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洪

　　读到王楚平的人物传记《大时代中一小我》时，已是新冠疫情好转的仲夏，尽管月前他曾电告了出版消息，然而当我打开这部硬封精装、图文并茂的著作阅读时，还是有一个个惊讶和欣喜从心底冒出来。

　　为人物立传是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然而能够历久不衰的人物传记，其传主一般都是影响过历史和时代，贡献于人类和社会的英雄、政要、名人、科学或文化巨匠等，其立传的目的是让后人记住这些杰出人物对历史、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付出和牺牲，不忘他们的历史地位。而普通人立传，如何处理立传的目的性问题至关重要。“我非时代英雄，也非明星大鳄，要不要写自传，写了有何意义？”(《自序》，下同)王楚平十分清醒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即他这样一个虽不算普通百姓却也非高官政要、不是商界明星又非名流巨擘，立传所为何来。王楚平是成功解决了立传的目的性问题的，他深深懂得，写一本普通人的自传，在一个崇拜金顶而忽略基石的社会里，要得到人们的认可，就必须解决为什么写以及怎么写的问题。他说：“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梳理个人的经历感悟，佐证时代的雪泥鸿爪，弥补社会档案的空白与缺失，探寻用有限的生命成本创造无限的生命价值之路径，为后人提供史鉴，这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事情”。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作者立传的目的不是要张扬自己的辉煌，也不是要为子孙树立典范或传承得失，而是要“佐证时代”“弥补缺失”“提供史鉴”(民间的)，即是要以应证着一代人的个体的历史(成长史、生存史)为后来社会提供一部民间的“信史”，以弥补正史忽略的空白和不足，把正史无法完成和未能体现的具象生存状态保存在历史的空间里。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有境界有高度的立传目的，作者才能秉持“据事直书，以真取信，不虚构渲染，不隐恶伪善，不拔高溢美，不推过揽功，不贬毁它人”之理念，在怎么写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首先，重视时代和个人关系的表达。始终把个人与时代的关联、时代对个体的影响作为突出的主题来表达。任何时候，个体的命运跟时代息息相关，或被时代宠幸，为时代贡献，或受时代挤兑，被时代所消耗，或遭遇时代劫难，在时代中砥砺前行。不同个体，在不同时代又是有不同或相同的命运的。传主即今历经的时代有：前文革时代、文革时代、改革开放时代、今新时代，在这些不同的年代里，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是不同的，传主对时代的作为和贡献，主要在改革开放时代及当下新时代，体现出个体对时代的主动性，而在前两个时代则主要是时代对个体的影响，是“被”挤兑、被耗散的时代。作者对这样的关系把握得很好，对时代影响个体命运的记叙并无隐讳。即如在基层工作期间，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却因为领导人的意志而不得不忍痛割爱，断然放弃。尽管日后通过长期的发愤努力，在知识水平和学习经历上不输甚至超出许多全日制大学毕业者，但个体因其受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甚至是他人看不见摸不着的。更重要的，这样真切的叙写，反映出个体由时代造成的普遍共性人格——听从和服从，为更“重要”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特征，使后来生活在更合理更健全社会的人们看到前时代里的体制人是如何生存的。这也是人物立传以记载典型个体轨迹的价值之所在。

　　其二，重视记述个体命运的特色和特征。全书的主体部分是人物的工作经历和学习经历，在这些内容的记述上，并非是一般性地浅层次地述说工作和学习过程，而是有一根红线贯穿，有一个鲜明的主旨体现，那就是工作上实干，学习上勤奋，好学和务实的精神是他个人经历中最显著的特色，形成了传主的个体命运特征。

　　传主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文革失学，书本知识先天不足，工作后有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又被放弃，进大学校门学习的机会始终未能如愿，但是不进大学门不等于不进知识门，挫而愈勇，自此立志，游于学海之中。作者将传主的学习分为三种：小学至高中的在校学习；不脱产的在职考学；贯穿人生全过程的业余学习。其最为艰难最令人佩服的是工作学习两不误，以刻苦攻读扎扎实实的考学先后通过诸多考试获得了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完成长达八万字的学位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其实岂止如此，传主的勤学好学表现在时时事事处处，即如工作中向社会和人民群众学习，出访时向发达国家学习，研究、分析和比较两地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之异同和差距，扩大视野，从而在发展本地经济和社会中站位更高，决策更好。对他来说出访从未眼到即止，而是始终把它作为难得的学习和借鉴的好机会。

　　至于工作中务实苦干的事例就太多了。无论是基层工作，还是在机关做领导秘书或负责机关工作，无论是担任县政主官，还是在权力机关参政议政，工作态度、作风、思路、实绩都是众口皆碑、人所共识。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传主自武穴平调浠水县委主职，面临的是诸多困难和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行政体制改革，面对的都是硬钉子；每一项改革，都必须付出硬成本”。即如行政体制改革，最难的是人员，各级党政机关积累了大量“混编”混岗人员，长期靠乱摊派乱收费发工资维持生计，成为加重社会负担、败坏党风政风的一大源头。传主带领县委一班人顶住来自北京武汉黄冈的说情压力，不听招呼，不理条子，不讲私情，在两个月里召开28次现场会，破难题，细操作，对2072名混编人员2657名乡镇站所人员区分情况以多种不同形式予以消化，解决了混编人员“刮民”大弊端。当年《湖北日报》以《浠水爬陡坡》为题头版头条报道了浠水行政体制改革的实绩。

　　其三，重视全方位展示传主的生命轨迹。在人物生平的主体内容之外，另

　　辟专章记述家世起源，对王氏源流变迁、远祖传说轶事和迁入本籍的世系情状逐一记录，并以专篇对蕲春千年州县的建置、历史、地理、物产、人文等均予扼要陈述，为传主烘托氛围。最后，又以专章的容量叙写传主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与父母、与舅亲、与师友、与夫人和子孙、与弟妹的身心交往、情感交流，同时又注重描写亲朋好友的性格特点，使其成为可以触感的人物个体。而传主的生命轨迹和个体形象，不光通过工作和学习来体现，也在这历史渊源、家族迁徙、地理环境和人际交往中得以丰富，从而成为具有多维度性格的立体形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没有像众多的同类产品那样，始终在记述人物的物化生存状态即人物生平上转圈，而有更多地关注人物的精神生态，将笔触深入到传主的精神生活领域，不仅如上所述用专章记叙亲情友情，而且在主体内容的学习、工作、出访、研究活动中，也注重呈现人物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无疑把更为完整、性格更为丰富的人物形象推到了读者面前。

　　其四，重视诚实和客观的力度叙述。人物传记的非虚构特征决定了客观和真实是其最重要最必须的品质。然而无须讳言，受立传者诸多隐性目的或利益驱动所左右，当下不少人物传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粉饰传主、一味歌颂，甚至夸大事实、歪曲历史的弊病，致使人物传记这一体裁的作品质量下滑，精品罕见。要使传记作品重获读者，首当其冲的是要在写作上回到真实和客观的轨道上来。《大时代中一小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知道诚信为作品的灵魂，而要获得诚信就要真实地对个体人生的正面和侧面不加掩饰地客观书写，既有奋斗、成功、正确、顺利的夺目光辉，也有伤痛、挫败、失误、教训、不满等人生至暗时刻。唯其如此，人生才能称得上丰富，给予读者的教益才会更多，作品才能博得读者的信任。传主人生中，主导方面多为顺境，但顺中有逆，逆中见顺，顺逆交融，辩证人生。作者没有回避人生的负面，对童年时期的苦难、少年时期的艰辛、青年时期的失学(如放弃大学)，写得有声有色，可触可感。如果说这样的逆境具有一代人的共性的话，那么，一些具有个性特征的客观叙写，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人物性格，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如小时候的“小调皮”性格，如因为过度看重工作未尽父孝的内心不安，如去参政岗位时对使用不公、吏风不正而心有怨绪的曲折表达等等，在记叙中没有回避，在记取时都有省思。

　　其五，重视体例出新和作品的文学性。作者在动笔之前通读了二十多部人物传记，比较了写法上的优劣而力求博取所长择善从之而又有所创新。在结构上，吸收了史书和方志的优长加以融合，不拘一格而又条分缕晰，宜用为是。以史传的纵向记述为主，时间为径，以事为纬，编织篇目，但以事为纬时，又有事以类归的方志结构，即如《求学》一章，把纵向时段上的学习均归类集并平列记述，既写年少校学，又记在职考学，还写业余自学，将各个阶段各种方式的学习纳入其中，从而集中展现了人物励志勤学的性格特点和坚毅博取的意志精神。

　　《大时代中一小我》是一本写真意义上的传记，而它在非虚构的前提下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文学性质感。作者的文学基础和写作功底，以及更重要的人文修养和思想境界，赋予了这部传记事、理、情谐调表达上的美感。全书结构严谨，语言质朴，叙述简洁而及物，作品力求承继史传传统，努力效法《史记》等优秀史传文学名著，注重人物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归纳作者感悟和评说，并在每章结尾处用格律诗词概括抒写作者的体悟、经验和感情。全书中，作者的情感节制含蓄而又充沛，一些篇章，感情色彩隐蔽而浓郁，如《故乡》《求学》《情愫》等，在像人物一样朴实淡定的字里行间，隐藏着强烈的情感倾向，有撼动人心的艺术力度，是完全可以作为精美的纪实散文来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