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惠缙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自晚唐孟棨《本事诗》提出“诗史”概念后，诗和史的关系由“备叙其事……尽得其故迹”的原意衍申成“诗不可兼史”、“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诗史互证”等表述，由黄宗羲发轫经王国维实践而成的“以诗补史”一方面丰富了诗、史关系的内涵，另一方面从诗学阐释角度提供了方法论意义，学术界对王国维的“以诗补史”则鲜有涉及。

一、王国维关于诗、史关系的认识

王国维“以诗补史”概念出自《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一文：“南宋帝后北狩后事，《宋史》不详，惟汪水云《湖山类稿》尚记一二，足补史乘之阙。”〔1〕(P26)“足补史乘之阙”既是对黄宗羲“以诗补史之阙”〔2〕的继承，但更多的是自己的体悟、实践的结果。

　　王国维“诗史”观念的形成大约经历三个阶段：1906年前后为萌芽期，《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甲稿》、《人间词话》等是其代表;第二阶段为辛亥东渡旅居日本期间，以《东山杂记》及《与铃木虎雄》书信等为代表，诗与史的关系逐渐明晰;1912年的《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为最终成型期，“以诗补史”概念明确提出。

　　二十世纪的头几年，王国维从新学时代进入“独学”时代，研究的区域由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学逐渐过渡到中国文学、美学及周秦诸子学的研究，传统学术的浸润使得他关注社会思想对具体学说的影响，如《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本意是分析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的风格、特点，由此探讨屈原的创作成就及特点，但他在分析诗歌的特性时注意到，“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3〕家族、国家等生活与诗歌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是一种通论，但诗与史(家族、国家)的关系在王国维著作表述则为初现端倪。对史(家族、国家)要有深切的感悟恐非年少之人所能实行的，故词论名作《人间词话》在承继叔本华“抒情诗，少年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之说的基础上认为，“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4〕尽管王国维有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区分，但二者同属文学(诗歌)的范围，盛壮时代的国民对宇宙人生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感悟，所以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又与他“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程度，则不能有文学”〔5〕表述相吻合。“国民盛壮时代”、“民族文化发达至一定程度”都是强调深厚历史的积淀、深邃的历史感悟，故他21岁时写的《咏史二十首》所涉的典籍有《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禹贡》《文心雕龙》等，内容在史学、文学、文化思想史等方面。

　　王国维对于文学与历史的理解，从1911年《＜国学丛刊＞序》对科学、史学、文学学科的解释亦可窥一斑。他认为科学是求真的，史学是求变迁之迹和因果的，“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6〕科学求真、史学求理、文学求情，科学、史学之杰作即文学之杰作，文学之史属史学等观点足以表明王国维对文学的特殊性能、文学与史学的特殊关系有着深切的认知。

　　旅居日本期间的《东山杂记》及《与铃木虎雄》书信等则较多引申“诗史”概念，个中缘由，第一，与他再一次运用咏史方法创作获得成功及同仁认可有关，继《咏史二十首》后，成于1912年3月中下旬〔7〕的《颐和园词》诗刚脱稿，罗振玉、沈曾植、繆荃孙等纷纷索要传颂，再试牛刀的成功使得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故5、6月致铃木虎雄的信中说，“《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8〕第二，与他对前辈诗史人物的神交有关。学界归属于诗史类的人物有杜甫、钱谦益、吴伟业、黄宗羲、屈大均等，王国维的著述中涉及到杜、钱、吴三人，尤其是对诗史之称的杜甫颇有研究，如《东山杂记》“杜工部诗史”条，“杜工部《忆昔》诗……此追怀开元末年事……仅十余年，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工部自京赴奉先县，作《咏怀》诗，时渔阳反状为名未闻也，乃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盖此十年间，吐蕃云南，相继构兵，女谒贵戚，穷极奢侈，遂使安禄山得因之而起。君子读此诗，不待渔阳鼙鼓，而早知唐之必乱矣。”结尾处引述杜甫三句诗以证“至德初长安酒价”、“广德蜀中绢价”、“天宝间渔阳海运事”后，作者感慨说，“三者史所不载，而于工部诗见之，此其所以为史诗欤?”〔9〕将杜诗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照，显现了杜诗的敏锐性、前瞻性，作者的最后一句反问语正是从反面应证了他对以诗载史的认可。

　　致铃木书信中说到的“《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是针对“梅村体”而言的。“梅村体”是吴伟业在继承元、白长庆体诗歌基础上，以怆怀故国和感慨身世荣辱为主要表述内容，艺术上追求传奇化情节、叙事结构多样、用典、转韵等具有艺术个性的诗歌的总称，王国维所说的“使事”就是用典，从行文表述、语气看，王国维对用典并不否认，典故既是历史事件的精炼体现，又是增强诗歌表现力的需求，正是基于同道相谋的理解，故以诗述史的《颐和园词》成了“梅村体”的遗响。

　　有了上述诗、史理论的初步认识及文学实践，楔入“挂冠神武，避地东渡”的身份变迁后，成为遗民的王国维以自觉的身份认同之感观察诗、史关系，宋元之际的遗民诗人汪元量进入了他的视线。汪元量被世人目为完人，王国维却对这位浙江同乡的态度非常矛盾，既褒又贬：汪氏比起另一位浙江同乡——在元朝官至丞相、力主杀害文天祥的亡宋丞相——留梦炎，要高尚得多，但他仕元期间，“颇为显贵，故得橐留官俸，衣带御香……后世乃以宋遗民称之，与谢翱、方凤等同列，殊为失实……有宋近臣，一人而已。”〔1〕(p28)又远逊谢翱、方凤等辈遗民。撇开人格的因素，其《湖山类稿》等诗词“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唏嘘而悲……唐之诗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10〕尤其是它详细记载南帝后北狩前后事，补足了史乘之阙，又值得肯定。

　　王国维不因人废事，用科学求真、史学求理的眼光品评汪元量，其立足点是因为汪诗亦有“诗史”之称。

　　简而言之，王国维关于诗、史关系的认识，“以诗补史”概念的形成，首先与他的文学理念、文学实践有关，其次与他在特定历史时期身份的变迁有关，最后与他对诗史前辈中身份同类人物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有关。

二、“以诗补史”理论的实践

王国维“以诗补史”实践首先表现在用该理论诠释前人的创作，《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一文为典范篇章。

　　虽然王国维对汪元量既褒又贬，但不因人格而废其诗格，他对汪诗词称赞有加，《二牖轩随录》有多篇肯认汪诗词的文章，如《汪水云＜重过金陵＞远在梦窗之上》：“词调中最长者，为《莺啼序》，词人为之者甚少，亦不能工。汪水云《重过金陵》一阕，悲凉委婉。远在吴梦窗之上。因梦窗但知堆垛，羌无意致故也。”又如，《汪水云＜忆王孙词＞为瀛德祐事作》：“九词均天然凑合，无集句之迹，殆可与谢任伯克家原词相颉颃……实为徽、钦北狩而作，真千古绝调也。”〔11〕

　　汪水云集中有《醉歌》十首，它被刘辰翁赞为“江南野史”。如：

　　其三

　　淮襄州郡尽归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

　　它精切地描绘了京城临安降元前后鼙鼓喧天，朝政无人过问，书生无无奈的纷攘、痛苦情形。

　　其四

　　六宫宫女泪涟涟，事主谁知不尽年。太后传宣许降国，伯颜丞相到帘前。

　　其五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12〕

　　强敌当前，杀声连连，侍臣归降，执政太后也无力回天，归降表上臣妾佥名谢道清。汪氏将宋王朝大厦将倾历史重大事件，以血泪之诗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纪事与抒情统一，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详。

　　对于南帝后北狩事，王国维以《湖山类稿》等与《元史·世祖纪》、阎复的《赵与票墓志铭》、释念常的《佛祖通载》等对照，发现史籍记载与事实不符的有四处：

　　1、“水云与王昭仪实从少帝北行”，太皇太后谢氏、皇后全氏留在大都。

　　2、留在上都者为赵与芮而非赵与票，福王(即赵与芮)也未尝行。

　　3、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十四字分韵赋诗的《宋旧宫人诗词》为伪作。

　　4、元、明间盛传的，甚至全祖望亦主此说的元顺帝为宋少帝(赵显)之子的说法亦系不实之辞。

　　王国维从《湖山类稿》中爬疏出来的四点，真正体现了“以诗补史”，校正了史籍记载的偏误。

　　与其类似的还有《吴梅村＜仿唐人本事诗＞为孔四贞作》等。

　　其次，王国维以“以诗补史”方法进行创作实践。

　　如果仅确立研究方法而不进行实际的操作，创建的理论可能不具有普遍意义，王国维在“以诗补史”上非纯粹的理论家，他也是实践者，《咏史二十首》、《颐和园词》即是一例，事实上，王国维“以诗补史”的实践成果还有《隆裕太后挽歌词九十韵》、《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等。

　　《隆裕太后挽歌词九十韵》是王国维颇为自得的一首五言排律，3月致缪荃孙信云：“维自阴历开岁后共作诗十余首，而此《隆裕太后挽歌辞五言排律九十韵》颇为满意，惜篇幅太长，不能写呈。”〔13〕诗歌运用众多典故，史诗般地展示了慈禧被立皇后、垂帘听政、冷落光绪、幽禁德宗于瀛台、出逃西安、光绪病逝、清帝被胁退位等经历，表面上看是对孝定景皇后慈禧的一首挽歌，实际上，哀挽的对象是朝政衰微、国破家亡的大清王朝。

　　庚辰(1920)年作的《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学界注意不多。

　　直隶南皮县偏坡营从事贸易的张绍庭、金氏夫妇，家贫，赁人车辆维持生计。一日，张丢失所赁车辆，无力偿还，1913年绍庭卒，专门蓄妓的戴富有及其同党王宝山遂设计，假意以张氏二女张立、张春嫁与戴富有的儿子，名为其解困，实则欲将二女送与妓院，金氏得知实情后，极力反对，并决意解除婚约，戴、王遂讼之于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两级法院不察实情，反而维持戴、王之请，二女坚决不从，丙辰(1916)年三月十七日吞火柴磷毒自尽，张立年17岁，张春年14岁，是为张氏二烈女故事。二烈女死后，闻知其事的遗老劳乃宣、章梫、张小帆、张人骏、刘幼云、陈毅、胡思敬等都将张氏二烈女的故事写进诗歌中，颂扬她们的贞节和坚强不屈。〔14〕此外，徐世昌撰有《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同为南皮人且历任湖南永顺知府、浙江巡抚等职的张曾敭(1852—1920，字小帆)撰有《南皮张氏二烈女碑记》，族侄张愿撰有《张氏二烈女事略》。

　　1916年12月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中云：“《张烈女诗》是一好题目，唯作长篇则颇费时日，短篇无从见好，且看诗思如何，或请乙老作之。”〔15〕(P156)事过五年，王国维终于完成了张小帆索咏张氏二烈女诗，1920年4月致罗振玉书又云：“筱帆中丞所索《张烈女诗》，至前日始就别纸录出，祈转交。”〔15〕(P307)

　　诗歌前六联写自己应承张中帆中丞写诗，因养疴北海，虽然对南皮张氏(张之洞、张小帆)家族的功勋有无限的仰慕，却因十载江湖生涯而无法完成写诗之重托。接下四联赞颂出自清门的烈女有如蟠穹苍的松柏，“画墁居然傲国工，戚施乍可呼邦媛”句化用《孟子》“画墁”、《诗经》“戚施”典故批评世人颠倒是非。十一至十四联以辛亥国变后世风浇薄反衬二女的节烈，群公的题咏虽然能够记得，但“趣取大物”、“解盗圣智”的水竹村人徐世昌等辈有何颜面为其撰写碑传呢?最后以“间气终然钟妇人”、“万古巍巍二女坟”二联煞尾，表达了对烈女的钦敬之情。

　　从诗、史关系上看，王国维对二烈女事件没有过多的铺叙，但从诗学层面而言，他通过二烈女死难意义的表述，借助典故，将孟棨“备叙其事……尽得其故迹”的原意深化到证史、补史的层面，沿袭咏史诗的特点，也应证了王国维“诗之为道……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的观点。

三、“以诗补史”的诗学影响

王国维在现代学术方法上的创获之功有中西文化化合法、二重证据法、以诗补史法等，“以诗补史”并非特立独行的理念，它是在“诗不可兼史”、“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等研究方法基础上补充、发展而来的，共同构成了“诗史互证”体系。

　　黄宗羲有“以诗补史之阙”之说却鲜有应用，王国维的“以诗补史”既是对“诗不可兼史”的否定，又是将理论和实践运用结合起来的典型，是他根据自己研究的特点扬其长和熟稔运用的结果。

　　首先，“以诗补史”可视作“二重证据法”在诗学阐释中的体现，尽管王国维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才提出“二重证据法”，学界却认为1912－1917年间，他用汉简和甲骨文综合整理考释的《流沙坠简》、《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已开其端，“地下新材料”开拓了史料的来源，但“纸上材料”也并非拿来即用的，作为史料记载的经史典籍可信度需要检验，找寻到弥补史籍缺如的诗文是对“纸上材料”的检核，从此层面看，“以诗补史”和“二重证据法”的思维方式一致，是将历史学、考古学的方法移用到文艺学层面。

　　其次，“以诗补史”丰富了“诗史互证”体系的内涵，它将诗歌的文学性因素与其孕育的历史性因素结合起来，将诗歌看成是真实的历史纪录而非虚构的文学文本，将诗歌当作社会史的心灵反映，因此，它开启了诗歌诠释方法的新途径和研究范式，为后人的研究树立了研究的典范。

　　从“以诗补史”法的实际应用看，它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法则，或许是同仁共同体认的结果。杨钟羲著有《雪桥诗话》系列(含续集、三集、余集)共40卷，繆荃孙有序称，《雪桥诗话》“虽名诗话，实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16〕李详的跋亦称，“其旨隽永，其征文考献之心，无标榜门户之习，别裁伪体，导源正宗。其有资史料，则元遗山之《中州集》，牧翁之《列朝诗集》，小长芦叟之《静志居诗话》，顾秀野之《元诗选》也……君书至弥其憾。”〔17〕繆荃孙的序、李详的跋立足于诗、史证释，可视“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变相表述。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是学界公认的，其《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经典性成果，他认为中国的诗歌可做历史的证明，因其别具时、地、人、事等四个特点，因此，他称“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18〕故后之研究者评价他：“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批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19〕确为精当论语。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是清初纪事诗人诗选本，它也是本着“诗有异于史，或为史所无者，斯足以证史，最为可贵”〔20〕的目的编撰的，虽然强调“以诗证史”，但“以诗补史”的成分也存在。此外，孟森的《科场案》、《王紫稼考》、《董小宛考》、《横波夫人考》等也是类似方法成果的体现。

　　直接受王国维“以诗补史”影响的，以清华国学院第一期学生浦江清为最显著，“浦江清在词学方面的第二大贡献，是采用‘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方法，对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及其真伪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解答了词史上的‘千年之惑’……他所使用的‘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方法，可谓得陈寅恪、王国维氏之真传。”〔21〕

　　鉴赏阐释法是中国诗学的传统，其专注于诗歌本身而忽略诗歌产生的社会、历史维度，使得部分诗歌诠释缺乏深度，这可能与鉴赏者的学养有关。王国维、杨钟羲、陈寅恪、邓之诚、孟森等人研究贯通文史领域，他们立足于文史研究的融、通，用以史证诗、以诗补史方法开拓了诗学诠释的范围，或许是他们在研究实践中体认到文史关系的结果，因而在他们那里，“诗史互证”成为一种普遍的研究法则，故以史证诗、以诗补史成为中国诗学一个新的诠释体系而影响深远。

　　诗史说关注的重点是诗歌与社会变迁、重大政治生活的关系，晚唐、宋元、明清、清民之际与世运升降、文化盛衰关联，故四个时段的诗史论述成为后人诗史研究的重点区域，清民之际的诗史论在承袭、累积汪元量、钱谦益、吴伟业、黄宗羲的基础上有所引申和发展，一方面符合学术趋向的选取和儒家诗教传统复兴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王国维道统担当、学统承续的心理需要，从此层面看，“以诗补史”是王国维实践其“文化遗民”心境的手段和方式。

　　〔1〕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A〕．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三)〔C〕．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2〕沈善洪．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上)(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7．

　　〔3〕屈子文学之精神〔A〕．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五)〔C〕．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32．

　　〔4〕人间词话·人间词话未刊稿〔A〕．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一)〔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26．

　　〔5〕〔6〕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五)〔C〕．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28、6－7．

　　〔7〕陈鸿祥．王国维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4．

　　〔8〕致铃木虎雄〔A〕．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C〕．北京：中华书局，1984：26－27．

　　〔9〕〔11〕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一)〔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5 －106、143．

　　〔10〕李 钰．书汪水云诗后〔A〕．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C〕．北京：中华书局1984：188．

　　〔12〕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

　　〔13〕致繆荃孙〔A〕．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C〕．北京：中华书局，1984：35．

　　〔14〕章梫．南皮张氏二烈女传〔A〕．章梫．一山文存〔C〕．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下简称“史料丛刊本”)，543－546．亦可参见张愿《张氏二烈女事略》，《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史料丛刊本”(第36辑)第633－636页。

　　〔15〕致罗振玉〔A〕．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C〕．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繆荃孙．雪桥诗话序〔A〕．杨钟羲．雪桥诗话〔C〕．史料丛刊本(续编)(第22辑)：4．

　　〔17〕李详．雪桥诗话跋〔A〕．杨钟羲．雪桥诗话〔C〕．史料丛刊本(续编)(第22辑)：1667－1668．

　　〔1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014．

　　〔19〕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8．

　　〔20〕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序〔A〕．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C〕．台北：明文书局，1985．

　　〔21〕曾大兴．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