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玉生

　　大业六年（610年）春正月，隋炀帝杨广在诸胡酋长来朝进贡，毕集洛阳之时，“陈百戏于端门街，执丝竹者万八千人，自昏至旦，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诸胡客请入丰都市场交易，许之。先命整饬店肆，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胡客过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饱而散，不取其钱，绐（欺骗）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钱。胡客皆惊叹。其黠（狡猾聪慧）者颇觉之，见以缯（丝织品）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不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无以为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隋炀帝杨广的“洛阳显富请客”。

　　无独有偶，一千三百余年后的1943年，民国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招待一个英国访华团，在宴席上也夸耀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有什么，不像你们英国，战时每人每周只配给一个鸡蛋。”而此时千里之外的河南，百姓正经历着可怕的饥荒，上千万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呈现着“饿死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慘景象。

　　以上两件事，前一件是隋炀帝向诸胡显摆中国之富，后一件是民国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向英人显摆中国之富。发生的年代不同，针对的对象也不同，但心态相同，那就是无耻的权贵心态和“不诚实的自欺”。因为炀帝在“陈百戏于洛阳”，让胡人白听，令洛阳酒肆“醉饱而散，不取其钱”之时，他并非不知道偌大个中国还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者。同样，民国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招待英人，胡吹海喝之时，也并非不知道河南正面临大饥荒，正在饿死人。

　　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理中，向来有两种东西难以理喻，一是“古已有之”。一说话就拿老祖宗显摆，以文明古国自居；二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似的摆阔。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来华，名义上是来给乾隆祝寿，实际上是找中国建立商贸关系。因为当时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急需开拓国外市场。马戛尔尼来华，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在觐见的礼节上却发生了争执，乾隆以“天朝”自居，非要英使行双膝跪拜之礼，英使不同意，说只有对上帝才能下跪，对英女王也只单膝下跪、行吻手礼。双方因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争论不休，僵持了月余，最后同意英使“单膝下跪”，争论才告结束。然而，对贸易问题，乾隆却一概拒绝。乾隆统治后期的清王朝腐败横行，国力下降，危机四伏，和英国相比，穷乎？富乎？显然，和人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天朝的尊严”使之闭关锁国，丧失了一切发展的机会，闭关锁国始于斯，盛于斯，一直祸及晚清。

　　一位哲人说过：“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和东西，即使他讲的是实话，那也是丑恶的。”何况我们“打肿脸充胖子”炫耀的多数是不真实的呀！更何况我们是在百姓疾苦之上炫耀呢！

　　【原载2014年8月18日《上海法治 报·法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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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以骄奢淫逸为耻/冯印澄