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震宇

鼠疫的本名是荒诞

“闹老鼠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有些奇怪，但会过去的。”

　　在小说一开始，加缪就借主人公和母亲颇具荒诞感的对话表现了存在主义者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世界是荒诞的。

　　瘟疫在《鼠疫》中绝不应该被单纯地理解为疾病，而是应当对它进行隐喻式的解读。鼠疫隐喻着荒诞而苦难的人生。瘟疫是人世间最深重的苦难，也具备着人世的苦难最本质的内核。如同所有苦难一样，瘟疫的来临是捉摸不透的，是偶然的。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无从获知这场天谴从何处到来，只知道震惊与突然弥漫于雅典的上空。”我们无法把瘟疫像梅毒那样归因于自己的不检点，也无法像近视或是颈椎疾病一样归结于自己的不当生活习惯。真正的苦难并非具体的，由人的不当行为而造成的灾祸。面对这些灾祸，受责怪的只能是我们自己。人生最本质的苦难在于能动主体人在客体世界前的无能为力，换言之，自由在必然前的无能为力。恰如阿赫兰城中的居民被迫接受突如其来的鼠疫强加给他们的死亡。作为一名医生的里厄无法解释“闹老鼠是怎么回事”，恰如人类对“我从何而来”这一哲学拷问的无能能力。鼠疫的到来和人被抛入世界的背后没有任何原因，从一开始就是荒诞的。在《鼠疫》之中，里厄大夫被楼梯上的死老鼠绊了一下，鼠疫便毫无征兆的降临到了这座平静而幸福的小城。

　　鼠疫的进程也充满了荒诞的色彩。“鼠疫期间的恐怖日子并不显得像无休止的残酷火焰，却像是没完没了的重重的踩踏，将它所经之处的一切都踩得粉碎。”谁去死？谁得生？鼠疫对此缄默不语。在鼠疫即将结束之时，钟声、炮声、乐曲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阿赫兰，里厄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塔鲁的形体沉入鼠疫的污水，“他只能停在岸边，两手空空，心如刀绞，没有武器，没有救援，在灾难面前再一次束手无策”。我们不但无力改变荒诞的鼠疫，甚至连完全认识鼠疫也不能够。面对帕纳鲁神父的病情，里厄心中始终疑云密布,“是鼠疫，又不是鼠疫”。直到神父躯体僵硬之时，他的病历卡上仍然写着冷冰冰的“病情可疑”。我们对鼠疫病理的一无所知，暗示着人对人生及其苦难本质上的无能为力。

　　在加缪笔下，就连鼠疫的终结也充满了荒诞。整个夏末，载满鼠疫病人尸体的有轨电车每天午夜时分沿着海岸峭壁驶向焚尸炉。人被成堆地扔进炉中，付之一炬，烧成浓浓的黑烟。生者则背负着无能为力和恐惧等待着死神的降临。然而一到新年，瘟疫却逐渐从阿赫兰城悄声匿迹。瘟疫的结束好像与灭鼠和注射血清的行动有关，又好像只不过是瘟神对摧残人类失去了兴趣。在让阿赫兰满地狼藉之后，瘟疫又神秘地退下了舞台。瘟疫和阿赫兰城中的居民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它甚至不给人类一个战胜自己的机会，让卫生防疫队的努力陷入虚无。加缪自己的人生终点就是一个荒诞的玩笑，丧父和贫困的童年没有击碎加缪，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近乎不治之症)也没有夺取加缪的生命，然而，作家竟然死于从普罗旺斯去巴黎的路上。让辉煌的生命在47岁戛然而止。

　　阿赫兰城所发生的鼠疫是无比荒诞的。它从荒诞中产生，以荒诞的方式对阿赫兰造成伤害，又以荒诞的方式离开。在瘟疫面前，阿赫兰城中的居民是无能为力的。这无疑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绝佳隐喻。人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失望的世界之中。面对和自己对立的，充满偶然性的和深重苦难的世界，人处于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之中。一言以蔽之，“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然而人又是不满足于此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能动主体的人不得不要向冷冰冰的荒诞世界屈服，但是在思维上，人却能够稍占上风，并总要为这个荒谬的世界寻找到一套阐释理论。加缪对以往阐释体系批判和存在主义的思想，就潜伏在《鼠疫》的情节和人物之中。具体而言，加缪通过有关帕纳鲁神父的叙述，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批判；借助对朗贝尔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理念论哲学的深入思考；在对柯塔尔的描绘中，加缪表明了自己对意志主义哲学的否定态度。里厄医生和塔鲁则是加缪哲学的人格化。借助二人的言语和行为，加缪对如何面对荒诞的人生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虚幻的彼岸：鼠疫的宗教哲学

从荒诞的表现到美丽的梦幻，基督教对瘟疫的全新阐释是通过此岸/彼岸的二元体系建构完成的。被瘟疫的重重高墙包围的阿赫兰市民无需担心，在冥河的彼岸，天国的永恒欢乐正在等待着痛不欲生的病患，在那里，他的痛苦可以得到补偿。鼠疫甚至不再是责罚，而是走向永生的恩赐。鼠疫的降临是上帝对个人信心的考验和对俗世人性的试炼，只要去坚守戒律与道德，保持对彼岸上帝的坚定信仰，人们就能蒙获上帝的拯救而获得平静与幸福。基督教哲学就是以一种这样的方式处理世界的苦难与荒诞。瘟疫在基督教哲学中倒成了求之不得的东西。

　　在加缪看来，宗教的这种观点无异于精神上的自杀。将希望寄托在彼岸的确逃避了精神的虚无和人生的荒诞，但这无疑于自欺欺人，等同于在血淋淋的现实前捂住双眼不去看真相。基督教手法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和对现实荒诞和苦难赋予某些抽象的意义。在基督教信仰中，人不因荒诞和苦难而痛苦彷徨，而因其获得了得救的希望。

　　在几个月的瘟疫生活中，帕纳鲁神父当然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死亡。但是这些痛苦对神父而言是抽象的，可以被诗意地描绘，并以优美旋律歌颂。在此时此刻之前，神父只对鼠疫怀有一种十分抽象的情感，因为他从未亲眼见证一个无辜者临死的情景。

　　帕纳鲁可以用彼岸的梦幻逃避抽象的瘟疫，然而在孩子的哭喊的呻吟之中，对救赎侃侃而谈是残忍的。他只能瘫倒在墙上，喃喃自语。神父的心灵也被眼前具体的惨象震撼了，跪下向上帝发出“救救这孩子”的祷告。然而逃避终究对鼠疫无能为力。“在病房里迸发出潮水般的哭泣声，哭声盖过了帕纳鲁的祷告声。”这是一个颇具隐喻意义的场景。帕纳鲁的祷告声象征着基督教对人生的荒诞困境的应对方法，而哭声则表现着人在对鼠疫和其他苦难面前的自然感受。祷告被哭声淹没暗喻着基督教的无能为力。

　　加缪对基督教对于善恶的划分并无不满，这和意志主义哲学用“重估一切价值”去解构基督教大不相同。或许在加缪看来，基督教的真正错误在于让我们“指善为恶”，将无辜的孩子(人类本性的象征)罪化，并以赋予苦难意义的方式去回避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鼠疫和荒诞的哲学之问。相比其他生物，人本来是最能动，最自由的主体，然而在基督教“逆来顺受”的压制下反倒成了最消极被动的生命。

　　虚假的彼岸无力解决现世的痛苦，有关天国的呓语无法止息孩子的哀嚎。将外部世界强加于人的苦难美化成通往天国的救赎之梯是真正的残忍，比荒诞的鼠疫本身更加荒诞。塔鲁的讽刺预示着神父和基督教的结局：“基督徒看见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时，这个教徒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别人挖掉自己的眼睛。”在小说之中，帕纳鲁神父虽然被里厄所感动，在布道时做出了鼓励人们拒绝放弃一切，而要做留下的修道士，向残酷的鼠疫宣战的号召。但神父自己仍然不愿意放弃信仰，即使出现了鼠疫的症状，也不愿意去就医，把一切寄托给虚无缥缈的上帝，最终也因高度疑似鼠疫的疾病而死。加缪通过帕纳鲁神父这人物形象，尖锐地诘问着一切虚幻的宗教信仰。

围墙的另一边:鼠疫的理念论

加缪对于理念论哲学的思考是通过朗贝尔这样一个颇具隐喻色彩的人物展开的。朗贝尔是一名记者，而报道真实是新闻记者的天职，这和志在探求世界真相的哲学家无疑有某种类似性。记者被要求深入一线，与世界进行深入的接触，却又被要求与对象保持距离，以旁观者的姿态去审视喧哗、骚动、荒诞的世界。哲学家不也是如此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积累了深刻的思考，却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观察现象世界，从而进行某些形而上的思辨。作为记者的朗贝尔是阿赫兰城中的理念论者。他因公务来到阿赫兰，却不幸遭到鼠疫，被迫滞留在充满死亡、苦难和荒诞的小城内。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朗贝尔始终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对里厄抱怨道：“说到底我毕竟是外地人呀。”朗贝尔的脑海中浮现着有关爱情的图景，他坚信自己不应该承受与爱人分离的痛苦。他在酷暑难熬的夏日会来到火车站，凝视着“鼓动去邦多尔或戛纳过自由幸福生活的广告”，被有关巴黎的古老的石头建筑、流水、王宫的记忆折磨着。爱人是朗贝尔的另一半，远方的爱人隐喻着栖息在理念世界中的朗贝尔的灵魂。巴黎和戛纳是形而上的理念世界，而流行着鼠疫的阿赫兰城则代表了现实的荒诞世界。理念论者认为灵魂只有脱离肉体才能获得真理，我们并不居于肉体之中，而是被囚禁在肉体之中，我们因肉体而痛苦。苏格拉底描绘了灵魂在摆脱肉体之后与神为伴的美好景象。他说道:“哲学家的事业完全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和分离出来”。朗贝尔对于爱情和巴黎的渴望和理念论者对于理念世界的欲求如出一辙。火车站本来是朗贝尔得以实现自己目的的关键空间，而交通的封闭却使得他逃离阿赫兰的计划不再可能。基于这样的现状，“朗贝尔在这里看到了处于绝无自由境地的人们心中憎恶的那种自由。”加缪在对朗贝尔前往火车站一事的描写之中特别用一些细节暗示朗贝尔所承载的哲学隐喻：

　　厅里很暗，一只几个月没有生火的铁炉周边还残留着当时浇水形成的“8”字形水渍。

　　在理念论的先驱毕达哥拉斯眼中，数字“8”代表着和谐，也划分了世俗元素和上天的界限，代表着向完成和最后世界的前进。朗贝尔对于出逃阿赫兰的不懈努力，也就暗示着哲学家对于理念世界的执着索求。加缪对于柏拉图们是抱有期望的，朗贝尔最后选择留下。他借朗贝尔说，“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加缪希望哲学不应执着于对围墙那一边的理念世界或物自体进行形而上学的玄想，而要直面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进行西西弗斯式的奋力抗争。

否定一切：鼠疫的意志主义哲学

没有人能否认，柯塔尔身上具备着某些放荡不羁的酒神精神。加缪生怕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在小说之中不止一次地提及柯塔尔酒类代理商的身份。然而，作为酒神精神的象征，科塔尔在小说的开头却处于以一种自杀未遂后的倾颓状态。小说中写道，“每当格朗谈到柯塔尔时，总管他叫‘绝望的人’”。柯塔尔对前来调查的所长怒气冲冲，要求获得内心安宁。柯塔尔是阿赫兰城中最为孤独的一人，甚至他的邻居格朗也对这位神秘的怪人一无所知。这或许是加缪对意志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隐喻和讽刺。如果说瘟疫发生后放荡恣意的柯塔尔是尼采和酒神精神的文学形象。那么在阁楼中悲观厌世的柯塔尔则是意志主义开创者叔本华的影子。

　　作为意志主义哲学的先导，叔本华对人生的看法就是十分悲观的。在叔本华看来，人越是自觉，就越是痛苦。他没有目的、没有满足,欲望的暂时的满足也立刻导致空虚无聊,导致进一步的欲望和挣扎。在无休止挣扎和痛苦之中求得生存，这就是人的本质。

　　然而，这毕竟太难以做到了。面对生命欲望带来的虚无和痛苦，柯塔尔选择自杀，毕竟只有死亡才能得到一劳永逸的真正解脱。然而，意志主义认为，自杀恰恰是生命意志过强的表现，是欲望的集中体现。如果真的接受世界的虚无和荒诞，那么柯塔尔倒是平静而安宁的。他之所以焦躁不安，乃至于自杀，正是强烈的生命意志对虚无和痛苦的强烈抗拒。这解释了为何在与里厄的谈话中柯塔尔坚持声称自己的自杀是所谓的“致命决定”，而里厄和格朗却却只觉得柯塔尔是单纯的“内心抑郁”。

　　瘟疫使得一切所谓的道德和戒律从阿赫兰城中消失了突破一切限制，狂热地创造和毁灭，进行着生命力的宣泄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在阿赫兰城一度占了上风。男男女女“从没有像现在一样穷奢极欲。为闲得无聊的人开办的游艺场所层出不穷”。情侣们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放纵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依偎亲吻，打情骂俏。人们要点上等的酒，要最昂贵的加菜，毫无节制的付与小费，被随意抛掷的硬币叮当作响。这令人想起古代酒神崇拜的仪式。在酒神祭中，妇女们头戴常青藤冠，身披兽皮，手持酒神杖，狂欢滥饮。阿赫兰城中的狂欢成为一种隐喻。鼠疫给了柯塔尔和阿赫兰城中居民自由放纵的可能，“所有这些心中之野性的冲动，在这些机会里都得到解放，一直到他们达于一种欲望与暴戾之感情激发的顶峰。”(尼采语)

　　加缪对此特别强调道，“这件事几乎可以重现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十分重视”。毫无疑问，剧团的到来与鼠疫爆发的同步性是作家的有意为之。阿赫兰城中的观众们注视着台上的俄耳甫斯，而台上的俄耳甫斯也惊讶的望着陷入迷狂的居民。奥尔弗斯教教反对狄奥尼索斯式的纵欲，主

　　张去忍受苦难。在奥尔弗斯教教的教义中，“纵欲的恶徒则将投生为禽兽，如此每况愈下，最后沦入地狱。”显然，这是对柯塔尔最终结局的隐喻。柯塔尔及其所代表的酒精神虽然彰显了生命的意志，但是过于放荡不羁。生命同样陷入一种极度的虚无之中，一旦狂欢结束，一切意义就走到了终点，狂欢的终点是疯狂。

反抗人生的荒谬：加缪的鼠疫哲学

面对阿赫兰城的鼠疫，面对人生的荒诞和苦难，神父、记者、酒代理商的道路都走到了终点。宗教使人消极躲避，理念论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悬设，意志主义和酒神精神又使人陷入疯狂。荒诞的人生呼唤着全新的哲学，面对吞噬一切的鼠疫，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直面鼠疫！这就是加缪告诉我们的第一句真理。把目光从未来和彼岸移开，凝视着这个无意义的荒诞世界！鼠疫不是像帕纳鲁神父和阿比尼西亚的基督徒所认为的那样，是“获得永生的有效途径。里厄医生与省长辩论的话言犹在耳，“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脾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鼠疫和它所象征的荒诞是对生命无情的否定。荒诞的命运让我们像病床上的孩子一样陷入“一阵阵痉挛和寒战”。鼠疫不是幸福，这个事实就如同“二加二等于四”这样一个事实不容置疑。

　　“我反抗故我存在”！这就是加缪同鼠疫作战的过程，也是在荒诞中赋予人生以意义的唯一途径。反抗的第一步，就是拒绝英雄主义。就像里厄对帕纳鲁神父所说的，“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无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首先是他们的健康。”汉娜·阿伦特评价道，“有一种加缪式的英雄主义，就是平凡人因为朴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加缪对于英雄主义的拒斥是深刻的。他借里厄医生之口解释了自己为何如此反对英雄主义：“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乃是因为其他人不是英雄。这就否定了平凡人反抗的可能与意义，解构了反抗这一行为所带来的价值。小职员格朗们的善良在英雄主义的阴影下无处容身，英雄正常的感性欲求则被彻底否定。此外，英雄主义让人为了“英雄”这一抽象概念而反抗，这就颠倒了反抗行为本身。反抗应当是人生意义的唯一来源，而不是成为英雄赋予人生以意义。对英雄主义的追求并不比对彼岸世界的幻想更加高明。英雄主义更大的反抗在于对人类群体的漠视。

　　在反抗之中不要忘记人的本性！这是加缪所告诉我们的有关反抗的终极真理。而这也构成加缪与萨特最大的区别，也是加缪始终不承认自己“存在主义者”身份的原因。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人的行动是自由。自然，面对荒诞，暴力反抗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行为，同样可以成为人的本质。在加缪那里，人的善良、诚实、美是先验规定了的，不是存在先于本质，而是本质先于存在。这个世界尽管荒诞，充满苦难，却并不是“他人即地狱”的黑暗丛林。人在荒诞前最重要的用坚守自己的本质的方式去和荒诞向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