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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紧现实生活的小说创作——简论晓苏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

时间:2023/11/9 作者: 长江丛刊 热度: 14253
■纳 杨

  晓苏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近二十年来都能保持平均每年拿出八篇左右的短篇小说,实属不易,而且所发表的小说关注的都是当下的现实题材,显示出他善于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晓苏还有一个突出的品质,那就是专注力,或叫定力。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他一直在坚持写短篇小说。

晓苏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好读。语言流畅生动,就像在当面讲故事,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生僻字,其中不乏一些口语化的表述方式,有的很“土”,却会让人觉得亲近而自然。《粉丝》开篇第一句就直接用了一句生活常用语“烦死他了”,一点都不优美,但人物的形象一下就出来了。全句一气呵成,简洁明了:“周人杰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韦敬一不仅看不起他,而且还烦死他了。”这样的开场,预示了小说讲的就是周人杰和韦敬一两人之间的故事。从“烦死他了”到最后不惜冒着让妻子生气的风险也要偷偷约在家里见面,韦敬一对周人杰的态度转变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甚至是有违他的品性的,但却是真实可信的。

  《推牛》可能是晓苏的小说中语言最“拗口”的。因为是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又主要是关于“我爹”的“我爷爷”的,经常会在“我”和“我爹”“我爷爷”之间来回转换。比如这段:“我爹作为烈士的儿子,每当说到我爷爷的死,他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激动得连鼻头都是红的。这也难怪,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爹正好在场。他亲眼目睹了我爷爷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通篇都是这样的称谓,但不会让人觉得混乱,不影响情节的推进,倒有一种微妙的节奏感,增加了阅读的趣味。而且,由爷爷到爹再到儿子的三代人因为爷爷的“壮举”而延续下来的影响,被这样的称谓加深了渊源感。

  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很讲究的。用词要符合人物的身份,语气要符合情境的设置和人物情绪。晓苏的小说在这一点上是下了功夫的。他的小说很少用引号呈现对话,而是让对话像自然行文一样流出。《我们的隐私》中,“我”和麦穗在邮局偶遇发现是老乡,从邮局出来就改用家乡方言说话了。这段对话是这样的:“我问麦穗,你住哪个村?麦穗说,羊村。麦穗又问我,你住哪个村?我说,油菜坡!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只隔一个千难沟呢!”整篇小说中都是这样的对话,夹杂在情节叙述中,成为情节的一部分,读来很有趣味,也比较有现场感。

  《传染记》中的对话也是这样的,只是大多数是分段的。比如这段:

  “邬云快把最后一个猪圈冲洗好的时候,郝风在房子后门上喊了一声。

  邬云,你回来一下,傅彩霞找你。郝风说。

  邬云应了一声说,晓得了,过两分钟就回来。”

  短句成段,这样形成一句连一句,一句追一句的态势,很符合《传染记》的故事氛围。因饲料贩子一句似是无心又似别有用心的话“把感冒传给另一个人就会好的”,邬云、郝风两口子和邻居傅彩霞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难以名状的猜忌,而这种心理常常就像鞭子一样催着赶着人物行为,无处可逃。

  《花饭》中的对话既有加了引号的,也有不加引号的。加了引号的大多是一句一段,不加引号的则是夹杂在叙述中。这样的安排,也起到了控制叙述节奏的作用,使得情节发展有缓有急,张弛相间。小说围绕着“我”和倪飞教授相约吃的几顿花饭展开。每次吃花饭都是“我”因为工作中的晋升不顺准备辞职调离,另谋出路,请我的领导倪飞教授吃饭只是为了“告别”。但是每次“告别”之后,倪飞教授都会帮我实现晋升的愿望,而我也就不走了。如此这般重复了三次。第四次,则是倪飞教授向我“告别”,结果他达成了当院长的心愿。四次吃饭就像是一部戏剧的四幕。一般来说,每次吃饭之前的寒暄都是加引号一句一段的形式,就像这一幕的开始,相对舒缓,而且鲜明,引导这一幕进入正题。而进了包间开始说事儿之后,就以不加引号的对话为主,一大段的叙述加对话,连珠炮式的你来我往,加快了情节推进,读起来要加倍仔细,仿佛落了一个字就看不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搏弈被表现得清晰而深刻。

晓苏的小说对所写人物基本上不做评判,很少有抒情或议论,而是专注于人物的心理描写、表情描写、动作描写。这样的写法可以说是尽力在还原生活的本真,而把评判权留给读者。

  《城乡之间的那个午觉》写的是一个偷情的故事。詹固教授总想搞一次外遇,但生性谨慎又极爱惜羽毛的他,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好容易找好了对象,准备实施,却又为约会地点而犯难。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他认为适合的地点,就马上付诸行动。小说就从詹固教授到达约会地点开始写起,把人物心里的各种千回百转写得淋漓尽致。而约会的另一边高芝的心理也以同样的写法进行了充分的表达。这样心事重重的两个人相约睡觉,越读越觉得喜感十足。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偷情的故事,不如说这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性的欲望只是人性中一个方面,很多时候只是最基本的,甚至是本能的一种需要。在金钱、名誉、地位等面前,性往往是附属品。在詹固这里,尤其如此。但他偏偏为了面子要搞一次外遇,就是因为其他同事都有,而他没有。计划了这么长时间的约会,最后还是因为高芝提出了帮她调回城市的要求而彻底失败。这样一个故事里,詹固和高芝并没有被放置在道德审判的滤镜下,作家只是真实地写出了两人的各种心思考量,反而显得真实,因而引发思考。

  《道德模范刘春水》也是一篇看似批判却写出了客观合理性的小说。刘春水是习久芬的上门女婿。习久芬的家庭极困难,四十多岁就偏瘫在床的丈夫需要她照顾,招了个上门女婿,却因为女儿生了一个天生软骨病的孙子而跑了,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刘春水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点希望,习久芬可以松一口气。然而好景不长,女儿得了绝症,没多久就撒手而去。眼看着女婿留不住,家里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重担将完全落在习久芬一人身上,习久芬选择了用自己把刘春水留住。这是一种艰难而无奈的选择,但为了生活能够继续,习久芬不仅做了,还表现得坦然。相比较之下,刘春水心理负担就要重得多。小说也主要是从刘春水的角度去写,对习久芬的着墨并不多。但写刘春水也可以从侧面感受到习久芬在生活的重压下努力寻找一线生机的顽强和坚韧。从刘春水评上道德模范后逃避村长带来的记者的采访,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件事的不安和挣扎,但家里需要人照顾的一老一小让他们放下了世俗的尺规,遵从自己的内心。如果不是评上道德模范,也许他们会结婚,过上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村长极积推荐道德模范有他的私心,但道德模范评选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评选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一点在小说中可以读出来。小说的批判对象不是评选本身,甚至批判的意味都不明显,只是顺水推舟地写出了事情的发展。

  《保卫老师》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读到作者的讽刺意味的一篇。父亲到“我”的大学里来看我,但主要是为了给老师送麂子腿,因为这是父亲对自己的私塾先生的表示尊敬的方式,现在父亲想要对“我”的研究生导师表示尊敬。但“我”已经了解到导师的虚伪和名不副实,失望至极,非常不愿让父亲向这样的导师表示敬意,更因为知道导师看不上父亲送来的东西一定会置父亲的真心实意于不顾随意扔掉而担心伤了父亲的心,最不愿意的是这样的导师毁了父亲心中对老师的那份敬意,这会是多大的打击。小说中出现了一些议论性的描述。比如在介绍我的导师时,用了名不副实、花拳绣腿这样的评价。这在作者的小说中几乎是仅有的一次,把话讲得这么直截了当、不留情面。而小说题目《保卫老师》显示出作者并没有对老师这个整体失望,只是对其中一些名不副实却还名声在外的人,忍不住想揭穿他的真面目,保卫像父亲这样对老师报有强烈敬意的人眼中的老师。

晓苏的创作一直是执着于现实的。他笔下的油菜坡和大学城是当下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油菜坡,它是一个有着浓郁的地域色彩、被传统文化浸染的乡村,也是一个与时俱进、活在当下的乡村。随着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晓苏的笔端不再限于描绘乡村田园,书写留在乡村的人们,也会关注到那些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人,以及走出乡村的人。

  《除癣记》是一篇颇有意思的小说。外出打工的谷珍因为全身长癣而不得不回家找大夫医治,因为她在广告上看到一位除癣专家谢去病就在老家油菜坡。不想母亲却一口咬定这医生是“江湖骗子”,并且坚决不允许她去找这个医生看病。病痛折磨下,谷珍顾不得母亲的反对,悄悄去找谢医生看病,但因为母亲讲的一些关于谢医生的事而顾虑很多。最终,谢医生的药治好了谷珍的病,而谷珍也对谢医生产生了感情,以身相许,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谢医生这个人,以及对他的那些传言,小说并没有要正名或回应的意思,只是写出了治疗过程中两个人的互动。其中那种乡村生活中似是而非、若有似无的流言编织的网,把每一个人都网在其中的感觉,写得很逼真到位。

  《吃苦桃子的人》写了一个长相丑、家境贫的大龄光棍男憨宝,却有着诚实守信、善良热心的温暖性格。故事是贴近当下的。一辆跑长途运输的卡车在半路的山道上坏了,要换的零件得到几百公里外的城里去买。司机去买零件,留下车花一人看车。车花在人生地不熟的山村里感到害怕,想雇人帮忙看车,就找到了憨宝。憨宝不仅不要高价,还尽职尽责,让车花比较放心。车花感冒发烧,憨宝下地捉泥鳅给她治病。憨宝有一个特点,就是总吃苦桃,而且是从小就吃。他说别人吃是苦的,但他吃是甜的。吃苦桃是因为可以填饱肚子还不用花钱,山里有很多野生的。但憨宝并不只是因为饿而吃苦桃,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心里不舒服。他可能都不知道苦闷这个词,但吃苦桃就是他纾解心中苦闷的方式。让人感到震动的是,他虽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却葆有一颗自律的心,不让自己享受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范围的东西,包括吃穿用度,一切物质条件,因为他相信一旦享受了,欲望就会增长。他固执地认为:“我们农村人,一进城,心就会花,心一花,就完蛋了。”所以他在拒绝一切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拒绝了到城市打工这条路。在进城大潮中,对城市好奇的多,怀有恐惧却又被吸引的也多,但拒绝的,能守住初心的可能不多。

  《三个乞丐》构思巧妙,通过三个乞丐引发的人们的议论和联想,与当下的新闻事件结合起来,用文学的想象写出新闻事件中的那个人。故事发生在一个乡村餐馆,人们到这里来吃饭,同时也相互交换信息,聊着张家长李家短。三个乞丐的到来,给人们增添了丰富的谈资和无穷的乐趣,尤其是餐馆老板、厨师和服务员。在笑谈中,小说串连起各色人等,女儿离婚带孩子回来的原村支书,修高速路的工人,村里的传奇人物等。小说的一条线索是餐馆的三个人猜测这三个乞丐的来历,以及这一男一女一个小孩之间的关系。因为要猜测,人们对这三人的观察就很仔细,仔细到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都能捕捉到,然后加工成人们想要的答案。小说最终也没有公布三个乞丐的身份。小说的目的不是只写这三个乞丐,而是写有可能的那些人,有精神病患者,有洪水下逃生的人,还有杀人在逃的人。种种的可能预示着生活中的多种可能性。

  晓苏的小说总是以人为核心。无论是早期的农村里的人,还是现在城乡之间的人、城市里的人,他始终都在关注当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会疼痛、会愤怒,也常常感到无奈。这些人会做出不被世俗道德所容的事,但又不能简单地以善恶对错来评判,他们身上有着可以挖掘的人性之美和人性之恶。这些人大多是不向苦难低头,无论如何都要咬紧牙关挺住的人。

  《暗恋者》中,学生对老师的爱恋,是情窦初开的冲动还是对温暖和关爱的渴望?傅理石是李柔进修班的老师,而李柔长得与傅理石初恋也是暗恋的对象、他的高中老师非常像。傅理石对李柔情不自禁地想靠近。这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王川,上大学后对身为他的高中老师的李柔热烈追求。男生对女老师的爱慕有时候是真诚而动人的,但离开了特定的环境,这份感情也许就会超出现实所能容纳的程度,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人的情感是会被扭曲、被压制,或者被稀释的。王川最终没有执拗于老师李柔,而傅理石也没有与李柔更进一步地交往。

  《卖豆腐的女人》写一个教授对一个卖豆腐的女人产生了莫名的牵挂之情,一厢情愿地跑去买豆腐,只为了能看她一眼。而这个女人吸引他的唯一原因竟是胸大。当教授拿着发表了自己的论文的期刊去送给这个女人,期待着她读了以后会对自己产生崇拜之情。但他完全忽略了两个人之间在学识、兴趣爱好等各方面的差异,这个女人对他的论文可能毫无兴趣,也可能完全读不懂。果然,女人根本没有打开杂志看,她感兴趣的只是能不能把豆腐卖完。人有七情六欲,能否不被情欲所左右,守住内心,也许是所有人面临的考验。学识再高,对情感的需求与市井商贩可能并无不同。

  《花被窝》里的媳妇秀水耐不住丈夫常年外出打工与修电视接收器的李随偷情,却总疑心被婆婆发现了。为了心安,她把婆婆接回来同住,让婆婆高兴,两人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当她无意中得知婆婆年轻时候也偷人后,竟有种被理解的释然,对婆婆的感情一下子加深了。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情感。农村妇女的寂寞和情感空白到底有多大,也许不太受人关注,也许连她们自己也没有认真想过。

  近三年以来,晓苏的创作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向,更多地关注已经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比如《家庭游戏》讲的是一个在城里当行政干部的人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农村老家陪父母过年。兄弟三人,其余两人一人在南方打工,一人在家里和父母一起种茶叶。虽然是兄弟,但三人的身份不同,让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也各不相同,而他们三人的孩子也已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小说有着某种寓言的意味。当行政干部的老大提议在家里玩角色扮演游戏,把全家当作一个团队,大家分别担任伙食部长、卫生部长、礼宾部长、财务部长和纪律部长,共同出资出力,过好春节。在这场自创自导自演的家庭游戏中,每个岗位角色的人,都在尽力完成角色的任务。而这个过程中,孩子的纯真、认真与大人的狡猾、心机形成某种对抗。本是一场一时兴起的游戏,最后却变成人性的显露,确实是一场精彩的家庭游戏。

  纳杨,女,1978年出生于云南玉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硕士。先后在文艺报、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从事文学批评相关工作近20年,文学研究方向为中短篇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在《当代文坛》《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散文选刊》等杂志发表文学理论评论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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