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 上海 200062，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 广西 南宁 530021;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国现代文学认为儒家文化严重阻碍知识分子启蒙救国，从而抨击和批判儒家礼教、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摧残，这种批判的叙事模式成为现代文学一个不可超越的现代意识形态神话。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的文明病，传统儒家文化成为对抗西方文明冲击的有力武器而被重新认识，在世纪之末，儒家文化结束了几十年来的批判命运，再次取得了价值认同。他们对儒家的仁、义、礼以及天人合一观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与质询，摈弃了简单的批判或赞赏的文化姿态，用历史性社会性的眼光来关注儒家文化的命运。
一
“仁”是孔孟学说的核心。由孔孟倡导的“仁”成了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它构成了儒家甚至整个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感染、熏陶着每一个文人志士，这才有了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明显流露出对儒家的“仁”、“义”精神的高扬。这种精神在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感，它成了超越世俗层面的终极价值关怀。
“仁”的第一要义就是“推己爱人”，即把爱推广到普遍的人际关系中。这种对人伦亲情的温馨眷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亲友邻里、同胞民族的“仁爱”思想在寻根作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就描绘了一个“人缘好，讲仁义”的村庄和一群“仁义”的人们。所谓“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1〕小鲍庄的仁义之举就体现在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上，王安忆从细微处着手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不会说大道理，却懂得敬重老人，懂得糟糠之妻不可弃。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得来，而是千百年来深受儒家仁学思想浸润的结果。但是，作者同时也写到了“仁义”中“非仁”的一面，在小鲍庄这个尊崇“仁义”的庄子里，一个女人的不能生育变得不可饶恕;一个寡妇的再嫁就是败坏门风;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传统道德发生冲突时，仁义与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王安忆无不留恋“仁义”的消弭，于是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真正的仁义之人——捞渣。捞渣谦和、礼让，天生一颗仁爱之心，连大人们都说他看上去“仁义”，他用一颗真心冰释鲍五爷的怨隙;把上学的机会让给文化子;不愿为一时的输赢伤了小伙伴的心，把自己的蛐蛐儿换给二小子;他爱惜一切生命，把哥哥逮来的叫天子放生。尤其是大水来临时，全村的人唯有他还想着鲍五爷，并最终为救鲍五爷而死。捞渣可说是儒家“仁义”的典范，他的死似乎象征了仁义真正的消失。
如果说王安忆的《小鲍庄》是在写“仁义的堕落”〔2〕，是对“仁义”的缅怀，那么李凖、陈忠实、路遥等人却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仁义”的赞赏和留恋。《黄河东流去》描写的是黄泛区七口农民家庭的逃难遭遇和奋斗历程，气势恢弘地展现了在20世纪大灾难的背景中儒家文化传统在人们身上的表现与传递。《白鹿原》写出了儒家“仁义”精神在灾难中延伸的生命力。《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一家表现出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把苦难中的人情亲情渲染到了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客观现实的产物，还体现了作者“仁爱”的儒家思想。
中国历史文化长廊中，“仁”作为个体内在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曾被无数文人尽情抒写。当代作家从自强不息、杀身成仁、利济苍生等方面展现了普通百姓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追求，它构成了中华民族一种世代延续、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刻画了一群在贫困、苦难、挫折、屈辱和疾病等逆境中勇于奋斗拼搏进取的人物，在他们的身躯里，无不体现着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激励着人们不懈追求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人生。李凖从中国人克己忍让和伟大坚守的个性这一视角来完善老百姓自强不息的人格理想。李麦是《黄河东流去》中的主要人物，她几乎是对坚忍及中国人生命意志的最好诠释。她从小就饱受欺凌，经历磨难，却依然乐观、坚强地面对生活;她用勤劳、智慧帮助大家重拾信心和勇气，同时也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与“杀身成仁”一道，它们构成了儒家“仁学”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中国的知识分子谙熟这种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和拯救世界的道德理想，所以他们不计成败得失、不问安危荣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炜以地之子的责任和义务，在他的小说世界始终关怀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化主题，关怀人的生存命脉与人的终极价值，表现出一种自觉而悲壮的文化殉道意识。《古船》是张炜精心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所表现出来的责任、良心、人性、道德、理性和正义无不让人震撼。隋抱朴是张炜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审视人间的苦难，却又以非人的勇气来承担这些苦难，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受命于危难间”的入世情怀在这里得到完美体现。而这种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在著名的《九月寓言》中又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隐喻和象征。为了征服“饥饿”，金祥历尽风险和艰辛寻来了鏊子，为全村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金祥因此成了全村的楷模，被尊为西天取经归来的英雄，以至他死后许多年依然被后辈景仰铭记。金祥和隋抱朴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两人的精神品格却是相似的。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集中体现了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他是关中大儒，毕生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倾其毕生精力来宣扬，使之发扬光大。他拟《乡约》编县志，为老百姓制定行为规范，希望人们以史为鉴，心存善念;作为一介书生，他心系国事，在灾年赈济灾民，以实际行动阻止白嘉轩种植鸦片，只身退却大军，平息战火挽救生灵;抗日之时，不惜柔弱之躯，投笔从戎意图上阵杀敌。总之，朱先生给人们树立了“关中大儒”的品质风范。白鹿原上的儿女们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人，他们为救天下沧生，为了弘扬民族气节，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他们何尝不是深受“关中大儒”的影响?使得儒家身任天下的理性人格在他们身上熠熠生辉。
当代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写出了对儒家“仁义”精神的颂扬和伤悼。中国人身上所体现的互助精神、同情心、讲良心、自强不息的精神、坚忍的品格和牺牲精神，这些都已融入民族性格，是中国人战胜苦难的源泉，这也是当代作家倾心要书写的。但是，儒家的仁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脆弱无力，圣人不是已经堕落成周青臣那样的假“圣人”，就是已经无奈地成了白嘉轩这样孤独的“圣人”。前者让人深感悲哀，后者却让人觉得悲壮。
二
儒家文化中人贵“有义”的价值观是贯穿儒家整个思想一个重大的道德伦理问题，它坚持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判断标准，提出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儒家文化重义轻利和以义制利的道义论支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舍，这种重义轻利的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也贯穿了中国文化史的全过程。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物质文明与道德文明的二律悖反表现了变革时期中人们的生存悖论，面对工商业文明发展带来的思想观念的迅速变化，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再次成为当代作家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他们宣扬人们在良心和物欲、义和利的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品质和高尚灵魂。《黄河东流去》中，赤扬岗的人尽管四处流浪，背井离乡地讨生活，可是他们从未放弃过人的尊贵和道德，杨杏看到小建兄弟二人拿着东西回来时，告诫“饿死也不能去偷人家东西”。海老清教育女儿:“人要活得干净，活得清白，活得正直，活得有志气”!儒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就这样通过一辈辈的言传身教留存下来，根深蒂固。路遥虽然没有将作品中的人物置身于猛烈的义与利的冲突中，却把个人私利的追求和伦理道德标准二者对照起来，形成一种紧张的对立。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卢若华、刘丽英，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都没有错，却因为背离了伦理的道德标准不得不承受谴责，在众人心目中，他们丢弃了“以义制利”、“义以为上”的“君子”道义，变成了“唯利所在”的“小人”。
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看，利益表现为人类自我需求的满足，社会文明的进步都是在人们的利益、欲望的趋动下实现的。因此，作家们融入了历史变革的思考:简单地为了义的满足而完全抛弃私利，是不是又可取呢?山东作家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写出了儒家传统的道义论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关系的巨大冲突。小说通过老木匠和小木匠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原则的冲突来展开剧情，老木匠一生坚守的道德良心却在儿子黄秀川回来之后，演变成一场“父与子”的矛盾，与现实发生了尖锐的抵牾。这场看似简单的“父与子”的冲突实际就是儒家传统的“义与利”的价值观的冲突。老木匠讲良心，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重义轻利”和“以义制利”的传统美德。可儿子秀川从外边回来时，变的让他感觉非常不习惯，儿子违背了他从小灌输的做人的信条，“良心”比不上金钱的诱惑，“利”作为一种异质的力量不断冲击着老木匠的生活和人生信条。最后，当老木匠看到儿子挂出了一块在他心目中认为不仁不义的价目牌时，必然爆发出倾泻一腔义愤的行动。在他眼里，儿子的做法违背良心，违背鲁班的精神，也违背祖训，他出卖了乡邻之间最珍贵的义气。
问题的复杂性即在于此，作者赞赏父亲的骨气和良心，胸怀和古道热肠，但又不得不怀着惋惜的复杂心情，指出在现实的经济规律面前，这些传统美德又是多么脆弱。同时，作者不能原谅小木匠违背“传统美德”，他用道德义愤来评价这个鲁班子孙后代中的“叛徒”，于是小木匠的被金钱腐蚀、唯利是图、六亲不认被强调出来。但在理智上，作者又不得不承认农村经济变革对农村生活——物质和精神的——的历史性变动。老木匠砸毁儿子木匠铺的“价目牌”，表现了一个鲁班的忠实子孙的巨大义愤和凛然正气，可是他却摔不掉“价值规律”，挡不住经济变革的历史必然。因此我们看到，文中得高望重的老木匠，丢掉了“主事人”的实际地位，“让位”给了精明强干的儿子。总体而言，王润滋更注重对传统美德的开掘，他为商品大潮裹挟而至的道德崩溃感到忧虑，希望历史的变革“在为贫穷和愚昧挖掘坟墓的时候，不要将真善美也同穴埋葬”。
李凖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写出了“义”的固守与社会历史进步的格格不入。《黄河东流去》中，作者用了不少笔墨书写城市和乡村生活带给人的变化，其实质写出了儒家贵义贱利的道义论对人的深刻影响，春义和海老清尤其突出。首先，他们都重农贱商，所以在商业和现代的城市生活四处碰壁。春义以叫卖为耻，“宁可黑脸求土，决不笑脸求人”。海老清在洛阳借宿被要去两毛钱，“恶心的几乎要吐出来”，他最终适应不了城市，丢下一家人跑到乡下去种地。春义和海老清都认为种地是最好的行业，而坚持乡村的道德和习惯也是最重要的。其次，他们深受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影响，思维方式不是商业的，实利和理性的，而是人情的和道德的，他们注重和维护的是农耕生活与固定群体的“何必曰利”的脉脉温情。春义认为凤英要离开陈柱子独自开店不好，“太不仁义了!”海老清在跟东家周青臣在内的所有人发生经济关系时都是那一句话:“我决不争，你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情感的而不是利益的，对利的羞怯和回避成了一种普遍心理，这与商业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依恋农村的海老清最后饿死了，无疑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但是作者也不时在作品中表示逐利的反感:“金钱是个魔鬼，它改变了人的性格，它诱发着人的能量，它粗暴地、无情地破坏着人和人的淳朴关系”等，足见儒家传统道义论对作者自身的影响。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当代作家用艺术审美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得益于个体利益、欲望的追求与满足，儒家传统的道义论已经无法约束人们，但是在物质利益的追求中难道我们就不要道德了吗?我们又如何来建立新的道德支撑呢?这一问题在今天仍然有它的时代意义。
三
儒家礼学反映了封建等级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竭力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自五四以来，人们一直高呼“反礼教”和“打倒孔家店”的根本要义所在。不过，仔细辨析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批儒批孔运动，其依据都集中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和“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礼教方面。然而据史可查，儒家礼学从没有“三纲”之说，其“三从”也与宋儒之“三从”不同，宋儒把儒学片面化、极端化，偏离了儒家礼学的本来面目，致使儒家礼学充满了贬义，成为封建专制和缺乏人性的代名词。事实上，建立和维护等级差别、强调名分，都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都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想，“天人合一”才是儒家礼学追求的终极目标。“礼之用，和为贵”，“和”即是礼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秩序的和偕稳定。“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3〕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儒家首先对个人提出要求，要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行为准则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处世原则;其次，儒家强调血缘亲情纽带作用来维系人际关系，而礼乐则是表达这种血缘亲情的主要方式。“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只有通过礼乐教化，使君臣和敬、父子和亲，长幼和顺，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因此，辨证区别地来对待儒家礼学，今天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小说摒弃了传统的批判模式，对儒家礼学的理性思考超越了五四时期以来的家族母题小说，它实际交叉着先秦孔子和宋儒以后的两种不同的礼学思想。作品中展示的白鹿原上古朴的生活面貌和对白嘉轩克己修身的抒写无疑有着深刻的文化隐喻。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表明与政法和刑罚相比，礼仪教化乃治本之策，只有对民众进行道德引导、礼义教化，才能真正使民心归服。从某种意义而言，礼是以道德伦理为主的行为规范教育，它侧重内在精神的学习和道德品质的提高。作为一族之长的白嘉轩，自觉承担起在道德上做族民表率的作用，因此“修身齐家”就成了他的全部生活写照。他以“仁”、“义”奉为人生的圭臬、做人的标准，“以德抱怨，以正祛邪”;他兴办学堂，学习《乡约》，重视对个体品质的塑造和道德伦理的完善。从此，整个白鹿村“偷鸡摸狗摘桃抑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九牌、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拘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白鹿原》中这一情节的设置实际寓含着一个丰富的文化隐喻，今天的社会由于物质化的极度发展，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高度物化，从而造成亲情、友情等人际情感的疏远与冷漠，表现为金钱万能、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发现，以法治国的方针战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和道德败坏问题，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也无法为人们营造一个真实的、有机的心灵“家园”。那么，人类如何解决物质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弊端?如何回归人的主体和价值理性?是不是可以通过礼仪的学习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塑造来解决呢。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的对象，如果能够淡化礼作为社会政治秩序和国家机构模式的功能，突出其有助于人完善人性、人格的内容和有助于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与准则的功能，这样是不是可以对以“法”治国的一个补充，使人们在礼仪教化的熏陶中和谐共存，和睦相处，整个社会和谐而稳定。
同时，《白鹿原》承续了五四以来家族小说的模式，抒写了儒家礼治下宗法家族伦理吃人的一面。白嘉轩作为家族权力的掌握者，把“仁义”作为立身治家的根本。但是，封建礼教熏陶下的他又把“仁义”当作了摧残和压抑人性的道德专制，黑娃和田小娥的自由恋爱违反了族规，白嘉轩拒绝让黑娃入祠堂拜祭;对受罚者在肉体上摧残、精神上羞辱的惩罚;跟反叛的白灵脱离父女关系等等充分显示了封建专制的权威性和威严性，毫无仁义可言。在这个号称“仁义白鹿村”的宗法社会里，封建家长专制和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禁锢着女性的心灵。冷先生的女儿——鹿兆鹏明媒正娶的媳妇的悲剧就深刻反映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观念对女性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部戕害。更为可悲的是，此时历史的步伐已经跨入20世纪，剪辫子、新制服等各种新式风潮也吹向了白鹿原，可却丝毫没有在兆鹏媳妇的心里泛起半点涟漪，从没想过要打破樊笼走上一条新生的道路。虽然流露出对田小娥的一丝羡慕，但深受礼教观念毒害的她没有积极争取的勇气，足见儒家礼教残害人的心灵至深，而要想破除封建礼教的禁锢如此之难。
如果说对礼仪规范的自觉服膺，是一种主动的礼。那么，等级观念的束缚、对人的禁锢，就是一种被动的礼。《白鹿原》恰好表现了这种两种礼的结合。毫无疑问，如果能够摈弃这种被动的礼而将主动的礼与之发扬，要求人与人交往相互尊重、与人为善;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用必要的规范和准则来约束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是符合社会需要的。这也是孔子礼学恒久的生命力所在:用礼的教育性和传承性来提高人的道德意识、群体价值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主张“内省”，倡导民主来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四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它是追求人类和自然共存的大智慧。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其内涵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概而言之，“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作为人生境界和生命理想的审美的“天人合一”，“仁”即是天人合一的外化表现。二是作为物质实践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统一发展。它与西方近代的天人相分、天人相争区别有极大的区别，要“辅天地之宜”，“裁成天地之道”。在此基础上，人自觉与天地参赞化育，和谐共生。
小说《九月寓言》用一种寓言式的言说方式诠释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使“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隐喻和象征。首先，作者讲述了小村人与土地之间的生命联系，为了突出土地对人的根的意义，小说穿插了两个情节，一个是懒汉露筋与盲女闪婆的浪漫爱情故事。露筋和盲女的爱情得不到双亲的认可，于是两人手拉着手，一言不发地走进了田野。“那个瞎眼女人十步之内就可以凭嗅觉找到野果，那个男人出现在山坳的时候，手里总是提满了形形色色的食物。有时他们坐在山坡青石上饮酒，酒醉后手舞足蹈……”可是，当露筋的父亲辞世，这对流浪者继承并且住进了那间曾经拒绝自己的小屋时，露筋却在突然间腰也弓了，腿也硬了，皮下的骨头开始变酥，不几年就离开了人世。另一个情节就是小说中对于“吃”的描写，中国的农民一辈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家老小的吃喝全靠从土地里挖出来。人类如果善待土地，到了九月这个收获的季节，土地就会给人以丰厚的回报:“彤红的地瓜从土里刨出来，搁在土埂上，像火焰一样。”但是，如果人们不善待土地，土地马上就会给人还以颜色，就会让人体验“食”的艰辛，品尝饥饿的痛苦。作者旨在通过这两个情节的设置，寓言式的描写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人在大地中就好象鸟在空中，鱼在水之中，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无病无灾，而人一旦蜷缩在屋舍之中，人一旦同自己的生命之根——土地隔离开来，生命力的萎靡不振、生命的迅速衰老就势在难免了。”〔15〕其次，小说展开描写了小村的土地流失与被毁。为了采掘矿藏，小村的旁边不知何时建起了一个工区，“地下响起了隆隆炮声，接着矸石和煤块涌到地面上来”。小说别有深意的安排一个细节，不断写到了鼹鼠在地底下的游戏。它实际上与人类的愚蠢行为形成一种对照，它们了解小村人的喜悦与烦恼，体现着小村人与自然的和谐。工区的人也像鼹鼠一样在地底下活动，在地底下织成了一道道的网。但是他们“频频拨动两只前爪，所经之处地面总要凹下一块”。最终，工区毁灭了土地，也毁灭了小村。在一次猛烈的、大面积的塌方中，小村从地面上消失了。一切都在张炜的笔下获得了寓言式的隐喻和象征:土地是人的根，人应该像善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善待土地，否则，土地就会向忘恩负义的人类回敬惩罚性的报复。
张炜用诗性浪漫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的一个象征性寓言，使我们反观自身，沉思默想。矫健的小说则饱含浓重的历史感，它不仅是过去一段历史的再现，展现了特殊时期中人们失去理性，奢望控制自然以致违背自然规律而造成的灾难，作者更希望透过这种历史性的讲述来传达对人与自然的一种新的感知和认识。小说《河魂》的情节设置很简单，只写了一条南河大坝三起三落的治理过程，这个过程中贯穿了孟老根、牛旺、小磕巴三任支书的先后更替，彩彩和河女两姊妹所经历的命运，以及村民们开发石墨矿的情景。《河魂》结构上借助了两条贯穿到底的线索，一是设置一个全知的“我”，另一个就是无处不在的“河魂”。在柳泊人眼里，“是有河魂的”，但谁也没见过“河魂”，又似乎都能隐约地感到它的存在。在作者眼中，“河魂”有两层深意:一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一种神秘力量，它表现为一种不屈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因为这样，柳泊人才能在大坝一次次地冲垮之后，又一次次地鼓足更大的劲重头再来;二是真理和自然规律的化身。老根爷不听劝阻把坝修到南山根下，结果坝垮了，还饿死十七个人;牛旺违背科学依据修坝，结果大水把彩彩卷走。矫健带给我们一种历史的反思与静想:我们要改变那种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纠正以人为中心的天人二分的对立观点，要树立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观。我们既要改造自然，又要遵循自然规律，真正实现新的“天人合一”。
科学技术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带给我们物质享受、生活满足的同时，也毁掉人类美好圣洁的东西，工区的建立毁坏了青草碧绿的土地，机器的轰鸣破坏了自然的幽静，乌烟瘴气的垃圾淹没了空气的清新，快节奏的生活瓦解了几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悠然见南山”的人生境界也只能是个遥远的梦。也许，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在更高的文明层次上来怀念这已经或即将逝去的东西，他们回顾昨天的时候，会发现为今天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这是《九月寓言》和《河魂》带给我们深沉的思索。那么，如何摆脱工具理性或科学技术逐渐占据的统治地位，如何在物质、技术、功利的统治之下保存人的价值理性和人间情味。李泽厚先生提出新的“天人合一”观，他认为人与自然“不再是为征服自然而破损自然毁坏生态的关系，而是如后工业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恢复自然、保护生态的关系，从而人与自然不再上对峙、冲突的关系，而更应是和睦合一的关系;人既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却又是自然的光环和荣耀，是它的自由的主人，是它的真正的规律性和目的性”。〔5〕这正是“天人合一”这个古老命题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人类要以真诚的心善待自然，恢复人与自然的朋友关系，追求心物合一、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精神危机，实现新的“天人和谐”。
〔1〕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32.
〔3〕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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