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勇

　　宜昌作家阎刚曾在《小说月刊》发表中篇小说《河口纪事》，之后他在此刊发表同名长篇小说《河口纪事》，无论长篇还是中篇，我都将其定义为新历史小说，后者情节复杂，相对厚重；前者结构简单，相对单纯，但其打捞民间记忆，重构民间历史，表现人性之欲的手法如出一辙。下面重点说说中篇小说《河口纪事》。

“黑与红”的叙事结构

《河口纪事》以李、胡两个家族在民国抗日时期相互争斗的过程为叙事主体，成功地塑造了李五爷和胡七两个商人的生动形象，这是由于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黑与红”的叙事结构。

　　先说黑。所谓“黑”，是指小说的前部分叙事，展示的是主人公的黑暗面。小说最初出现的两位主角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而是两个猥琐和贪婪的商人。一个是船队老板李五爷，一个是货场老板胡七。《河口纪事》是通过两个主要情节“黑”主角的。一是赌富斗狠。因张清元用给胡家挑过水的水桶挑进了李五爷的府第，被认为这是吃下水，李的管家便把水桶砸了。这一砸，惹怒了张清元的女儿张香儿，她直奔胡家、李家讨说法。没想到，并没有砸水桶的胡七“竟在斜对面的街口烟馆里吆喝一声说，香儿，你要几担水桶，我赔你。说后就又把头缩回了窗内。李五爷赌气说，香儿，我赔你爸两担水桶，这总行了吧。香儿说，不算话就是王八。”结果胡、李争先恐后赔水桶，直到张家水桶堆满了屋。

　　二是为利益不惜血拼。“胡七不相信父亲是让日军的飞机扫射死的，断定这是李五爷设计谋害了家父”，从此两家分道扬镳。胡七便在河口设置钢索浮栏，阻挠李氏船队运行，结果胡李两家刀枪相向，伤人无数；为了报复和冲破胡家的钢索浮栏，李五爷组织十多条百吨以上的大帆船，冲断了浮栏，后果是胡家损失了原木，李家损失了帆船。这两个情节，前者写的是这两个靠水吃水崛起的老板，双方财大气粗，为了讨得女人欢心，竞相赌富斗狠，表现出的是猥琐和庸俗。后者写的是李五爷与胡七结怨决裂之后矛盾冲突的总爆发，为了争夺河口利益，打压对方，冒死血拼，两个暴戾、贪婪的河霸形象跃然纸上。

　　再说红。所谓“红”，是指小说的后部分叙事，集中描写李五爷与胡七联手抗日，掩护镇上百姓从清江转移的义举。当日本兵用枪炮声把老百姓逼到河岸的码头上，李五爷与胡七便在街口用原木和梓油筑一道火墙，五爷在他大院里还搁了几箱火药。当五爷点燃了那道火墙，胡七指挥船工用大帆船载着乡邻从水上逃亡。这次火墙爆炸行动，共收拾日军三十七人，老百姓成功转移。

　　这一黑一红的叙事结构，其实是我形象化的比喻。如果按教科书的说法，《河口纪事》采用的是“翻板式”叙事结构，即由于某种原由推动，情节线顺势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成为推动力的“原由”发生改变，至此，形势发生逆转，就好像一块木板那样，突然翻了过去。这种形式的结构，称作“翻板式”。《河口纪事》就较好地运用了这个结构，真实地再现了两个商人在战乱年月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一方面，酒足饭饱之后，他们沉溺于床第之欢；另一方面，一旦利益受损，哪怕是多年结盟关系，也会立刻翻脸；而当战火要摧毁家园时，他们也会抛弃前嫌，共同抵御外来之敌。显然，是战争原因，摧毁和改变了他们争斗的方向。如果不是战争因素，他们不战胜对方，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生存史”的民间记忆

作家阎刚他所在的县城宜都，是清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设立宜都郡。宜都是依托长江、清江码头兴起的城镇。他常听老一辈介绍，生活在清江上、码头上人们，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故而就萌生《河口纪事》的想法，而小说中的人物及事件，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他想借《河口纪事》反映居住在这里人们的生存史。

　　在阎刚眼里，民国抗战时期人们的生存史是怎样的呢？于是，他便从李五爷和胡七两个商人写起，写他们的生存与兴衰。他们一个屯积货物，一个运输货物，先是相互依存，抱团取暖，一荣俱荣；后是两家反目，相互争斗，结果是一损俱损；再后来，日军侵袭河口，李胡两家不得不冰释前嫌，联手抗日，保卫家园。由此可见，《河口纪事》所描写的生存史，依据的是民间记忆，重构的是民间历史，与以往出现的历史文本截然不同。

　　首先与官方正史不同。据《宜都县志·大事记》载：

　　民国26年(1937年)，7月28日，县抗战后援会成立，9月8日改为动员委员会。同时建立抗战经理委员会。

　　民国27年(1938年)6月，中共宜昌特支派刘真回宜都建立宜都党支部，刘任书记。同时在陆城(即清江河口一带)西正街“青救”成员王俊岩家创办“光明书店”，出售进步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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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在抗战期间，被日军抢劫烧杀的损失：计死亡6230人，其中男性4380人，女性1850人，毁坏房屋47246间，被掠夺大牲口6477头，粮食20627石……

　　从以上“大事记”就可看出，抗日战争八年中，国共两党联手，为生存而战，共同抵御外来之敌，这是当时国之正史。

　　其次与马识途《清江壮歌》等红色经典所描写的革命历史迥异。《清江壮歌》是以何功伟、刘惠馨两位烈士为原型创作的。刘惠馨是作者马识途的妻子。两位烈士是20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来到清江的鄂西地区，开展秘密地下党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杀害。刘惠馨被捕时刚生完孩子，在遭受敌人残酷折磨时，表现出了最伟大的母爱；在走向刑场时，更是临危不乱，她将婴儿巧妙地放到路边的草丛中，使孩子逃脱了劫难。后来，一对普通百姓收养了这个孩子。马识途(小说的中任远)在20多年之后找回了孩子。这个故事，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生存史，就是一部抗争史，与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和历史价值观高度吻合，这既是小说，也是真实历史。

　　《河口纪事》的意义在于，它所重构的民间历史，从一个侧面丰富了历史内涵，这对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向心力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人性论”的复杂表达

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关于人性的描写，往往是让位于阶级性，表现在具体作品中是单一的：非红即白。《河口纪事》在重构民间历史的过程中，对人性的复杂性予以勘探性诠释和表达。

　　一是占有性。李五爷长期经营船队，依仗财势，对女人的占有欲是贪得无厌。他一连娶了四个姨太，还不收手，还想把张香儿娶进门，使之成为五姨太。他一见到年轻美丽的张香儿，垂涎三尺，“那只右手轻轻地抚在了裤裆上。刘二还悄悄地看见五爷用手在裆下捏了捏。”货场老板胡七“看到香儿眼睛就一亮”，眼神里露出的也是一种占有欲。

　　二是猜疑性。李五爷和胡七的父亲胡老大，最初本是合作共赢的伙伴，后来竟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即李五爷的船运有胡家的股份，胡家的货场有李家的股份。不料，在一次船队行动后，两家反目。原因是同去的胡七之父胡老大死了。李五爷穿了孝服，扶着胡老大的灵柩进了胡府，并率老小为胡老大守灵。胡七忍气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他最终是找到了李五爷的府上，他不相信父亲是让日军的飞机扫射死的，他断定这是李五爷设计谋害了家父。胡七最终是退出了股份，自此，李胡两家彻底缘尽冤结。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家分手呢？是猜疑。

　　三是暴力性。最为激烈的行为是，胡七用四根钢索绞成浮栏，阻挠李氏船队运行。李五爷也不是省油的灯，索性用十几只大帆船，装上百吨重物，撞向浮栏。双方呈现的暴力行为，正是权威欲在河口称霸的大暴露。

　　四是正义性。正当日军占领河口，枪炮声逼得老百姓无路可走的危急关头，李五爷和胡七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联手反击日军，一个在街口用原木和梓油筑成一道火墙，一个在河里抢运百姓，两人均表现出少有的血性。

　　总之，从以上分析，我们对李五爷和胡七这两个人，很难用一个词来界定他们是坏人，或者说是好人。如果硬是要用一句话来定性，他们是一个复杂的人，作品呈现的就是复杂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