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和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从观念上经历了一段变化很大的历史过程。尽管传统的文学观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许多本土的文化资源依然在文学的发展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渗透，文学的思想形态和话语形态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突变。它们带来了文学所置身的文化环境与资源的变化与调整。这一现象不仅造成了促使文学观念变革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也使变革中的文学观念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文学原有的格局与秩序，造成了中国文学空前的繁杂与混乱。有人形容这一变化是“众声喧哗”〔1〕。伴随这种变化，是中国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产生了历史性的动摇，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一变而为各种异端思想蜂拥而起，呈现出中西混杂、新旧交替的复杂局面。
在这一文学观念变化的“众声喧哗”之中，以民主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一直保持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这一时期繁杂与混乱的文学格局中的高亢主调。
不可否认，启蒙主义文学观有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继承的一面。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强调文学对社会和民众的教化作用，并把儒家学说作为这种教化的指导思想，给予文学以较高的社会地位，把文学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但启蒙主义文学观从本质上与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学观还是有着很大区别。区别的根本点在于两者有着不同的思想基础。启蒙主义文学观不再把文学视作士大夫个人载道说教、立言事功或怡情养性的手段，而是看作实现社会变革的大众启蒙工具。这其中包含了文学主体意识变化的历史信息。启蒙主义文学家们意识到“启蒙”之区别于“弘道”、“新民”之区别于“教化”，在于它不单纯是一种对受众的思想或精神支配，而更多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沟通、感悟，这就首先需要启蒙者自身的改变。启蒙者要能够自己先达到“启蒙”的境界，然后才能对他人实施启蒙的行为，如鲁迅所言，即自己先成为“明哲之士”，然后才可以“洞烛”世间之“幽隐”，导国人以光明之坦途。〔3〕这就要求启蒙者不能人为地设置思想教条和精神禁区，而必须对“启蒙”取一种全面开放的态度。所以启蒙主义文学观对文学具有思想和精神解放的作用，这是它同中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学观的最大区别。
启蒙主义文学的启蒙性同封建的“载道”文学的显著区别在于，“启蒙”不是以一种统一的行为模式和理念信条去硬性地规范人们，用蒙昧主义的手段迫使人们接受其观念教义，排斥人们认识的自觉性、主体性，而是以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为起点，启迪人们独立的主体觉悟，由心灵的解放而达到精神的更新。因此，启蒙主义文学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宣传不是刻板生涩的说教、居高临下的点拨，而是通俗平易的启发、热情澎湃的泄导，是一种在平等地位上心灵对心灵的冲撞。也就是说，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民众的自我教育、自我觉悟。这正如梁启超所言:“新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4〕所以，启蒙主义文学观非常强调对文学形式的变革，认为形式是连接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要使文学能达到启蒙的目的，必须要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改革，使之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受众的接受能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传统文学观以向后看的复古保雅为追求的思想，而代之以不断变革求新的意识。同时，启蒙主义文学观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赞成将文学的思想定于一尊，而主张文学思想的多元化，主张给予接受者以自由的选择空间，即如严复所言，启蒙的目的是通过张扬个性而达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解放人的精神，从而恢复民族的活力。
启蒙主义文学观带给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化，是强调了文学对民族精神应起的引导及塑造作用。这种以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文学观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人精神上的奴性，而造成国人精神奴性的原因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专制导致奴性，奴性滋生愚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5〕因此要用民主思想打破专制统治，破除国人精神的奴性及愚昧，即要进行一场“启蒙”的思想运动。“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由此而产生。在改造国民性的工作中，文学被认为是极为有力的武器，颇受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青睐。梁启超对这一点最为推崇，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术，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6〕小说包括文学被启蒙主义文学观抬到了极为惊人的历史高度。客观来说，文学即使需要负担这一民族启蒙的历史责任，也并不具备如梁氏所说的这种神奇力量。把文学抬到了这样一个超出它自身实际功能的地位，为文学后来一系列的历史遭遇埋下了隐患。但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产生，也为文学的革新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促使文学从社会生活边缘走向了中心，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学因此成为了整个社会改革的先导。这就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从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出发，启蒙主义文学观把“新民”作为文学的第一要务，认为文学的责任在于开启“民智”、改良“民风”、鼓励“民气”。故黄遵宪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7〕梁启超指责中国传统小说的弊端:“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所以他认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8〕以这一文学观念为指导，启蒙主义文学家们做了许多有关文学革新的努力，如大力提倡诗歌的通俗化、民间化、大众化，尝试诗体的变革;强调言文合一，改革传统古文的文体规范和模式;推动“小说界革命”，吸收西方小说的写法和手段;倡导“戏剧改良”，从西方引进话剧等等。晚清时期各种新的诗体、文体的实验，以及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等等名目的出现，包括对旧戏的改良和对话剧的引进，都无不与“新民”的文学观念相联系。可以说，启蒙主义文学观带来了中国文学结构的大变革，促进了小说、戏剧等这些新兴文学形式由边缘向中心的位移，也为文学脱“雅”入“俗”开拓了道路。
虽然说民主主义是启蒙主义文学观的思想基础，但民主主义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思想体系，它容纳的思想资源非常丰富而复杂。在这其中对启蒙主义文学观产生最直接、最深入影响的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可以说正是它们支撑起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精神支柱。我们说文学作为“人学”，主要关注的就是人生现象和人性存在，自然很容易受到那些与人生现象和人性存在关系比较密切的思想学说的影响，而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学说。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针对的是中国传统的人身专制与精神专制，它们以破除中国传统制度及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为目的，启动了中国近代史上“人的觉醒”思潮。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家族宗法制度而联结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传统道德观念尤其是儒家伦理，要求人们严格遵循“三纲五常”的等级要求和礼制规范，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9〕。其宗旨是压抑人的个性要求，消泯人的自然欲望，维护家族的和皇权的政治统治与精神统治。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这一伦理要求的极端表述。这种社会专制制度及其附属文化，造成了严重束缚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思想禁锢现象，压抑了中国人的生命力与创造性。西学东渐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最大影响，就是在输入民主主义政治观的同时，把人道主义伦理观和个性主义人生观引入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个观念进入文学领域，便促使了文学上“人的觉醒”思潮的出现。早在改良主义运动那里，“人的觉醒”思潮已初露端倪。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著作《群己权界论》，把西方的“个人”权利观念介绍到中国，使个人的权利诉求获得了文化上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借鉴法国启蒙思想，强调“平等之人有自主之权”，否定宗法制度下的等级与人身依附关系;梁启超依据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肯定欲望、“私德”在人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由肯定欲望、“私德”到提倡为争取个人权利而斗争。此后随着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叔本华等人思想的传播，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逐渐蔓延，形成了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广泛的精神革命。
从人道主义出发，启蒙主义文学观把文学看作是“人”的文学，反对受封建专制主义控制的“非人”文学，强调文学要把“人的解放”作为努力方向，提倡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来关注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对中国以往的封建专制制度，樊锥发出过这样强烈的谴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骤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10〕这种制度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同时也造就了奴性的文学，必须予以改革。侠人在称赞《红楼梦》所包含的“反礼教”思想时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家族之制，与宗教密切相附，而一种不完全之伦理，乃为鬼为蜮于青天白日之间，日受其苦毒而莫敢道”〔11〕，《红楼梦》则能冲破“生命之禁网”，将这一现象“毅然而道之”，使这一制度戕害人性的本质暴露无遗，体现了一种人性的力量。他还认为，文学应该是发扬人性之学，而不能像既往文学那样用“道德”来压制人性。“夫无人性，复何道德之与有?且道德者所以利民也。今乃至戕贼人性以为之，为是乎?为非乎?”〔12〕启蒙主义文学家们从自身的切身体会出发，深感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戕害和对人身自由的践踏，强调文学要能够表达人之自由意愿的重要价值:“不知奴隶之苦者，亦不能知自由之乐。”〔13〕显然，这一时期文学界对人道主义思想的引入和鼓吹，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思潮兴起的先导。
然而，晚清时期虽有对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提倡，但并未形成完整的人道主义文学观。这主要是因为晚清时期的文学家们对人道主义思想的认识还仅限于表面的感性体会，还没有从理性思考的角度领悟到人道主义对人性提升、社会改造的更深入的思想内涵，以及人道主义与文学变革之间深刻的历史关系。如别士的《小说原理》，只是把小说定位于写“人之处事”:“人生既具灵明，其心中常有意念，辗转相生，如画如话，自寤彻寐，未曾暂止”，故发而为小说。〔14〕成之的《小说丛话》，虽然肯定小说写人生的必要性，也应该表现“人生世上，总总痛苦”〔15〕之根源，但也只是仅此而已。它们都没有具体、深入探讨小说为什么必须写“人生”?人生与小说之间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家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表现人生?这些问题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学家们那里才有了比较深入的回答。周作人把新文学定位为“人的文学”，提倡作家要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来看待人，关注人应有的权利和价值，以此揭示人生痛苦和悲剧的根源。〔16〕瞿世英强调小说之所以要写人生，是因为小说与人生之间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内在关系，人们受到“生之压迫”，感到“生之痛苦”，看到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无常，需要把这种感受和体验表达出来，发泄出来，小说于是成为表达人生的重要途径。因此，“小说的范围便是人生，小说家的题材是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感情”。〔17〕小说只有走“人的文学”道路才是正途。尽管如此，晚清时期对人道主义的提倡，还是具有较大的引领意义。它促使人们从“人”的角度来定位文学和理解文学，在打破“载道”文学观念的束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个性主义为启蒙主义文学观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文学观的核心价值。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尤其是儒家文学观那里，人的个体地位与个性价值不被重视。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提出的“原道”、“征圣”、“宗经”三原则，历来为正统文学观奉为圭臬。这三原则都是对个性在文学创作中主体地位的否认与制约。文学只有在符合圣人之道、经典之说的前提下才被承认是好文学，否则便被看作是“谬理邪说”、“淫词滥调”而加以贬斥。明代中叶之后，个性主义在文学中虽有所抬头，但之后又被清代严酷的文化政策所扼杀。近代之后个性主义在文学中的崛起，当然是首先得力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同时也表现为明代中叶个性主义思潮的回流。龚自珍首开近代以来个性主义文学的先河。他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了个性主义的精神，而且在文学观念中大力强调个性主义的作用。龚自珍在《书汤海秋诗集后》一文中提出“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论，认为真正的好诗应是体现了诗人个性的诗，要能够做到“不肯挦撦他人之言以为己言”。〔18〕他所倡导的“尊情”说，其基础就是个性主义。“尊情”的前提是“自尊其心”，也就是尊重个人对生活和人生的独特感受及体验，而不是盲从他人或人云亦云。龚自珍批评那些泯灭个性、不尊真情的做法: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使之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 不知其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寐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19〕
晚清时期，个性主义得到了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的大力弘扬，一时成为相当多新派知识分子竞相标举的思想。由于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有关思想，这一时期的个性主义形成了一种既继承又区别于传统本土文化的个性精神，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个性解放要求。这一时期的个性主义把个体生命、权利和个人价值看作是人生合理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来看待与认识文学的价值。梁启超说:“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20〕“凡人皆立于所欲立之地，是故欲为豪杰则豪杰矣，欲为奴隶则奴隶矣。”〔21〕他一反中国传统思想，特别强调肯定“私”对于中国人个性解放的意义。“为我者，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曰:恶，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22〕从这种个性主义出发，梁启超大力呼吁挑战传统，竭力倡导精神启蒙。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居今日之中国，上之不可不冲破二千年顽谬之学理，内之不可不挑战四百兆群盲之习俗，外之不可不对抗五洲万国侵略、温柔笼络之方策，非有绝大之胆量，岂能于此四面楚歌中，打开一条血路，以导我国民于新世界乎!”〔23〕梁启超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宗法和专制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有力宣战。与龚自珍相比，梁启超的个性主义包含了更为符合现代人精神要求的内容，即对个体生命意义和权利意识的自觉追求。它不再像龚自珍那样将个性追求焊接在士大夫的精神实体上，仅仅成为一种士大夫个人感性生命的实现方式，而是用来自西方文化的启蒙资源将其进行了适应时代要求的话语调整，化作了一种面向国民的理性诉说，成为了改造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面思想旗帜。
但是，梁启超们所提倡的这种个性主义，尽管其基本理念和话语方式来自于西方文化，但精神内涵与西方的个性主义则有所不同。西方的个性主义强调以个人为本位，把人的自然欲望的解放置于个性发展的首要地位，由此而生发出对个体生命、个体人权、个体人格的重视与关怀。如英国思想家穆勒在谈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说:个人的要求倾向于自由，而社会的要求倾向于限制，如果一个社会对个人限制过多，则会抹杀个性。个性就是“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24〕这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一种历史传统。而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的个性主义则把个性看作是社会性的延伸，认为个性是被包容在一种社会群体性价值中的价值显现。人首先应该成为觉醒的国民，才有可能成为获得个性的个人。也就是说人要先从社会身份的变革开始，才有可能上升到个体生命、权利和价值的实现。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的这种个性主义，对此后中国的个性解放运动影响很大，它因此造成了中国近代的个性解放运动与自然欲望解放追求的剥离及分裂。这种个性主义影响到文学，就出现了仅仅把文学当成社会权利之启蒙载体而否认其作为自然欲望之启蒙载体的观念，从理论上将文学与启蒙的政治化、道德化做了逻辑上的捆绑。近代以来，凡进入启蒙文学范围的作品无不尽量占据政治或道德的高地，而将那些涉及到自然欲望解放要求的作品悉数赶入到“狭邪”文学的小圈子，予以贬斥或谴责。晚清的狭邪小说、“五四”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之所以屡屡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文学观念造成的。这就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文学与西方启蒙主义文学的显著不同。
启蒙主义文学观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和发展的大潮中占据主流的地位，这既给中国文学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启蒙主义文学观从“开启民智”、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出发，竭力提高文学的地位，赋予文学以可以变革社会、扭转乾坤的神奇功效，造就了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神话”。梁启超的断言:“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25〕成为了那一代文学精英的共识。这一方面使得文学的变革受到社会知识界的普遍重视，为文学变革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也为文学主动参与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文学从此背负了不应有的沉重的政治、道德负担，造成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功利主义文学倾向的泛滥，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比较严重地影响到了文学的正常发育及成长。而后者则是是我们在考察近代启蒙主义文学观的积极历史作用时，不得不格外予以关注的问题。
〔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M〕//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2〕曹丕.典论·论文〔A〕.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9.
〔3〕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梁启超.新民说〔A〕.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09.
〔5〕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A〕.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6〕〔8〕〔25〕梁启超.论小说与改良群治之关系〔A〕.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9，352，353，353.
〔7〕黄遵宪.与丘菽园书〔A〕.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1.
〔9〕孔子.论语·颜渊〔A〕.朱熹，注.四书集注〔C〕.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163.
〔10〕樊锥.《开诚篇》之三〔A〕.樊锥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4:9.
〔11〕〔12〕侠人.评《红楼梦》，《小说丛话》〔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90，91.
〔13〕自由花.《自由结婚》弁言〔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09.
〔14〕别士.小说原理〔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4.
〔15〕成之.《小说丛话》〔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58.
〔16〕周作人.人的文学〔A〕.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Z〕.北京:北京那个大学出版社，1997:60.
〔17〕瞿世英.小说的研究:上篇〔A〕.同上，第242页。
〔18〕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A〕.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C〕.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
〔19〕龚自珍.述思古子议〔A〕.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
〔20〕〔21〕〔22〕〔23〕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A〕.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58，160，160，161.
〔24〕穆勒.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4.
〔25〕梁启超.论小说与改良群治之关系〔A〕.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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