总体性秩序带来影响。时代在经历阵痛之后呼唤以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建构起新的主流价值，这一动势在进入新时代之后变得更加强烈。

　　《张富清传》正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别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等以具体事件或人物群体为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书写，也与《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这样写人物的片段生活不同，钟法权将笔触对准的是张富清动荡、复杂而曲折的一生。“时代楷模”张富清仍然健在，至今已96岁高龄，其高寿的一生几乎见证了中国由乱到治、由落后到发展、由贫穷到富裕的全过程，更以自己的勇敢、顽强和高尚情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立新中国，以及为改变湖北偏远山区来凤县的经济面貌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历，而且需要将其放在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加以理解。如何在这丰盈的历史和现实中摹画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出一个人与时代和家国的关系并不容易。作者在全面记述人物一生的过程中，详写给人物带来命运转折的重大事件，突出人物的经历如何契合历史和时代，由此将“人”通过“事”与“时”和“势”紧密地焊接在一起。作者写了永丰、壶梯山等战斗经过和张富清在战斗中的表现，以及进疆出疆、结婚、转业到来凤担任粮油所主任、公社领导、银行副行长等的经过，重点描写了他如何解决工作中和群众生活中的困难，以及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与工作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在重大转折关头观察并提炼出人物的精神品格，使人物性格及其形象如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那样扎实而可信。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极为讲究技法，从而增强了叙事的表现力。例如作品描写的是人物一生的经历，但并未完全采用线性叙述的方法，而是将历史楔入现实中，从当下开头又从当下结尾，人物的经历被置于现实视角之下。在开篇的《序幕》中，作者用现在时态记述张富清对儿子张健全讲述自己的经历，人物的一生仿佛成为正文讲述的内容，作者犹如说书人向听众娓娓道来。但讲述的内容并没有沿着时间先后的次序，而是从中间落笔，先从张富清经历的最凶险的一仗“血战永丰”开始。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两次负伤，在炸城墙时“满口的牙被穿云裂石般的爆破震松，三颗大牙当场脱落”后，又在炸碉堡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像犁田的犁一样划开了他的头皮”，战斗结束后他被授予一等功勋章。在这场将一个连打成一个班的激烈战斗之后，作品才返回头进入人物艰难悲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似乎不是切入故事的常规路数，但其合理性却赫然在列：尽管每一次战斗都是生死考验，但最激烈和最凶险的一仗在张富清的人生记忆中一定是最清晰和最深刻的，更是最能体现性格和精神的事件，因此也最容易被文学还原。此外，用绘画中的渲染技法呈现人物重要时刻的人生场景，是钟法权这部作品的另一大特色，无论是战斗场景，还是修路的画面，或者家人相聚的温馨瞬间，甚至人物的心理活动，都被作者做了具象化的呈现，犹如使人观看影像记录片那样有即视感。

　　在《张富清传》中，人物的命运经历了三次重大转折，一是去魏地主家当长工和被征壮丁，这是他离开家庭走向社会的开始，他一进入社会就成为旧社会、

　　旧势力的受害者，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二是瓦子街战斗结束后，他被“解放”，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投身解放事业和建国大业；三是从部队专业到地方，自行选择到艰苦的偏远山区，隐藏功名后以一位普通转业军人的身份投身到平凡而伟大的为人民服务工作中去。客观上说，人的命运暗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一方面这种可能性来自于历史的不确定性，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另一方面是人在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对人生道路做出的不同选择——后者才是对于一个人道德、性格、精神和情操的试金石。通过三个不同的阶段，作者写出了贯穿张富清一生可贵的人生品格和精神操守，更深挖到了支撑其生命的信仰坚守和理想动机。在第一阶段，作品叙述的重心落在身体弱小的张富清在魏地主家和在旧政权、旧军队中的悲惨遭遇上，“在张富清幼年的记忆里没有任何欢乐可言，只有黑暗与苦难的阴影时刻相伴；在他少年的时光中，暗无天日的遭遇没有带给他一丝温暖，反倒是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与辛酸。”除了一句“最终因张富清听话老实，也就没有解雇他”直接交代张富清的品行外，透过他在地主家的劳动生活，也可知他身上有着吃苦耐劳、意志坚强、遇事能忍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淳朴美德，这些品德为后来升华人生的价值和境界奠定了基础。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张富清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从此之后，对光明、进步生活的向往成为他生命的全部动力。作者着力描写这种转变，先是以人物对旧势力的恨反衬出对新生活的爱，“张富清原本很不情愿顶替二哥去当国民党的兵，他倒不是怕吃苦，也不是贪生怕死，关键是他听人说，国民党军队风气不好，走到哪儿都祸害老百姓，当官的吃空饷、喝兵血，当兵的是老兵欺压新兵，他可不甘心为这样的部队卖命。”(第三章)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观念做铺垫，才使他积极加入新军队的行动变得合情合理，当他被“解放”，359旅连长李文才宣布政策并说“想留下的，向前一步走”后，“张富清听后，没有一丝犹豫，几乎是第一个向前跨了一大步。”(第四章)“张富清被分到四班后，迫不及待地扯掉了军装上代表国民党的标志，摘掉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此后，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导以及解放军队伍中“官兵平等，友爱团结，有做人的尊严，还有人生奋斗的理想”的感召下，他不仅“觉得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甚至“两个月后，在一次突击遭遇战中，张富清发现自己听到枪声后竟然不再害怕。”(第五章)这一人生中带有启蒙意义的转变为其后来英勇杀敌成为英雄、舍小家顾大家服从祖国和人民需要、甘于清贫淡泊守志准备好了理想的“初心”。作者也正是用张富清一生坚守的“响应组织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和意志统摄起了所选取的全部现实材料，从而写出了这部弘扬英雄事迹、情感打动人心、精神感召后世的力作。

　　茅盾先生早就说过，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认真分析，其写实性对应的是新闻的特点，而抒情性对应的才是文学的特点。综观当下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有些过于重视写实，一味反映现实，而忽视了对情感的表达，或者由于缺乏必要的铺垫而使抒情变得虚假，这样就使得报告文学作品成为对现实的报告而缺乏文学的想象。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打动读者，其情感张力必定要落实在人物身上，这就要求作者要深刻理解人物，而无论这个人物是虚构出来的还是对现实生活中实有人物的描摹，都表现为艺术的想象；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性格、思想和观念，正是作者意欲认同而弘扬或反对而批判的价值。《张富清传》所进行的艺术化塑造，正是以张富清一生的曲折经历对其所信仰和坚守的理想进行的想象和确证，老英雄的情操和精神也在作者精到的叙述中得以定型，并将传之永远。

　　桫椤，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河北作协文学院研究员；文学评论文章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媒体，出版《阅读的隐喻》《林海听涛与〈冠军教父〉》等著作；曾获《芳草》文学女评委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河北文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