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鹤同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就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视的是其有无专门学问。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决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件事，是物色北大新学的领军人物。他的好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向他推荐了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杂志交给他。他翻阅了《新青年》杂志后，马上决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三百元，并立即徒步前往前门外煤市街的旅店拜访陈独秀。

　　1905年，蔡元培和陈独秀曾在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时陈独秀到北京是为了筹集资金，使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起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蔡元培就每天来看陈独秀。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上看戏，睡得晚起得迟。有时，蔡元培来得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拿了个凳子在房门外等候。陈独秀见他一片诚心，不忍当面回绝，就推辞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不料，他马上建议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陈独秀见他如此诚挚，不忍再回绝。

　　蔡元培果然慧眼识珠，陈独秀到了北京以后，帮助蔡元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的面目焕然一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陈独秀任文科学長后，向蔡元培竭力推荐《新青年》杂志投稿者、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蔡元培看了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及以前已发表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后，认为胡适旧学新学皆有造诣，决定聘请胡适任教授。胡适接到陈独秀的通知，很快回国接受聘任。1917年9月12日，五十一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设宴接风。

　　1918年，胡适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北大内和学术出版界对胡能否写出如此专著是存有怀疑的，有反对派认为这是胡不懂文言的“藏拙”的“抄袭之作”；商务印书馆虽经蔡元培极力推荐勉强接受，但对其出版前景并不乐观，最后以三十元低价买下。蔡以其国家宿儒、学界领袖的身份对此书大加赞许，并作序推荐。1919年2月此书出版，风行海内，面世三年之内再版七次，奠定了胡适在学术界的地位。对此，胡适说自己的“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胡适也全力支持蔡元培的工作，共同推进北大的教育改革。

　　更令人感动的是，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授时，梁漱溟只有二十四岁，北大的学生有些比他的年龄还大。1917年，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没有考上，论学历他只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但是，1916年，梁漱溟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究元决疑论》一文，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了蔡元培的高度重视，他认为梁的功底深厚，前途无量，甚为惋惜，说：“梁漱溟想当学生没有资格，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主持印度哲学讲座。

　　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说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来吧！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最后梁漱溟答应到北大任教。

　　于是，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一站就是五年。在校期间，梁漱溟不仅很快胜任了教学工作，还写出了《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重要学术著作，轰动了中外哲学界。

　　当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梁漱溟、马寅初、李四光、马叙伦、辜鸿铭、刘师培等一大批新锐人物和旧派学者济济一堂，各得其所、云集北大时，正显出了蔡元培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用人思想的睿智、大度与气派。

　　【原载2014年8月15日《中国国门时报·国门

　　副刊》】

　　插图/收纳人才/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