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36)
一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龚自珍对后世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已是不易之论。近代以来许多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等人，都曾坦承龚自珍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本文欲论述的是龚自珍对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陈寅恪之诗歌创作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以为这种影响大致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所谓间接，就是先对陈寅恪之父、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产生影响，再影响到陈寅恪的诗歌创作和学术思想等方面。此外，本文将兼论介另一位天才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对龚自珍的有关评价以及他与陈寅恪某些史学观点的异同。
陈三立是晚清“同光体”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陈三立诗作有很高成就，与其少门户之见，广泛吸纳他人优长有很大关系。陈寅恪之妹陈新午就说过:“一般人都以为我家老人做宋诗;他诚然是做宋诗，但是他老人家早年还学过龚定庵，这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他早年的诗稿在杭州丢了。不然，我倒可以给你看，就知道他早年学定庵的渊源痕迹了。”〔1〕书画大家刘太希是陈三立的同乡，也曾说过:“定庵的诗，初学诗的人，读了容易着迷，同光朝的诗人很有受定庵的影响的。即如吾乡散原先生四十以前的诗，不难寻出他的胎息定庵的地方……”〔2〕今人胡迎建更是具体列举了一些陈三立受龚自珍影响的诗句:“人们通常说陈三立学韩学黄，其跌宕处固然似韩愈以文为诗;其崛健处似黄庭坚之拗调，而绸缪徘恻处又似龚自珍之奇思妙想。句如‘千万山如入定僧’(《登楼看落日》);‘晴鸠呼影雁横翎，已有群山为我青’(‘二月三日顾石公招饮龙蟠里》);‘闲携野色立高坟’(《同李刑部雨花台游眺》);‘阑干呼月万山东’(《靖庐楼夜》)等，莫不冥搜万象，捕捉感觉，驰骋想象，注人心灵，以似是而非的印象，出之以千奇百怪、意想不到之境界，与龚诗颇相近。”〔3〕
至于龚自珍对陈寅恪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除却从陈氏诗歌中可以发见龚自珍诗歌的影子外，更有陈寅恪自己的诗作为证:
蒙自杂诗(和容元胎)
其一
少年亦喜定庵作，岁月堆胸久忘之。今见元胎新绝句，居然重颂定庵诗。
其二
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梦多。犹是北都全盛世，傥逢今日定如何。
上述二诗，作于1938年，时陈寅恪在云南蒙自西南联大任教。容元胎，即容肇祖，为容庚之弟，当时也在联大任教。容氏将家藏梁鼎芬书赠陈寅恪祖父陈宝箴《赏梅诗》手迹条幅赠予陈寅恪，后者非常感激。后陈寅恪见容氏有赠吴宓诗，遂有和作，当有以诗酬谢之意。原诗有四绝，后两首在收入《陈寅恪诗集》时已改为其他题目。从这两首看，陈寅恪不仅坦承自己早年喜爱龚定庵诗歌，而且说容氏之诗有龚氏风格，自然是褒赞之语，说明他即便是成年后对龚氏之诗依然有高度评价。其次，第二首诗感时伤怀，由定庵当年对社会状况之感慨联想到此时之国难当头局势，遂以为两相比较，那时还真可谓太平盛世也。整体看实际也是对龚氏诗歌内容和悲凉风格的肯定。
陈寅恪的姻亲兼好友俞大维先生在《谈陈寅恪先生》中，则指出陈氏对龚定庵诗词的看法极佳:“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先生。”〔4〕不过，陈寅恪一生对写词似乎兴趣不大，仅有三首，且真伪尚未有最后定论，因此三联版的《陈寅恪集》没有收入，但这自然不能证明陈寅恪对龚氏之诗词印象不佳。
也许是善于从历史或者是习惯于从“诗史互证”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陈寅恪以为龚自珍的诗歌多有借古讽今之作，他对《汉朝儒生行》的评价就是如此。1933年，时为青年学者的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认为诗中的某将军是指岳钟琪。文章发表后，陈寅恪以为不确，认为该诗实际上为咏清朝另一将领杨芳事。张荫麟遂再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进行商榷，该文发表于1934年的《燕京学报》第15期，但陈寅恪并没有撰文回应。由于原文不长，且一般读者难以查阅，不妨引在下面:
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庵《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考本诗作于道光二年壬午，《定庵诗自编年》而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已“卅年久绾军符矣”。然壬午以前杨芳踬后复起，定乱之事，仅有嘉庆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总升守备(嘉庆二年)相距仅十一年，使所歌者为杨芳，定庵何得作“卅年久绾军符”之语?
然此诗遂与杨芳全无关系欤?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诗中“一歌使公瞿，再歌使公悟”之公，殆指杨无疑。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次年定庵更有《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之诗，劝其“明哲保孤身”也。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5〕
张荫麟文中的“希白”是指容庚先生，时与陈寅恪同在北京且两人多有书信往来等，因此张荫麟所听到陈寅恪的说法当不会有误。龚自珍的《汉朝儒生行》写于道光二年(1822年)，时龚氏在京城。杨芳为清朝著名将领，字诚斋，贵州松桃人。据《清代职官年表》，杨芳于道光元年至三年在古北口任直隶提督，而龚氏好友魏源在道光元年至三年间也一度在古北口杨芳家中坐馆。魏源离京赴杨芳处时，龚自珍曾为之送行。因此，龚自珍结识杨芳当略早于此时。由于军功卓绝，道光帝曾封杨芳为一等果勇侯建威将军。作为汉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杨芳可谓少数个案中的典范，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特别是满族将领的妒忌。正因为此，龚自珍才自托为汉朝儒生，写诗劝告杨芳明哲保身，即次年《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之诗中“明哲保孤身”之意也。如此说来，陈寅恪说《汉朝儒生行》为咏杨芳事不无道理。
但张荫麟认为陈氏之说有误，以为如解读为该诗说岳钟琪事似更有道理。岳钟琪(1686－1754)，字东美，号容斋。祖籍甘肃临洮，后迁居四川成都，是清前期唯一的汉族大臣拜为大将军、节制满汉诸军的官员。曾官至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被雍正、乾隆分别誉为“当代第一名将”、“三朝武臣巨擘”等。清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我国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多次发生叛乱，岳钟琪等人率军平息，使其成为西南和西北地区几乎家喻户晓的清代名将。由于他“武烈飙逝，拓地开边”，“历事三朝，威望著海内。穷巷邃谷之民，贩竖妇人孺子之微，无不知有岳将军”。后虽遭遇坎坷，终再被起用，被誉为“三朝老臣”。根据张荫麟的论证，从诗中所提及时间看，似乎也是指岳钟琪更加贴切。不过张荫麟也没有完全否定陈寅恪的说法，相反在陈寅恪说法的启示下，悟出该诗表面是咏岳钟琪，但实为借此讽杨芳，因二者之地位境遇极为相似也。如此，则张荫麟和陈寅恪之最后观点，即认为该诗是龚自珍借历史人物讽谕杨芳不仅要明哲保身——不可只知为满清卖命，而且要珍惜自己地位，为消除满汉之见，为维护国家安定、百姓安宁做出贡献，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诗歌的具体内容究竟是只写岳钟琪事还是借写岳钟琪来咏叹杨芳事。自然，如今两位历史大家均早已去世，我们已无法确认陈寅恪当年的观点究竟是如何具体表述的，或者容庚是如何向张荫麟转述的，也就无法断定他与张荫麟的见解到底有多少具体差异。
不过，我们可以从张荫麟的《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中推知陈寅恪的意见。在该文的开头，张荫麟就指出“定庵文久以怪诞著。余初读即疑其有所隐托，然命意所在莫能尽详也。”显然，张氏对于龚自珍文章的风格特色是非常熟悉的。也因此，张荫麟一下就看出《汉朝儒生行》中“有三数语为极明显之自状”，但该诗其他部分，张氏却“迷离惝恍，莫明所指”。直到1932年为纪念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周年，张氏欲写纪念文章时，再次反复阅读该诗，才由“关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绾军符矣”之句忽然想到，“此讵非指岳钟琪事?”然后张氏通过检索有关史料，发现岳钟琪之生平与诗中所言似无不一一对应。最后，张氏又联想到龚自珍对有清一代统治者采取的不信任汉族大臣的政策一向不满，遂更加确信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定庵生平对清朝之一段腹诽恶诅，流露于本诗及他处，已瞒过一世纪之人者，至是亦得白于世，不可谓非一大快事也。”
毫无疑问，张荫麟是史学天才，从上述一系列推论求证中可以得到证明。不过，他与陈寅恪的差别或者说稍稍欠缺的地方，就是他还未能结合龚自珍对有清一代汉人尤其是汉族文人的思想道德状况以及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来看龚自珍此诗，也就不能悟出该诗更深刻的意蕴所在。龚自珍不无悲哀地发现，历代统治者对文人的控制，无非主要采取两种手段，即“约束之，羁縻之。”所谓“约束”，就是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迫使文人就范，有清一代空前惨烈的文字狱，就是最好的例证。而所谓“羁縻”，就是以怀柔方式收买笼络文人，使其在对统治者的感恩戴德中逐渐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和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批判能力。而两种形式的控制结果相同，就是导致文人最后走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境地。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的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阶层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一个时代的最后希望。
对龚自珍的上述观点，陈寅恪是非常理解且有切身体会的，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动荡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特别是自己一家的命运以及王国维的自杀等，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的记忆。由此，陈寅恪指出该诗是咏杨芳事，实际上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龚自珍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分析和批评，他应是极为赞同，且能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发现龚自珍的深刻寓意。杨芳本为文人，后投笔从戎，也曾立下赫赫战功，却在鸦片战争中遭遇可耻的失败，以至被后人称为“马桶”将军。而失败之因，除却清朝政府的决策失误外，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当是他们那一代文人的最大悲哀，也是龚自珍本来希望劝诫其多少能够有所改善的本意所在。
不过，我们不能苛求张荫麟，毕竟他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比起陈寅恪来还相对简单肤浅一些，假以时日，他当会有更大的成就。实际上陈寅恪对张荫麟是极为推崇的，曾特意为其写求职推荐信，称“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评价不可谓不高。大概也就是为此，陈寅恪在张荫麟发表《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后，并没有公开回应。自然，在陈寅恪看来，张氏在文中已吸收自己的意见这一事实本身，就已意味着陈寅恪观点的胜出，也就没有必要再撰文回应。后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极为悲痛，特撰诗表示追悼之意:
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自序汪中疑太激，丛编劳格定能传。孤舟南海凤涛夜，回忆当时倍惘然。
二
说到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以及尝试将其运用于政治变革之中，龚自珍当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曾学今文经学于刘逢禄，有诗云: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喜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6〕
对于今文经学，晚清重臣张之洞一向反感。在其晚年发表的《抱冰堂弟子记》里，说:“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亦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7〕在戊戌年，他还曾写一首题为《学术》的诗，对公羊说大为不满:
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
其自注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而陈寅恪与张之洞观点极为相似，是学术界所公认的。陈寅恪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8〕可以说，晚清从刘逢禄、龚自珍开始的公羊经学的兴起，是导致康梁在戊戌变法中走激进主义道路的源头。对于戊戌变法，陈寅恪的看法非常明确。他认为当时其实有两种思路，一是张之洞、陈宝箴的渐进主义道路，一是康梁的激进主义道路。由此，在政治变革的思路上，陈寅恪对龚自珍不会有多少同感是可以肯定的。
但在对中国文人命运的剖析和社会批判方面，他们二人又有非常相似之处。张荫麟在1932年所写的《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周年纪念》中，曾联系当时社会实际，对龚自珍的《古史钩沉论》进行评述。他指出:
当一政治旧势力崩倒以后，少数奸雄，乘时攫夺政府之缰曫，本其駔侩之人生哲学，瘁厉天下以求其一身一家一宗一族一乡一党，及其妻妾儿女之身家宗族乡党之安富尊荣……不论其是同志非同志，老同志，少同志;先进同志，后进同志;忠实同志，非忠实同志;举可以不宣理由，不经法判，而以锁链系诸其项。一切主义政策，法律纪纲，除为便我之具外，为无物;一切道德名词，除为责人之具外，为无物。〔9〕
而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明良论》等文中，对其所在时代有极为深刻和尖锐的批判。首先是对统治者的专制和残暴: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其臣乃辱。……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10〕其次是对文人被控制、改造以至逐渐失掉批判立场的揭露: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亦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11〕
此与陈寅恪所言几乎一致:
纵览史乘，凡士大无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育，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神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12〕
由此，则知识分子的命运可以想见，就是龚自珍笔下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陈寅恪的回应是这样一首诗: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呼。
此诗本也为悼张荫麟而作，张氏本有肺病，抗战中自然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之营养匮乏，再复以忧国忧民之思，抱疾著述，自然身体难以支撑。而陈寅恪本人在抗战中也因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落得一个盲目多病的身体，自然对张氏悲剧感同身受。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一生对于经济收入问题始终非常关注，此外，他从来没有对经商给予轻视。而张荫麟则认为，教授即应全心治学，经商乃属渎职。1942年，张荫麟在《思想与时代》第16期发表题为《师儒与商贾》的文章，对战时出现的一些教授经商现象给予批判。他认为大学教授“其职在为民族进学，为国家育才，此其事与市侩之牟利，意向迥殊，心计悬绝，万不能并营而兼善。精勤于市事，则必昏惰于进学与育才。心市侩之心，则必不能任师儒之任。”对此，今人胡文辉认为:张氏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儒、商问题，似不免书生之见。〔13〕他认为陈寅恪有关“经商最妙”的意见，其实是着重于政治角度，不仅是对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迫害的控诉，而且认为是事关知识分子之自由与气节的大问题。细细品来，二人见解有不少差异。在张荫麟看来，国难当头之际，身为知识分子之佼佼者的教授，自然更应把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视为最重要之事，如为个人私利兼职经商，自然有辱使命。不过，陈寅恪的意思则是，如果时局混乱，教授之位已岌岌可危，如无法保证个人的学术自由和人身安全，且不能甘为他人走狗或应声虫，则下海经商不失为一条谋生之道。此外，也不能因为商人多重利轻义而一概给予轻视。中国古代文人历来对经商持不屑态度，其实是片面之见，也是中国古代商业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至于龚自珍的观点，大致可从《明良论》中看出，因所议论的对象主要就是官僚士大夫。他认为国家如果要这些人尽职尽责而不营私舞弊，就应给他们足够的俸禄来养廉，不当空责急公爱上。他说:“贾谊所言国忘家、公忘私者，则非特立独行以忠诚之士不能，能以概责之六曹三院百有司否也?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14〕龚自珍提出的所谓高薪养廉之说，如果放在抗战时期，自然没有可操作性，却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今天，回顾龚自珍、陈寅恪和张荫麟关于文人之经济地位以及有关文人经商利弊的论述，其实更有现实意义。如今教授开公司当老总早已不再新鲜，学生称呼自己的导师也早就改称“老板”，对此如何分析，自然是人言人殊。即便陈氏、张氏等复生，大概也不知如何评价了。所以，张荫麟当年以《《师儒与商贾》为题谈论此事还算贴切，要在今天，则这题目其实就只有两个字，即“儒商”或“师贾”，前者多褒义，而后者应该算是中性罢。
〔1〕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29.
〔2〕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29.
〔3〕胡迎建.论陈三立诗的奇境独辟，锻炼求新〔A〕.文学遗产.〔J〕.2006，(6).
〔4〕俞大维等.谈陈寅恪〔C〕.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8.
〔5〕张荫麟.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A〕.张荫麟先生文集(全二册)〔M〕.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1129.
〔6〕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六)〔A〕.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441.
〔7〕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A〕.张之洞全集.卷228〔M〕.27.
〔8〕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45.
〔9〕张荫麟.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周年纪念〔A〕.大公报·文学副刊〔N〕.1932－12－26.
〔10〕龚自珍.古史钩沉论〔A〕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0.
〔11〕龚自珍.明良论二〔A〕.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1
〔1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2.
〔13〕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76.
〔14〕龚自珍.明良论一〔A〕.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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