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明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章学诚(1738—1801)是乾嘉时期名位不显而现今著名的思想家、文史大家、目录学家和方志学家，他本着“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批判精神，对历代文史和乾嘉学风、文风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归纳，不仅许多思想成为晚清启蒙思想之源，而且许多文学批评也宏大深博、超迈前人、所论准的，下面仅就其小说批评作一分析。

　　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文论史中，至今最困惑学者的就是各种概念的内涵外延的发展变幻性，虽然近代以来我们借助西方概念和理论在不断地把中国文学和文论系统化和理论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贴着西方标签的外国瓶装着中国酒总是缺乏圆融性和协调性，最有甚者就是肢解中国的材料去迎合西方理论，导致中国的文化遗产成为西方理论蹩脚的注脚。这种弊端在中国小说批评中同样存在，譬如很多学者在讨论小说时，就不言自明地用西方的小说概念和理论头头是道地阐释着中国古代小说，其实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一直到清末都是不统一的，有着不同语境的不同内涵，关于这点，许多学者曾经大费周折地探讨过。其实当我们认真翻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时，他已经看出了这点，并提出了古今小说概念的准确语境运用，对文学化的通俗娱乐小说进行了多方批评。在《文史通义·诗话》中，章学诚对小说的概念进行了历史性地梳理:

　　“小说出於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锺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讬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盖自稗官见於《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

　　在这里，章学诚把小说概念分为史余之“小说”和逐渐“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的“声色耳目”的娱乐小说(或称“演义”)，把中国的小说演变明显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出於稗官，委巷传闻琐屑”的“史余”小说，这也是历代史籍著录的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二是“六代以降，家自为书”的志怪小说;三是“乃有单篇，别为传奇”的唐传奇;四是“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的通俗娱乐小说。但他已经敏锐地看到:无论在题材内容或者作用上，小说通过“志怪”、“传奇”、“演义”三次演变之后，离最开始桓谭所说的“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和班固《汉志》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逐渐走远，最后“尽失古人之源流矣”，已经由原来的“出于稗官、传闻琐屑”变成了“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也就是说，小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汉志》所谓小说家流，出於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的“史余”之杂史地位。

　　在这段文字中，章学诚为我们准确地勾勒了文学性小说的发展过程，既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也把中国古代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和文学性小说区别开来，它凸显了文学性小说在宋元以后飞速发展的历史境况，而与他同时的史学大家钱大昕也曾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为教也，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17《正俗》)但是章学诚的归纳显然更加准确和富有系统性。不仅如此，其意义还在于这也是迄今为止看见的最清晰的中国古代文学性小说史的简纲，超越了纪昀等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只把小说局限于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的班固式目录性小说分类。而且即使是冯梦龙、金圣叹、谢肇淛等力图提高文学小说地位的文人，也没有如此清晰明畅的将文学小说源流划分。这种创新的阐发，是在厘清历史概念的同时，又顾及了现实的概念转换和分杈性替代，明晰了唐传奇和通俗娱乐小说的历史地位，为后人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小说视角和领域。这种清晰的划分和评论来源于作者一贯强调的“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文史通义·诗话》)的“考镜”精神。

　　当然，章学诚作为一个目录学家，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通俗小说在目录学上的尴尬地位，因为历来小说目录都是按照班固的观念而继承，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1〕所以目录学概念上的小说是从来不著录通俗娱乐性小说的，因而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史考释例》中也不得不承认:“小说始于《汉志》，今存十一，而委巷丛脞之书，大雅所不屑道。《续文献通考》载元人《水浒演义》，未为无意，而通人鄙之，以此诸家著录多不收稗乘也。今亦取其前人所著录而差近雅驯者，分为琐语、异闻两目，以示不废刍荛之言。”也就是说，在他自著文章时，对当时文学性小说多所论及，但是为了照顾学术史上的继承性和统一性，他在地方志和史书编撰时也没有记录文学性通俗小说目录，但是却会及时地用“互著”之法补充说明文学性小说的发展现状。如《和州志艺文书辑略》:“《梦中谜》一家入传奇部，通词曲部，是亦委巷之书也。然稗官采于太史，是亦风谣不可废者。传奇之体有二:无词曲者即小说之末流，是演义之属也。宋元以来始创其体，或取正史之事，或本小说之言，敷衍其文，大率不出男女离合，间或纪述战争，叙次朝政，善善恶恶，若有益于风教，匹夫贩妇之所观感兴起者，刘氏所谓采于刍荛者矣。其有词曲者乃优伶之所演，其源本于乐府，其事通于小说。盖匹夫之思，原非典则，然其情文所极，亦有不可没者。”这些论述，非常清晰地揭示了通俗小说(演义)的发展历史和当时现状，也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性小说(主要是传奇和演义)和戏曲的互相交融性，肯定了文学性小说和戏曲的不可埋没性。在当时“《续文献通考》载元人《水浒演义》，未为无意，而通人鄙之”的情况下，章学诚不是通过一般信札，而是通过官修史籍和方志(按照惯例，官修史籍和方志不当著录和评论通俗娱乐小说)，给予文学性小说和戏曲实事求是的评论和记录，即使没有专门辟出文学性小说目录，也是对当时演义等小说和戏曲地位的提高，客观上有利于文学性小说获得独立的地位，增强史学家对文学性小说文体特征的认识。

　　其实，若反观从刘知几的《史通》中的小说分类直到胡应麟和纪昀的小说分类，他们都是单纯从目录学意义上出发的学术分类，胡和纪都没有把宋元话本和明清演义包括进来，更没有顾及现实小说概念的转换和扩展。其实从宋末罗烨《醉翁谈录》开始，“小说”就开始有了由原来的兴起的指称说话技艺和类型向指称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的涵义，并逐渐替代原来的“平话”、“话本”等通俗文艺指称。因此，“小说”的两种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平行使用:在正统学术归类中，班固式目录学意义的小说一直在使用，并且文体特征和内容形式依然杂乱，凡是在内容上无法归于修齐治平、圣贤大道、大家之言等具有重大意义之言，在文体上无法归于诗词歌赋、章表书记铭诔等历来有征之文体的，统统归于无法入流的“小说”;而在通俗娱乐方面，尤其是民间，“宋元以来始创其体，或取正史之事，或本小说之言，敷衍其文，大率不出男女离合，间或纪述战争，叙次朝政，善善恶恶，若有益于风教，匹夫贩妇之所观感兴起者。”(《校雠通义通解·和州志艺文书辑略》)，这种娱乐性文学作品也被广泛称为“小说”，而章学诚的小说概念确如前面所析:他在继承传统学术性小说归类中，保持了与史家的一致性，因此在修撰《史籍考》时立“小说”一目:“今亦取其前人所著录而差近雅驯者，分为琐语、异闻两目，以示不废刍荛之言。”(《校雠通义通解·史考释例》)在涉及文学性小说时，不再把他归入史籍目录中，但是却能分析清楚二者的区别:文学性小说“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而班固目录学小说是“稗官之所掌”，是“补正史之阙”者。

　　二

　　章学诚虽然在撰写官修史籍和方志中评论过文学性小说，并且指出了二者明显的区别，但是更多的批评却存在自己的“欲为后世开山”的著述中，在其批评中，明显带有实证史学的烙印。章学诚作为一代史学大家，不可避免地在看待当时的文学性小说时带着史学的眼光，这既是中国“史说同源”的根源使然，也是他本人“经世致用”原则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所致，当然最关键的是他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章学诚从学术源流的角度对文史同源异流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不仅体现在其庞大的“六经皆史”的理论体系之内，而且在其方志学框架内也进行了系统论述，从而建立了文史互证的理论。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说:“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即使是他明知虚构的作品，他希望从中看出史料价值，譬如“观明人所为《金瓶梅》，小说于尊者称为老爹，老爹即老爷也，以称太师、提督、抚按诸官，如知县、千户等官则以大人呼之。疑明时称谓与今均互异。”〔2〕由小说本事来考察称谓的历史变迁，这已经开了文学性小说方面后世文史互证的先河。但是，章学诚是一个很严谨学者，他在寻求史料证实时不会断然下结论，所以作者用一“疑”字表明推测，因为他深知虚构叙事与史实本身的距离。因此即使小说与方志有互证的，但却找不到更多例证的，他也不会轻易相信，因为方志采纳民间小说之言，也时有难免，故而他在《丙辰札记》中写道“关圣庙侍周将军仓，史传并无明文，而小说载之，儒者所弗道也。然历著灵验，似非全诬。山西通志云:周，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遇关公于卧牛山上，遂相从。樊城之役，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之。与三国演义俱合，但未知有所证否耳。”〔3〕这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28中“考周倉之名不見史傳，是以委巷俚語鐫刻金石，殊乖大雅”相互发明却更谨慎和通达。对于小说中一些于事无稽、于理可证的说法，他可以长篇大论地论证求实，如“唐人诗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神仙家言，多记烂柯一局、人世千年，刘阮归来，子孙易世等事，大抵多出小说。西游演义遂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之说，世人多以神仙恍惚、小说寓言置之，不足深究。夫顷刻千年，乃阅世久者由后溯前，虽千万年，理当无异于顷刻耳。烂柯一局、刘阮归来之事，皆当因顷刻千年之语而附会出之，非事实也。如果有其事，则仙家长生之说不足贵也。彼纵长生得数千年，亦只如人世生数十年无异，何足取乎?惟西游演义所云天上一日、人间一年之说，虽属寓言，却有至理。非顷刻千年，及烂柯、刘阮诸说所等例也。盖天上无世界可以为人所住耳。假令天上果有帝庭仙界，则天上一日必是人间一年，无差错也。盖天体转运于上，列宿依之，一岁一周，而日月右旋附天，左退一日才过一度，人世所谓一日，但见日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复其原次也。若由天上观之，则天日俱进，而一日十二时间，日仅行天一度，则必周三百六十五日而始复其原次，岂非天上一日，人世之一年乎?不得因小说寓言而置不论也。”作者对于小说虚构中所呈现的心理时间现象，进行了非常到位的解释:“顷刻千年，乃阅世久者由后溯前，虽千万年，理当无异于顷刻耳。”对于《西游记》“天上一日、人间一年”〔4〕的说法，作者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阐释，暂且不论具体数据是否符合天体运行的周期，但是就论证逻辑而言，确实无懈可击。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已经揭示了文学是社会现象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复杂曲折的反映，要深刻理解作者著述之意旨，必须把作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也就是把作品和人物回归历史本身，让历史和文本互相阐释，所以章学诚在《论课蒙学文法》中说:“四书文字，必读《春秋左传》，为其知孔子之时事，而后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据也。”刘勰等文论家虽然曾经意识到文史之间密切互证关系，但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史互证理论的非章学诚莫属，这在其小说批评中也可以得到清晰体现。

　　三

　　虽然章学诚之前的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文学性小说虚构的合理性，如明万历时谢肇淛就曾指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问其有无也。”〔5〕(章学诚也是不反对文学性小说的虚构的，所以他说“三国演义固为小说，事实不免附会。”〔6〕)但是他的虚构标准却有明确的界限，下面这段话可以明显揭示其虚构标准:

　　“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寀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何其陋耶。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传》之李逵，则侮慢极矣。关公显圣亦情理所不近。盖编演义者本无知识，不脱传奇习气，固亦无足深责。却为其意欲尊正统，故于昭烈忠武颇极推崇，而无如其识之陋耳。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其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7〕

　　作者的对于虚构手法的运用，依据不同的小说类型要求的程度也不一样，对于《西游》《金瓶》之类的神话小说和世情小说，作者认为即使“全凭虚构，皆无伤也”，但是对于历史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小说必须“有益于劝惩”，而“立言于不朽之三，苟大义不在君父，推阐不为世教，则虽斐如贝锦，绚若朝霞，亦何取乎?’(《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文》)所以历史小说的虚构首先必须符合伦理道德标准，不可混乱封建纲常，就象“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这是作者竭力反对的。其次历史人物的形象必须符合历史人物本身性格，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物形象与历史相距太远，所以作者评价小说中诸葛亮形象“何其陋耶”，张飞形象如李逵则是对真实张飞的“侮慢极矣”，“关公显圣亦情理所不近”。虽然《三国演义》在历史小说成就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虚构确实存在着“淆人”的后果，所以鲁迅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并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三国演义》的第一个缺点就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首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因此章学诚提出“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在这里姑且不论其“虚实分明论”是否正确，但是就其不允许随意篡改历史人物性格和历史事件，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保持严肃敬重的态度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如果随意褒贬，肆意增删，则会导致真假美丑“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文史通义·诗话》)可见，章学诚的小说批评在进步观念中依然带有传统的有益于世的劝诫教化目的，这也是中国“史说同源”的必然反映。

　　〔1〕本文所引文字，《文史通义》参照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仓修良编注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校雠通义》参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之王重民的《校雠通义通解》.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P6.

　　〔3〕章学诚著冯惠民点校《乙卯劄记·丙辰劄记·知非日劄》〔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P41.

　　〔4〕章学诚著冯惠民点校《乙卯劄记·丙辰劄记·知非日劄》〔M〕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P89.

　　〔5〕章学诚著冯惠民点校《乙卯劄记·丙辰劄记·知非日劄》〔M〕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P58.

　　〔6〕谢肇淛《五杂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P323.

　　〔7〕章学诚著冯惠民点校《乙卯劄记·丙辰劄记·知非日劄》〔M〕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P89.

　　〔8〕章学诚著冯惠民点校《乙卯劄记·丙辰劄记·知非日劄》〔M〕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 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